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谈《水浒》的结局
北京市崇文区文艺评论组 北京市机械工业局工人评论组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竭力美化和歌颂投降派，大肆宣扬和兜售投降主义，是《水浒》的主题，《水浒》的要害。
然而，过去有这样一种观点：《水浒》是批判投降主义的。理由是，作者真实地描写了梁山泊起义军的悲剧结局，“以事实批判了投降路线”。或者说：作者主观上虽然想肯定投降路线，但客观上却以悲剧结局批判了这条路线，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这种论调流行多年，颇能迷惑一些人。因此，很有澄清的必要。
让我们来看《水浒》作者是怎样写梁山泊起义军结局的吧！
原梁山泊起义军的头领十之七八都在征方腊时死去了。《水浒》一面把杀人的罪名强加在方腊头上，妄图激起读者对方腊的痛恨；一面又把这些人的死亡归之于“天命”，“寿夭短长，人生分定”，“已死者皆是天命”。小说的作者还让这些人死前为投降主义路线唱赞歌，什么“受了国家诰命，穿了锦袄了，今日为朝廷，便粉身碎骨，报答仁兄也不为多”，什么死了“也强似死在梁山泊埋没了名目”。而且，又往往写他们死后成神成仙，把封建统治者的屠刀化为神仙“超度众生”的“拂尘”。
“兔死狗烹”。宋江的被药死，是投降派的可耻下场。《水浒》作者却把它写成只是奸臣作祟，而并非皇帝意愿。如果皇帝和宿元景这样的“好官”及时过问此事，这类不幸不就可以免除了吗？
阮小七等人免官、弃官归里。在《水浒》作者笔下，却都成了由于乐于归老田野，或作良民，或当富豪，逍遥自在，享尽天年，好象还很惬意。
吴用等人的自杀，是由于预感到自身将会遭到迫害。《水浒》作者却把他们写成因与宋江“恩义难舍，交情难报”，而要与宋江同葬一处，以表白“忠义之心”。
总之，在作者笔下，战死的归于“天命”，被害的归罪奸臣，弃官的是乐于归老田野，自杀的是表白忠义之心。投降主义路线的罪恶统统被涂抹掉了。这样肆无忌惮的歪曲现实，所谓的“现实主义的胜利”究竟在哪里？这样的为投降主义辩护，所谓的对投降路线的批判又从何谈起？
征方腊中，原梁山泊头领大量伤亡，生还者仅二十七人，这是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严重恶果。虽然宋江的眼泪会蒙住一些人的眼睛，但觉醒者必然越来越多。可是，被称为“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水浒》，却极力掩盖和抹煞人们对投降主义的不满和反抗。
鲁智深对宋江借方腊起义军的鲜血染红朝服，表示不满。因此，当宋江祝贺他，厚颜无耻地说什么回京后可图个封妻荫子，光耀祖宗时，他给宋江碰了个软钉子，扫了宋江的兴。他沉痛地说：“只得个囫囵尸首，便是强了。”然而，作者却将他的隐痛抹去，把他的愤恨冲淡。把这句愤慨的话，写成似乎是即将听潮信而“圆寂”的谶语；把他宁可仍当和尚也不去朝廷作官的抗议行动，写成按照“天命”得到坐化飞升的归宿。
武松后来也是反招安的，他不愿朝京，与鲁智深一样，也是一种反抗。但作者却一笔带过，将他的反抗抹煞了。
李俊，在征辽后曾与吴用等人计划过劫掠东京，重上梁山泊。这样一个人，在征方腊后，托病以脱离宋江。然而，作者却把他写成只是为了不负前约，明哲保身，而终于到国外去了。
对于反对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人和事，《水浒》作者不去表现它，把它阉割掉，这难道就是所谓“现实主义的胜利”吗？如果真的是“以事实批判了投降路线”，这些事实，作者为什么不去写，或者只写了一点点又加以歪曲呢？
《水浒》作者不仅歪曲现实，为投降主义辩护；而且编造事实，极力宣扬投降主义者得到的“美好”结局：封妻荫子，青史留名，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生时作官封侯，死后为神为佛，把这些琳琅满目地向读者展览出来。
在小说中，徽宗皇帝对梁山泊的头领们是多么“仁慈体恤”，他对宋江等只剩少数人生还“心中嗟念”，“不胜伤悼”。他许诺“殁于王事者，朕命各坟加封，不没其功”。并说话算数，立即实践诺言，“将这已殁于王事者，正将偏将各授名爵：正将封为忠武郎，偏将封为义节郎。如有子孙者，就令赴京，照名承袭官爵；如无子孙者，敕赐立庙”。不愿封侯赐爵的鲁智深、武松，也加赠了“雅号”，就连已故的女将也加封为“夫人”、“郡君”。生还者封官授职，赏赐了金银锦缎。真是“皇恩浩荡”。你看，皇帝大张筵宴，犒赏功臣，何等荣耀；你看，宋江受赐金银一千两，另有十万贯“赐钱”“作为还乡之资”，准假省亲，锦衣还乡，何等风光。一句话：朝廷不负人，投降就是好。作者把封建统治阶级和宋江投降主义路线吹得天花乱坠。
小说又以方腊的结局与宋江的结局作对比。“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剐时，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投降的奴才升官受赏，坚持革命的英雄当刑受剐。这部作品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投降派，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这种歪曲农民革命的反面教材，还说得上是现实主义的吗？
也许有人会说：不管怎样说，宋江不是最后被药死了吗？这个悲剧结局不是对投降主义的批判吗？这种辩解是可笑的。因为，他们掩盖了作者写宋江之死的真正居心。《水浒》作者是要通过宋江之死来树立一个“全忠仗义”的最高典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虽死而无怨。这才是封建统治者最理想的奴才。作者塑造宋江“一生忠义”的形象，刻画和赞美他的奴才性格，正是通过写他的死，才得到最后完成的。作者树立这样一个典型，是要农民起义军都来学他，当一个“有始有终”，“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好奴才。这样，封建统治者就可高枕无忧了。
宋江虽然受了奸臣的暗算，但作者告诉我们，奸臣之上还有皇帝，还有皇天，他们是“至圣至明”的。因此，投降派即使生前不能遂心永享富贵，死后一可封爵，二可升天。宋江死后，不就是被皇天封为梁山泊都土地吗？皇帝不也终于不受蒙蔽，而替他建立庙宇，敕封他为什么“忠烈义济灵应侯”吗？“生封侯而死庙食”，是地主阶级分子的人生最高理想。宋江得到了，甚至超过了，多么值得令人羡慕。《水浒》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是：活着也好，死了也好，还是当投降派好，当奴才好。
宋江作为投降派的最高典范，不仅自己死而无怨，而且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绞杀革命派。他利用“手足之情”，“兄弟之义”，把李逵骗到楚州，同饮鸩酒，以免他重去“哨聚山林”。对宋江个人，是免得坏了他“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对朝廷来说，是尽走狗的最后义务。宋江的嘴脸是何等丑恶，真是地地道道的奴才。小说的作者，正是通过宋江毒杀李逵的情节来表现宋江忠义的彻底性的。
以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水浒》的结局处理，是歪曲农民革命的，是歌颂投降主义的。把它吹捧为
“现实主义的胜利”，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第2版()
专栏：
枷锁·“法度”·奴才
朱肖鼎
《水浒》这部书，为了鼓吹投降主义，用浓笔酣墨精心刻画了一个叛卖农民革命事业的投降派典型宋江。那怕在一件看来是小小的“道具”上，也不轻易放过，可谓煞费苦心。
《水浒》三十六回写到宋江刺配江州，行前在官府“当厅带上行枷，押了一道牒文”。路过梁山泊时，晁盖派大小头领，“四路等候”，接住了他。哪知当起义军将士准备给宋江“开枷”时，他却说：“是甚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
宋江带枷上山到聚义厅与晁盖相见，山泊中头领教宋江“去了枷”吃酒，那知宋江偏又“不肯除”。宋江对于朝廷加给他头上的刑枷，先是个“不擅动”，后是个“不肯除”。宋江为啥不肯让别人替他除去枷锁呢？宋江有他的“道理”：“此是国家法度”，万万触动不得的。
“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国家的“法度”有鲜明的阶级性，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并以此作为一种强制的力量而起作用。被压迫阶级要革命，就要敢于破除反动统治阶级的“国家法度”。敢破封建国家“法度”，还是维护封建国家“法度”？这历来是农民革命运动中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一个方面。梁山上的李逵、阮氏三兄弟等好汉，就敢于蔑视那些反映反动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度”，敢于冲破它，砸碎它。而宋江则一头拜倒在反动“法度”面前，拚命维护它。宋江死也不肯让梁山上的人给他除去枷锁，一者是要向梁山上的人表示，他是决不会违犯“国家法度”，背负朝廷，上山落草的；二者是要以自己的行动告诉晁盖等人，他们抗拒州府，杀死官军，“直如此大弄”，蔑视和破坏“国家法度”，是犯了“迷天大罪”。后来他前往江州，路过穆家庄时，又让两个押送公人除了枷。那是因为“这里又无外人”，穆太公不是晁盖，不会劝他落草，他也不需要教训穆太公：不得违犯“国家法度”。从宋江对封建
“国家法度”的态度，我们看到了他对整个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专政的态度，足见他是封建王朝的忠实奴才。
从宋江上山前的甘愿套刑枷，到宋江混迹于梁山大搞投降，接受招安；到镇压方腊领导的农民革命队伍，为朝廷“除害”；到宋江领下“御酒”，并在临死前药死“强气未灭”，有可能在宋江死后“犯上作乱”的李逵，又为朝廷除了一个“隐患”，都活现了宋江作为反动腐朽的封建皇帝的忠实奴才的丑恶本相。
宋江不但自己甘愿作“天子”的奴才，还要梁山农民革命队伍也都甘愿做“天子”的奴才。他上了梁山以后，处心积虑地把代表反动统治阶级意志的各种精神枷锁，硬套在农民起义军将士头上。宋江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标榜忠义，鼓吹“官爵升迁”、“青史留名”之类的地主阶级世界观，来毒害起义军将士，要被压迫阶级向反动统治阶级投降，永远俯首帖耳地给反动统治阶级当奴隶。对于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水浒》着意精心塑造，百般美化，这只能说明它是一部鼓吹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第2版()
专栏：
从反贪官到拜贪官
沈阳部队某部 石理
《水浒》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梁山起义军活捉高俅，押上忠义堂时，“宋江见了，慌忙下堂扶住……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一向自命反对“滥官当道，污吏专权”的宋江，竟然拜倒在“谗佞奸臣”高俅的脚下，这岂不矛盾？其实，这一点也不矛盾。
毛主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在“替天行道”的口号下，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皇帝，是封建社会里的最高统治者，是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水浒》中蔡京、童贯、高俅、杨戩四个“贼臣”，正是由于“天子”宋徽宗的百般庇护，才得以专横的。高俅本人就是被宋徽宗一眼看中，由一个府内亲随，青云直上，升为殿帅府太尉的。宋徽宗本人依靠至高无上的权力，骄奢淫逸，使北宋末年劳动人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对封建社会这个最高统治者，宋江不敢有半点触动，竭尽美化歌颂之能事，吹捧宋徽宗“至圣至明”、“宽仁厚德”，表示愿意替以宋徽宗为“天子”的“天朝”行道，“尽忠报国，万死无怨”。他所不满的，不过是“谗佞”“闭塞”皇帝，堵塞了他向上爬的门路而已。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所以反高俅，是因为高俅独断专横，侵犯了宋江这一派地主的利益，妨碍这一派地主去当权执政。宋江说：他“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这就是说，他虽然忠于皇帝，想“尽忠报国”，可是，却“不能得进步”，即不能往上爬，不能挤进当权集团中去。宋江为什么反对贪官呢？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梁山农民军在晁盖的率领下，聚义造反；宋江上山则推行一条“替天行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路线，大搞修正主义。由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把农民阶级对整个地主阶级的反抗，变成对几个贪官的反抗。因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当然就要乞求和接受招安了。
当农民起义军力量越来越大，宋江自己也有了“官爵升迁”机会的时候，他就不再反对高俅之类的贪官了。为了求得招安，他甚至还拜高俅，以取得高俅这一派地主的谅解。对同一个高俅，前骂、后捧，前反、后拜，暴露了宋江这个投降派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真面目。
宋江和高俅，不管有过多少派别斗争，但他们同属于地主阶级。他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对徽宗皇帝都是忠的，他们对农民起义都是切齿痛恨的。这就是他们同流合污的基础。面对当时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高俅与宋江又分别采取不同的策略。高俅明火执仗，策动官军进剿，妄图以武力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宋江则打入内部，分化瓦解，改变起义军的路线和性质，充当了反动统治阶级在起义队伍中的代理人。
从反贪官，不反皇帝，到拜贪官，受招安，正是宋江一贯的地主阶级立场的必然表现。
第2版()
专栏：
略论宋江上梁山
解放军某部 黄连城
宋江上梁山本是不情愿的。头一回，他送燕顺等人去入伙，只是“一时乘兴”，并非真要造反。上山途中，石勇捎来要他回乡的家书，宋江就“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飞也似独自一个去了”。第二次，宋江被递解江州，正打梁山泊过，他要押送他的公人“宁可多走几里”，绕开梁山，以防被“劫夺”。后遇到刘唐下山相救，晁盖劝他入伙，他竟大为不满，撕破脸皮说：“兄这话休题。这等不是抬举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众位手里乞死。”其态度是何等死硬！
宋江把上梁山看作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的“不忠不孝”的行为。可是，后来他又怎么会上梁山的呢？他自己的解释是：“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
这个“不由”，包含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他的上梁山是被另一派地主逼迫的。宋江同高俅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他不仅没有能够实现“功成名就”的“凌云志”，反而累遭挫折，先是飘泊流离，后来又被“文了双颊”，刺配江州。宋江在浔阳楼酒后发了点牢骚，结果又被蔡京的儿子蔡九知府拿住，判处死刑。最后晁盖等人劫法场，大闹江州，救了宋江。在这种情况下，宋江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不由不上梁山。
这个“不由”还有另一层意思，他要利用梁山这股力量拉开架势，同地主阶级的另一派干一场了。梁山泊好汉为了救他，“不避凶险，来虎穴龙潭”，劫了法场，闹了州城，也替他报了个人冤仇。宋江由此看出，梁山的这支武装，倒是一个可借用的力量。“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上山落草，是为了日后下山升官发财。把梁山起义军控制在自己手中，用来同高俅作斗争，可以为实现自己的“凌云志”增加资本，打开方便之门。
因为他是“不由不上梁山泊”的，所以，他身在梁山，心在朝廷，极力推行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宋江在“山东烟水寨”里，经过一番苦心的经营，终于把一支农民起义队伍拉下梁山，“归顺朝廷”，为他自己买来了“凤城春色”。
从上梁山，到日后投降下山，宋江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都表明他是一个对赵宋王朝忠心耿耿的地主阶级分子。
第2版()
专栏：
宋江的“权谋”
北京市永定机械厂 常振生 杨俊青
宋江在所谓的“反诗”里，吹嘘自己“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宋江的忠君思想和投降主义，大多是从“经史”中“攻”出来的，这里姑且不论。那么，他的“权谋”是些什么呢？
“权谋”之一，就是用架空晁盖等阴谋手法，篡夺梁山农民起义队伍的领导权。宋江混入梁山起义队伍后，处处排挤晁盖，扩大自己的势力。每当梁山有重大军事行动时，他总是说什么“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在这样的言词掩盖下，剥夺了晁盖对重大军事行动的决定权和领导权。到后来，干脆连这些托词也没有了，象山寨分配任务这样的重大事情，也不与晁盖商量，而是擅自决定。这正如《水浒》作者说的“凭陵欲作恢?计，须仗公明作主张”。凡是山寨大事，都由他说了算，把晁盖作为一个偶像摆在那里，梁山领导权完全由他一手操纵，充分暴露了一个篡权阴谋家的丑恶嘴脸。
“权谋”之二，就是用偷换口号的手段，改变晁盖的起义路线。晁盖扯旗造反以后，旗帜鲜明，就是如朱贵所说的，“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他们败何涛，擒黄安，抗官军，把梁山起义事业搞得红红火火。晁盖刚死，宋江不与众头领商量，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用“替天行道”的口号取代了“要和皇帝作对”的政治口号。
“权谋”之三，就是借“义”杀人。他假惺惺地淌着眼泪，在陈桥驿杀了不忘梁山泊革命传统的小卒；后来又用毒酒杀了富有反抗精神的李逵。而这些都是在“情同骨肉”的面纱下，嘴里喊着“义”干出来的卑鄙勾当。他杀了人，不留血迹；害了人，还要叫人感激他。
如此等等。
宋江的“权谋”，正因为是从“攻经史”学来的，所以，这种“权谋”只能是历史上反动没落的剥削阶级所总结出来的那一套阴谋诡计。他的“谋”，是打入农民军内部，篡夺革命领导权的“谋”；他的“谋”，是借“山东烟水寨”，买得“凤城春色”，即用扼杀农民革命，换取朝廷招安和高官厚禄的“谋”。一切投降派，都是擅长搞“权谋”的。批判宋江这样的投降派，我们要从中学会识别投降派的“权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