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由阶级投降派到民族投降派
刘先照 韦世明
《水浒》一书,倾注全力塑造了一个投降派的典型——宋江。其中,借“民族矛盾”问题,通过大写宋江“征辽”,来歌颂农民起义中的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歪曲农民起义,美化投降派,是全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认识宋江接受招安到率部“征辽”这一过程?解放后的一些评论文章,说什么它“反映了人民和政府合作以抵抗异民族的思想”,是“爱国主义思想底反映”。有的甚至把“民族英雄”、“人民英雄”的桂冠戴到宋江头上。
那么,《水浒》所写的宋江投降——“征辽”,是说明了宋江由“人民英雄”到“民族英雄”,还是由阶级投降派到民族投降派?彻底弄清这一问题,批判宣扬阶级调和,为阶级投降、民族投降辩护的修正主义观点,不仅对于认识宋江的反动阶级本质及其投降派的真面目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对于认识邓小平一类现代投降派的反动阶级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也有重大的意义。但是,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确认识历史上宋、辽间民族矛盾的性质,分析一下当时不同的阶级对待民族矛盾的不同立场和态度。
宋徽宗时,历史上并无宋江“征辽”的事,只有宋与女真族的金王朝联合攻辽,最后辽被金所灭。《水浒》作者凭空编造一个宋江投降——“征辽”的故事,既是着意美化投降派,歌颂投降主义,也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契丹,很早以来就是散居东北潢河一带的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民族。七世纪时,属唐王朝松漠都督府的辖治。九世纪末,辽太祖统一了契丹八部。十世纪上叶,辽太宗改国号为“辽”。这时,辽已基本上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成为带有奴隶制残余的封建王朝。历史上的宋王朝和辽王朝,是当时在中国国内同时存在的两个封建制的民族政权。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国内两个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
列宁说:“民族压迫政策是专制制度和君主制度的遗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24卷第269页)辽是剥削阶级统治的封建王朝,它实行的是民族压迫和掠夺的反动政策,辽对宋进行了多次侵扰。
封建制的宋朝社会,同时存在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当辽王朝统治阶级大规模攻宋的时候,民族矛盾就上升到主要地位。但是,“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辽攻宋的主要目的,是压迫和掠夺宋的广大劳动人民,这就产生了辽王朝统治阶级与宋王朝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6页)辽的广大劳动人民是赞成平等的联合,反对实行民族压迫和掠夺的。辽的统治者要攻宋,必然要调集人力、物力,加强对本民族内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因此,就必然加深辽王朝统治阶级同辽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而宋王朝中当权的大地主阶级和辽的统治者,在争夺财产、权力上有矛盾的一面,但是其根本的阶级利益却是一致的。在辽大举攻宋的情况下,辽王朝统治阶级就同宋、辽广大劳动人民处于严重对立地位。历史上的宋徽宗、宋钦宗、宋高宗,都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利益,都是民族投降派,都实行“先平内寇,然后可御外侮”的反动方针。他们对辽、金的侵扰实行投降,对农民起义则疯狂镇压。宋徽宗“罢北伐之议”,把准备北上抗辽的童贯的军队调来镇压方腊起义军,就是明证。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27页)革命的阶级既要坚持自己政治、经济的要求,而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时候,阶级斗争又应服从民族斗争的需要。因民族矛盾而否认阶级斗争和因阶级矛盾而否认民族斗争的观点都是错误的。综观处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时期的革命农民,特别是农民起义中的革命领袖,在对待民族问题上,跟大地主阶级的屈辱投降相反,大多数是坚持了正确路线的。他们在同时存在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而阶级矛盾占主要地位的时候,主要进行阶级斗争,同时也不放弃民族斗争;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主要进行民族斗争,同时也不放弃阶级斗争。他们不象《水浒》中的宋江那样,先投降宋王朝,再去和异民族的统治阶级搞妥协投降。以宋代的农民起义为例,方腊、钟相、杨么等领导的起义军,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历史上北宋方腊起义的时候,同时存在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但当时阶级矛盾占主要地位。起义军主要是反抗宋王朝的阶级压迫。方腊高举“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造反旗帜,称号“圣公”,建元永乐,解放了六州五十二县,把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进行得轰轰烈烈。同时,也提出了反对辽契丹族、西夏党项族统治阶级“侵侮”的口号。方腊痛斥宋王朝每年贡纳“二虏银绢以百万计”,把人民的“膏血”“悉举而奉之仇雠”的民族投降主义路线。《水浒》中的宋江呢?当他混进梁山农民起义队伍的时候,从小说展示的时代背景来看,也是同时存在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而阶级矛盾占主要地位的时候,他不仅不去组织农民、发动农民进行反抗阶级压迫的斗争,而且处心积虑地推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专等朝廷招安的阶级投降主义路线。晁盖牺牲后,他乘机篡夺了领导权,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改变了晁盖的正确路线。对民族矛盾问题,菊花会上他作的《满江红》词中虽也说过“平虏”的话,但不过是掩盖其阶级投降的遮羞布,其真正目的不是“平虏”,而是“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当李逵等反对投降,大闹菊花会后,他向众好汉解释说:“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可见,这“平虏”是幌子,投降是目的。不久,宋江讨到了一纸招安文书,便立即拆毁梁山营寨,夷平水泊城垣,烧掉晁盖灵牌,换上“顺天”、“护国”的旗号,“归顺”了朝廷。这明明是一个十足的阶级投降派,哪儿有一点“人民英雄”的影子呢?
南宋初,金王朝女真族统治阶级大举攻宋,民族矛盾占主要地位。钟相、杨么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就主张联宋抗金,主要对付民族敌人。钟相曾派他的儿子钟子昂率领起义军一部北上南京(河南商丘)去抗击金军。后来金王朝所立的刘豫傀儡政权派人诱降时,引起了起义军的无比愤怒。他们将“使臣”三十五人全部沉杀于洞庭湖中,并把这事通知了宋王朝。与杨么同一时期,起于河东的农民起义军“红巾军”,在金军大敌当前的时候,也曾和宋王朝的主战派联合抗金。他们勇敢善战,有一次几乎抓住了金军元帅宗翰。南宋中叶,彭义斌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红袄军”一部,曾联宋抗击金军,转战千里,屡次重创敌人。事实说明,这些农民起义军在抗击异民族统治阶级掠夺的斗争中,都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但同时,他们保持了农民起义军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了阶级斗争。当然,阶级斗争的策略和方式,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而比较过去有所改变。钟相、杨么起义军在联宋抗金时,虽然宋王朝下令解散起义军队,他们却保存了革命队伍,又对宋王朝实行阶级压迫、大搞民族投降的行径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钟相牺牲后,杨么把起义军的势力扩展到澶、鼎、澧、岳等州广大地区,继续坚持“等贵贱,均贫富”的政治纲领。但是,对抗金的士大夫、地主,则予以保护,吸收他们参加抗金。红巾军为了联宋抗金,采用了“建炎”年号,却不要宋王朝的官爵,不受宋王朝的辖制,不受宋与金所订屈辱和议的约束,违抗宋王朝不准越过黄河的禁令,三次北渡黄河袭击金军。彭义斌领导的红袄军在联宋抗击金军的战争中,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并曾对红袄军主要将领李全的投降行为作了坚决的斗争。尽管方腊起义军中出现过缪罗,杨么起义军中出现过杨钦,红袄军中出现过李全这类投降派,但这只是一小撮。起义军的广大将士,不仅识破了他们的丑恶面目,而且对他们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有力地克服了这类投降派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
《水浒》中的宋江呢?小说描写他投降之日,正是
“辽国郎主”“兴兵十万,侵占山后九州”、“劫虏山东、山西,抢掠河南、河北”,大举进攻之时,民族矛盾已经上升到主要地位。宋江不仅没有保持梁山起义军的独立性去联宋抗辽,而是受了招安,把十万农民起义大军变成了宋王朝的“官军”,交出了兵权,换来了封诰,去维护赵宋王朝的反动统治去了。
“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泽东选集》第387页)阶级投降必然导致民族投降。尽管《水浒》作者尽量为宋江粉饰,用七个回目大写了一通宋江“破辽”的“功勋”,但是最终还是在“抗辽”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遵照宋徽宗的旨意,与辽停战“议和”,屈辱修好。他将“檀州、蓟州、霸州、幽州”“给还”,将“天寿公主一干人口”“放回”。宋江干如此妥协求和,屈辱叛卖的投降勾当,这明明是一个十足的民族投降派,哪儿又有一点儿“民族英雄”的影子呢?!
在阶级苦难深重的年代,宋江是一个阶级投降派,在民族危亡的日子,宋江又是一个民族投降派,是一个双料的投降派。
拿《水浒》中的宋江同历史上宋代的几支主要农民起义的领袖相比较,就十分清楚地暴露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反动阶级本质。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和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正确路线是根本对立的,它违背了革命农民和广大被压迫人民的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宋江对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立场、态度同历史上的革命农民完全相反,而却同历史上反动的大地主阶级完全一致。就《水浒》描述的故事来看,宋江搞阶级投降,破坏和镇压农民起义,所维护的是当权的大官僚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宋江搞民族投降,推行的也是当权的大官僚地主阶级的路线和政策。事实充分说明:宋江不是什么“农民革命领袖”,而是一个混进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反动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不是什么“人民英雄”、
“民族英雄”,而是阶级投降派、民族投降派。宋江由阶级投降派到民族投降派是其反动的阶级本质决定的。
在评论《水浒》的群众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以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为武器,分析《水浒》,批判投降派,同时也批判了解放以来《水浒》评论中,宣扬阶级调和论,为宋江搞阶级投降、民族投降辩护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错误观点。但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革命群众批判投降派、批判为投降派辩护的种种谬论,却怕得要死,极力破坏。这就暴露了邓小平就是现代的宋江式的投降派。
邓小平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主张阶级团结”,要“共产党、八路军”“忠实地执行”卖国贼蒋介石的“路线”。这就是要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先向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实行阶级投降,然后“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民族投降主义路线,向帝国主义实行民族投降。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了,邓小平的这套反动主张没有得逞。但就路线来看,邓小平主张的和《水浒》中的宋江先搞阶级投降再搞民族投降,忠实执行宋徽宗的民族投降主义路线,却是如出一辙!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邓小平伙同刘少奇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内向资产阶级投降,说无产阶级“不如资产阶级”;对外则鼓吹迷外崇洋充当洋奴买办的思想。他仍然既是阶级投降派,又是民族投降派。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重新工作后,又大刮右倾翻案风,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内,他成了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对外他拚命鼓吹出卖资源来换取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技术”,大搞洋奴哲学。这不是十足的民族投降主义又是什么?事实充分说明邓小平和《水浒》中的宋江一样,也是一个双料的投降派。邓小平成为阶级投降派和民族投降派也是其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决定的。古代投降派宋江和现代投降派邓小平,尽管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代表的阶级不同,搞投降主义路线的内容不同,但是,他们都是一定时代的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是既搞阶级投降主义,又搞民族投降主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邓小平这个走资派就是现代的投降派。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评论《水浒》,批判投降派,认识和总结古今投降派的本质特征,不仅对于批判邓小平,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且对反修防修,在本世纪和下世纪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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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死心塌地”、“永不翻案”靠不住
黎程
宋江被梁山好汉闹江州、劫法场救了性命以后,在“不由不上梁山”的情况下,他于是“倾心吐胆”地对晁盖表白心迹:“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同生。”
短短一句话,又是“死心塌地”,又是“同死同生”,使人看来,激愤而又真诚。其实,宋江这句话在当时是不能不说的。
因为在上山这件事上,宋江已经有过两次反复。第一次,是在三山聚义打青州以后,宋江跟着一批人要到梁山泊入伙。半路他借口“奔丧”,撇下众人“飞也似独自一个去了”。第二次是在刺配江州,途经梁山的时候,被晁盖等人邀截上山。他不仅坚决拒绝留下来,“共聚大义”,还说了一通“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的屁话,表示宁死也不干。这回在江州弄得差点丢了脑袋,只得“暂居水泊,权避一时”,就不能不表示一下“死心塌地”、“同死同生”的态度。
在当时,宋江的这句话似乎承认以前错了,表示以后“死心塌地”,再不反复。
宋江因此取得了山寨头领们的信任,被推上了“第二把交椅”。
但是,宋江一旦大权在握,其所作所为却证明他上山前的那番表态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欺骗。
他不仅没有象他上山前保证的那样再不翻悔,而是上山不久,就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梁山革命事业是“罪恶迷天”,“造恶甚多”,叫喊要“去邪归正”。
他不仅没有“死心塌地”地造反,而是“身在水泊之中,心存朝廷之上”,时刻想着接受招安,“做国家臣子”。
他也根本没有同晁盖和梁山的革命派“同死同生”,而是千方百计地架空晁盖、排挤晁盖,“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晁盖一死,他便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加紧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对反对投降的革命派,轻则斥责,重则处死,最后直接同高俅那一派地主勾结在一起,里应外合,彻底葬送了梁山“好生兴旺”的革命事业。
投降派宋江一旦居了“主位”,就大搞投降活动,是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
宋江出身于反动地主阶级家庭,又顽固坚持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
宋江在思想上顽固维护孔孟之道。他满脑子孔孟之道的秕糠,对反动的天命观念,忠、孝、仁、义的封建道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无一不拚命宣扬和忠实恪守。在政治上顽固维护封建统治,“辅”地主阶级之“国”,“安”地主阶级之“民”,就是他终生的志愿。对于封建统治的总头子皇帝,他“愿效犬马之劳”;对于象征地主阶级专政的“朝廷法度”,他“不敢擅动”。宋江在经济上拚命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经济基础。他保护象黄面佛那样的所谓“善良”地主,平时严禁梁山起义军下山“扰”这一类的“良民”。在叛卖成交,收拾朝京之日,他还以“分金买市”的形式,对四方地主搞政治、经济上的退赔。
总之,宋江反动的地主阶级本性,决定着他混入革命队伍后,必然充当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掌权之后必然要搞投降主义。
现代投降派邓小平也是这样的人物。文化大革命前,他伙同刘少奇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群众批判,他表示愿意悔改,写了“永不翻案”的保证,以此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但他重新工作不久就大搞翻案活动。其原因也是由他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决定的。他本来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身子虽然进了社会主义社会,头脑里还是一套资产阶级货色,内心深处还是个资产阶级王国。社会主义革命革到了他的头上,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必然处处跟无产阶级对抗。他依恃手里的权力,拚命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顽固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变成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成了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挂帅人物。他一再拒绝党和人民对他的挽救,致使他的问题的性质变成了对抗性的矛盾。
“永不翻案”靠不住,机会主义的头子改也难。陈独秀、张国焘、王明、高岗、刘少奇、林彪,一个也没有改。其原因也是他们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
列宁指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第654页)只要阶级斗争存在,就会有投降派。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总结投降派搞阴谋活动的规律,以便及时识别投降派,揭露投降派,战胜投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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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两把火”中看到的
工人 荆柏昌 周航
《水浒》中的晁盖和宋江分别烧了一把火。
晁盖在智取生辰纲后放了一把火,烧毁了自家的地主庄园,奔赴梁山,走上了农民革命道路。从此他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以皇帝为头子的封建国家政权,在农民起义队伍中实行了一条“竭力同心,共聚大义”“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从晁盖火烧庄园,我们可以看出他同地主阶级一刀两断的决绝态度,他从此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站到了革命农民这一边。
宋江也烧了一把火,烧的是他供奉的晁盖灵牌。
宋江当初供奉晁盖灵牌,是有险恶目的的。晁盖死后,宋江坐上了第一把交椅,他要改变晁盖的革命路线,叛卖农民革命事业,但又深知会遭到革命派的坚决反对。于是只好借用晁盖的威望,供起了晁盖的灵牌,打着晁盖的旗号,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因此,受招安一成事实,宋江就迫不及待地宣布分金买市十日,将梁山应有屋宇房舍,三关城垣,尽行拆毁,最后一把火烧了晁盖的灵牌。这一方面以实际行动向皇帝表示他死心塌地接受招安;另一方面是要摧毁梁山农民革命根据地,断绝革命派重返梁山造反的后路。由此可见宋江坚持地主阶级立场的顽固态度。
这两把“火”事情虽小,却很值得人们深思。晁盖之所以能成为农民起义领袖,因为他结合于革命的阶级,勇于和他出身的反动阶级决裂。宋江之所以做了可耻的投降派,是因为他混到农民起义队伍中来还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他不仅拒绝改变自己的立场,反而从地主阶级立场出发,去蛀空农民起义队伍,以巩固封建统治。
出身于同一个阶级,走着不同的道路。这样的事古代有,现代也有。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有不少人出身于剥削阶级,抱着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理想投入了革命队伍。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努力学习,勇于改造自己,同剥削阶级及其传统观念实行决裂,成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有的则拒绝改造,而顽固地坚持以资产阶级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后一种人的代表。他虽然身在共产党内,却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顽固地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且一再拒绝党和人民对他的挽救,问题的性质终于变成了对抗性的矛盾。
只要社会上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投降派是不会绝迹的。但是认真分析古代的宋江和现代的邓小平这两个反面教员,革命人民的手里就有了一面识别投降派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