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论述
方岩梁
《水浒》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是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好作品，还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宋江究竟是革命派，还是投降派？这是重大的原则问题。鲁迅早在一九三○年一月发表的《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在分析了《水浒》中“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以后，就深刻地对《水浒》作了如下的评论：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
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
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这段精辟的议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揭穿了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的宋江这类投降派的真面目。《水浒》只反贪官，不反对皇帝，就连那个腐朽的宋徽宗，也被歌颂为“至圣至明”的天子，说他“求贤”，“爱民”，“博施济众”，不好的只是高俅等几个“奸臣”。一部《水浒》被冠之以“忠义”二字，忠于谁呢？当然只能是忠于皇帝，忠于朝廷。宋江直到临死前，还一再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说宋江是投降派，“终于是奴才”，有些人是不同意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宋江是农民起义的“非常杰出的领袖”，代表了整个农民阶级的意志、愿望，甚至连他的投降也是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性。究竟是鲁迅正确，还是这些人的观点正确？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宋江这个人物“杰出”在什么地方。
我们判断一个人究竟代表哪个阶级，并不仅仅看他的出身和职业，而是看他的思想和行为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所实行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宋江在上梁山以前，就对要去二龙山入伙的武松说了一段推心置腹的私房话：“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番话，是宋江的丑恶灵魂的自我暴露。他终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要“撺掇”农民起义军投降，把他们引进地主阶级的屠场；同时，他自己踏着农民起义军的尸体爬上去，借以升官发财，封妻荫子。他唠唠叨叨嘱咐武松去做的也就是这件事。所以他一上梁山，就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用他的投降主义的路线代替了晁盖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他把晁盖的聚义厅改成忠义堂，一字之差，却反映了农民和地主这两个对立阶级的不同的世界观。“聚义”是要起义，要革命；而“忠义”则是要招安，要投降，这不明明白白地反映了两条路线的对立吗？
宋江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他心目中的“天”，就是皇帝和朝廷；他所行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就是要帮助宋王朝瓦解和镇压农民起义，以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他口口声声说要“保国安民”：
“保国”，指的是保卫地主阶级的反动政权；“安民”，就是自己当奴才，还要别人也都跟着他去当奴才。就在梁山“大聚义”那一天，宋江乘兴写了一首《满江红》，下令乐和单唱：“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结果在梁山泊山寨中激起了一片反对声。但这丝毫没有能动摇宋江“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的反革命决心。他一投降，就马上率领大军打方腊，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他代表的是哪个阶级的意志和愿望，难道还不够清楚吗？宋江是帝王将相和整个地主阶级的鹰犬。对于这样的鹰犬，《水浒》竭尽美化歌颂之能事，吹捧成忠孝仁义色色俱全。这种歌颂正好证明了它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曾经追根溯源，指出从孔墨儒侠到《水浒》，直到清代的《施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之类，前后一脉相承。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也说过，《七侠五义》这类小说中的侠客“很象《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事实上，宋江同黄三太、黄天霸、展昭之流都是一路货，说得明白点，无非是皇帝或者所谓“清官”的奴才、走狗和保镖。
我们再把宋江与高俅比较一下，更可以发现这两个人有许多共同点。他们一样的是“浮浪子弟”，一样的想升官发财，又一样的被发配充军，归根到底，他们所属的阶级是一样的。有没有不一样呢？有。高俅狗运亨通，因为踢得一脚好球，被“九大王”、即后来的徽宗皇帝看中了，因而“发迹”得早，当了官；而宋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年命蹇滞”，成了“寇”。其实这两个人，殊途而同归，宋江是由官暂时入“寇”，再由受招安而重新变成官；而高俅呢，一下子就当了官。宋江在浔阳楼写的所谓“反诗”，有人以为他真要造反，其实他不过是在“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的情况下大发其牢骚罢了。“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这不正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怀才不遇”心理的绝妙的自我写照吗？在宋江看来，当穷途潦倒的时候，投机“造反”可以说是一条捷径。“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鲁迅说：“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并不属于革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而只是地主阶级反动派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但是，不管他们怎样你争我斗，终究是一丘之貉。就破坏农民革命运动和巩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来说，宋江的作用实际上要比高俅大得多，他比高俅更富有欺骗性。
宋江不是号称“及时雨”吗？他究竟是哪个阶级的“及时雨”呢？《水浒》称颂宋徽宗的年代“国富民安，士农乐业”，实际上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的烈火遍地燃烧，北宋王朝的大厦摇摇欲倾。赵佶在自己的“睿思殿”即书房的素白屏风上，书写着
“四大寇”的姓名，可见他为此而日夜悬心。结果呢，
“四大寇”之一的宋江，不但投降了这位赵官家，而且帮他镇压了另外三支农民起义军，这对北宋王朝和赵佶不是一场道道地地的“及时雨”吗？在历史上，每当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以至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无法维持的时候，反动阶级总是特别需要宋江这类“及时雨”来浇灭农民起义的烈火。《水浒》这部书和宋江这个形象为地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所特别赞赏，原因正在于此。
金圣叹把《水浒传》砍去了二十多回，强调对宋江这样的“盗魁”，只能斩尽杀绝，决不容许招安。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谈金圣叹》的文章，批判金圣叹：“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金圣叹之“昏庸”，首先在于他不懂得起义的农民是斩不尽、杀不绝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别说一个“嵇叔夜”，一百个“嵇叔夜”也没用。金圣叹之“昏庸”还在于他没有看懂施耐庵、罗贯中写《水浒》的真正用意，他们正是站在金圣叹同一阶级立场上反对农民起义，才塑造和歌颂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形象。他们懂得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金圣叹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他没有看破宋江这号人根本不是“盗魁”，而是地主阶级的忠实的代理人。鲁迅还生动地把《水浒》被砍的本子比喻为“断尾巴蜻蜓”。宋江投降，受招安，打方腊，这是他的投降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把这一半砍去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面目就不真实了。金圣叹这一砍，由于砍掉了宋江的许多罪恶行径和丑恶表演，颇受许多为宋江唱赞歌的人们的欢迎。
“替天行道”的强盗同“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是有严格区别的。鲁迅明确指出，前者是道道地地的投降派，而后者才是反剥削、反压迫、反奴役的起义农民。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事实上，即使在梁山起义军的内部，也是一分为二的。起义军多半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也有不少是地主阶级的破落户子弟，反动军队的士兵和军官。由于宋江在政治上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在组织上招降纳叛，拉进了大批宋王朝的高级将领，使这支起义军领导集团的阶级成分起了变化。在一百零八将中间，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他们不愿意投降。吴用和阮氏三兄弟是最早跟着晁盖起来造反的。李逵更是梁山起义军中斗争最勇敢、最坚决的一个。他一听到乐和唱宋江做的那首《满江红》，就睁圆双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一脚把桌子踢起，攧个粉碎。他根本不把大宋皇帝放在眼里，宋江不反，他要反。太尉陈宗善进山寨颁布朝廷招安的诏书，李逵不仅一把夺过诏书，扯得粉碎，还劈胸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直到小说最后，李逵一听说朝廷送来了药酒，就大叫：“反了罢！”所以宋江最不放心的就是这股“黑旋风”，一定要将他先搞死才肯闭上自己的双眼，用心实在恶毒极了。宋江同李逵们之间的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投降主义路线同坚持起义的路线这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为宋江辩护的人，还抬出了一个“义”字来当挡箭牌，好象宋江同所有的人都是义重如山，亲如兄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还分什么阶级，什么路线，什么投降派和革命派？鲁迅对于《水浒》中流传的这句口号，用一句话就戳穿了它的虚伪性：“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事实正是如此。别说在四海之内，就是在梁山泊之内，也决不是什么兄弟关系，而是阶级关系。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的对立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梁山起义军的内部来。宋江张口一个“忠”，闭口一个“义”，他对上是忠得很，对下又何尝把所有的人都当兄弟看待！第八十三回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就充分暴露了宋江的“义”的虚伪性。当招安的丑剧刚刚收场，起义军中一个军校激于义愤，杀了一个辱骂起义军的厢官。这下可吓坏了宋江，他马上要砍下军校的头，到朝廷请罪。可是还得照顾一下“义气”，于是宋江使出他惯用的猫哭老鼠的本领，“哭”了起来，叫那军校“痛饮一醉”，自己去上吊，然后再割下头来号令示众。头也砍了，“义”也尽了。对“义”的内容要作阶级分析。晁盖“聚义”，是要团结起来造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反；而宋江讲“义”，是要用“义”来掩盖阶级的对立，调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让被压迫阶级俯首帖耳地给反动统治阶级当奴隶，还有比宋江这种“义”更符合反动统治阶级的需要吗？李逵的悲剧正在于他吃了这种“义气”的亏，被这个“义气”蒙住了眼睛，只认“哥哥”，不认路线，识不破宋江的反动真面目，最后终于成了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牺牲品，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鲁迅作为一个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宋江这类以革命者的姿态干反革命勾当的投降派是深恶痛绝的。特别是当他经历了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刀光和血光之中，既看到了真正的革命者的坚贞不屈，也看透了形形色色的投降派的鬼蜮嘴脸。“大军一到，便受招安”，马上为虎作伥，帮着反动派屠杀革命人民的是一种；始终披着革命者的外衣，而对真正的革命者却大布围剿阵的又是一种。鲁迅写《流氓的变迁》一文，不正是要求人民群众警惕宋江一类投降派吗？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者，鲁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解剖《水浒》，并把现实的阶级斗争同历史的阶级斗争相对照，所以他对这部书才看得那样分明，分析得那样鞭辟入里，入木三分。我们应当认真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论述，提高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识别能力，为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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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前进在与工农结合的大道上
——记西北农学院几位教师的事迹
在开门办学的过程中，西北农学院教师们来到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建立校外教学基地，和贫下中农一起战斗，虚心学习，“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们在与工农结合的大道上迈出可喜的一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老 教 师 焕 发 青 春
三月的陕南，春寒未消。在南郑县双季稻分段训练班里，一位头发灰白的老教师赤脚站在水田里，给学员们做育秧示范教学。
他就是西北农学院陕南教学基地的教师沈煜清。
一九七一年底，沈煜清和其他教师一起来南郑县开门办学。到了农村，朝夕与贫下中农相处，贫下中农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爱国家爱集体的高尚品质，使沈煜清受到深刻的教育，思想感情逐步发生着变化。
过去，沈煜清在学校里教种田，搞试验，想的是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现在，他同贫下中农一起办试验田，搞科学实验，他想的是怎样把当地的农业生产更快地搞上去。原来有些人认为，只有在北纬三十二度以南才能种植双季稻。沈煜清想，如果能够突破这个框框，在北纬三十三度偏北的汉中地区也大面积地种上双季稻，那对当地农业增产将有重要意义。于是，他大胆提出要在教学基地附近试种双季稻，为汉中地区农业学大寨贡献力量。这个意见得到了陕南教学基地党组织和贫下中农的积极支持。
在此以前，汉中地区也曾试种过双季稻，但都失败了。沈煜清认真研究过去失败的原因，摸索种植双季稻的规律。早春时节，他跳进刺骨的水中，和贫下中农一起精心平整土地，培育秧苗；酷暑，田水发烫，他下到田里，和贫下中农一起，抢收早稻，抢种晚稻；晚秋，他怀着喜悦的心情，和贫下中农一起收割晚稻。从种到收的全过程，他都参加，风里来，雨里去，一心扑在双季稻的试验上。
几年来，沈煜清和贫下中农、教学基地的师生们一起，精心地试种双季稻，热情地为当地农业生产服务，初步找到了适合在当地播种的双季稻品种，摸索出了双季稻的生长规律。他们连续三年试种双季稻成功。种植面积由第一年的三亩多，扩大到去年的一百三十亩，早晚两季的亩产量一般高出当地单季稻平均亩产量五成以上。今年，双季稻已经在汉中地区的五个县十几个点上推广，受到了贫下中农的欢迎。
群 众 经 验 的 结 晶
今年，地处秦岭北麓的楼观台林场，百亩核桃林发生了严重的吉丁虫害。听说西北农学院林学系教师高绍棠有防治这种虫害的丰富经验，林场场长就到学校把他请了来。
高绍棠防治吉丁虫的办法，是从陕西省洛南县学到的。一九七○年，洛南县有一大片核桃林叶子发黄，枝节干枯，有的甚至死了。这时，高绍棠来这里建立教学基点。听说来了大学教师，大家纷纷来找他，有的拿着受害的枝条请他查看，有的拿着虫子请他讲防治的办法。高绍棠虽然是专门从事核桃研究的，可是这一下却被难住了：虫子没见过，病状判不定，防治没办法。一位林场场长看见他为难的样子，鼓励他说：“不要急，咱们来一块想办法。”这位林场场长还给他讲了当年栽种这些核桃树时的情景：那是一九五八年，洛南人民响应党的号召，千家万户齐动员，栽种了成片成片的核桃林。在老贫农的教育下，高绍棠决心找出危害核桃生长的原因来。
核桃树叶子发黄，枝条枯死，这到底是由于病害，还是虫害？是缺肥，还是缺水？一时弄不清楚。他老老实实地向贫下中农、技术人员学习，一起进行研究。经过仔细观察分析，终于弄清核桃树受害是吉丁虫引起的。为了摸清吉丁虫的生活规律，高绍棠白天黑夜地和贫下中农一起细心观察。正当研究工作不断深入的时候，忽然吉丁虫的幼虫和虫卵都找不到了。高绍棠就和其他研究人员一起，深入几个大队林场进行调查。有的群众反映，吉丁虫可能钻到核桃树里去了。于是，高绍棠就把受害的树枝拿来，用刀子一根一根地削，细心地在木质部里寻找幼虫。一连四天，削了五百多根枝条，终于找到了藏在核桃树木质部里的吉丁虫幼虫。这以后，他每天都要削二十多根病枝，细心观察幼虫的生长情况，寻找防治办法。几个月过去，幼虫变成了成虫，成虫又开始产卵了。高绍棠和同志们整天蹲在被害的核桃树下观察，日日夜夜，吃不好饭，睡不足觉，人瘦了，眼熬红了，终于弄清了吉丁虫卵和产卵的规律。
在贫下中农的关心、支持下，经过一年的努力，高绍棠全面掌握了吉丁虫的生活规律和对核桃树的危害情况，并找出了防治方法。这种方法在当地推广后，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以四皓公社为例，一九七一年由于吉丁虫的危害，核桃产量只有两万八千斤；一九七四年治好了吉丁虫害，产量达到了五万多斤。
几年来，高绍棠先后到洛南县的二十一个公社，三个林场，召开了三十二次调查会，访问了五十一人，把群众的经验汇集成四万多字的《洛南核桃》一书。这本书，是群众经验的结晶，也是高绍棠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所取得的成果。
越 干 越 觉 得 有 意 义
西北农学院农学系教师李生秀，几年来在武功县杨陵公社夏家沟大队蹲点，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劳动人民，他越干越有劲，越干越觉得工作有意义。
李生秀原来是西北农学院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那时，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下，他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单枪匹马搞科研，干了五六年，一事无成。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李生秀清醒了头脑，感到自己以前走的那条路再不能继续走下去了。他带着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决裂的愿望，来到夏家沟大队蹲点。
一到农村，贫下中农就提出许多关于土壤肥料方面的问题，希望李生秀帮助解决。李生秀正在考虑干还是不干呢？这时队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天晚上下起暴雨，不知是谁在暴雨中把被洪水冲垮的渠道修好了，保住了队里的麦田。经过了解，才知道是一位老贫农修的。队长表扬时，这位老贫农说：“这是一个社员应该干的事！”这件事对李生秀震动很大。他想，贫下中农做了好事，不声不响，不图名，不为利，还说是自己应该干的。他决心向这位老贫农学习，为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贡献自己的力量。
根据贫下中农的要求和生产的需要，李生秀向大队建议搞合理施用化肥的试验。大队党支部书记听了非常高兴，鼓励他说：“你大胆干吧，试验成功了可为咱们队解决大问题；失败了也没关系，咱们继续干。”
这次试验，使磷肥得到合理使用，把土壤内部各种养分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协调起来，充分发挥了氮肥的作用。第一年就收到明显的效果：试验田块的小麦产量比上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有的增加一倍。
试验成功后，是象过去那样急于发表论文呢，还是对生产负责，继续进行大面积试验？在贫下中农帮助下，李生秀改变了急于写论文的打算。他们把试验范围扩大到六个大队的二百多个试验田块。第二年，这些试验又成功了，并且获得了大量准确的资料。
几年来，李生秀和其他教师、工农学员、大队试验站的同志一起，在群众的帮助下先后完成了三项科研项目，还绘制出“夏家沟大队土壤肥力图”，对提高大队的粮食产量起了很大作用。他帮助大队试验站把这些试验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去年，夏家沟大队的贫下中农带着这些丰硕的成果参加了全国合理使用化肥的座谈会。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