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宋江和高俅是一丘之貉
洪广思
毛主席指出：“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这一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水浒》中宋江这个投降派的阶级本质。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指示，认清宋江与高俅之间矛盾的实质，揭露宋江的地主阶级的本来面目。
宋江和高俅是地主阶级内部两个不同派别的代表。高俅一派，包括蔡京、童贯、杨戩等，是朝廷里的新老权贵，是地主阶级政权中的实权派。宋江、柴进等人，代表地主阶级中不掌实权的一派人的利益。马克思曾经指出：由于政府“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它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和冒险家彼此争夺的对象。”高俅一派“专权”，宋江一派争权，彼此之间或明攻，或暗算，为保持和争夺政治权力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搏斗。
高俅由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一下子变为殿帅府太尉，是个平步青云的封建地主阶级新权贵、暴发户。他上台后立即和蔡京、童贯、杨戩等老权贵们勾结起来，千方百计安插亲信，排斥异己，拚命地保持和扩大他们的权力。蔡京做了太师，儿子蔡焕章是富庶之地江州的知府，女婿梁中书任北京大名府留守司留守，“上马管军，下马管民”。高俅新发迹，“不曾有亲儿，无人帮助”，就把他叔叔的儿子认做干儿子，把他的叔伯兄弟高廉提拔为高唐州知府。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们通过这样一条“非亲不用”的路线，掌握了上至朝廷，下及州县各级官府的大权，不仅残酷地搜刮百姓，压迫人民，而且对地主阶级中不利于他们实行“专权”的一些人物和派别，也百般地排斥压制，“但有人小小触犯”，“要杀便杀，要剐便剐”。
宋江一派在被压迫人民面前是老爷，是财主，和高俅等人同样残酷无情，但是由于不掌握实权，他们在和地主阶级实权派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累受高俅一派的打击排挤，对于权力就更为倾心，就更加激烈地同高俅一派进行争夺。他们或则习经，或则练武，企图通过自己的“本事”爬上去。宋江就自称“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想凭这些得到朝廷重用。然而，他们越有“本事”，越有“权谋”，也就越受到排斥、压制。所以，在同高俅一派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他们一次次地败下阵来。为了在封建政权中争得一席之地，他们“恨不得杀了”高俅等“贼臣”。
政治和经济是互相联系的。地主阶级内部各派间争夺政治权力，是为了便于在经济上肆意地聚敛财富，而财富的积聚又可以使他们谋得更大的权力，榨取更多的民脂民膏。宋江和高俅两派在争夺政治权力的同时，还在财产占有上进行了激烈的争斗。从殷天锡霸占柴进之叔柴皇城房宅园亭一事，就可以看出他们在经济上是如何地互相倾轧、互相咬噬。殷天锡是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廉的妻舅。高廉“倚仗他哥哥势力”做到高唐州的知府并兼管兵马。殷天锡“又倚仗他姐夫”的“权势”，在高唐州“横行害人”。他看中了柴皇城的花园水亭，就带领一帮爪牙去夺占。柴皇城作为后周柴世宗的后代，“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敕赐丹书铁券”。但是，由于不掌握实权，柴皇城不仅被殷天锡“殴死”，家私还被“抄扎”，房屋园亭也被霸占。在这场争夺中，柴进一再抬出“丹书铁券”，甚至还扬言要到京师拦驾告御状，然而，其结果自己反倒被关进了死牢。从这幕丑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宋江和高俅两派在财产占有上的尖锐矛盾。
显然，宋江一派和高俅一派的斗争，归根结底就是小狗大狗饿狗饱狗之间的一场争斗。
既然如此，宋江为什么又上梁山，参加农民起义军呢？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跑到和地主阶级根本对立的农民革命阵营里面来了，岂不矛盾？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应该也只能从当时社会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去寻找答案。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其它一切社会矛盾，包括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要受这个主要矛盾的影响和制约。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这一主要矛盾的激化，必然促进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剧。而在农民革命的滚滚浪涛冲击下，地主阶级内部斗争中的一些失利者，往往会混进革命队伍。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水浒》中的宋江一派，就是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和地主阶级内部斗争都十分尖锐，两者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情况下上梁山的。他们上梁山，既是出于打击地主阶级中的对手，以谋取自身的特殊利益；又是出于搞垮农民起义，维护整个封建国家这一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混入革命队伍，出卖革命，镇压革命，这就是一部《水浒》中宋江一派所表演的反革命三部曲。
宋江一派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无疑是农民革命的对象。农民起义对于他们“挥金似土”的寄生生活，以及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造成了严重威胁。这就决定了宋江一派敌视农民起义的根本立场。但是，由于阶级斗争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状态，所以宋江一派对待农民起义的反动立场尽管是一贯的，而具体的态度和手段却十分阴险狡猾。
宋江一方面公开反对和咒骂梁山农民起义，恶毒污蔑晁盖等开创梁山革命事业是“上逆天理”，犯了“迷天大罪”，“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反革命旗帜十分鲜明。另一方面，却又广为“结识江湖上好汉”，“仗义疏财”，施小恩小惠，搞拉拉扯扯，骗取一些“江湖豪杰”的拥戴。这是因为，在地主阶级内部弱肉强食的斗争中，宋江一派很清楚自己所处的不利地位，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把利用人民革命力量以为佐援作为一项斗争策略，在公开敌视、诅咒农民起义的同时，又与部分农民起义军暗中联系。他们这样做，既是要减轻农民起义对他们的威胁，又是要把农民革命斗争纳入地主阶级内部斗争的轨道，增强自己同高俅一派斗争的力量；既为自己在地主阶级内部斗争失利时留下一条退路，又为东山再起打下一个基础。
在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中，宋江一派尽管用尽“权谋”，机关算尽，仍然是连连败阵；而高俅一派则穷追猛打，步步紧逼。宋江“杀惜”以后，流配江州，由胸怀“凌云志”的“刀笔吏”，变成了“贼配军”，向上爬的路被堵死了。他满腹牢骚，“一时间酒后狂言”，浔阳楼误题“反诗”，又被高俅一派抓住，大作文章，定成死罪。至此，不仅他的由“刀笔小吏”逐级升迁的希望完全破灭，连性命也保不住了，“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宋江才不得不选择了公开投靠农民起义军这条道路。
宋江上了梁山之后，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并没有丝毫改变。他上山不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了被压迫农民的利益，而是为了从内部搞垮农民起义，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也是为了把起义军当作一种资本，向封建统治阶级当权派讨价还价，换取高官厚禄。这就决定了宋江一伙在起义军中必然推行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宋江一伙反贪官，不是因为贪官压迫剥削人民，而是因为他们“欺君”“乱国”，因为他们把自己一派逼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漂蓬江海”，不能实现“尽忠报国”的“凌云志”。他们反贪官，不过是为了“忠君”，为了日后“官爵升迁”，博得个“青史留名”，“封妻荫子”而已。
“功名未上凌烟阁，身体先登聚义厅”；“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这就是宋江一派在同高俅一派斗争中落荒之后，找到的一条曲线求官之路。鲁迅先生曾经提醒人们：“貌似‘民魂’的，有时仍不免为‘官魂’，这是鉴别魂灵者所应该十分注意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仔细鉴别宋江一派的“魂灵”，可以清楚地看出，宋江一派上梁山“造反”，貌似“民魂”，实质上他们上山是为下山，下山是为求官，去“顺天”、“护国”，“报效朝廷”，乃是货真价实的地主阶级“官魂”。
宋江和高俅作为地主阶级内部的两个派别，尽管他们之间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斗争，但是他们都属于地主阶级，都死心塌地地站在拥护封建所有制和以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政权的立场上，不遗余力地去破坏和消灭危及地主阶级统治的农民起义。在这方面，他们从来就是一致的，这是他们共同的反动阶级本性的表现。然而，正是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水浒》这部书作了根本的歪曲。
宋江和高俅的斗争，本来是地主阶级内部饿狗饱狗之间的一场斗争。《水浒》却把这场斗争表现为“忠臣”和“奸臣”的斗争，并且把农民起义军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纳入到这种所谓“忠臣”和“奸臣”的斗争中来，加以歪曲。《水浒》一开始就写高俅的奸诈阴险，“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而宋江则是“仁义礼智信皆备”，全忠全义，至仁至孝，自称“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作者处处突出这种“忠”与“奸”的斗争，说“奸邪到底困忠良”，对宋江一派的所谓“忠义”极尽美化歌颂之能事，对他们的失势深表惋惜和同情，以此掩盖宋江和高俅的共同阶级本质，抹杀宋江与农民起义军之间的根本对立，调和阶级矛盾，掩盖宋江一派作为地主阶级代表的反动立场和丑恶面目。其实，宋江一派的所谓“忠”，只是忠于封建阶级的最高代表——皇帝，只是忠实地做地主阶级的鹰犬，维护封建国家的利益。这一点是他们同高俅一派共同的阶级本性。从本质上看，宋江和高俅是一家人，在骨子里是完全一致的。试看高俅被梁山起义军俘获以后宋江的那副丑态：他一见高俅解到，便“慌忙下堂扶住”，“纳头便拜，口称死罪”，说什么“万望太尉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报。”如此等等。这不清楚地表明他们完全是“一家人”吗？！指对方为“奸佞”，称自己是“忠良”，这历来是地主阶级内部各派之间进行斗争时惯用的手法。宋江一派竭力以“忠义”相标榜，恰恰证明他们不过是孔孟之流的巧伪人，很懂得“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罢了。
对农民革命运动，宋江和高俅都充满了仇恨，这也是他们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然而，《水浒》对这一点也作了根本的歪曲。作品仅仅把高俅一派写成农民革命的对头，只是由于他们的胡作非为、敲榨勒索，逼得人们纷纷投奔梁山；而另一方面却把宋江一派描写成“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的“及时雨”。似乎一方是吃人的豺狼，一方是人民的“救星”；一方是革命的死敌，一方是起义的领袖和英雄。然而事实上，宋江和高俅一样，他们都是农民革命运动的凶恶敌人。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是地主阶级招降政策的产物，宋江一伙投降派实际上是混入农民起义队伍内部实行地主阶级政策的地主阶级分子。比起高俅一派来，他们更阴险，更狡猾，更富于欺骗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正是由于宋江一伙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把梁山起义军引上了接受招安的道路，终于葬送了梁山的革命事业。于是，宋江一派和高俅一派就公开合流了。在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他们更是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紧密配合，互相救援。在镇压王庆起义时，宋江帮助蔡攸、童贯解了鲁州、襄州之围；宋江打方腊，正当被农民起义军打得狼狈不堪的时候，皇帝又派童贯，“亲赍赏赐”，带了大将前来助阵。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宋江和高俅完全是一丘之貉，他们都是以皇帝为头子的地主阶级的忠实爪牙和奴才。
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在封建社会里，正是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在《水浒》这部书里，作者用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来掩盖、抹杀和偷换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根本矛盾和斗争，这是对历史的根本歪曲。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评论《水浒》，认清宋江一派和高俅一派在阶级本质上的一致性，认清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阶级实质，划清革命阶级与反动阶级的界限。这对于我们批判修正主义，批判投降主义，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疑是很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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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才的自供
尚师毅
《水浒》中的宋江，是个十足的奴才。当他死到临头时还一再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真可谓奴相毕露。
但是宋江之所以是奴才，不仅仅因为他时时想到自己的言行要忠于主子，而且还因为他在地主阶级瓦解和镇压农民起义的罪恶活动中，充当了一只可耻的带头羊。
《水浒》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经宿太尉推荐，宋江挂上了“平南都总管征讨方腊正先锋”的头衔，准备去征方腊。他从皇帝那里讨得圣旨摇摇摆摆地走出来，在街市上看到一个汉子拿着一个叫做“胡敲”的玩意儿，于是奴性大发，他竟对身旁的卢俊义说：“这胡敲正比着我和你，空有冲天的本事，无人提挈，何能振响”，“我等若非宿太尉一力保奏，如何能够天子重用，为人不可忘本。”好个“为人不可忘本”！宋江的这段自供，把一个奴才谄媚主子的卑污心理完全暴露无遗了。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一文，曾经谈到《施公案》、《彭公案》一类小说中的侠客，说他们是“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把鲁迅的这段论述和宋江投降后的言行一对照，就不难发现，宋江和黄三太、黄天霸之流所差无几，他们连“直接为天子效力”的资格也失去了，只能托庇在什么“宿太尉”“张招讨”等所谓“清官”的卵翼之下，降为奴才的奴才了。
宋江投降之后，平田虎、征王庆、打方腊，残酷地镇压了各路农民起义队伍，为封建皇帝效了犬马之劳。但是，这样一个忠实奴才，最后还是喝了“御赐鸩酒”，在地主阶级内部一场狗咬狗的斗争中可耻地死去了。这是一个叛徒、投降派的必然下场。可是《水浒》的作者为了把“投降有理”的调子唱到底，最后又在这奴才的脸上涂了一层金粉。书中让宋徽宗出面给宋江“辩冤”，还下令“建立庙宇，敕封列侯”，这种使奴才神化、捧走狗升天的把戏当然是做给活人看的，其用意就是企图用这种廉价的封诰，在现实生活中引诱更多的奴才步宋江之流的后尘，去为反动统治阶级效忠卖命。
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和颠覆的危险。因此，认真地分析宋江这一类投降派的活动特点，彻底揭露他们的奴才本质，这对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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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能为宋江论功？
武津
有一种为《水浒》中的宋江投降主义路线辩护的说法，叫做“宋江功大于过”。这种说法是十分错误的。
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错了，一切都错。晁盖在世时，宋江排挤晁盖的正确领导，不执行梁山起义军“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正确路线。晁盖一死，宋江干脆将晁盖制定的革命政纲全部推翻，提出了“替天行道”的反动纲领，推行了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在这条路线指导下，他身为寨主，却不带领部队攻占州郡、扩大地盘，而是专等朝廷招安；他深居梁山水泊之中，有整瓮酒喝、大块肉吃，却从未想到去拯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贫苦大众；他虽然也曾带兵打大名府、破曾头市，触动了几个贪官污吏和地方豪强，但由于一心想着“尽忠报国”，毫不触动反动的封建制度，所以这种对贪官污吏、豪强劣绅的打击是无损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事实不是充分表明宋江的所作所为，只对赵宋王朝有利，而对处在宋王朝统治下的灾难深重的广大劳动人民并无益处吗？
认为“宋江功大于过”的人，其理由主要是“宋江对扩大梁山起义军起了主要作用。”这种看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宋江私放晁盖，因有结义兄弟关系，并非支持晁盖聚众起义。相反，他却把上梁山说成是“不忠不孝”的行动，是“灭九族的勾当”，认为“于法度上却饶不得”。
梁山多数头领原在各处聚义，皆因忍受不了残酷的政治压迫或经济剥削，自发而起，并非宋江去发动的。相反，宋江从一开始就以农民起义的反对者面目出现。武松要投奔二龙山，临别时，他叮咛的都是“受招安”、要“投降”的话。
宋江上梁山之后，各路英雄云集梁山，是由于晁盖实行农民革命的正确路线，政治影响及于远近的结果。当时宋朝反动军队于各处镇压农民革命，各路起义军自据山头，人少力单，易被敌军集中兵力分而攻之，联合起来便于迎敌。况且，谁都知道梁山地区水阔山险，人也较多，“官军捕盗，不敢正觑他”，也是个好去处。再说，各路起义军本无根本利害冲突，为实现共同目标，可以“竭力同心，共聚大义”。这些，才是梁山兴旺的主要原因，怎能记到宋江的“功劳”簿上！虽说在宋江上梁山之后，起义军较之过去兵也多了，将也广了，然而对于把投降招安当作最终目的，把“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当作行动准则，“暂占水泊，权时避难”，准备日后“博得个封妻荫子”，落个“青史留名”的宋江来说，只不过是增加了他到赵宋皇帝面前请功领赏的筹码而已！
说到卢俊义、关胜这帮人上山落草，也被当作宋江“扩大了梁山实力”的理由，未免有些荒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卢、关等人并不是农民阶级的成员，也不是封建阶级的叛逆者，这些反动地主、“朝廷命官”和世袭贵族在梁山入伙，实出于无奈。虽说他们也参加了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战斗，但他们与童、高之间的矛盾，终究是地主阶级内部之争，这与农民起义军与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不能混为一谈。而且他们来到梁山，篡夺了一些领导权，增强了对抗以李逵、吴用、三阮为代表的革命派的反动力量。宋江正是通过招降纳叛的办法，把卢俊义、关胜等几十个大地主和反动将领拉上梁山，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完成了组织准备。
宋江在梁山阴谋篡改革命口号，制造“替天行道”、“忠义”、“报国”等反革命舆论，用孔孟之道欺骗、麻醉广大起义军将士，扼杀了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打下了思想基础。他从上山直到出卖革命，一刻也不忘的是“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费尽心机地为讨得招安赦书，从事各种背叛革命的勾当。这种“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的政治骗子，何功之有？
要说宋江之“过”，其实是迷天大罪。宋王朝多番征讨梁山起义军，损兵折将，不能取胜，以至连军事统帅枢密使童贯也被打得几乎片甲不归，而太尉高俅甚至被起义军生擒。当时，梁山起义军人多势众，若扩大根据地，联合其它各路起义军一并挥戈直指朝廷，大有杀进东京，“夺了鸟位”，推翻赵宋王朝的希望。可是就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宋江诱骗梁山起义军举手投降，使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毁于一旦。宋江叛卖革命之后，便立刻打起“顺天”、“护国”的旗号，带队镇压方腊起义，血腥屠杀其它农民军去了。可以说，宋江是绞杀农民革命的罪魁。宋王朝干不成的坏事，他干成了，真是反动统治阶级的难得的奴才。正如鲁迅所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对奴才只能否定。象宋江这样一个封建皇帝的忠实奴才，终生与农民革命为敌，竭力维护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使它得免于崩溃，所起的作用，是在阻碍历史的发展。如此可憎的叛徒，怎么能去为他论什么功呢？要说有功，那就是对赵宋王朝有功，宋江一死，赵宋皇帝不是已经为他论了功，封了一个什么“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