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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大革命好
说说咱书记的变化
天津市造纸工业公司工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公司党委书记徐建带来的变化可大了，我们工人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现在真是心明眼亮，真心实意地依靠工人阶级，革命劲头越来越足。
老徐一九五二年到造纸总厂当党委书记。刚来厂那阵儿，他穿着一身旧军装，工作积极，平易近人，还常给工人讲他过去打游击的故事。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就是人们常常说起的“雁翎队”的政委。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徐建在冀中白洋淀地区组织了“雁翎队”。他带领游击队员，机动灵活，坚持游击战争，打得鬼子、汉奸晕头转向。鬼子多次抓他，妄想彻底摧毁“雁翎队”。老徐紧紧依靠群众，带领大伙儿艰苦奋战，夏吃苇根，冬睡冰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对老徐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事迹，我们工人打心眼里敬佩，希望他象战争年代那样，带领我们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可是，没过几年，他就变了。有人对他说：“工厂不是战场，生产不是打仗，要管好工厂就得靠‘内行’。”于是，他想的、用的是“专家”、“工程师”，眼里根本没有我们工人群众。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我们工人为了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生产，主动提出设计除尘切苇机。他却说什么“工人搞设计，是有志无力”，硬是不准我们搞。过后呢，他找了几个资产阶级的专家、工程师，让他们关门搞了几年，花了十万多元，也没搞出来。工人非常气愤，可他却满不在乎。
工人看到徐建屁股坐歪了，多次批评他，他反而气乎乎地说：“不靠他们靠谁？你们懂嘛！”对工人的话，他是越来越听不进了；对刘少奇、邓小平一伙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却越来越感兴趣，大搞什么“一长挂帅，四总当家”，对工人实行“管、卡、压”，搞“物质刺激”。有一回，厂里大烟筒的避雷针倒了，他对大伙说：“谁能上去把避雷针树起来，赏他五十元。”看到这些，我们真是满肚子的气，常想：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工厂企业，我们工人没有管理的权力，只能埋头干活？这不是同解放前资本家开的工厂差不多吗？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奋起批判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也批判了徐建的错误。对于来势迅猛的群众运动，开始，徐建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想不通。他曾对人说，我家三辈受苦，我跟着党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如今怎么斗到我的头上来了？为了帮助徐建，我们对他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同他一起忆苦思甜，激发他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在一次批判会上，一个老工人沉痛地说：“你总说你三辈受苦，可现在从哪点能看出你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你用人民给你的权力卡工人，你眼里哪有工人阶级！”听了老工人的话，他心情很沉重，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思想斗争很激烈。
在那激烈斗争的日子里，老徐带着毛主席著作，到车间和我们一起劳动，一块学习，接受工人的批评和帮助。我们对他的错误毫不留情，严肃批判；对他本人却是很关怀，很照顾。有一回，他往车上装纸，差点连人带纸一块扣到车底下，一个工人跑上去，扶住车把，排除了这场大事故。老徐抬头一看，正是批判他的错误最严厉的那个工人救了他。这件事使老徐非常感动，使他想了许多：在白洋淀打游击时，有个老贫农为了掩护他插入敌人的心脏，夺取枪支弹药，被日寇、汉奸活活烧死。那时候，哪一次胜利不是依靠群众取得的？离开了群众，能办成什么事情呢？可是，解放以后，由于自己不认真学习革命理论，不注意改造世界观，走向了群众的对立面，把社会主义的干群关系变成了雇佣关系，这是多么危险啊！
这以后，老徐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精神振奋，走进每个车间，请工人批判教育；他几十次上门找批判他最严厉的工人谈心，要求帮助他提高认识。群众批判一次，他检查一次，认识提高一步。在车间里，他主动和工人一起倒夜班，抢最累的活干。三年多的劳动汗水，使老徐同工人的感情越来越深；几百次批判、分析会，使老徐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越来越高，工人高兴地说：“老徐真是变了，和我们确实有了感情。”听了这些话，老徐总是说：“这要感谢文化大革命的挽救，感谢工人师傅的帮助。要不，我还不知要滑到哪儿去呢！”
老徐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上级党委派他到造纸四厂担任党委书记。他牢记工人对他的帮助、教育，进厂的第一天，就深入到工人当中去，倾听工人的希望和要求。在政治上，他把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学哲学小组，请工人给党委辅导理论学习，让工人当好党委的参谋，有什么事都要征求工人的意见。在企业管理上，他相信工人，依靠工人把好路线关。四厂过去生产的玻璃纸，质量不高；生产的铜版纸经常赔钱。老徐来到四厂，发动工人解决这些问题。工人在大字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原子弹能爆炸，人造卫星能上天，玻璃纸、铜版纸的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关键在领导能不能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老徐看了大字报，乐呵呵地说：“还是工人高明。”他把工人请进党委会，一起分析矛盾，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针对有些车间存在“干部说了算，群众跟着干”的现象，在全厂开展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大批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从工厂到车间，逐级成立了“工管组”，由工人直接参加企业管理。按照“鞍钢宪法”的原则，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定了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在老徐的带领下，四厂的各级干部和群众干在一起，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群众高兴地说：“工人三班倒，班班见领导，领导带头干，工人干劲高。”结果，不到一年的时间，玻璃纸质量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铜版纸的生产，一改原来赔钱的状况，全面完成了生产指标。四厂原来路线偏、人心散、干群关系紧张、生产徘徊不前的落后局面彻底改变，连续被评为天津市学大庆先进单位。看到四厂的深刻变化，工人们激动地说：“现在四厂是历史的重任挑在工人肩上，生产的奇迹创在工人手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印在工人心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今天！”
经过文化大革命，老徐确实变了，变成了我们工人的贴心人。人是可以变的，变有两种可能。老徐为了继续向好的方向变，牢牢记住犯错误的教训。他对文化大革命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看了电影《春苗》，逢人就讲：“这部电影太好了，它使我牢记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育，使我想起文化大革命前十几年走过的弯路。我一定接受过去的教训，永不走回头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这样好的电影，连骂是“极左”，看了一半就扬长而去。老徐看电影《春苗》，越看越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一共看了五遍。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现在，老徐正带领我们工人，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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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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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人议大事
去年八月，邓小平“全面整顿”的妖风刮得很凶的时候，在北京锻压机床厂，广大工人群众和党委一起举办的议大事活动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工人和干部一起学习讨论，识风向，看路线，共同研究工厂到底要走哪条道路的大问题。
那会儿，有人对他们说：你们厂产品质量低，浪费大，企业管理差，各级班子“乱、软、散”。要对班子进行一番整顿，要对工人“刹一阵子，压一阵子，扣一阵子”。这可是上头的精神啊！
那会儿，工人虽然还不知道这是邓小平搞的鬼，但却感到，这股风不对头。他们纷纷向党委建议，要求党委带领全厂职工辨明风向，抵制错误潮流。党委非常重视工人的意见，认为这是关系社会主义企业的方向、路线的大问题，决定和广大工人一起，层层召开议大事会，弄清大是大非，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议大事会开起来了，群情激奋，十分热烈。工人理论骨干李司君说：“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看形势要看本质，看主流。有的人抓住事物一些表面现象、枝节问题，歪曲和攻击事物的本质。他们把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厂出现的大好形势说成一团糟，对我们工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全盘否定，说穿了，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铸工车间老工人宋宝珍，十四岁就给资本家做工，受尽了剥削和压榨，深知资本家的凶狠；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深受迫害，很懂走资派的毒辣。在议大事会上，他回顾了自己的经历，愤怒地说：“这股风不对。要是这么搞下去，修正主义那一套恢复了，吃苦受罪的还是我们工人。想想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工人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在工厂里没有我们说话的份儿。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真正成了工厂的主人。现在有人对工人当家作主总感到不舒服，说什么工人参加管理，企业就乱了，要整顿。这不是明摆着要把我们再压下去，把修正主义路线的枷锁再套在工人脖子上吗？我们决不答应。”
二车间的工人，在议大事会上，列举文化大革命以来工厂飞速发展的大量事实，痛斥奇谈怪论。大家说：“党的基本路线在我们心里扎下根了，谁要想篡改党的基本路线，把工人当家作主的地位搞掉，我们就坚决和他斗。”
议大事会的活动持续了一个多月。无论在炉火熊熊的铸工车间，还是在马达轰鸣的机工车间；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沸腾的基建工地上，干部、工人一下班，工作服顾不得脱，家顾不得回，就赶来参加反修防修的议大事会。他们在乱云飞渡之际，不转向，不动摇，顶风而斗，赢得了胜利。
面对这热气腾腾、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广大工人缅怀过去，展望未来，深深地体会到：工人议大事这个权利，可真是来之不易啊！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代，这个厂的工人组成了“工人民主管理委员会”，直接参加工厂管理。后来，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工厂的领导人要使企业管理“正规化”，硬把“工人民主管理委员会”解散了。工人很气愤，说：“社会主义的工厂，为什么没有我们工人说话的份儿？”他们热切地盼望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广大工人冲破修正主义路线的罗网，向走资派勇猛冲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激烈斗争，一回又一回的阶级较量，把束缚在工人身上的枷锁砸碎了，把被修正主义路线篡夺的领导权夺回来了。工人们在厂党委支持下，成立了工厂和车间两级的“工人管理委员会”，直接参加管理，监督企业领导，保证工厂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有段时间，厂里生产、基建任务很紧，有的干部只重视抓指标、抠进度，忽略了抓路线、抓学习。“工管会”认为这说明唯生产力论的影响还没有肃清，发展下去，工厂方向势必走偏，建议党委组织一次学习大检查。党委决定由“工管会”组成学习检查团，对全厂领导干部进行检查。普通劳动者可以管领导，这是生产关系中一个多么大的变化！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受到教育，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企业中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
工人参加议大事，促进了干部的革命化，改善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革委会一位副主任，文化大革命前是副厂长。那时他受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对工人大搞“管、卡、压”。为了提高工时定额，他手里拿着表，站在机床边，计算工人干活的时间。工人气愤地说：“这哪象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简直和旧社会的工头一个样！”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干部接受了群众的批评帮助，穿起工作服，深入工人之中。劳动、实践，洗刷了他头脑中“领导高明”的唯心史观，自觉地向工人学习，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几年来，掌握了好几种技术。工人们高兴地说：“你过去是督着我们干，现在是拿起工具和我们一块儿干，这才是我们工人的干部。”
现在，这个厂的领导干部自觉接受工人的监督，认为这是工人对领导的关心和爱护。党委成员提出：“我们要和工人划等号。”近六年来，全厂中层以上干部每年参加劳动一百多天，每人都学会了两个工种以上的技术。他们一身油泥，两手老茧，和工人汗流在一块，心贴在一起。党委书记李宏元很有感触地说：“工人议大事就是好，企业方向掌得牢。抓路线，管大事，一时一刻离不了。” 本报工农兵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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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奶奶心里开了窍
浙江省浦江县前吴大队贫农女儿吴笑美的邻居，是一个伪保长。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把他揪出来进行了批斗，他一直心怀不满。一次，这个家伙公然跳出来，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笑美想起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意识到这是阶级敌人在搞翻案。她想，自己是个共青团员，应该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打退敌人的进攻。她对这个伪保长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并且把这个情况向党支部作了汇报。
可是，这件事在笑美家里却引起了一场风波。七十多岁的老奶奶劝笑美说：“姑娘只能种花，不能种刺。再说，论辈份，你应该叫人家‘爷爷’，怎么一点情面都不顾？”笑美毫不退让地说：“什么‘爷爷’，明明是敌人。他要翻案，我就要和他斗！”奶奶生了气，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不许没大没小，不分长幼。”
笑美想，奶奶受了孔孟之道的影响，应该帮助她提高阶级觉悟，划清阶级界线。于是她耐心地给奶奶讲只有阶级亲，没有宗族亲的道理，批判“长幼序，人之伦”的封建伦理道德；并且指出，如果我们对敌人的破坏活动不批不斗，敌人翻了天，贫下中农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她还同奶奶一起忆苦思甜，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终于使奶奶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觉悟。奶奶说：“以后你带我去上政治夜校，学习毛主席的话，让我心里也开开窍。”
后来，笑美参加了公社计划生育工作组的工作，一些风言风语传到了奶奶耳朵里。有人甚至对笑美奶奶说：“一个姑娘去干这种工作，真没出息。”奶奶却高兴地说：“计划生育是毛主席的号召，我家笑美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双手赞成。”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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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鱼上峨眉岭编辑同志：
我们埝底公社位于黄土高原的峨眉岭上，自古就有“旱疙瘩”之称。解放前，这里“用水贵如油，十年九不收，逃荒要水喝，穷人日夜愁”。解放后，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多次大办水利。但是，由于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几次“上马”又“下马”，水利总是办不起来。我们这里每年有六、七个月干旱不雨，人们只好往返十多里路，爬过几面大坡，到外地的深井中去打水。一小撮阶级敌人多次乘机刮起“劳力外流”的资本主义妖风，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声春雷，“旱疙瘩”上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公社党委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带领广大贫下中农，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严厉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办水利的罪行。我们大搞群众运动，凿透层层岩石，打成四十八眼机井，建成十七座可蓄水十三万立方的蓄水池。打井挖出地下泉，建池蓄住天上水，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畜吃水问题，而且把三千亩旱地变成了水浇田。我们还在蓄水池里放养了鱼苗，第一批放养的一万尾，最大的已长到五、六斤，第二批放养的一万尾，也长到了一斤多。“旱疙瘩”上的人民不但有了水，还吃到了自己养的鱼，我们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广大贫下中农高兴地说：谢谢文化大革命，使鱼上了“旱疙瘩”。
山西省万荣县埝底公社 宁灶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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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魏德忠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