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投降主义路线的赞歌
——批判《水浒》对农民起义的歪曲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是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小说。
两千年来，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擂起过无数回农民起义的战鼓，兴起过几百次农民革命的风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那斩木为兵，揭竿而起的英雄气概，那“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豪迈宣言，那“杀尽不平方太平”的战斗决心，都充分表现了中国农民不甘屈服于反动统治的顽强反抗精神。它铭刻在多少代劳动群众的心头，激励过多少代革命志士去战斗。
然而，在《水浒》这部书中，革命农民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反抗斗争，却被颠倒、被歪曲、被否定了。它把宋江这个投降派捧上了天，对以李逵为代表的革命农民肆意贬低和丑化。投降路线被百般歌颂，革命路线被横加指责。一句话，宣扬投降，反对革命。
是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还是造反有罪？“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由于农民在封建社会受压迫受剥削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反抗的必然性。特别是在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候，农民的革命造反意识更加强烈。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十分痛恨榨取他们血汗的剥削者，认为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有着充分的正义性。和历史上宋江同时起义的农民英雄方腊，就曾向广大劳动人民宣传了这个正义性。他控诉说：“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他大声疾呼：“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号召群众奋起造反。但是，《水浒》却污蔑方腊是“江南草寇”，把方腊起义军的革命造反行动说成是“残害”百姓，必欲斩尽杀绝而后快。《水浒》中的宋江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造反有罪”论者，他把晁盖等智取生辰纲，造反上梁山的革命行动污蔑为“犯了迷天之罪”，“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直到上了梁山，混入农民革命队伍之后，他依然攻击起义军“造恶甚多”，“罪恶迷天”。
是反抗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还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以李逵为代表的梁山起义军广大战士，和黑暗的封建统治是势不两立的。李逵主张推翻宋王朝、夺取政权。在皇帝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他蔑视皇权，粪土王法，不仅敢于闹县衙，打钦差，而且把皇帝的御座称为“鸟位”！他一再大声疾呼“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但是，这种推翻地主阶级政权、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的朴素要求，却屡遭宋江等人喝骂，被斥为“胡言乱语”，“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了你这颗头来为令，以警后人”。相反，宋江对赵宋皇帝是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在梁山起义军中，他多次公开宣称，只反对“滥官当道，污吏专权”，表白自己“怎敢背负朝廷？”甚至对昏庸腐朽的宋徽宗，他也是煞费苦心地百般回护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等到一受招安，便立刻张贴告示，肉麻地吹捧起“天子宽仁厚德”来了。直至最后喝了御赐的鸩酒，他仍然口中念念有词地说：“宁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水浒》歌颂的，就是这样一个封建皇帝的忠实奴才。
列宁说：“中国农民这样或那样地受土地束缚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为政体首脑的全体封建主和各个封建主。”毛主席在论述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时指出：“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中国历史上，多少次农民战争的矛头都是对着地主阶级的国家及其头子封建皇帝的。从陈胜、吴广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起，农民革命英雄们一次再一次地把封建皇帝头上的金冠打得滚落尘埃！这才是农民革命的真实记录。
是坚持农民起义的革命精神，反对腐朽的孔孟之道，还是“全忠仗义”，死守儒道作奴才？《水浒》中的宋江，是个孔孟之徒。对封建皇帝，他讲“忠”。所谓“忠肝盖地”，“尽忠报国”，“忘生报国，万死不辞”。《水浒》为了宣扬这个“忠”，在宋江死后还让他的鬼魂跑到宋徽宗的梦里“垂泪启奏”，表示忠心。对地主老子，他讲“孝”。宋江很讲究“昏定晨省，以尽孝敬”这一套。晁盖劝他上梁山，他就抬出“孝”的招牌加以拒绝，说什么“上逆天理，下违父教”，万万行不得。对朝廷派来镇压起义的反动军队，他讲“恕道”。在起义军战败官军之后，宋江总是勒兵不追，说什么“以强欺弱，非所愿也”。每当俘获反动将领时，他总是“亲解其缚”，“纳头便拜”，一概待之如上宾，一副奴才相。尤其毒辣的是，宋江还用儒家的反动思想内容来篡改体现革命农民团结造反的“义”，使它服从于忠君这个封建思想的最高原则。孔孟之道，是宋江麻醉农民起义军的精神鸦片，也是他搞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
我国历史上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风暴，在思想上同时又都是一次反孔斗争。随着农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反孔的旗帜越来越鲜明。这种反孔斗争正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整个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怎么能把孔孟之道的黑幡，冒充成指引农民革命的战旗呢！
是反对投降，还是跪求招安？这是梁山泊农民起义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其结果必然是受招安。毛主席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就是一个热衷于受招安的投降派。从对上二龙山的武松临别赠言，到“菊花会”上赋诗明志；从劝说被俘军官上山，到接招安诏书时山呼万岁，处处说明宋江这个家伙盼的是招安，等的是招安，求的是招安。更有甚者，《水浒》还特意安排了一个宋江亲自出马，钻营门路，乞求招安的场面。宋江也是去了东京的。不过，他不是如李逵所主张的那样“杀去东京”，怀着胜利的喜悦踏翻金殿的御座，而是乔装打扮，带着奴才的笑脸溜进妓女李师师家里，企图通过她“告一道招安赦书”，效法孔老二，上演了一出“子见南子”式的丑剧。
李逵、吴用和阮氏兄弟是反对招安，不愿意投降的。列宁指出，“劳动农民在几百年的过程中养成了一种敌视和仇恨这些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心理”。出身赤贫的李逵，被压在封建社会的最低层，与封建统治者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革命是很坚决的。他手掿双斧，声喝如雷，在多少次激烈的大小战斗中，冲锋陷阵，无所畏惧，斗争是何等的勇敢。他大闹“菊花会”，对宋江提出的求招安主张非常气愤，一脚把桌子踢翻，痛斥宋江：“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旗帜是何等的鲜明。可是，《水浒》为了贬低和反对农民革命路线，肆意丑化李逵等革命农民的形象，总是以他们屈从宋江为结局，借此肯定和宣扬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这完全是对农民革命斗争的歪曲。
一部中国农民革命史，充满了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英雄事迹。他们抱定“一入兵阵，视死如归”的决心，谱写了一篇篇英雄的乐章。当然在农民起义中会出现一小撮叛徒，他们有的本来就是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剥削阶级分子，有的则是由于封建思想的腐蚀而蜕化变质的，他们是农民革命队伍里的败类，根本代表不了广大农民的意愿。“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我国历史上的农民英雄们不但有对反动统治者宁死不屈的战斗意志，而且勇于同投降主义路线毅然决裂。唐末农民起义时，王仙芝多次乞求招安，准备跪受唐朝给的“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衔。对这种无耻投降的行径，农民起义军广大将士十分愤慨，群起责骂和反对，他们与王仙芝决裂，转战南北，坚持斗争。这才是我国农民起义真正的光荣传统。
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总要反映到农民革命运动中来。判定一条政治路线，主要看它的阶级实质，看它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水浒》宣扬的宋江投降主义路线，根本不是农民革命的路线，而是一条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路线。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实质上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地主阶级死心塌地地拥护皇帝，以便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在封建社会里，除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这一主要矛盾外，还存在着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因此，每当阶级矛盾激化，地主阶级中的某一集团，可以在反对贪官、澄清吏治的骗人幌子下，转移革命人民的斗争目标。《水浒》一开始就写高俅发迹，把高俅作为对立面，接着是王教头私走延安府，林冲刺配沧州道；然后又写宋江不满蔡京，私放晁盖，惹出杀惜之祸，直到刺配江州，酒后题诗，弄得差点丢了脑袋，以及宋江骂高俅一伙是“滥官”，“污吏”，是“闭塞”皇帝的“奸臣”，处处突出的是宋江一伙同高俅的矛盾。正如毛主席深刻地指出的：“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纲领正是这种矛盾的反映。他力图利用这个纲领来改变农民革命的性质和方向，把它纳入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的轨道，实现他们维护封建王朝的目的。其实，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其结果必然是保皇帝也保贪官。在梁山起义军三败高俅之后，起义将领在水里活捉了这个恶贼，把他象落水狗一样扔到“忠义堂”下时，宋江却“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为了得到皇帝的招安，此时此刻，宋江连他标榜的反贪官的口号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对农民起义，反动阶级总是交替使用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这两手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可能出现投降派。当统治阶级由军事镇压转变到招安为主的策略时，投降派的活动就会更加猖狂。招安是反动统治阶级瓦解和消灭农民革命队伍的反动政策，是政治欺骗的集中表现。“一封恩诏出明光，伫看梁山尽束装”。宋王朝正是在武力镇压不能奏效的情况下，采用招安这种“怀柔”政策，达到了“伫看梁山尽束装”的目的。当宋王朝的统治者变换策略时，宋江变本加厉地推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断送了梁山的革命事业，实现了赵宋王朝的愿望，干了反动派用武力所做不到的事情。正因为这样，宋江这个叛徒，在反动统治者那里一时身价倍增。皇帝赞扬他：“素怀忠义，不施暴虐。归顺之心已久，报效之志凛然。”镇压梁山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张叔夜，也“不爱黄金爱宋江”。这说明，宋江的路线，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
梁山起义军不是在困难重重、居于劣势的情况下遭到失败，而是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胜利高潮中缴枪投降。这个问题，值得注意和研究。
路线正确与否决定着革命事业的胜败。这是一个被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作为在制定和推行路线过程中起重大作用的领袖人物，他们的状况如何，是极其重要的。在晁盖当权、执行正确路线的时期，梁山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整个山寨是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宋江这个家伙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上山的。在他临上山时，曾信誓旦旦地向晁盖表示：“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同生。”然而，上山之后，他却处处排挤晁盖，扩大自己的势力。每当有重大军事行动时，他总是假惺惺地说什么“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使得轻动”，实际上是架空晁盖。到后来，连口头上的谦让之词也没有了，象分派山寨各种任务这样的大事，也由他擅自决定。用《水浒》的话来说，就是“凭陵欲作恢?计，须仗公明作主张”。宋江排斥晁盖是为了投降的需要。《水浒》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叫晁盖“归天及早”，让宋江“把寨为头”，就是为了宣扬“瞻依廊庙”的投降主义路线。晁盖一死，宋江坐上头把交椅，第一件事就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实际上是把团结造反的农民革命路线，篡改为忠于宋王朝的投降路线。为了实现这条路线，他不惜一切把对农民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大地主卢俊义拉入领导集团。
梁山起义军之所以在战绩卓著的形势下被拉上投降道路，就是因为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地主阶级的代理人宋江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他所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梁山将士在战役中的一个个胜利，不但不能成为坚持革命斗争、扩大战果的基础，反而被宋江作为搞投降主义，与赵宋王朝进行反革命政治交易的筹码，和加快实现招安步骤的条件。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梁山泊这个农民革命的堡垒正是被它内部投降主义的首领人物宋江搞垮的。
修正主义路线就是投降主义路线。修正主义者就是投降主义者。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他们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实行民族投降主义；对内向资产阶级投降，实行阶级投降主义。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他们都是投降社会帝国主义的。批判《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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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天行道”析
宇波
晁盖一死，宋江就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号。
宋江的这个旗号，是从哪里来的？《水浒》这部书故弄玄虚。先是九天玄女对他口头嘱托：“汝可替天行道”；后来，天上掉下来的石碣又刻着“替天行道”四个大字。总之，这是老天给宋江的命令和委托。其实，“替天行道”终究还是人造出来的，《水浒》只不过借助于神，给它涂上神圣的灵光，使它有更大的欺骗性罢了。
宋江所谓的“天”，只不过是封建制度和皇帝的别名；所谓的“道”，不过是封建主义之道，孔孟之道。九天玄女嘱咐宋江时说得明白，“替天行道”就是：“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译成白话，意思就是：作为梁山泊起义军的头领，你要当个投降大宋皇帝的领头羊；作为大宋皇帝的臣民，你要当个死心塌地的好奴才。
毛主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在“替天行道”的口号下，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在他看来，天下是被乱臣贼子搅乱的，而皇帝是“至圣至明”的。《水浒》不仅不反对皇帝，也不反对“好地主”和“好官吏”。书中写了许多“好地主”和“好官吏”。无为军的“黄面佛”就是一个“修桥补路，塑佛斋僧，扶危济困，救拔贫苦”的“好地主”，宋江本人也是这样一个“好地主”兼“好官吏”。由此可见，“替天行道”，就是要形成一个由赵家皇帝到所谓“好地主”、“好官吏”的一统天下。皇帝是封建统治的总代表，封建官吏是封建统治的工具，地主阶级是剥削阶级。什么“好地主”、“好官吏”云云，都是骗人的鬼话。
既要“全忠仗义”，“辅国安民”，又处于农民起义军的客观地位，这是个矛盾。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要么坚持“替天行道”，投降皇帝；要么抛弃这个口号，转向革命。二者必居其一。宋江要坚持“替天行道”，就必然要把“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的投降愿望，变成卑躬屈膝乞求招安的实际行动。
毛主席指出：“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宋江正是在“替天行道”的口号下，在接受招安后去打方腊——不“替天行道”的“强盗”的。而这些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恰恰是真正坚持革命的农民起义军。宋江的“替天行道”，并没有也不会把高俅之类的贪官打倒，而是终于跟高俅一起“同心合意”消灭了方腊的农民起义军。
《水浒》鼓吹的“替天行道”，是一面投降派的旗号，它的实质就是：替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当奴才和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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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会”上的斗争
解放军某部 刘祯祥 聂敬华
《水浒》七十一回的“菊花会”上，有一场投降与反投降的激烈斗争。
毛主席最近指出：“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召集“菊花会”，是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步骤。宋江上了梁山以后，为了实现招安投降的可耻目的，从各个方面作了准备。他把“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作为口头禅，反复表明自己的心迹，大造投降的舆论。晁盖死后，宋江篡夺了领导权，就迫不及待地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打出忠于朝廷，等待招安的旗号。他招降纳叛，把一些“生是大宋人，死是大宋鬼”的官军将领和恶霸地主，千方百计拉上梁山，造成投降派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优势。他还借“英雄排座次”的集会，装神弄鬼，用所谓“天地之意，物理数定”的谎言，来诱骗和强迫大家接受他的投降主义路线。然而，宋江心里明白，尽管经过这一系列的苦心经营，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并没有被梁山农民军全体头领所接受，在招安问题上还存在着严重的斗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宋江迫切需要召集一次大聚会，把大家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他的投降主义路线上来。
宋江精心策划的“菊花会”开始以后，“筛锣击鼓，大吹大擂，语笑喧哗，觥筹交错”。宋江开怀痛饮，陶然“大醉”，俨然象个“醉翁”。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借酒赋诗，以诗言志，唱出“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投降主义调子。就这样，宋江把一个争取朝廷早日招安的行动纲领，向梁山农民军全体头领公开抛了出来。
宋江的投降主义调子还没唱完，李逵便睁圆双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搅乱了“菊花会”，这是李逵等人反对投降主义路线斗争的一次大爆发。梁山农民军的基本群众和一部分领导骨干，从农民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出发，坚持革命，反对投降。特别是李逵，曾经多次提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革命主张，对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反抗和斗争。宋江在“菊花会”上进一步提出招安投降的行动纲领，这就不可避免地要爆发一场投降与反投降的激烈斗争。李逵再也按捺不住了，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攧做粉碎。
和一切反动派一样，宋江在搞阴谋勾当上也是颇为能干的。在这场严重斗争面前，宋江使出了软硬兼施的反革命手法。宋江知道，李逵是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主要障碍；只要镇住了这股“黑旋风”，反投降的革命风潮就可平息下来。当宋江杀气腾腾地要把李逵“推去斩首”，遭到众多头领的反对时，他又借机一变，把李逵监禁起来，等候处理。这时，他装着酒已醒了，诉说起自己与李逵“骨肉”一般的“情分”，责备自己因喝醉了酒“险些儿坏了”李逵的性命，还虚情假意地挤出了几滴眼泪，用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来抹杀投降与反投降的原则斗争。接着，他又一次贩卖他那一套投降主义的陈词滥调，什么“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要等到“云开见日”，“赦罪招安”，大家就能“同心报国，青史留名”，强行通过他那个争取早日招安的投降主义纲领。
《水浒》的作者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竭力美化和歌颂宋江这个投降派。对于以李逵为代表的反投降派，则极尽丑化、歪曲之能事。斗争刚一展开，就让他们灰溜溜地败下阵来。在宋江搬出封建理教上下尊卑的“法度”，以“再犯必不轻恕”相威胁时，李逵竟“诺诺连声而退”。作者把一个反投降派糟踏成这个样子，完全是为了肯定和宣扬投降主义路线。
“菊花会”后，宋江就把梁山泊的农民起义引向了投降的道路。
从“菊花会”的这场斗争中，人们可以看到宋江这类投降派的反动嘴脸，也可以看到坚持同投降派斗争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