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月2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放声歌唱华主席 愤怒揭发“四人帮”
王昆
一九七六年,是我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是惊天动地的一年,也是我百感交集,终生难忘的一年。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这一年里离开了我们。敬爱的总理周恩来同志,敬爱的总司令朱德同志,也在这一年先后离开了我们。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这么悲痛,从来没有流过这么多的眼泪,从来没有感到过这么痛切的哀伤。正当我们极度悲痛的时候,一块乌云盖在我们头上,一块石头压在我们心上。王张江姚“四人帮”,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使我无比担心。春雷一声震天响,我们当之无愧的领袖华国锋同志,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根据毛主席生前的安排,英明果断地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驱散了人们头上的乌云,搬掉了压在人们心上的石头,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次多么伟大的革命行动啊!
十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我从“四人帮”的罪恶魔爪中解放出来,我走出了那间许久不能走出的房子,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天是多么晴朗啊,地是多么辽阔啊,人是多么兴高采烈啊!听到那样惊天动地的锣鼓声,那样使人心花怒放的鞭炮声,看到那么多很久没有见面的好同志行进在红旗招展的行列中,我高呼着战斗口号,又一次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我万分感激华主席!我万分痛恨“四人帮”!“四人帮”对我进行如此残酷的迫害,其目标并非专对我个人,这是我在长期斗争中逐渐认识到的。事情的开始是在一九六八年八月,江青突然宣布我为“特务”。当时,他们虽然私设公堂,大搞逼供信,多次对我进行“批斗”。但是这样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我并不以为意。那时我以为,我真正“触犯”了她的只是我的一句话。我说过:“江青说可以文攻武卫,那谁还记得文攻,可不就借着武卫而武斗起来了么!”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认识到她的反动本质和罪恶阴谋,只是觉得她信口开河,而又胸怀狭隘,听不得半点意见,报复心很重。后来我得知,敬爱的周总理出于对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关怀,曾几次问到过我的情况,而每当周总理过问一次,江青对我的迫害就来一次“升级”。我渐渐意识到,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迫害,这是借此攻击敬爱的周总理,是向周总理显示他们的威风啊!一九七四年七月,江青又一次宣布:“王昆这个人很坏,她的言论很恶毒,并且现在还有活动,要交给群众对她进行批判。”所谓“很坏”,是指我已经认清了他们的矛头所向,我要起而斗争了。所谓“言论很恶毒”,是指我说过的那句关于文攻武卫的话。所谓“活动”,是指我为恢复嗓音能力,以便将来继续为革命,为人民唱歌,而进行过一些练习声音的工作。在她的策划下,“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就立即布置,不惜捏造事实,多次斗我,还把我的所谓“现行反革命罪行”写成《专辑简报》,以此欺骗毛主席、党中央,诬陷周总理。从此我的一切政治权利被剥夺,连传达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光辉批示也不让我听。他们并不到此为止。今年一月,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他们又借我的问题把矛头指向了敬爱的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五月十四日,他们抓住我去年夏天曾向当时主管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写信申诉自己的问题一事,给我扣上了“诬告中央负责同志”
(即江青),“诬告中央文化部”、“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等等罪名,又一次对我进行“隔离审查”。他们强令我交出信稿,逼迫我揭发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并要我交代我和军队负责同志的关系。但我坚决拒绝交出信稿。当时华国锋同志已由毛主席亲自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我对他完全信任,便给华总理写了一封信,并将那封信稿附上,请华总理处理。但是,“四人帮”不仅不转这封信,而且由他们在文化部的亲信亲自策划,以党组织的名义命令我,用我的手拆开我封好的信,取出信稿作为我的“罪证”和材料交给他们。多么卑鄙,多么阴险啊!不仅如此,他们还叫嚷说:“党内资产阶级正以新的策略和我们斗争,这些人现在仍在领导岗位上,有人就是党内走资派。我们不管他有多高的职务,我们就是要和他们对着干,迟早要较量一下的。”把这段露骨的话和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这篇黑文对照来看,同是一副狰狞面目,同是一种蛇蝎心肠,同是一片咬牙切齿之声。不同的是,一个是主子的心机,一个是奴才的狂言。
“四人帮”覆灭了。我们党胜利了,人民胜利了,我又能为人民唱歌了,为革命唱歌了。当我怀着对华主席的感激和敬爱、怀着对“四人帮”的仇恨和蔑视的心情,走上了告别了十年多的舞台,心扑通通地跳起来了。我感到,广大群众就是要听歌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要听歌唱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歌,要听怀念敬爱的周总理的歌,要听那些早已熟悉却被“四人帮”压制不许唱的好歌。当一支支革命歌曲,一篇篇战斗诗章在剧场中演唱和朗诵的时候,满场泪光莹莹,满场掌声雷动,大家的心是息息相通的,大家的感情是融洽一致的。参加这样的演出,对我是极大的鼓舞,也是深刻的教育。我的年龄已过五十,十年多没有唱歌,至今嗓音也没有完全恢复,歌唱的不算好,却受到了热情的欢迎,我懂得这是为什么了。
我有决心,也有信心,争取更快地恢复嗓音、更好地向工农兵学习,继续为党为人民歌唱。我要纵情歌唱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歌唱我们敬爱的英明领袖华主席。我要用歌声表达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深切怀念,表达我对我们的好总理,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深切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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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沙家浜》的诞生看江青的摘桃派嘴脸
北京京剧团演员 赵燕侠
“样板戏是我搞的”。这是大野心家、阴谋家江青重复过无数次的一句谎言。但谎言改变不了铁的事实。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的诞生过程就是最好的见证之一。
《沙家浜》一剧,是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的。从一九六三年冬开始改编排练,一九六五年三月正式演出。它始终是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英明指导下进行的。剧名《沙家浜》是毛主席亲自改的,主题写武装斗争是毛主席亲自定的,连它的音乐唱腔的设计,剧本台词的加工,也凝聚着毛主席的阳光雨露。而大野心家、阴谋家江青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却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的角色,表演了抢旗子——打棍子——摘桃子的三部曲。
一九六三年,华东地区举行了现代戏观摩会演。江青一看有利可图,就赶忙向北京京剧团介绍了沪剧《芦荡火种》,抢先把旗子抓在手里,实际上,她对京剧演现代戏毫无热情。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决定在十二月五日彩排,并登出广告于九日正式公演。江青看了彩排后,哈哈大笑,说什么“京剧演的现代戏滑稽可笑”,不准演出,迫使我们只好重登广告,改演旧京剧《春香传》。过了几天,江青又找我,要我演美化变节分子的旧京剧《桃花扇》。就在这个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关于文学艺术的一个光辉批示,痛斥了那些“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的所谓“共产党人”,这也就揭露了江青之流镇压京剧革命的丑恶嘴脸。
毛主席的光辉批示,再次指明了京剧革命的正确方向,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文艺战士。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一边下连当兵体验生活,一边继续对革命现代京剧《芦荡火种》进行加工修改。台词一句句地琢磨,唱段一节节地试验,身段动作一个个地排练。全团同志,不辞辛劳,连续奋战了五个月。在这五个月中,我们顶着江青的棍子,受着江青的冷落,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发挥集体的智慧,使京剧这个程式很严的古老剧种,在表现现代生活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终于争得了正式公演的权利。公演后,受到了首都广大工农兵的热情赞扬。就在这时,有一天,江青来到剧场看戏。戏散之后,她就跑来对我们百般刁难,多方指责,质问我们,没有经过她的批准,“怎么又终于演出了呢”?革命现代京剧《芦荡火种》又再次面临被扼杀的威胁。
在这关键时刻,还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给了巨大的支持和无穷的力量。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和董必武副主席观看了我们的演出,并对演出成功表示祝贺。七月二十三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临剧场观看了《芦荡火种》。演出结束后,毛主席走上舞台和演员亲切握手,一起照相。他老人家还亲自改定了《沙家浜》的剧名,指明了修改、提高的方向,赋予了该剧以新的生命。
江青一看《沙家浜》成功在望,便突然改变策略,一下子变得“热心”起来。她又是看彩排、又是提“意见”。其实,她是摘桃子来了。这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沙家浜》被看作她的戏,北京京剧团被看成她的团,连编、导、演员也被当作她的奴隶,随心所欲地加以折磨。对戏,她不懂装懂,信口雌黄。只要她提了“意见”就得马上改,马上排,马上演。可是,照她今天的“意见”改了,明天却又受到她的责骂,有时还严词追问“谁让你们改的?”就这样三天一小改,五天一大改,改来改去,全凭她的心血来潮,致使《沙家浜》的改排工作一直拖了八个月之久。对编导和演员,她更是一派恶霸作风,动不动就捏造罪名,把人打成“反革命分子”。此人作贼心虚,总觉得别人反对她。有一次,她突然指着一位搞音乐的同志的鼻子说,“你骂我了!”这个同志感到莫名其妙,她却依然铁青着脸说:“你准骂我了,因为没用你设计的腔,不骂我才怪呢!”江青并没有真正设计过一个情节,编改过一句台词,搞出过一段唱腔。到头来,她却霸占了别人的劳动成果,还要把别人踏在脚下。她就是用这样的卑鄙手段,窃取了京剧《沙家浜》,窃取了所有的样板戏,甚至丧心病狂地抹煞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京剧革命的伟大功绩,自封为京剧革命的“创始人”,文艺革命的“旗手”,作为她阴谋篡党夺权的政治资本,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今天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给了我们广大文艺战士以第二次解放。我决心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继续沿着毛主席开辟的京剧革命的航道勇往直前,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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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青否定鲁迅的可耻目的
胡叔和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共产主义者的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文化革命“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但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江青,篡改、歪曲和反对毛主席这一科学论断。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她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心怀叵测地煽动说:“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旗手。”请看,又是“三十多年前”,又是“曾经”,那岂不是说,毛主席对鲁迅的正确评价已过时了,鲁迅这位“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已成为历史,对今天的文化革命再也不能起“旗手”的作用了吗?参加同一大会的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立刻心领神会,大献其媚,肉麻地吹捧江青说:“京剧革命作为这次文化革命的突破口,在这场攻坚战中,英勇的旗手就是江青同志。”从此以后,所谓“旗手”论,便鼓噪不已,甚嚣尘上。江青一伙妄图一下子砍掉鲁迅这面红旗,树起她那面黑旗。
但是,鲁迅这面红旗是江青这伙野心家、阴谋家砍不倒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揭露王明、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这些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蛀虫”们的战斗中,在扫荡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在创立无产阶级新文化、新文艺的伟大实践中,鲁迅永远是鼓舞我们前进的榜样。
砍掉鲁迅这面红旗,树起江青那面黑旗,那就是背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篡改包括文艺革命在内的整个文化革命的方向,为“四人帮”特别是江青篡党夺权大造舆论。所以,毫不奇怪,江青在使出砍倒鲁迅这面红旗的同时,又玩弄了另一种反革命花招,拚命在“领导”二字上做文章,竭力歪曲鲁迅同党的关系,大喊大叫什么鲁迅是“领导文化革命的旗手”。这是在颂扬鲁迅吗?不是。这是公然否定毛主席关于文化生力军“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一光辉指示;这是恶意歪曲和污蔑鲁迅,企图把鲁迅说成是离开党的领导的人。鲁迅是共产主义的英勇战士,他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斗争。他在文化战线上,同国民党反动派斗,同反动文人斗,同党内的“蛀虫”斗,都是在党的正确思想路线领导下进行的。把鲁迅摆在党之上,是别有用心的,就是要达到她这个“英勇旗手”君临一切,称王称霸,与毛主席和党中央分庭抗礼的罪恶目的。在江青的心目中,根本没有毛主席,根本没有党中央;有的只是她自己和那一堆死党,只是她上台当女皇的黄粱美梦。所谓“旗手”等种种谬论,正是江青这种反党野心最露骨最无耻的表现。鲁迅这面旗帜,是永远砍不倒的。江青的野心,也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她只能跟历史上的反革命野心家一样,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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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青的牙齿是怎么掉的
中央五七艺大电影学校批判组
大野心家、阴谋家江青,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对文化部电影局、在京电影厂、出席染印法会议有关人员讲话时说:“我童年时代对封建主义非常恨,封建主义打我母亲,为了保护母亲,把我推倒在地下,我的牙齿跌坏了,一个牙齿发黄,就是那个牙,我从童年起就抵制封建主义。”
乍听这段“光荣”历史,江青真象是个反封建的“英勇”斗士,而且还有点“天才”的色彩。你看,她在“童年时代”就有了“革命意识”,就仇恨封建主义,而且恨得“非常”;“就抵制封建主义”,甚至在反抗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挂了彩,“跌坏了”门牙。经她这么一吹,江青的所谓“英勇旗手”的形象,真是惊人地“突出”了。
然而,历史不是用谎言所能编造得出来的。事实是,江青是个封建主义的卫士,是封建主义文艺的吹鼓手,是反动的“国防文学”的狂热鼓吹者。她的牙齿,不是象她胡说的那样,是什么为反封建主义而“跌坏”的,而是为了演反动的“国防文学”而“折落”的。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电声》周刊第三十八期九百八十六页上有一段记实:题为《蓝苹在苏州折齿喋血》。文中介绍说,蓝苹在影片《狼山喋血记》中饰配角,“出发到苏州去拍外景”,“她在苏州拍剧失慎,折落门牙两枚”。
俗语说骗子是“撒谎不知脸红”。江青就是这样的人。她分明是拜倒在“国防文学”的黑旗下,饰演《求婚》、《狼山喋血记》,争演《赛金花》,为王明、刘少奇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效劳,替蒋介石反共卖国充当宣传工具,却硬要把自己打扮成反帝反封建的勇士。这足以说明,江青是个地地道道的政治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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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封资修文艺的吹鼓手
延兵
“四人帮”反党集团成员,阴谋家、野心家江青,曾经玩弄过一出所谓批判封资修文艺的鬼把戏。她假惺惺地说什么封资修文艺“腐朽下流,毒害和麻痹人民”,装模作样地说她怎么受不了旧文艺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并故作姿态地高喊要革封资修文艺的命,把自己打扮成为反对封资修文艺的“旗手”和“战士”。
真是这样吗?不!实际上,江青对封资修文艺批判是假,顶礼膜拜是真。她是一个封资修文艺的狂热吹鼓手。请看:
正是她,一贯吹捧宣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政治内容的文艺作品。她对《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和投降派头子宋江大加赞扬,鼓吹编演《水浒》戏、宋江戏,胡说宋江是“肯定的英雄人物”。她对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资产阶级文艺作品崇拜得五体投地。她到处向人推荐宣扬资产阶级个人奋斗、个人野心和复仇主义的西方“名著”《简爱》、《红与黑》、《基度山恩仇记》等,要人们“学习”其中反动腐朽的东西。
正是她,对封资修文艺的所谓“艺术”“技巧”之类,推崇备至,拜倒在脚下。她肉麻地吹捧封建主义文人,资产阶级艺术“大师”的艺术表现手法。她打着“借鉴”古典艺术的幌子,下令大唱古词,大奏古乐。她还大肆鼓吹宣扬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鸽子号》《网》《冷酷的心》等等西方电影。她非常欣赏《网》中用手的特写来表现两种所谓不同的爱。她还大叫大嚷宣扬爱情至上、个人奋斗的《鸽子号》“在艺术上是第一流的,了不起的”,指令文艺界组织“学习”。更令人作呕的是,在看到《鸽子号》中的女主人公为了尽快地见到情人,跳下海迎上去的镜头时,江青竟恬不知耻地说:“要是我,也下水,这种情景我童年有,现在有。”
正是她,极端贪婪无厌地欣赏封资修的糜烂艺术。她看无产阶级文艺觉得头疼,对颓废没落的西方黄色电影,却百看不厌。她花费了国家大量外汇,进口了大量西方电影,拿来寻欢作乐,陶醉于腐朽反动的情调之中。她的生活,离不了封资修文艺,她走到那里,就把它带到那里,离了它就过不了日子。她去一次大寨,要带两大卡车封资修电影。不仅自己没完没了地欣赏,还把它当作腐蚀工农兵,腐蚀文艺工作者的手段。
江青充当封资修反动文艺的吹鼓手由来已久。三十年代初,她就为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卖命,大拍国防电影,大演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毒草,甚至抢着要扮演《赛金花》中卖国投敌的“九天护国娘娘”。近年来,她狂热地吹捧封资修反动文艺,更是与她变本加厉巧取豪夺,穷奢极侈,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生活相适应,正是她腐朽反动的资产阶级灵魂的大暴露。
江青充当封资修反动文艺的吹鼓手,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她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为“四人帮”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她企图通过吹捧封资修文艺,来制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占领舆论阵地。她一方面砍杀无产阶级的优秀文艺作品,迫害坚持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革命文艺战士;另一方面则通过各种卑劣手法,包括通过封资修文艺毒害文艺工作者,网罗死党,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以便她实现篡党夺权,充当二十世纪女皇的迷梦!
然而,历史的车轮是决不会倒转的!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根据毛主席生前的安排,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面前,“四人帮”已经原形毕露,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在排除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破坏之后,一定能使毛主席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得到贯彻执行,我们一定会迎来社会主义文艺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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