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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揭“四人帮”死党于会泳的老底
文化部批判组
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出：“与人民为敌的，必定被人民打倒。”一年多前还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于会泳，今天终于同“四人帮”一起，被人民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于会泳究竟是何许人，他在“四人帮”反党阴谋集团里，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一
于会泳，原是一个普通的音乐教员。这几年，他爬到了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文化部长、中央委员的高位。人们早就提出疑问：于会泳为什么会得到“四人帮”那样的赏识、重用？
翻开于会泳的历史，可以看得很清楚，此人政治思想一贯反动，历史上就是一个投降派。一九四七年，他在危急的时刻，贪生怕死，暗中给蒋匪军写好投降信，藏到自己的包袱里。信中写道：“蒋军官兵弟兄们：现在贵军进攻胶东，我的生死难保，可怜我家里有老母在堂，官兵弟兄们如果搜查出这些东西时，恳请寄到我的家里，我将永世不忘你们的大恩大德。”这段表白，活画出一个向敌人屈膝求饶、摇尾乞怜的叛徒嘴脸。全国解放后，于会泳的反动立场并未得到改造，在肃反运动中，他给被审查的对象通风报信；在反右派斗争中，他猖狂向党进攻，表示要同共产党分道扬镳，是个漏网右派；在“反右倾”运动和“四清”运动中，他都因有右倾反动言论，多次受到重点批判。
于会泳一贯以业务上有一套来标榜自己，其实，他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文化大革命前，他急于捞取个人资本，竟然通过帮助一个盲艺人记谱的机会，剽窃抢夺盲艺人的艺术成果，把自己打扮成“有著作”的“音乐家”招摇撞骗。
那么，于会泳是靠什么发迹的呢？
一是他兼有投机取巧、阿谀谄媚的本领和一个政治赌徒的胆量。他的反革命政治野心，使他急于要爬上去。他深深懂得，要向上爬，就得有靠山。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看到张春桥得势了，立刻就投靠张春桥，利用各种机会吹捧张春桥。后来，张春桥悄悄向他交底说：“不要宣传我，要集中宣传江青。”心有灵犀一点通。于会泳立即拉起人马，无耻吹捧江青，胡说江青有一副“象鲁迅那样的硬骨头”，竟把江青这个叛徒同伟大的鲁迅相提并论。由于于会泳吹捧有术，马上得到了大野心家江青的赏识。于会泳为了讨取江青的恩宠，起劲地给江青戴高帽子。他在文章中鼓吹是江青“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由她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创业期”。于会泳卖乖地说：歌颂江青不要怕过头，“有些提法”即使她给“圈掉了”，“可是她的心里是高兴的”。他在专呈给江青的“诗词”中，把江青比做“北斗星”、“长明灯”，并公开无耻地说：“全国只有一个中心，就是江青。”公然把江青置于毛主席之上。“四人帮”看到于会泳确是一个忠实的奴才，可以成为他们制造舆论、篡党夺权的忠顺走狗，于是把他拉入帮内，使他青云直上，成了火箭式的政治暴发户。
二是于会泳同江青、张春桥一样，历史上都是投降派，这正是他们互相结合的阶级基础。因此，当革命群众起来揭露张春桥的时候，他嘶叫“谁反对张春桥就打倒谁！”而当革命群众要揪斗于会泳的时候，张春桥也公开声明：“我就是要保于会泳，同江青一起保。”主子替奴才撑腰，奴才为主子效力。于会泳对一切敢于反对江青、张春桥的人，实行残酷的镇压，许多人被打成“反革命”，直至杀人灭口。他从群众手中和党组织的保险柜里搜走江青在三十年代的丑恶历史罪证，送给江青邀功请赏。“四人帮”也背着党组织，从于会泳的档案中抽走他对敌投降的历史罪证，改变他的出身成分，欺骗中央，为他窃取了中央委员的头衔。
事实说明，于会泳走过的道路，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政治暴发户的道路，是一个反革命政治野心家的道路。二
于会泳投入“四人帮”的怀抱之后，立刻成为“四人帮”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忠实走狗，成为“四人帮”安插在文坛上的一个穷凶极恶的文霸。
第一，他利用职权到处抢夺和侵吞别人的劳动成果，为江青编造“文艺革命英勇旗手”的谎话。《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杜鹃山》《苗岭风雷》《审椅子》等等剧目，本来都是文艺工作者集体创作的成果，于会泳在别人已经搞好的艺术成品的基础上，改动某些字句、音符和唱腔，或者换个剧名，来投合江青个人的趣味、情调，同时恬不知耻地把这些剧目全部据为己有。他一再宣称：这些戏“是江青叫我具体动手实践搞的”，“是我搞的”，并且把有些剧目干脆署上他“阿坚”的臭名。反过来，他又残酷地打击、迫害、摧残原编剧和原作曲人员，把这些同志踢出剧组，或打成“反革命”，直到灭口为止。大量罪证说明，于会泳哪里是什么“剧作家”、“音乐家”，分明是杀人越货的刽子手！
于会泳抢夺文艺革命的成果有其卑鄙的政治目的，就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捞取政治资本。他多次说过：“没有江青，就没有我于会泳。”因此，他把抢夺来的成果全部奉送给江青，并无耻地说：“江青是革命样板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台美术设计。”“京剧革命的一切成绩都要归功于江青。”而江青也恬不知耻地说：“这些戏是我淌着心上的血搞出来的。”他们欺世盗名，狼狈为奸，成为文艺界空前的大恶霸。
第二，于会泳为了编造江青开创“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等神话，就全盘否定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革命文艺作品，残酷扼杀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他不分青红皂白地公开攻击：过去的作品“都是毒草”。他对毛主席和周总理曾经肯定过的一大批优秀作品公开地进行诋毁和压制。他不准这些好作品上演、放映、演唱和出版。一演出，就说是“复旧”；一创作新作品，就说是“同样板戏唱对台戏”。他们利用各种借口扼杀地方剧种、各族民歌、曲艺、国画等民族艺术，取消话剧、歌剧、民族歌舞、东方歌舞等文艺团体，稍有异议，就被诬为“反对江青”，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几年来，他们一伙把文艺界践踏得不成样子！
第三，他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他授意炮制和审改过的一切文章中，凡是提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地方，一律砍掉“百花齐放”一句，不准宣传这一方针。他堵塞言路，只许“四人帮”放毒，不许无产阶级反击。他根据江青的旨意，肆意歪曲毛主席关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关于革命文艺的基本任务的指示，用“三突出”等一整套修正主义创作谬论，取代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谁不按照他们的谬论行事，他就指使他们的反革命舆论工具初澜、江天打棍子、扣帽子，进行残酷的反革命围剿。他利用职权对反对他们的广大文艺工作者进行无情的镇压和迫害，或“办学习班”，或停职检查，或点名批判，搞得人人自危。“四人帮”就是通过于会泳一伙党羽把文艺阵地紧紧控制在自己手里，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重要基地。三
于会泳直言不讳地说：“文化部就是搞政治的。”他所说的“政治”，就是通过搞阴谋诡计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他按照“四人帮”的旨意，大搞阴谋文艺，把文艺纳入篡党夺权的轨道，为“四人帮”提出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大造反革命舆论。所谓“写走资派”，就是他们阴谋文艺的总纲领。正如华主席所指出的：“他们抓的文艺，以写所谓‘走资派’为名，肆意攻击和丑化党的领导，变成了货真价实的阴谋文艺。”
“四人帮”是阴谋文艺的总后台，于会泳是阴谋文艺的狂热鼓吹者和急先锋。他从江青、张春桥那里领受任务之后，很快就在全国掀起一个阴谋文艺的恶浪。
他咄咄逼人地说：“这是中央（即“四人帮”）交办的任务，别的工作都要为它让路。”“现在我们就是要放排炮，打在敌人前沿阵地上，爆炸力要强，杀伤力要大。”他毫不隐讳地把矛头对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煽动人们炮制阴谋文艺，进行“爆炸”、“杀伤”，妄图把无产阶级一口吃掉！
他杀气腾腾地鼓吹要“往上写”、“写大走资派”，“可以写县委、市委的党委书记搞复辟，也可以写一个省、一个部嘛！”甚至叫嚣：“可以写到副总理嘛！”竭力煽动用文艺这个武器去直接攻击党和国家的领导。
他多次煽动说：“这是关键时刻”，“让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刻搞出新的剧目，有力地参加战斗。”他说的“关键时刻”，就是“四人帮”准备最后夺权的时刻；他说的“新的剧目”，就是阴谋文艺，让阴谋文艺在他们篡党夺权的活动中发挥“战斗”作用。
为此，于会泳进行了大量的罪恶活动。
他下令，剧目中犯错误的干部，“一律都要改成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原来副职的，改成正职的，级别低的，改成级别高的。”《春苗》《决裂》都要写“走资派搞翻案”，“要写走资派”给“正面人物”“造谣”的情节，然后要让“正面人物”宣布：“这都是走资派造谣”，露骨地影射攻击党的领导，为叛徒江青掩盖历史，开脱罪责。
他向全国发出《通知》，让各地都要画“同走资派作斗争的美术作品”。在他们授意炮制的几百幅这类作品中，有的把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自觉悼念周总理的革命活动，歪曲表现为“走资派”在人群后面挑动的“反革命活动”；有的利用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病重住院的情节，画出《这里不是避风港》，让张铁生一类反革命分子去揪斗正在卧床不起的所谓“年老的走资派”，凶神恶煞地要把他们赶出医院，赶下政治舞台。
他召开“文学创作座谈会”，鼓吹“要写出走资派的欺骗性、顽固性、危险性。”他在这一次会上抓的二十部“写走资派”的作品中，把中央部长、副部长和省委书记写成“走资派”的就有八部，把县委、地委领导干部写成“走资派”的十二部。
他指令全国所有电影制片厂，都要立即拍摄所谓“与走资派斗争的影片”。他同反党分子迟群密切配合，把《反击》列入文化部重点计划，指示要以最快的速度拍摄，让影片影射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邓副主席，美化大野心家江青。他亲自抓《盛大的节日》剧本，无耻地为张春桥、王洪文树碑立传。他疯狂叫嚣：“北面的《反击》，南面的《盛大》，要作两个战役来打。”
在其他各个艺术领域里，于会泳一伙同样大搞阴谋诡计。甚至一个简单的舞蹈，他们也下令要表现出“农业战线的最大走资派”，影射攻击党的领导。
在“四人帮”和于会泳的操纵、煽动下，阴谋文艺一时到处泛滥。“四人帮”就是要通过阴谋文艺搞乱全国，乱中夺权。于会泳就是“四人帮”在文艺界大搞阴谋文艺的罪恶凶手。四
于会泳在大搞阴谋文艺的同时，还赤膊上阵，张牙舞爪地公开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进行恶毒的咒骂和攻击。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
一九七五年七月，毛主席对调整党的文艺政策作了两次重要讲话，尖锐地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毛主席的指示是对“四人帮”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严厉谴责。于会泳很快就从江青那里知道了毛主席的讲话内容。不久，他又在迟群那里亲眼看到用黑体字印出来的毛主席上述讲话的“复制稿”。但他丧心病狂，竟在一次会上攻击说：“有人攻击样板戏少，我们现在是十八个样板戏，过去的戏多，都是毒草！”公然对抗毛主席对“四人帮”的严正批评。他按照“四人帮”的指令布置他的亲信用卑鄙的伎俩编造所谓“调查报告”，竭力说现在的小说、诗歌不是少，而是多，明目张胆地同毛主席对他们的批评唱反调！他还把材料送给“四人帮”，为“四人帮”提供攻击毛主席的炮弹。随后，于会泳又布置他的反革命打手初澜，炮制黑文，公然把毛主席的“百花齐放都没有了”这句话，诬蔑为“屁话”，胆大包天地对毛主席进行恶毒的攻击！
于会泳在看到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问题的重要批示之后，向张春桥大哭一场，大叫：“没处说理去！”用最阴险的言词攻击毛主席，发泄他对毛主席的刻骨仇恨。
毛主席指示要“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于会泳竟疯狂地质问说：“这叫我们怎么调整？”并狂吠：这“是来者不善，是有深刻的背景的，是要把文艺革命推翻，要把文化部弄倒！”充分暴露出于会泳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狰狞面目。
于会泳知道，周总理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就疯狂反对周总理。
一九七三年元旦，敬爱的周总理尖锐地指出：“电影太少。不仅要有故事片，又要有科教片；现在电影对文化大革命以后的观众来说太少了。”于会泳亲耳听了周总理的指示。但是，时过不久，于会泳就咬牙切齿地咒骂说：“有些人因故事片少，向江青去进攻。这话等于××！”对周总理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紧接着，他又授意初澜写文章进行反扑。他指示：“该文的针对性要放在文艺作品多和少的问题上。”让初澜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周总理。他放肆地说：“现在阶级敌人集中在这一点上攻我们”，这是“从阴沟里放出来的一股阴风”。文章经于会泳、姚文元亲自审改后发表。于会泳就是这样毫不隐诲地攻击周总理。
一九七五年底，“四人帮”趁周总理病重之机，加紧了攻击、陷害周总理的活动。于会泳直接参与策划了这次新的阴谋活动。十二月，他按照“四人帮”的布置，主动向“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路线交底”。他透露说：“《红旗》杂志批‘中学生直接上大学’这个观点，不光是批周荣鑫，也是批总理的。”让他在上海的同党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周总理。同时，他又急忙召开文化部原核心小组会议，以攻击邓小平同志为名，向他在文化部的同伙“路线交底”说：“不但下面有人支持，上面还有人支持。”“还有更高的人支持”。他说的“更高的人”，就是指周总理。
不久，张春桥再次把“四人帮”重点反对周总理的反革命策略和计划告诉于会泳。他向于会泳交底说：“邓小平为什么那么厉害？如果没有人支持他，他有那么大的胆子？”于会泳心领神会，他在向同伙传达时以权威的口气解释说：“春桥说的‘有人’，就是总理。”于会泳是多么会揣摩其主子内心的隐秘啊！他不愧是“四人帮”策划反党阴谋的死党。
周总理逝世后，举国悲痛。于会泳却和地富反坏一样，高兴极了。他命令演出单位继续演出文艺节目，他按照“四人帮”彻底打倒周总理的阴谋计划，禁止群众举行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不准群众戴黑纱和白花，不准献花圈，不准挂周总理的遗像。他下令要从橱窗里摘掉周总理的生平照片。他百般阻挠和破坏新闻工作者拍摄悼念周总理的新闻纪录片，妄图把周总理从历史上和人们的记忆里抹掉。
“四人帮”本来以为周总理逝世以后，国务院总理的位子就是他们的了。毛主席高瞻远瞩，早就识破了“四人帮”的狼子野心，提议华国锋同志担任国务院代总理，粉碎了“四人帮”的黄粱美梦。于是，“四人帮”又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华国锋同志。
于会泳在得知华国锋同志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消息之后，立即召集他在文化部的几个同伙开会。会上，他丧心病狂地把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同右派上台相提并论，影射攻击毛主席和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一九七六年二月初，于会泳在学习中央文件的会上，再次对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袖才能进行恶毒诽谤，并且把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的英明决定，诬蔑为“主席是在搞平衡”。请看，于会泳已经疯狂到何等程度！他不仅公开指名道姓地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而且敢明目张胆地恶毒攻击和诽谤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于会泳反对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的罪行更是罄竹难书。他指名道姓地诽谤叶副主席已经是家常便饭。他在正式会议上公开谩骂叶副主席和邓副主席，恶狠狠地要把两位副主席一起打倒。他调动他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在文艺界掀起一场铺天盖地的反革命逆流，空前残酷地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没有材料，他们就当面造谣、任意编造，妄图把邓小平同志置于死地。
总之，凡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于会泳就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诽谤，恨不得一下把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打倒，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五
为了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革命领导同志，于会泳按照“四人帮”布置他的“要了解外界、外地的动态”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动向”的黑指示，调动他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利用文化部这块阵地，通过建立情报网等各种方式和渠道，为“四人帮”搜集了大量的反党黑材料。
仅在“四人帮”垮台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于会泳就布置搜集整理了包括国家机关、军队等几十个要害部门、二十多个省市、三十几个单位的黑材料，重点是放在搜集整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黑材料、黑情报上面。
于会泳胆大包天，竟秘密派人搜集整理周总理的黑材料，把周总理打成“黑线回潮”的根源，密报给“四人帮”。他秘密派人搜集整理了华主席的黑材料，把华主席打成四川省的所谓“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密报给“四人帮”。他大肆搜集整理叶副主席的黑材料，秘密派人去调查有哪些人去过叶副主席家里，然后对这些同志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借以“挖掘”黑材料。他叫嚷：对受审查的人“要加紧工作，写出揭发材料快送！”他整好材料后，全部秘密送给江青、张春桥。他大肆搜集整理邓副主席的黑材料。他用造谣污蔑的手法，随意编造许多专题黑材料，并非法搜集邓副主席在许多重要会议上的讲话稿，私自翻印，布置人批判。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被于会泳一伙搜集整理了黑情报、黑材料的人中，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也有党中央和国务院部、委、局的领导同志，有省委书记、副书记以上的负责同志，也有解放军的高级干部。于会泳把黑手伸到全国四面八方，伸到党政军各部门，为“四人帮”搜集提供了大量反党炮弹。
于会泳是搞文化的吗？不，他是搞修正主义、搞阴谋、搞分裂的凶恶的反党分子。他的活动早已超出了文化范围。他的一切活动都紧紧围绕着篡党夺权这个中心。他是一个罪恶滔天的反党野心家和两面派，是一个誓死与人民为敌到底、死有余辜的现行反革命。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于会泳是“四人帮”豢养的一条忠实走狗，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打手，是“四人帮”反党阴谋集团里的重要成员和死党。他披着“文化人”的外衣，在背后干了大量的反革命阴谋勾当。他与上海、辽宁、原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帮派骨干串通一气，把黑手伸向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他以搞阴谋文艺为职业，以打倒党政军各级主要领导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为目标。他是“四人帮”的反革命标兵之一。华主席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马天水、于会泳、迟群、张铁生、翁森鹤、陈阿大那样一些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分子、流氓、打砸抢者，则是他们依靠的所谓‘先进分子’”。现在，于会泳的画皮终于剥下来了。他根本不是什么正经的文化人，而是面目狰狞的恶鬼。我们的责任，就是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照出于会泳这伙恶鬼的原形，把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提高我们识别化成人形的恶鬼的本领，把他们从我们的阵营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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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凡事‘左’三分”
昆明部队后勤部 王永安
张春桥曾对他的同党传授过一个反革命绝招：“凡事‘左’三分”。一句话勾划出反革命两面派的狡诈嘴脸，张春桥确实就是这样干的。
张春桥说：“只要抓住阶级斗争，地里不长粮食也行”；“不要有文化的精神贵族，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还吆喝“办不要规章制度的工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真是“左”得出奇。
列宁指出，真理向前多走一步就成了谬误。张春桥“凡事‘左’三分”的绝招，除为了掩盖他极右面目之外，也是他修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手法。这是“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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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不是共产党
解放军某部 黄静林
谁都知道，秦始皇是一个封建帝王。但在“四人帮”的影射史学里，秦始皇俨然成了劳苦大众的救世主，虽未追认为共产党员，捧得却比共产党还伟大。
我们不否认，应给秦始皇的历史功绩以恰当的评价。然而，作为封建帝王，他不能超越封建剥削阶级的本性。几千年来，劳动群众血汗流成河，无论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有谁管过穷人死活？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劳苦大众得解放。今天，革命人民谁不说共产党最亲，社会主义最好！在共产党面前，秦始皇不过是沧海一粟，岂能同日而语。
鄙视共产党，吹捧秦始皇。说明“四人帮”与封建帝王穿的是连裆裤。这就难怪他们对广大的革命干部、革命人民那么恨之入骨了。
（原载《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