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
专栏：
毛主席语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第1版()
专栏：
以阶级斗争为纲 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
北京大学举行专题批判教育界奇谈怪论大会
本报讯 在深入开展教育战线大辩论的大好形势下，一月二十七日晚，北京大学师生员工以阶级斗争为纲，召开了专题批判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全校大会。
这次大会是在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各系各单位分别举办专题批判学习班的基础上进行的。最近，校党委对深入开展教育战线大辩论作了进一步研究和部署，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明确运动的指导思想，要深刻认识到去年七、八、九月刮起的这股右倾翻案风，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就是资产阶级妄图从教育界打开一个缺口，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坚持还是反对党的基本路线的问题，是坚持继续革命还是复辟倒退的问题。我们要抓住这个根本问题，对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实质，系统地剖析，深入地批判，同时也要批判科技界的谬论。要针对他们修改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这个要害，集中批判他们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以及白专道路等谬论，也要批判他们刮右倾翻案风所采用的折中主义、诡辩论的手法。为了把运动引向深入，要在斗争中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学习革命导师是怎样同机会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要注意学习点哲学和哲学史，以便戳穿刮右倾翻案风的折中主义、诡辩论的手法；要把大批判和评论《水浒》、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孔孟之道“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结合起来，使学习和批判互相促进，进一步学出新水平，批出新水平。根据党委部署，许多系召开了座谈会，研究了讨论和批判的题目，规定了学习书目。有的系重温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采用对比方法，狠批了“今不如昔”和“智育第一”等谬论。有些系通过对一个专业、一门课的典型解剖，看十七年修正主义办学方向的恶果。许多系的师生联系自己的切身感受，现身说法，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提高了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认识。
批判大会的发言，都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据，以理服人地进行批判。他们用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的丰硕成果和学校面貌的深刻变化，有力地回击了右倾翻案风。理科的发言，在批判教育界的奇谈怪论的同时，还联系了科技界，批判了所谓教育革命“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的谬论。
无线电系教员游大江说：
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打着“一切为了现代化”的旗号，诬蔑教育革命“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这完全是唯生产力论的翻版！
“一切为了现代化”，国际上老牌的修正主义分子们曾提出过。共产主义的叛徒赫鲁晓夫也大叫大嚷什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重于政治”，鼓吹“要和资本主义和平竞赛”，大搞“福利的共产主义”，结果现代化“化”到了红旗落地！
按照奇谈怪论制造者的逻辑，只要把文化科研搞上去，实现现代化，什么党的基本纲领、党的基本路线，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实现共产主义都不要了。照此办理，让牛鬼蛇神统统跑出来，不用很久，“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悲剧就要在中国重演，我们伟大的祖国又将要重新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这那里还有什么“现代化”可言？我们又怎么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呢？
教育界的奇谈怪论鼓吹“唯生产力论”，完全背离了党的九大和十大路线，背离了党的基本纲领、党的基本路线。他们把“一切为了现代化”当成取代一切的“纲”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的一系列教导，深刻地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唯生产力论，戳穿了“一切为了现代化”这个“纲”的修正主义本质。鼓吹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人，根本否定了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伟大动力，根本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他们走的也是一条早已破产了的“科学救国”的老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业救不了国，科学救不了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我们无线电系四名教员、七名工人、七名学员组成的小分队在兄弟单位协助下，初步研制出测试用宽带高频示波管，初步测试频率超过目前国产示波管最高指标。这是抓阶级斗争斗出来的！这是大干社会主义干出来的！请问：单靠什么“文化”办得了吗？实践证明，文化再多，没有政治这个灵魂，没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只能永远是个爬行主义者，是无所作为的。搞社会主义现代化，首要的问题，是靠路线正确、方向正确，靠抓阶级斗争，其次才是文化知识。对什么是纲，什么是目，决不容许颠倒混淆！
地质地理系代表马瑞志在发言中说：
“智育第一”是唯生产力论在教育领域的翻版，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最重要的一个精神支柱。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它一直为资产阶级统治学校“把大门”，“占讲台”。文化大革命以来，它又一直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大棒。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阶级登上了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但是，被推翻的阶级敌人和顽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并没有死了复辟之心。他们总是要抬出“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的破烂武器，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他们鼓吹“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学校。他们板着一副老爷面孔，叫嚷：“党委书记不要发号施令，轻则瞎指挥，重则破坏。”对那些“第一流”的“业务通”、“权威”，则学着宋江的样子，纳头便拜。
事实证明，学校从来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重要阵地，从来就是两种世界观激烈斗争的战场，不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学生，就必然会用资产阶级的思想腐蚀青年，二者必居其一。所谓单纯传授知识的那种超阶级的教育，古今中外，从来都是没有的。这种“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修正主义观点必须彻底批判。
“智育第一”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就是用智育来掩盖资产阶级的政治，它和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智育毫无共同之处。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蓬勃发展说明，只有砸碎“智育第一”的精神桎梏，才能把学生培养成懂得马克思主义，能够搞阶级斗争的革命战士，才能培养成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文化大革命前，旧地质地理系按照“智育第一”的一套搞，年年出大批废品，六一级一个班有三分之一的人毕业时不服从国家分配，而且出现过“文章还未发表，借钱买了手表，为了追求资产阶级老头子的仪容，不惜把头发拔光”之类的丑事。这绝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搞“智育第一”、“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必然恶果。
今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开门办学，学员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冰雪皑皑的世界屋脊上，留下了工农兵学员科学考察的战斗足迹；山崩地裂的地震灾区，洒下了工农兵学员抗震救灾的辛勤汗水；中条山上的隆隆炮声，报道着工农兵学员为祖国开发宝藏的喜讯；庄严的地质专业会议上，传来了工农兵学员做科学报告的宏亮声音。正是这些被教育界某些人诬蔑为“不要文化”的工农兵学员，在祖国各地和工农兵群众一起，攻克了一道道科学难关，填补了我国地质事业的一个个空白。去年，七二级一百五十二名毕业生争先恐后地报名到青藏边疆去工作。工农兵学员和旧大学那种争北京、占上海、抢上“三大院”的情形相反，鲜明地提出了争西藏、占青海、抢上边疆第一线的革命口号。工农兵学员这种与旧传统观念决裂的革命行动，正是和“智育第一”对着干，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结果，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思想成果。
批判会上，化学系的代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剖析了教育界奇谈怪论制造者玩弄折中主义和诡辩手法，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辩护的反动实质。西语系代表痛斥了教育质量“今不如昔”的谬论。经济系代表驳斥了教育界奇谈怪论制造者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的谬论，并以切身体会批判了白专道路的严重危害，表示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们的发言，有力地回击了右倾翻案风，进一步推动了全校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深入发展。
第1版()
专栏：
开门办科研就是好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文化大革命以来坚持开门办科研，全所面貌发生深刻变化，有力地回击了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九日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工人、干部和科研人员在党的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批判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坚持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行开门办科研，全所面貌焕然一新，科学研究工作蓬勃发展，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的赞扬。他们的经验证明，开门办科研就是好！
开门办科研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诞生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是研究生物的遗传与变异规律及其应用的专业研究所。它的研究项目，与工农业生产、国防建设、医学事业都有密切关系。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这个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却严重地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实践，脱离工农群众。科研人员关在所里冷冷清清地进行“学院式”的研究，由于路线不对头，真正对社会主义建设有贡献的研究成果不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遗传所的广大干部、工人和科研人员，奋起造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坚持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实行开门办科研，使研究工作面貌大变。
这个研究所开门办科研，主要采取以下三种办法：
一是走出去，每年有三分之一的科研人员和党政干部到工厂、农村、牧区、医院蹲点、跑点，以蹲点为主，同工农群众一起开展科学研究，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把理论研究同生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解决生产中的重大问题，促进理论工作的提高。
二是请进来，即请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到所里来，参加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和研究所的管理、研究工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研究所通过举办学习班和课题协作座谈会等形式，每年都邀请上千人次的工农群众和基层科技人员到所里来交流经验。一九七四年以来，他们又先后从全国八个省、市请来十八名工人和贫下中农代表来所“掺砂子”。这些，对于改变科技队伍的成分，促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端正科研方向，办好研究所，起了很好的作用。
三是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即由有关科研、生产、教学单位组成协作组，或由所内几个研究室、组协同作战，共同解决科研和生产中的重大问题，加快科研工作的进展和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
几年来，由于坚持开门办科研，遗传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出现了一派前所未有的崭新气象。科研人员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科研成果累累，有些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科研人员热情地欢呼“开门办科研好”。他们说，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广大群众热烈拥护开门办科研这一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而有些人对它却总是看不顺眼。一九七二年，在科技界就曾出现过一股右倾思潮，使这个研究所开门办科研的道路受到了干扰。经过批林批孔运动，遗传研究所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批判了这股错误思潮，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开门办科研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可是，去年七、八、九三个月，资产阶级又刮起了一股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同教育界一样，在科技界，也有种种奇谈怪论，对开门办科研横加指责，妄图把专业科研单位已经开了的门再关起来，让科研人员重新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
科学研究，究竟是开门办好，还是关门办好？这不是什么方法问题，而是关系到科学研究坚持什么方向，贯彻什么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党委发动广大干部、群众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认真总结了开门办科研的经验。他们用自己的切身体会，有力地回击了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
开门办科研体现了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科学研究是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工具。它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而资产阶级从其阶级私利出发，总是企图抹杀科学研究的阶级性，妄图使科学研究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科研路线同刘少奇、林彪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根本分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遗传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研究动物的遗传，很少结合生产的需要考虑问题。文化大革命以来，实行开门办科研，很快改变了这种状况。广大科研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急工农兵之所急。一九七三年，有一个小组试验兔子受精卵移植获得成功。研究所党委立即提出要把这一试验同畜牧业的生产需要结合起来，并组织科研人员到内蒙古牧区蹲点，进行羊的受精卵移植试验。科研人员来到牧区后，受到当地党组织和贫下中牧的热情欢迎和支持。他们和贫下中牧一起，在普通的配种室作了羊的受精卵移植试验，一九七四年春天获得了三头移植的杂种羔羊。一九七四年秋，他们又在内蒙古、宁夏两个自治区，由四个单位协作，把经济价值高的纯种黑色三北羔皮羊的二十八个受精卵移植到经济价值低的二十六头白色粗毛蒙古羊体内，一九七五年春，生了十八头羔羊。经过综合鉴定，这种由白色蒙古羊所生的三北羔皮羊，全是一二级的纯种羔皮羊，羊的毛皮遗传特性稳定。这一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畜牧科学技术上的一项空白。国外研究这项技术花了近十年时间才用于生产，而我们只用了两年时间。现在，这项技术已为许多贫下中牧和畜牧技术人员所掌握。两条路线，两种结果，事实不是很清楚吗？
只有坚持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向，科研工作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路子才能越走越宽广。这个研究所一九五八年开始培育杂交高粱。经过几年努力，选育了一批抗逆性强的杂交高粱，比当地品种一般增产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平均亩产七百斤到八百斤，有的成倍增产，最高亩产达到二千多斤。但是要推广，还存在许多制种技术方面的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高了科研人员的政治思想觉悟，他们走出去，很快使这项成果应用于生产。现在，杂交高粱已在我国大面积推广，不少地方大面积亩产超千斤。在培育和推广杂交高粱的过程中，关于植物杂种优势和雄性不育的理论研究也有了进展。他们从生产实际需要出发，又逐步开展了小麦、水稻等作物的雄性不育研究。广大科研人员深有体会地说：“开门办科研，使我们方向明，干劲足，步子大。”
开门办科研有利于科学研究在实践的基础上提高
遗传研究所实行开门办科研，强调科学研究要和生产实践相结合，他们认为这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也是遗传学本身发展的必由之路。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广大工农兵群众长期生活、战斗在生产第一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包含着深刻的科学内容，是自然科学理论最宝贵最丰富的源泉。过去，我国中原地区和南方各省，在马铃薯生产中存在种薯退化的问题。如何防止马铃薯退化，国内外都进行了许多研究，各种说法也不少，但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所的科研人员迈开双脚到生产第一线去进行调查研究，先后深入到黑龙江、安徽、河南、内蒙古、广东等省、自治区的农村，拜贫下中农为师，搜集到我国广大农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防止马铃薯退化的丰富经验，并通过和有关科研单位一起进行多次科学实验和理论分析，发现马铃薯的退化与品种的特性有很大关系；退化与否又受环境条件支配。因而只要因地制宜培育适当的品种，并根据不同品种采取相应的栽培技术，就能做到防止马铃薯退化。他们和贫下中农在实践中创造了“催芽秋播二季作栽培方法”和“三季作栽培方法”等，找到了解决马铃薯退化的途径。
强调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相结合，是不是会降低科学研究水平，不利于提高呢？遗传研究所的实践证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毛主席说：“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恩格斯也说过：“社会方面一旦发生了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数个大学更加把科学推向前进。”这个所的科研人员在参加群众性育种活动中，了解到广大贫下中农迫切要求找到育种的新技术、新方法。这对他们是一个很大推动。一九七○年春，他们根据贫下中农的要求，对国内外遗传育种研究的动态进行了分析，决心迅速掌握世界上正在开展的通过花粉培养进行单倍体育种这一新兴的科学技术。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坚持走出去，参加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汲取群众中的好经验。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四年，他们在国际上首次分别用小麦和玉米花粉培养出植株。过去，杂交育种需要七、八年时间才能用于生产。现在，用这种新方法育种，只要三年左右就可用于生产。目前用这种新方法育成的小麦、水稻新品种，正在试种推广，一般比当地品种显著增产。这种新法育种还为研究遗传学理论开辟了新的前景。
开门办科研促进了科研人员世界观的改造，有利于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
毛主席指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实行开门办科研，广大科研人员与工农相结合，科研工作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有力地促进了科研人员世界观的改造。
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科学研究工作中崇洋迷外、爬行主义盛行。现在，实行开门办科研，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科学研究阵地，加强了党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走我国自己发展科学技术的道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使广大科研人员焕发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遗传研究所的许多科研任务，都是在人手少、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依靠科研人员的这种积极性提前完成的。
过去，在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影响下，这个所的不少科研人员中存在着“上智下愚”、轻视工农的剥削阶级思想意识。开门办科研后，广大科研人员在和工农结合的过程中深深感到，工农群众是科学研究的主力军。他们所取得的成果，离不开群众的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活动。在蹲点过程中，广大工人、贫下中农经常给科研人员讲家史、厂史、村史，忆苦思甜。到所里来的工人、贫下中农，以自己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行动团结、教育、改造科研人员。许多科研人员在蹲点过程中，坚持和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从群众中汲取丰富的政治营养和生产知识。他们说：工人、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好老师，我们要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大道前进。
文化大革命前，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不少人搞“知识私有”、“技术垄断”。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遗传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破除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协作。这个所的科研人员在研究一种小鼠染色体过程中，发现了这种小鼠的白血病标记染色体。这是国内外都没有发现过的，对于白血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一定的价值。发现这一标记染色体的同志立刻向全组作了报告，发挥全组力量来打歼灭战。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他们观察了八十七只小鼠三千个分裂相，充分证实了这种标记染色体的存在，并更加完善了这一认识。
事实证明，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开门办科研，是培养一支无产阶级的又红又专的宏大科技队伍的重要途径。它为科技战线带来的生气勃勃的革命局面，同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恶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深刻变化生动地说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有人企图否定文化大革命，要为修正主义路线翻案，这是绝对不会得逞的。
第1版()
专栏：小评论
剖析一种诡辩论
沙晴
一个人手里没有真理，又要骗人，便常常借助诡辩论。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说什么学校“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就是一种诡辩论。
听了他们这句话，不禁有“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说共产党这也不行，那也不懂，在文化、艺术、科学、教育各个方面都是“外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必须由“内行”领导。而据说他们都是“内行”，要由他们来领导。当时，工人阶级针锋相对地反驳道：我们“外行”，就是要领导“内行”，领导一切。时过十八年，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毕竟长了一些见识，在反对党的领导时，没有和盘托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货色，而是接过“外行能够领导内行”的口号，给加上一个限制词：“热心科学的”。这样一来，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修正成资产阶级的命题。不过，人们从这中间也就看出了奇谈怪论由来的蛛丝马迹。
本来，“外行领导内行”，是一句很明确的话，就是共产党领导各行各业。在“外行”的前面，加上“热心科学的”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呢？照字面理解，就是“热心科学的共产党”。在这里，共产党被人为地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热心科学的”，另一部分是“不热心科学的”。又据此说那一部分可以领导教育，那一部分不能领导。这当然是极端荒谬的。不过说奇也不奇。世界上不是曾经有人搞什么“工业党”、“农业党”，还有“生产党”吗？这些名目繁多的党，都是修正主义的党。所谓“热心科学的外行”，显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
还有，所谓领导，查遍古今中外的历史，任何阶级的领导，都是政治领导。科学、文化、教育、经济等等，都由政治统帅着，领导着。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切行业，包括学校在内，不是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就是实行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我们说“外行领导内行”，它的全部意义，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施行本阶级的政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领导一切。然而，奇谈怪论硬说只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才能领导学校，“不热心科学的外行”，即使无产阶级的政治水平很高，也不能给他们领导权。这就再明确不过地说明，他们是在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主张“内行领导内行”。原来如此，他们绕了半天弯子，兜售的还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货色。难怪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听到奇谈怪论以后，手舞足蹈起来，把它称作“教育战线重新调整政策的红色信号”。
可见，在奇谈怪论制造者的心目中，教育界的“内行”，是那些资产阶级的专家、教授、权威，教育必须由他们来领导，而工人宣传队可不行。因为，在他们看来，工人是不懂“教育史”的，又不“热心科学”，当然不是“内行”，只有从教育阵地上走开了事。这就是要重新回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局面，把学校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玩弄诡辩论的目的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