第3版()
专栏：
彻底清算“四人帮”要“砸烂”专政机关的罪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批判组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阴谋集团出于反动阶级本性，对无产阶级专政极端仇视，疯狂咒骂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是什么“黑线统治”，“十七年没有干一件好事”。江青疯狂叫嚣要“彻底砸烂公检法”，残酷迫害广大政法干部和人民警察，为被惩治的犯罪分子鸣冤叫屈，为被镇压的反革命势力扬幡招魂，为美蒋和苏修特务、间谍开放绿灯，造成十分严重的恶果。在一些地方，地富反坏得意忘形，牛鬼蛇神纷纷出笼。这些反革命匪徒打起“造反”的旗号，冲击政法机关，围攻干部、民警，打击革命群众，进行反攻倒算。“四人帮”叫喊要“砸烂公检法”的罪恶目的，是妄图把我国政法部门从政治上搞臭，思想上搞乱，组织上搞垮，业务上搞掉，另搞一套为他们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服务的法西斯专政工具。但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是坚不可摧的。“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被彻底粉碎了，他们终于逃脱不了八亿人民的惩罚。
“彻底砸烂公检法”，是明目张胆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器，国家机器的主要成分是军队、警察、法庭等暴力机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性，必须建立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就一定要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人民的军队，也一定要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人民的公安、司法机关。列宁说：“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在于肃反委员会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它在这方面的作用是无法估计的。要解放群众，除了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没有其他办法。肃反委员会就是做这个工作，它对无产阶级的功绩也就在这里。”（《列宁选集》第3卷第606页）毛主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原理，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就指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这个思想贯穿在毛主席的许多光辉著作中。毛主席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指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毛主席根据马列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都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专政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只有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充分发挥专政机关的威力，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保证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巩固。“四人帮”公然叫嚣要“彻底砸烂”无产阶级专政机关，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妄图根本改变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性质和任务。这充分暴露了“四人帮”的反动本性，说明他们是一伙彻头彻尾的极右派。
“彻底砸烂公检法”，是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疯狂反扑。
新中国建立以来，毛主席不但写了保卫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尽力加强之的光辉题词，还亲自起草、修改、审批关于政法工作的重要文件，对镇反、肃反等问题作了很多重要指示。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些指示完全符合阶级斗争的客观需要，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国政法机关在毛主席指示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因而也必然遭到阶级敌人的咒骂。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趁我党整风之机，跳出来对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恶毒地攻击政法部门，妄图全盘否定我国的政法工作，为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翻案。毛主席当时指出：“我们在肃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无疑是我们国家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并亲自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国民经济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刘少奇跳出来攻击我们的政法部门。毛主席又严正指出：“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事实证明，我国政法部门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肃反、三大改造、反右斗争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有效地保卫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进行，成绩是主要的。这些成绩是同政法部门广大干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努力分不开的。一九七一年的一次会议期间，毛主席针对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恶毒破坏政法机关的疯狂叫嚣，明确指出，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敬爱的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会上明确宣布，在公安战线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不能说文化大革命前是黑线统治着，这种说法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等于否认毛主席的领导，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迎头痛击。
但是，“四人帮”贼心不死。一九七三年，王洪文公然污蔑一九七一年那次会议“是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搞的”，胡说什么“中央也不了解”，公然否定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周总理的重要讲话，彻底暴露了他们目无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另立帮中央的狼子野心。“四人帮”的余党也纷纷跳出来污蔑我国政法工作“符合社会主义的东西不多”，叫嚷要“突破老框框，闯出新路子”。他们把政法机关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绩说得一无是处，否定十七年的成绩，迫害在专政机关忠心耿耿为革命事业做出成绩而又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广大干警。这一切充分说明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凶恶敌人。他们要的“社会主义”，就是搞反革命修正主义；他们所谓“突破老框框”，就是全盘否定毛主席给政法部门规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他们要闯的
“新路”，就是这伙新老反革命分子所熟悉和留恋的蒋介石国民党的老路。
“彻底砸烂公检法”，是为城乡资本主义复辟势力鸣锣开道，充当牛鬼蛇神的保护伞。
“四人帮”攻击专政机关惩办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是什么“矛头向下”、“镇压群众”，这是极端反动的。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不管在上面，在下面，凡是搞资本主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凡是违法犯罪的，都要严加惩办。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四人帮”妄图用“上”、“下”偷换阶级分析，搅乱阶级阵线。他们煽动“矛头向上”，就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反对“矛头向下”，就是要保护他们的社会基础——牛鬼蛇神。
“四人帮”一伙为了网罗牛鬼蛇神，竟为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翻案。江青公然喊出“打开监狱找左派”的反动口号，把十恶不赦的罪犯封为“左派”，叫嚣要给予释放。王洪文多次强令政法机关释放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难怪关在监狱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嗅到“四人帮”的反革命臭味后，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把变天复辟，卷土重来的希望寄托在“四人帮”身上。无数事实证明，“四人帮”是一切反动势力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他们的社会基础，就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张春桥在一次会上说：流氓阿飞“很勇敢”，“有长处”。王洪文直言不讳地说：“这些人到关键时刻还是有用的”。这就不能不令人想起四十多年前法西斯头目希特勒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希特勒在公开场合回答其同党要求把一个敲诈能手埃塞开除出党时说：“只要他对我有一天的用处，我就留他一天。”“四人帮”人心丧尽，极端孤立，要搞反革命复辟，不依靠这些人，还能依靠谁？依靠流氓恶棍、社会渣滓来拼凑反革命势力，在中外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登上了皇帝宝座，后来又投降卖国的路易·波拿巴，就是把一些流氓、刑事犯、骗子、游民、扒手、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下流作家等等社会渣滓、残屑和糟粕，看做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势力。蒋介石也是依靠青红帮一批流氓、恶棍、地痞等发家的。“四人帮”对那些反革命幽灵传授下来的“秘方”，视如珍宝，依法炮制。王洪文的“小兄弟”中，就有参加过反革命小集团、曾经企图偷越国境的“阿飞司令”，五毒俱全的坏分子，盗窃国家资财的大贪污犯，作恶多端的流氓，等等。他们把这些亡命徒搜罗起来，拉入党内，作为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的骨干，提拔重用，窃夺大权，称王称霸。正因为如此，他们把专政机关看成眼中钉，妄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彻底砸烂公检法”的罪恶目的，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法西斯专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广大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斗争的时候，“四人帮”反党集团混水摸鱼，歪曲路线斗争的阶级实质，别有用心地提出了什么文化大革命是解决“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的反动谬论，矛头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妄图推翻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民政权。“彻底砸烂公检法”，就是这个罪恶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指示要在全国各地普遍组织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以协助人民政府肃清反革命，防奸，防谍，保卫国家和公众治安，“四人帮”也要全部取消，另外建立一套所谓民兵、治保、消防“三位一体”，以取代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他们叫嚷民兵要“立法”、“管法”、“执法”，甚至叫嚣“国家管理要归民兵了”。我国亿万民兵一直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和有关政策、法令的规定，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维持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四人帮”则是要以被他们蒙蔽和控制的民兵取代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包揽公安、法院的职权，对抗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民兵基本任务和有关政策的规定，妄图把民兵搞成供他们驱使的驯服工具，践踏无产阶级的革命法制，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搞法西斯专政。他们制造一大批假案，把不少公安干警打成反革命。张春桥曾经咬牙切齿地说：“这个国家机器要彻底砸烂，另起炉灶。”他们所谓“另起炉灶”，就是要建立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法西斯专政机构。张春桥、姚文元已在阴暗的角落里制定了“镇反”、“杀人”、“枪毙一批”的恶毒计划。江青则经常嚎叫“只恨我手中没有杀人的刀！”杀气腾腾，磨刀霍霍，他们妄想要靠杀人来实现其法西斯统治。这伙害人帮一旦上台，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国家就要改变颜色。
“四人帮”垮台了，但是他们的流毒和影响还远没有肃清，他们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还没有彻底摧毁。我们对此千万不可估计低了，估计浅了，估计少了，估计小了。不能有一点书生气，要乘胜追击，继续做好清查工作，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我们一定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总结经验，不断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抓纲治国的伟大战略决策而战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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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的调查
中共河南省委、南阳地委、唐河县委联合调查组
一九七四年一月，批林批孔运动刚开始，“四人帮”就精心炮制了一个所谓的
“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这个事件对整个教育战线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战线广大师生员工迫切要求把这个事件的真相搞清楚，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迫切要求对这个事件中被处理的有关人员的错误结论，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为此，我们组织专门力量，对这个事件重新作了严肃认真的调查。调查结果证明，所谓“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完全是叛徒江青为实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混淆是非，颠倒敌我，蓄意炮制的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冤案。
所谓“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
的真相
所谓“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是“四人帮”利用该校一个叫张玉勤的同学自杀而制造出来的。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对张玉勤同学自杀的前后情况，以及她在学校的表现，作了全面了解。张玉勤同学受
“四人帮”“读书无用论”的毒害较深，平时不好好学习，在期中的一次考试中，除了体育、音乐、劳动外，其余功课全不及格。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下午，学校进行英语期末考试。张玉勤答不上来，在考卷背面写了六句话：“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不会ABCD，还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的班，还埋葬帝修反。”第二天上午，监考老师把卷子交给了班主任杨天成。杨天成先找张玉勤谈话，讲了学外语的重要性，并让她在班上作检查。张玉勤不作检查，杨天成就在班上批评了她。当天晚上，召开班主任会议，杨天成把张玉勤答卷的情况向学校负责人罗长奇作了汇报。十二日早操后，罗长奇把初中班学生集合到一起，讲了要以优异成绩向党汇报，表扬了考试中表现好的学生和集体，并不点名地批评了张玉勤。就在这天吃早饭时，张玉勤称病让同学代请假离开学校。十四日早上，在离校四、五华里的水库桥下发现了张玉勤的尸体。经唐河县公安局验尸，断定为自杀。
事情发生以后，唐河县委、南阳地委以及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多次派人进行调查，提出了严肃处理的意见，并向省教育局作了报告。省教育局及时上报了国务院科教组。
一九七四年一月，叛徒江青从《人民日报》一个内部情况中看到了这个材料，如获至宝，私自派出她的男女两个黑干将，直接窜到马振抚公社，对这一事件重新进行所谓“调查”。这两个黑干将到河南之前，不向省、地、县委打招呼；到河南之后，又不交出介绍信，不通报姓名，不说明来意。所到之处，态度极其傲慢，行动十分诡秘。经过不到一天的“调查”，就匆匆溜走。很明显，他们如此保密，是妄图拿这个事件对河南省委发动突然袭击，置河南省委于措手不及的境地。由于他们急于搞阴谋，甚至连地名也没有搞清楚，竟然把马振抚的“抚”字写成了“扶”字。
这两个黑干将经过一番“调查”，炮制了一个黑“材料”，称张玉勤“有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说她所以要在卷子上写那六句话，是“因对学校整天用考试整学生很不满意”。张玉勤反的是什么潮流？据调查，张玉勤在考卷上写的那六句话，前边的四句是从当时报纸上一个学生批判“读书无用论”的文章中抄来的。这只能说明，张玉勤同学受“四人帮”“读书无用论”的流毒和影响很深，说明她不是受什么“回潮”、“复辟”的迫害，而是受“四人帮”的毒害致死的。张玉勤同学是“四人帮”推行修正主义极右路线的牺牲品。
从调查情况看，罗长奇特别是杨天成对张玉勤同学的自杀，是有一定责任的。杨天成同志对有缺点、错误的学生不是热情关怀，耐心细致地进行思想教育，是错误的。罗长奇同志在张玉勤同学思想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又在初中学生大会上进行批评，这样做也不对。但是，罗、杨二同志的错误性质，是属于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而“四人帮”却无限上纲，颠倒敌我，把罗、杨两同志当反革命逮捕起来，妄图把他们置于死地。新生反革命分子王洪文叫嚷“要判重刑”，叛徒江青狂叫“要向全国控诉”，这是别有用心的。
“四人帮”利用一个学生自杀
事件想干什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四人帮”伙同林彪疯狂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在他们的干扰破坏下，教育战线形而上学猖獗，无政府主义泛滥，“教育工作危险论”、“教师倒霉论”、“读书无用论”蔓延滋长，教育质量大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七二年，敬爱的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对教育工作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明确指出，要加强基础理论、基础知识的教学，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学生，要提高教育质量。周总理的指示，受到全国人民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热烈拥护，也受到广大学生的热烈拥护。河南省各级党委和教育行政部门很快进行了贯彻落实。唐河县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强调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抓好智育，批判了“以干代学”，进行了文化考查。一九七三年春，全县进行初中升高中统一考试，马振抚公社中学成绩较差。为了改变落后面貌，全校教师做了大量工作。首先抓了基本路线教育，开展了学习雷锋活动。同时，积极培训教师，帮助教师提高业务能力；要求教师认真备课，写好教案；对学习较差的学生进行补课；建立健全了维持教学秩序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措施都收到了较好的成效。事实证明，这一时期马振抚公社中学是在努力贯彻周总理的指示，执行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的。罗长奇和杨天成同志对教学严格要求，对学生敢于管理，工作是有成绩的。
“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为了把这个学校打成“复辟”、“回潮”的“典型”，捏造了许多事实。他们炮制的“材料”，公然造谣说：“张玉勤所在班一学期数学课大小考多达十八次，语文考九次，其他课有时平均每天考一次。”他们造谣诬陷，竟然达到这样荒唐的地步：把教师好意给学生针灸治病，也说成是“变相体罚”。他们别有用心地罗织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给这个学校扣上了“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复活旧的教育制度‘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一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达到惊人地步”等大帽子。
“四人帮”及其黑干将为什么硬要把马振抚公社中学诬陷为“复辟”的“典型”呢？他们自己说得很清楚：“江青抓的是一个教育问题，但它涉及到各条战线存在的一个共同问题”。这就是说，由于贯彻执行了周总理的指示，马振抚公社中学“复辟”了，整个教育战线“复辟”了，其它各条战线也“复辟”了。这样，他们就可以祭起这个“复辟”、“回潮”的“典型”，上打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下整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教师，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服务。
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摧残
“四人帮”一手炮制的所谓“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对教育战线，特别是对中、小学教育的破坏是灾难性的。
一九七四年，在“四人帮”及其黑干将的强大压力下，河南全省到处抓所谓“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揪所谓“罗、杨式人物”。唐河县层层举办学习班，摆所谓“复辟”的表现，查所谓“复辟”的原因，找所谓“复辟”的教训。在摆、查、找的过程中，“四人帮”不仅残暴地把罗长奇、杨天成同志逮捕入狱，而且对广大教师、干部大打出手。不少教师、干部被逼写检查，受批判。一时弄得人心惶惶。“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又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全国。“四人帮”强令各省派人到马振抚公社中学参观所谓“复辟”的情况，学习什么“打翻身仗”的经验。
“四人帮”的两个男女黑干将在马振抚期间，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大肆宣扬“读书无用论”、“读书有害论”。他们大骂那些爱学习、守纪律的学生是“五分加绵羊”，把一些不守纪律、不好好学习、偷考卷的学生吹捧为“敢造反”、“有反潮流精神”。“四人帮”这种倒行逆施，虽然一开始就受到广大师生的反对和抵制，但是，在他们的淫威下，在他们的反动思想毒害下，不少学生的思想搞乱了，纪律松弛了。有的学生没有革命理想，不读书，不上课。一些中毒较深的学生，千方百计同教师“对着干”，教师连最起码的课堂秩序都难以维持。“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之后，学生的学习质量显著下降。马振抚公社双河大队学校，今年挑选了二十名学习还算好的初中毕业生考高中，结果，数学得“○”分的十三人，其他七人共得六十二分，总计每人平均三点一分。广大教师深切地感到：“四人帮”一再叫嚷的“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实际上是剥夺工农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对工农兵实行反革命的文化专政。广大贫下中农气愤地说：“四人帮”在马振抚打的“翻身仗”，“乱了思想，荒了学业，毁了教育，害了青年，翻到修正主义泥坑里去了”。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以后，“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的真相得以大白于天下。冤案必须昭雪。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是非、路线是非必须一一澄清。最近，中共河南省委作出决定，给在“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中受“四人帮”打击、迫害的教师、干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这一决定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今天，马振抚公社中学的广大师生员工，心情舒畅，扬眉吐气，无限感激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心与全国人民一道，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深入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彻底肃清“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的流毒和影响，为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努力把马振抚公社中学办好，培养真正又红又专的人材，以实际行动报答华主席、党中央。
在“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中，被“四人帮”残酷迫害的杨天成老师，重新回到教学岗位，受到学生欢迎。
新华社记者摄（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