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宋江是怎样搞投降主义的？
安徽劳动大学 江南
“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中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剖析宋江怎样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吸取历史教训，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要的深远的意义。
宋江搞投降主义，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他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刀笔小吏”，原本醉心于走效忠皇帝、封妻荫子的道路。但是当时，一方面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激烈，高俅一派擅权，宋江被官府一逼再逼，郓城县文面刺配，清风寨锁入囚车，江州城法场问斩，这就堵塞了他梦寐以求的道路。另一方面，江湖鼎沸，山寨林立，梁山上晁盖等人火并王伦，开创了梁山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在梁山队伍迅速扩大的情况下，宋江也被起义者三次解救上山。正是这种阶级斗争的特殊情势，使宋江“权占水泊，专等招安”，走了一条先上梁山，再朝东京的“曲线忠君”道路，也就是“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道路。
宋江搞投降主义，从上梁山到菊花会，再到接受招安，大体经历了两个时期：菊花会前，是准备投降的时期；之后，是实现投降的时期。
要投降，就要修正农民起义的路线。宋江上山后，他搞投降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坚持农民起义路线的晁盖。因此，宋江准备投降时期的关键问题，就是篡夺领导权，修正晁盖的正确路线。
宋江深知晁盖享有一定的威望。他上得山来，便故作谦让，赌咒发誓，说自己决不做山寨之主，否则，“情愿就死”。同时却又声称，暂时“休分功劳高下”，“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透露了他早存篡权的野心。他千方百计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不断削弱晁盖在农民起义军中的影响，以便把实权一步一步集中到自己的手中。他刚从法场上被解救下来，惊魂甫定，便不顾晁盖的劝阻，擅自调兵遣将，攻打无为军。之后，在打青州、华州，拒敌呼延灼以及三打祝家庄等一系列重大的军事活动中，宋江总是假称“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将晁盖的军权攫取过来。他表面上与晁盖共同商定，责成吴用“定议山寨职事”，暗中却把晁盖撇在一边，擅自安排人事，使山寨的组织大权又落到自己的手中。
经过一系列事件，晁盖对宋江的篡权野心，开始有所察觉。打曾头市时，晁盖决意亲自出马，断然对宋江声言：“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把宋江的“不可轻动”的老调子，顶了回去。晁盖临终前的遗言是：“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晁盖明知宋江身无绝技，不能捉得武艺高强的史文恭。这道遗命表明他不立宋江的意愿，已在不言之中。可是觉察太迟，宋江羽翼已丰。晁盖一死，宋江便登上了梁山泊主的宝座，实现了蓄谋已久的篡权野心。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宋江发出的第一个号令，就是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是全面修正晁盖坚持的农民起义路线的明显标志。而同时，却在忠义堂正厅，煞有介事供起了晁盖的神主。宋江这样做，目的无非是把晁盖偶像化，以便愚弄起义军广大将士，掩盖他肆意篡改晁盖正确路线的行径。但是，晁盖正确路线影响的存在，仍是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的最大障碍。于是，过了不久，他便利用“石碣天书”，装神弄鬼，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给他的投降路线披上了一件“天言”的外衣。
宋江搞修正主义，首先是把矛头直指梁山起义军的革命政治纲领。就在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的当天，爆发了一场李逵与宋江短兵相接的舌战。李逵明确指出，梁山泊主可做“大宋皇帝”，表达了梁山好汉推翻赵宋王朝的凌云壮志。宋江勃然大怒，声称要“割了你这厮舌头”。这就暴露了宋江对于李逵等所坚持的农民起义路线的刻骨仇恨！
晁盖等人在火并王伦的斗争中，举起了“共聚大义”，“拒敌官军”的战旗，开创了团结造反，坚持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在与朝廷官军的激烈搏斗中，逐步形成了一条农民起义军的正确路线。“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就是这条正确路线的朴素的表述。
然而，宋江从地主阶级反动本性出发，认为皇帝“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只要除掉几个“败国奸臣”，便可“扫清寰宇，荡静中原”，使百姓“再见天日之光”。这样，他提出了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来代替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
容易迷惑人的是，革命农民反贪官，宋江也反贪官；在政治上宋江正是抓住了他和革命农民在反贪官这一点上的表面相似之处，以假乱真，掩盖他们之间反不反皇帝的这一根本区别。实际上，“不怕官司不怕天”的农民反对封建官僚，是他们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宋江“忠为君王恨贼臣”，他的反贪官，是以“忠君”为前提，是向赵宋王朝讨价还价，换取招安的资本。前者是农民与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后者则是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宋江篡改农民起义的阶级本质，把它纳入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的轨道，从而阻挡农民从根本上去推翻赵宋王朝。
也就在宋江“坐了第一把椅子”，改聚义厅为忠义堂的时刻，他发表了“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的
“就职宣言”。
什么是宋江的“天”，宋江的“道”？按照儒家“天人感应”的观点，“天”是臆造的宇宙的最高主宰，而皇帝则是“天”在地上的总代表；“道”，就是孔孟之道。所谓“替天行道”，九天玄女的“法旨”说得很清楚，即是“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这就是说：“顺天”就要“忠君”，“忠君”就要“去邪归正”，放弃革命，甘做奴才。这样，“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神权和君权结合为一。这种十分精致的“君权神授”的思想，具有极大的麻醉性和欺骗性，是套在农民起义军头上的枷锁，也是宋江投降路线的思想基础。
宋江在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之后，就逐步改组梁山的领导集团。原来，晁盖时期的领导集团，成员大都出身于下层人民，也有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革命者。宋江却撇开晁盖的组织原则，把坚持地主阶级立场的朝廷降将，拉进了领导核心；而作为农民军主力的四个旱寨，就有三个被贵族、地主、朝廷命官掌握了军权。宋江还不惜一切代价，把“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的大地主卢俊义硬拉上山，这就大大改变了山寨领导集团的阶级成分。
这种招降纳叛的情况，到后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宋江在得意忘形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你看我众兄弟们，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的欢呼。这些人物，“权借水泊，专等招安”，与宋江结成反动同盟。他们在领导集团中占了优势，不搞投降才是咄咄怪事呢！
经过长期的准备，宋江向梁山农民起义军发动了决定性的进攻，他在一百零八人排座次的大会上强行通过了投降路线。“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公然立于梁山的山顶，“山东呼保义”，“河北玉麒麟”，两面“绣字红旗”，刺目地挂在忠义堂前。从此，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一个投降主义的领导集团，在梁山占据了合法的统治地位。菊花会后，宋江就放手地进行投降活动了。
宋江争取招安的实际步骤，首先是千方百计勾连赵宋王朝。他走皇帝宠妓的门路，无耻地求助于“枕头上关节”，把“替天行道，并无异心”的忠诚，“达知今上”。
然而，这时朝廷内部，正进行着主张招安与主张征剿的争论。招安与征剿，原是地主阶级的反革命两手，目的都是为了扑灭农民起义的火焰，维持封建阶级的统治。这两个派别之间却由于争权夺利，进行着狗咬狗的争斗；对于农民起义军的力量，也有大小不一的估计；在怎样消灭农民起义的问题上，便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宋江这个钻在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地主阶级代理人，对两派分别采取不同的手段，力促招安派在朝廷中占得上风。
对于陈宗善、宿元景这些招安派的人物，宋江的手段，主要是拉。他或是香花灯烛，鸣金擂鼓，或是银两缎匹，金珠宝贝，极尽谄媚拉拢之能事；奴颜婢膝地乞求他们钻刺关节，斡运衷情，向皇帝题奏，尽速降下招安的御笔丹诏。
对于童贯、高俅这些人，宋江则是打打拉拉，以打求拉。这一时期，宋江进行了与童贯、高俅直接交锋的大规模战争，以显示力量，挫败童、高的锐气，逼迫他们实施招安的政策。尽管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取得了空前的胜利，然而实质上梁山好汉的汗马功劳，却为宋江锦袍玉带，走上金銮殿铺平了道路。
在宋江勾连朝廷，大搞投降活动的同时，梁山起义军内部在招安和反招安的问题上继续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李逵元夜闹东京，活阎罗倒船偷御酒，黑旋风扯诏骂钦差，一次次打乱了宋江投降的步骤，推迟了招安的时间表。宋江不得不采取宽猛并济、软硬兼施的手段，扼杀反投降派的力量。
菊花会上，宋江压制李逵反投降的激烈抗议，下令“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他要向“情分最重”的李逵举起无情的屠刀。陈桥驿边，他对“强气未灭”，敢于杀死朝廷官吏的梁山军校，先缢后斩，更是一次杀鸡警猴的示威。与此同时，他用封建阶级的“义”，瓦解农民军对于投降派的斗志，用“潸然泪下”的虚伪表演，来掩饰对于反投降派的血腥镇压。他软硬兼施，将反投降派置于“要反，也反不出去”的境地。
十分清楚，宋江面临的客观形势是：朝廷交替使用镇压、招安的反革命两手，而农民军内部存在着投降派与反投降派的对立。菊花会后他一方面勾结朝廷，一方面扶植、扩大农民军内部投降派的力量，实质就是内外勾结，里应外合，同一切反动势力结合起来，以搞垮农民起义军。于是，“一封恩诏出明光，伫看梁山尽束装”，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投降的目的。
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打方腊暴露了地主阶级及其走狗投降派阴毒的杀机：它既要镇压方腊起义，又要消灭梁山反投降的革命力量。方腊壮烈牺牲了，梁山农民军也已“亡过大半”、“十损其八”。这鲜血淋漓的事实证明，宋江这个投降派就是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派，投降路线的得逞就意味着千百万革命人民人头落地。
宋江搞投降主义的全过程表明：搞投降，就要修正坚持革命的路线；而修正主义得逞，就是投降派上台，他们就要公开背叛革命，充当反动派的刽子手。古代的投降派是这样，刘少奇、林彪也是这样。我们要从这里吸取教训，继续批判修正主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宋江搞投降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自己打扮成反高俅的英雄，骗取农民的信任，以便用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另一派的斗争，来取代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从而把农民起义引向阶级投降的道路。“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宋江的影子。因此，充分认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这个特点，对于认识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是很有意义的。
梁山农民起义军战胜了高俅的围攻，却没有战胜钻进心脏的地主阶级代理人宋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能从根本上划清投降与反投降的思想界限，还往往受到封建主义思想的侵袭。这就告诉我们：要在路线斗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战胜头脑中的敌人。解放以来，《水浒》评论中出现了种种错误观点，恰恰说明，在思想战线上批判修正主义，批判阶级调和论，是我们面临着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认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必将大大提高革命人民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增强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的能力，把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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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碣天书”的秘密
吴建璠
《水浒》第七十一回描绘了一个“忠义堂石碣受天文”的场面。宋江在山寨建了一个“罗天大醮”，祷神祈福。到第七天“功德”快要完满结束的时候，忽听一声巨响，“天门”开了，堕下一团火球。在火球入地处，挖出一块石碣，上面用“龙章凤篆蝌蚪之文”，写着一篇“天书”。经何道士以“祖传秘典”辨认的结果，原来石碣正面两侧写的是“替天行道”和“忠义双全”，正反两面是梁山泊一百单八将的名单。
《水浒》安排这样一个场面，让宋江装神弄鬼，假借“天言”，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在揭开这个秘密以前，有必要看一看晁盖死后梁山泊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情况。
梁山泊不是风平浪静的。梁山农民起义军在同朝廷官军作殊死战斗的同时，在它的内部，还进行着一场斗争。斗争的焦点，是革命向何处去？是夺取宋王朝的政权，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接受朝廷招安，使革命半途而废？
宋江是投降派的头目。他一掌握梁山泊的领导权，立刻把自己的投降愿望变成投降行动，采取了一系列为最后向皇帝投降做准备的反革命措施。
他改晁盖的聚义厅为忠义堂。“聚义”本是“竭力同心，共聚大义”，亦即齐心造反的意思。“忠义”正好相反，却要人们俯首帖耳给封建统治者当顺民。
“聚义”换作“忠义”，一字之差，标志着梁山泊的政治路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在梁山泊已经占统治地位了。
他通过招降纳叛，排挤革命派，扶植投降派，把他用各种方法拉进农民革命队伍中来的地主、豪绅、官吏、将领安插在领导核心，作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骨干力量。
他一反晁盖积极发展农民起义力量的方针，屯兵不进，不敢“侵占州府”，同时，与宋王朝派来围攻梁山泊的将领勾勾搭搭，为投降拉关系。
在农民起义队伍里，宋江手中尽管有权，他搞这些明目张胆的叛卖活动，还是遭到了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为代表的梁山广大起义将士的反对和抵制。晁盖在世时是革命派的领袖，死后是革命的象征。晁盖虽死，同他一道战斗过的革命派还在，他的路线还在，他在人们当中的威信和影响还在。这些对于宋江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是莫大的障碍。为了排除这个障碍，宋江及其同伙施展了阴谋诡计。办法是贬低这位已故领袖的威信，消除他的影响。为了把梁山起义军引向投降道路，宋江这个叛徒深深懂得，光靠对革命派实行压制、排挤是不够的，这里还必须使用更巧妙的精神枷锁，把他们的手脚捆绑起来。于是，《水浒》作者为宋江精心设计了一篇“石碣天书”。
“天书”的内容，同梁山泊的这场斗争，自然是丝丝入扣的。“天书”把梁山泊大小将领一百零八人通通罗列在内，唯独梁山泊革命事业的奠基人、已故领袖晁盖却榜上无名。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出于精心的策划。
大宋天子是皇天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对他只有顶礼膜拜，绝对服从，万万不能造反，我宋江主张接受招安，是“顺天应人”，而你们反对招安，则是“逆天行事”。“天书”说要“替天行道”，“忠义双全”，可见连“上天”对我的路线都是认可的，你们难道不应当照办？
“天书”开出的一百零八人名单中，宋江是第一名，而且叫做“天魁星”。“魁”者，首也。无论从名次还是从星号来看，我宋江坐第一把交椅，是“上天”的命令，理所当然，你们有什么理由反对？
“天书”排出一个一百零八人的先后顺序名单，而且在每个人的姓名上都加上一个星宿的称号，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宋江对众头领说的一番话，给我们提供了理解的线索。他说：“鄙猥小吏原来上应星魁，众多弟兄也原来都是一会之人。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数足，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这就是说，我宋江是星魁，是代表“天意”的，你们都是“一会之人”，都应当听我的话，跟我走，否则便是“逆天”。“天书”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是告诉梁山泊的人们：晁盖不是“上应星魁”，同我们不是“一会之人”，换句话说，是外人，他的话不可听，不要跟他走。拆开来看，玄妙的“天书”里，包藏的是这么一些并不玄妙的机关。
“石碣天书”的秘密，用一句话来说，是打着鬼神的旗号，推行投降主义路线。
《水浒》中的宋江，靠了搞阴谋诡计，谎言谬说，欺骗革命群众，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破坏了梁山农民起义。这个教训，值得革命的人们永远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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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山而去的“三五千人”
上海第二十一棉纺厂工人 陈震康
《水浒》中的宋江，是混入农民起义队伍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他所鼓吹的“替天行道”，和广大农民起义军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宋江反对“聚义”，而主张“忠义”。他在梁山起义军中极力推行一条“专待朝廷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但是广大农民起义军是坚决反对投降的。他们立志“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并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当宋江不顾以李逵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将士的反对，溜进京城去求招安时，而李逵却“拿着双斧，大吼一声，跳出店门，独自一个，要去打这东京城”，李逵的这种革命精神，代表了广大农民起义军战士反对投降的要求。
广大的农民起义军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好汉，他们藐视宋王朝，不怕威胁，不受引诱。当宋徽宗令陈太尉过水泊来招降时，阮小七招呼众人把船掉动，两边水手齐唱起歌来，根本不把这“钦差”老爷放在眼里。阮小七还拔了屑子，使船漏水，对“朝廷大贵人”当场加以戏弄。面对嚣张蛮横、气焰万丈的朝廷使臣，宋江是卑躬屈膝，摇尾乞怜，而李逵却“夺过诏书，扯的粉碎，便来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当第二次招安时，吴用叫人一箭射死那开诏使臣。这一戏，一扯，一打，一射，大长了农民起义军的威风，也是对宋江的“忠君”思想和投降主义路线的打击。
特别是当宋江“喜得朝廷招安”，“早晚要去朝京”之时，有“三五千”农民起义军战士却不图“封妻荫子”，毅然辞山而去。这一辞，辞得何等坚决，何等好啊！这梁山上“三五千”不知姓名的普通士兵，表明了农民起义军战士的凛然正气。他们不怕官兵的围攻，也不受宋江的欺骗，不愿屈膝投降，体现了农民起义军的革命本色。他们与宋江决裂，就是和投降主义路线的决裂。《水浒》的作者不歌颂农民起义的真正英雄，不歌颂反对投降的革命路线，却为投降主义路线涂脂抹粉，为叛徒宋江唱赞歌，这是对农民革命历史的极大歪曲。
梁山泊农民起义队伍，没有被宋王朝打败，却被宋江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奴才，出卖于朝廷而失败了。我们一定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从《水浒》这部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提高反修防修斗争的觉悟，为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