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他们要乱谁家的天下？
——武汉地区人民揭批“四人帮”鼓吹“越乱越好”的反动谬论
“四人帮”指使他们在湖北的黑干将疯狂捣乱，“越乱越好”，把个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地区，闹得长期不得安宁。这些黑干将横行霸道，作恶多端，冲击省、市委，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破坏交通，破坏工农业生产，使革命和生产遭受严重损失。仅一九七四和一九七六两年，武汉地区减少的工业总产值，就相当于二十七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
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第三个战役正在武汉地区迅猛开展。广大干部和群众抓住“四人帮”炮制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狠狠揭露和批判他们鼓吹“越乱越好”谬论的反动实质，清算他们妄图搞乱无产阶级天下的滔天罪行。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我国重要工业基地之一的武汉地区，多年来深受林彪、“四人帮”“乱字经”的祸害。这伙凶恶的阶级敌人为了“搞乱全国”，看中了武汉这个战略要地，千方百计把黑手伸到这里。他们肆意篡改、歪曲毛主席的教导，发出要“闹它个天翻地覆”的反革命嚎叫，指使他们在湖北的黑干将，疯狂破坏毛主席发动的每一次政治运动，使武汉地区多年来几经反复，长期不得安宁，革命和生产蒙受严重损失。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就伙同林彪反党集团，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口号，煽动资产阶级派性，挑起武斗，把武汉地区闹得不得安宁。特别是党的“十大”以来，“四人帮”不顾毛主席一再提出要安定团结的指示，加紧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伐，疯狂地进行破坏和捣乱。他们肆无忌惮地通过在全国总工会筹备小组的心腹和“梁效”写作班子成员，以及在上海的余党和河南的那个“两省总督”，直接插手武汉，“管一管湖北”。不仅如此，王洪文、江青还亲自出马，赤膊上阵，对湖北省委施加压力，当着省委同志的面指使湖北的黑干将“要坚持斗争”，“不要把头上的角，身上的刺都磨平了”。在“四人帮”的直接指挥下，这些黑干将明目张胆地与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分庭抗礼，叫嚣“这次要大搞一番，和他们拚了”，“要搞得七处起火，八处冒烟”。
他们究竟要乱谁家的天下？武汉地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联系“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在武汉制造的一件件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广大群众首先剖析批判了“四人帮”鼓吹的所谓“乱一点有好处，乱显得我们有生气”的谬论。大家指出：这一反动谬论是“四人帮”祭起的一面乱党、乱军、乱民的黑旗。在这面黑旗的招摇下，“乱世英雄”纷纷出笼。湖北、武汉地区的黑干将紧紧跟着叫嚷什么“大乱大好，小乱小好，不乱不好，停工停产最好”。这帮家伙唯恐天下不乱，到处兴风作浪，哪里安定团结，他们就说哪里是“一潭死水”，“必须大乱”；哪里生产搞得好，他们就说哪里“路线不清”，要“生产暂停”；哪里反对他们的“乱字经”，他们就说哪里是“捂盖子”。广大群众说，“乱”究竟对谁有好处，究竟“显”出了谁家的“生气”？我们革命人民是一清二楚的。在这里，人们用两起“乱”的例证对这一反动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
一起发生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当时“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不批林，假批孔，借着“四人帮”刮起的“三箭齐发”的妖风，纠集一伙人，在京广铁路线上制造卧轨、拦车事件，使这条贯穿我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顿时陷于瘫痪，使国家在经济上蒙受了损失，给人民造成了困难，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另一起是一九七五年初，正当武汉人民遵照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掀起抓革命促生产高潮的时候，“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们，又在武汉人口稠密、商业集中的最繁华的闹市区制造了“六渡桥事件”。他们在那里静坐绝食，抢占据点，殴打民警，设置路障，中断交通达十一天之久，有七条线路的公共汽车、电车和其它各种车辆无法从这里通过。工人们只好绕道步行上班，有的要步行二十多里。这一带的商店不能营业，人们不能上街。一时间，繁华的闹市区成了牛鬼蛇神猖獗、流氓阿飞横行的世界。
以上只是这伙坏蛋在武汉地区恣意捣乱的两例。几年来，其他各种形式的聚众闹事是屡见不鲜的。他们这股“乱”的祸水流到哪里，哪里就乌烟瘴气，鸡犬不宁。广大群众愤怒地说：“四人帮”叫嚷的“乱有生气”，对于革命人民来说是大灾难；他们所说的“乱有好处”，只能是对新老资产阶级有好处，对帝修反有好处。他们的“乱字经”，就是“复辟经”。
“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黑干将不仅有“乱”的理论，还有“乱”的策略。他们在武汉地区所施展的反革命策略之一，就是首先把那些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重要厂矿企业搞乱。叛徒江青亲自向他们的黑干将面授机宜说：“抓住了武钢，就抓住了武汉，抓住了湖北。”湖北的黑干将心领神会，大叫，“湖北要乱，武钢首先要乱。武钢乱了，就能控制湖北。”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窜到武钢，搞串连，开黑会，煽阴风，点鬼火，叫嚷“炉子熄火就是胜利！”拚命进行捣乱，使武钢的革命和生产遭受严重破坏。一九七三年，武钢广大职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生产蓬勃发展，钢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一九七四年竟被他们糟踏得不成样子，钢产量比一九七三年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一九七五年武钢生产刚刚回升，一九七六年又被这伙坏蛋乱坍了，使钢产量比一九七五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多。广大群众在批判中指出：“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要把我国第二大钢铁基地搞垮，就是要摧毁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并且通过武钢的影响，来搞乱武汉，搞乱湖北，牵动全局，其用心何其毒也！
不仅如此，武汉地区的黑干将们还把江青的反革命策略扩而大之，对许多大型厂矿企业都进行冲击。象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等许多重点企业，都被他们乱成了武汉地区有名的
“重灾户”。我国机床行业重点企业之一的武汉重型机床厂，是“四人帮”在湖北黑干将的“战略”重点之一。他们叫嚷：“武重一动，山摇地动”。那个被称为大乱武汉的“四大金刚”之一、自诩为相当于“副省长”的坏家伙就在这个厂。他在这个厂网罗牛鬼蛇神，组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并同社会上的“乱世英雄”们紧密勾结，里呼外应。毛主席每发动一次政治运动，这个坏家伙总是带领他的“帮兄弟”杀向社会，又是作街头“讲演”，又是发表“声明”，又是散发传单，在武汉三镇掀起阵阵恶浪，成了武汉和湖北的一个“乱源”。
“四人帮”及其湖北黑干将大乱武汉，在经济上造成的损失是令人震惊的。武汉地区人民算了一笔损失账：仅一九七四和一九七六两年，武汉地区减少的工业总产值，就相当于二十七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广大群众愤怒地说，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大乱社会主义江山，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帝修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帝修反的别动队。
“四人帮”的黑干将们为了把革命和生产的形势搞乱，丧心病狂地大搞翻案复辟活动，网罗牛鬼蛇神，壮大帮派骨干力量。他们公开发出“大乱大翻身，小乱小翻身，不乱不翻身”的反革命叫嚣，还疯狂地喊叫：“要把颠倒了的革命力量颠倒过来，把颠倒了的革命对象颠倒过来，把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他们要“翻”的什么身，他们要把几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颠倒过来意味着什么？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批判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帮家伙所说的“翻身”，就是要为所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翻案；他们要颠倒历史，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让地主资本家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
人们指出，“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都是靠捣乱破坏起家的。文化大革命中，根据毛主席清理阶级队伍的战略部署，对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进行了清查，还了他们的本来面目。他们一直怀恨在心，伺机反扑。一九七四年，他们乘“四人帮”另搞一套之机，冲进省委机关，抢走清查的档案材料，毁灭罪证。他们以百倍的仇恨，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机关，进行阶级报复。仅从一九七四至一九七六年九月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由湖北黑干将煽动大规模冲击公安机关就达八次之多。一九七四年夏，湖北的黑干将煽动一批不明真相的人，在武汉市公安机关门前静坐绝食，无理要求无产阶级专政机关释放作恶多端的罪犯。在他们要求释放的罪犯名单中，有流氓，打砸抢者，杀人犯，贪污盗窃犯，历史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这样一些坏蛋，却被他们封为什么“反潮流战士”、“抗暴英雄”、“革命闯将”、“坚定的革命左派”，还有什么“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杰出代表”。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一伙亡命之徒竟恼羞成怒地抓走了市法院的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并狂妄地向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发出了“最后通牒”。
武汉人民回顾这一桩桩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事实，义愤填膺地说：“四人帮”鼓吹“大乱大翻身”，就是要纠集地、富、反、坏和一切牛鬼蛇神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他们的阴谋得逞了，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就会惨遭毒手，劳动人民就会再吃二遍苦，我们的国家就会改变颜色，这是一幅多么危险的情景！
“四人帮”的党羽们正是为了乱中夺权，妄图另立张春桥的所谓“新天朝”，他们把罪恶的矛头始终对准着省、市委和各级党委领导机关，对准着那些久经考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武汉的这些黑干将们声嘶力竭地叫喊“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反动口号，肆无忌惮地围攻、绑架省、市委领导人，冲击省、市委机关，到处“踢摊子”，“挂牌子”，抢章子，搞“进驻”，另立领导中心，同各级党委“对着干”。他们美其名曰“对着干”“才可以分清真假美猴王”。他们直言不讳地声明，搞乱“就是为了权”，“官是闹出来的”，“要把这些老家伙闹得昏头转向，让他们服服贴贴把权交过来”。一个野心勃勃的家伙说得更露骨：“老干部抗战八年，现在是部、委、办一级干部，老子造反十年，为什么不能当个省委书记？就是中央主席也可以给我试一试嘛！”这一番话，把他们的狼子野心表述得多么淋漓尽致！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四人帮”及其黑干将没有违背这个逻辑。他们阴谋搞乱无产阶级天下，结果被无产阶级前进的车轮碾得粉身碎骨。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指引下，今天的武汉三镇，很快由乱转化为治。全市秩序井然，社会风气大变，革命和生产形势越来越好，到处呈现着欣欣向荣的景象。工业战线已经扭转了“四人帮”干扰破坏所造成的生产停滞甚至倒退的严重局面。到十月底止，武汉地区工业总产值已完成年度计划的百分之八十三，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九。一些“重灾户”形势已经迅速改观。武汉钢铁公司和武汉重型机床厂等“重灾户”，广大职工发动起来，愤怒控诉“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黑干将的罪行，摧毁他们的帮派体系。广大职工心情舒畅，干劲倍增。武钢党委还认真整顿了各级领导班子，狠抓职工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建立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技术练兵活动，大搞攻关会战，使广大职工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最近几个月，武钢的钢和生铁产量都创造了今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整个武汉地区生机勃勃，广大干部和群众决心乘胜前进，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新华社记者
第3版()
专栏：
“防范和破案标兵”桂继成
广西柳州车站派出所民警桂继成同志，勤勤恳恳为党为人民工作，在对敌斗争中取得了显著成绩。最近，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铁路局公安处委员会作出决定，授予桂继成同志“防范和破案标兵”的光荣称号。
桂继成一九七○年参加公安工作，一九七五年调到柳州车站派出所。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桂继成进步很快。去年十月以来，他已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他认真地学习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和报告，积极投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在斗争中，他搞好公安工作的事业心不断增强。
桂继成以“铁人”为榜样，“八小时内拚命干，八小时外多贡献”。他值班时，总是不停地在候车室、站内站外流动观察，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所里的同志说：桂继成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患有比较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但坚持每天到所里工作。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今年二月，组织上决定让他到桂林疗养三个月，但不到两个月他就回到了工作岗位。
桂继成对革命工作不分份内份外。只要对党对人民有利的事，就积极主动去干。他出差乘车，除协助乘警搞好列车上的治安防范，还帮助列车员查验车票，协助餐车收碗筷。他出差外地时，也不放过任何可疑的情况。今年四月六日，他出差玉林返回柳州时，在火车站门口发现一个人拿着一张火车票反复地看，等到162次车快要开出时才匆忙进站上车。桂继成感到可疑，上车后立即把这个情况向乘警报告，经审查，那人用的是废票，所持证明也是假的，是一个投机倒把分子。
今年六月，桂继成在出席柳州铁路局学大庆会议期间，坚持白天开会，晚上回所工作。十日零点多钟，他在出站口发现一个可疑的人要挤出车站，立即进行盘问。正在查看证明时，这个家伙转身就跑。桂继成紧紧追赶。当追到车站附近一个暗处时，这个家伙凶狠地反扑过来；桂继成和他进行英勇的搏斗。这家伙个头大，桂继成两次被压在地上，仍然紧紧地抓住不放。在这紧急关头，派出所女民警宋广芝闻声赶到，和他一起抓住了这个家伙。经查明，这人是一个长期流窜的重大案犯，当场在他的提包内缴获了赃物。
几年来，桂继成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刻苦钻研业务，不断提高对敌斗争的本领。
他为了辨认介绍信的真伪，把所里扣下的假证件、假公章研究了再研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有一次，他发现一个自称是运转值班员的人使用一张铁路免票，便问这个人：“你是值班员，请问，把列车接进一道，进站信号机该显示什么信号？如果接进二道呢？”这人答的全是外行话。经查实，这人原来是个盗用职工免票的投机倒把分子。另一次，桂继成发现一个持铁路免票的人，说是机务段的司机，但免票已经开了一个多月才出差。他想，司机不可能长期出差在外，此人可疑。便问：“你是司机，机车跑一百公里要烧多少煤？”这人答道：“要烧七、八十斤。”桂继成肯定这个人不是司机，便进一步审查，证实这是一个冒充铁路职工外出流窜的坏人。
在工作中，桂继成立场坚定，拒腐蚀，永不沾。有个坏人曾拉他一起喝酒，他坚决拒绝。第二天，这个人又带了一个人到车站，向桂继成介绍说：“他是贵州省公安局的干部，到广西出差，要乘79次返回，请你帮忙送进车站。”在接触过程中，桂继成发现这个人不象公安人员，立即向领导汇报了情况。最后查明，这两个人都是投机倒把分子。
桂继成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雷锋同志为榜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体现了人民警察爱人民的高贵品质。今年一月六日，一个从湖南到柳州的老大娘，要到“××号信箱”探望儿子。桂继成用电话查问了柳州市所有代号单位，都无结果，又到邮局查问，才知道“××号信箱”已从柳州迁走。他立即帮老大娘办好车票，并送上火车，老大娘深受感动。一天晚上十点多钟，群众把一个迷路的四岁左右的小女孩送到派出所，可是小孩不知家的地址，只是说回家要过河。桂继成领着小孩到处探问。后来从小孩嘴里知道她有一个姐姐在八中上学。桂继成带着小孩刚到八中附近，小孩就认出了家。当桂继成把丢失一天的小孩交给她父母时，全家都非常感动，再三表示感谢，称他是群众的贴心人。
本报通讯员
第3版()
专栏：
攥紧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
北京市公安局 王英
读了《人民日报》发表的公安部理论学习组写的《坚持毛主席的公安工作路线，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一文，心情很不平静。我们的公安保卫工作，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创建的，我们的公安队伍，是毛主席亲自培育的。解放后二十八年来，尽管有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影响，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始终是占统治地位的。公安机关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镇压阶级敌人，保卫社会主义，作出了巨大贡献。
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反动的阶级本性和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十分仇视无产阶级专政，把公安机关视为眼中钉。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就抛出“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反动口号，把黑手伸进了首都公安机关，安插他们的黑干将，把持了部分领导权。这个黑干将秉承林彪、“四人帮”“彻底砸烂公检法”的黑旨意，一到公安局就叫嚷：
“公安局是个黑窝子”，“地富反坏五毒俱全”，“十七年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执行的是修正主义黑线”。为了进一步制造“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借口，他们肆无忌惮地捏造了一个“资敌、通敌”的莫须有的罪名，对广大干警栽赃陷害。我所在的处，被他们诬蔑为“帝修反的别动队”，“反革命的桥头堡”。全处业务干部近半数给扣上了“通敌”罪名，四分之一的人被打成敌我矛盾，多数处、科级领导骨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一时乌云翻滚，人人自危。连协助我们工作过的其他单位的许多同志也惨遭迫害。
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全盘否定首都公安机关，还恶毒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他们把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批示的案件，批准的工作方案，以及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条例，一概否定，胡批乱砍，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他们妄图把一个好端端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从政治上搞臭，思想上搞乱，组织上搞垮，业务上搞掉。广大群众气愤地说：“砸烂公检法，坏人没人抓”，严重削弱了对敌斗争，破坏了社会治安。事实证明，林彪和“四人帮”一伙，是地地道道的帝修反的代理人，起了他们不能起的破坏作用。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对“四人帮”及其黑干将的罪恶行径，早就进行过多次严厉批评。但是，“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对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阳奉阴违，肆意歪曲，严密封锁，拒不传达。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前，他们还是坚持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公安工作，对十七年的公安工作只准说坏，不准说一点好，而对他们干的大量坏事，只准说好，不准讲一点问题，否则就扣帽子、打棍子，搞得是非颠倒，路线不清，工作无法开展。广大干警对他们的种种罪恶行径，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上。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他们安插在首都公安机关的黑干将，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首都广大公安干警获得了解放。我们决心认真贯彻落实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他们在公安战线上的流毒和影响，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公安工作路线，甩开膀子大干快上，为保卫华主席、党中央和首都的安全作出贡献，把首都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搞得更好。
第3版()
专栏：
“四人帮”及其黑干将为何对我下毒手
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员 张 昆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个预审员。在工作中，我和其他同志一道，努力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审理了大量案件，从未出过大的差错。可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的那个黑干将，竟派人以研究工作为名，把我骗到监狱附近。这时，突然窜出十来个人，连推带打地把我投进了监牢。我这个审讯犯人的预审员，一下子不明不白地成了在押的反革命犯。当时他们给我捏造的罪名，是什么“多方包庇案犯”，“与犯人暗通消息”，等等。他们诬陷我“包庇案犯”，可是，在把我抓起来之前，他们就以转押地点为名将那个人秘密释放了。那个人所在单位给监狱里一位管理人员打过一次电话，他们竟把这叫做“暗通消息”，而且张冠李戴，把这一捏造的罪名强加在我头上。为了弄假成真，他们在监狱中对我大搞逼供，大搞法西斯式的审讯。我据理力争，坚不承认。于是，他们又在我的出身历史上进行栽赃陷害，逼我承认是假党员。我不承认就从肉体上、精神上进行摧残和折磨，我向他们要结论，他们不给，我说了一句“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他们就诬陷我“继续坚持反动立场，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我出狱后，他们继续对我进行迫害，将我开除党籍，逼我退职还乡，还逼着我说是“自愿退职”、“自愿还乡”。他们不但残酷迫害我本人，还严重地摧残我的家属。
“四人帮”及其黑干将为什么对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预审员狠下毒手呢？原因是想从我身上打开一个缺口，制造“砸烂公安机关”，把原来的老干警“全部赶走”的借口。他们对抗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公安工作，恶毒诬蔑北京市公安局“被一个叛徒、特务、卖国集团把持着”，叫嚷要对北京市公安局“大拆大卸”，妄图从组织上搞垮首都的公安机关。事实充分说明，“四人帮”这一伙祸国殃民的家伙，“彻底砸烂公检法”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对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实行法西斯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