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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为什么不回上海来农村
上海籍复员军人、江西省永新县三湾大队社员 魏尧升
我是一九六九年从上海应征入伍的。今年二月退伍时，我坚决要求不回上海，到农村安家落户，得到了部队和地方党组织的积极支持。现在，我已经在革命老根据地永新县三湾公社三湾大队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我为什么不回上海来农村呢？这是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结果。
今年年初，部队退伍工作刚开始，有的战士经常凑在一起，谈论今后的去向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城市比农村好，做工比种田强”，想到城市里找个工作。这些议论，引起了我的深思。我想，农村和城市都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有人不愿去农村呢？就在这个时候，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使我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指示，我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还存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还存在反映这些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那种重工轻农，向往城市，鄙弃农村的情绪，正是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一种反映。这种思想，是不利于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的。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就是企图利用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认识提高了，我就决心用实际行动，抵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侵蚀，坚定不移地到农村去干一辈子革命。
但是，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会遇到各种阻力。首先是来自家庭的影响。我母亲总想把我留在身边。我的一个哥哥考虑到母亲年老多病，自己又经常不在家，四次写信要我退伍后回上海，以便照顾母亲。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和全家人一起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回忆母亲在旧社会的苦难生活，大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狠批林彪鼓吹的孔孟之道。在万恶的旧社会，反动统治者狂热宣扬要“孝敬父母”，但是，我母亲三岁丧母，七岁丧父，哪里还有父母可“孝”？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又哪里还有什么东西可“敬”？如今，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生活有了充分保障，母亲有了病可以进医院治疗，要是在旧社会，能办得到吗？我对家里人讲，为了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跳出小家庭的圈子，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通过学习和回忆对比，全家人提高了认识，母亲坚决支持我到农村去。她老人家高兴地说：“尧升是党和毛主席教育出来的，是属于党和人民的，我没有权利把他当成私有财产留在自己身边，应该把他献给革命事业，放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两个哥哥也联名向党组织写了一份支持我去农村的决心书。
家庭问题解决了，社会舆论又是一关。我的同学，大多数都支持我去农村，也有个别的不理解。有个中学时的同学，还特意跑来劝我：留在上海进厂工作，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到农村去，会有这么多钱吗？对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我想，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当把个人的利益放在一边，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远大目标而奋斗到底。只有剥削阶级和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才信奉“金钱万能”的资产阶级人生哲学。如果我们为挣钱工作，钱多就多干，钱少就少干，没钱就不干，那岂不是把自己当商品，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吗？想到这里，我对那个同学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革命的胜利，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没有想到钱。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也不是靠钱能买来的，只能靠我们革命加拚命干出来。如果老为钱打算，那怎么能抬头看到共产主义大目标呢？”那个同学听我讲得有理，支持我去农村，并和其他同学一道，送给我几本日记本，鼓励我用实际行动，写好红色的革命日记。
当我不回上海去农村的消息在社会传开后，不少群众写信勉励我，但也有人说：“魏尧升真傻，明摆着在城市有个铁饭碗不要，却非要到农村去抱个泥饭碗不可！”个别人甚至说我是“赶浪头，出风头”。对于这些错误的议论，我都力求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来回答。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把不同的分工，看成是不同的“饭碗”，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一种表现。如今当农民，做工人，都是国家主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广大贫下中农生活得更加美好，我就是要到农村去，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如果这样做是“傻子”，那我情愿做一辈子这样的“傻子”。至于说我是“赶浪头”，那更是错误的。我决心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经受党和人民的考验，在农村扎根一辈子。
魏尧升来到三湾大队后，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他在向老贫农学习使用插秧机。
新华社记者摄
四月十六日，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来到革命老根据地永新县三湾公社三湾大队插队落户了。人到了农村，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我是在城市长大的，很少经受艰苦的农活的考验。我来到三湾的时候，正是春耕大忙季节。起初，我和贫下中农一起早出工，晚收工，平整土地、挑秧、插秧，什么农活都抢着干。但是没过几天，就累得腰酸背痛，感到有点吃不消了。正在这个时候，公社、大队的干部来看望我，他们问寒问暖，还讲起了井冈山革命斗争的故事。那时，红军“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生活十分艰苦。可是，大家同甘共苦，生死与共，跟随毛主席处处打胜仗。革命前辈的英雄事迹，使我认识到，“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政治方向是对的，但如果害怕艰苦，就会动摇扎根农村的决心。我反复问自己，过去革命老前辈的那种不怕流血牺牲的拚命精神你有吗？贫下中农为革命种田，以农为荣、以苦为乐的精神你有吗？这样一想一看，我找到了差距，感到要过好劳动关，首先要过好思想关。从此以后，我努力向革命前辈和贫下中农学习，迎着艰苦上，专挑重活干。贫下中农不怕累，不怕脏，积极积肥。我就学他们的样子，挑粪时，把掉出来的粪用手拣进田里。看到田里禾苗长得一片青葱，我和贫下中农一样，心里感到十分高兴。
我到农村的时间不长，所做的还仅仅是开始。我决心坚持乡村干革命，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做一个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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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革命学好技术
解放军某部医院 关曼声
如何对待学习技术呢？是为个人还是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我们每个技术人员必须正确对待、认真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的，“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资产阶级正是利用这些“痕迹”，用名利、地位、金钱作诱饵，来腐蚀我们的灵魂，妄图瓦解我们的革命斗志，企图把我们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作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刘少奇、林彪一伙也是采取这种手法，推行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宣扬什么“技术第一”，“技术私有”，“利己多欲乃规律”，妄想把我们引向追求个人利益而不关心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邪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由于受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对学习技术缺乏正确的态度。总觉得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只有学好技术才有“铁饭碗”，到哪里都“吃得开”。因此，眼睛里盯着“权威”、“专家”，暗地里下决心要和这些“大人物”比个高低，争个上下。我怀着这种渺小的动机，一头扎到了业务堆里，想从中捞一把、露一手。由于指导思想不对头，脱离了为工农兵服务这个根本目的，使自己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越来越远。这样是不是就把技术学好了呢？由于缺少为革命、为人民的思想，碰到困难就容易退缩；由于脱离群众，个人钻牛角尖，技术的提高也受到很大限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深深地教育了我。回顾自己走弯路的教训，我清楚地认识到，刘少奇、林彪一伙就是企图把一小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拉入资产阶级的泥坑。但是，有的同志在批判了“技术私有”以后，由于没有真正从世界观上解决问题，又发生了不愿学技术、不敢学技术的思想，或者认为“学不学技术一样有饭吃”，这些同样是错误的。我们只有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才能坚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大方向。方向明确了，把掌握技术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力求做到象白求恩同志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才能真正做到“对技术精益求精”。
我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正确处理政治和技术的关系，首先搞清楚为什么人的问题，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技术学习。为了使自己的技术更好地为解除广大工农兵患者的痛苦服务，我经常深入部队、深入基层，注意研究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及治疗，努力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这样做，受到了工农兵群众的欢迎。我现在弄明白了：这个“饭碗”那个“饭碗”的想法，无非是受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的影响。思想冲破了这种狭隘的眼界，在政治上进步了，有了正确的方向，有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在技术上才能更快地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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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由“饭碗”想到的
吴铭
上海籍复员军人魏尧升不回上海去农村，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情赞扬。但是，有的人却说他不去城市端“铁饭碗”，非要到农村抱“泥饭碗”，真傻。魏尧升同志回答得好：我就是要到农村去，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如果这样做是“傻子”，那我情愿做一辈子这样的“傻子”。
以“泥饭碗”作比喻，用来贬低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农业劳动，这本身就是错误的。请问：“同志，你饭碗里的东西哪儿来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没有贫下中农在土地上的辛勤耕耘，即便你端着一只金饭碗也活不下去。农业生产是人类基本的物质资料生产。认为当农民就是抱“泥饭碗”的人，当然也并不希望取消农业生产，但却受了旧思想的毒害，瞧不起这项光荣的劳动。他只是想着由农民来生产粮、油、菜等等，放到他的“高贵”的“饭碗”里面去。
把职业比喻成“饭碗”，这本来是旧社会的一种说法。在万恶的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就把寻找谋生的出路叫作找“饭碗”。那时，劳动人民不管找到的是什么“饭碗”，不管是叫作“铁饭碗”，还是叫作“泥饭碗”，都要受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生活根本没有保障。地主、资本家金樽美酒，肥甘膏梁；劳动人民糠菜糊口，要饭逃荒，两个阶级、两种“饭碗”，这就是旧社会的血腥写照。解放以后，劳动人民翻身作了主人。他们是国家的主人，生活真正有了保障。因此，今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能再把从事工业的或农业的劳动叫作找“饭碗”了。我们是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而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
诚然，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工人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之间，在生产条件和生活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对此，我们必须正确对待。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不可避免地带着旧社会的痕迹。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和反映这些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就是这种痕迹的一种表现。三大差别形成的历史比资本主义的历史久远得多。对于三大差别的客观存在，当然必须承认，但是，承认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条件逐步缩小直至最后消灭它，而不是强化、扩大它。农村生活条件的确差一些，艰苦一些，正因为如此，更需要我们去战斗，去建设，去改变农村面貌。三大差别的最后消灭，需要有物质和精神这两方面的条件，这些条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通过我们的艰苦斗争和辛勤劳动去创造。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者，都应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
魏尧升同志明知农村比较艰苦，偏到艰苦地方扎根，勇敢地向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挑战，显示了一个革命战士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境界。在我们祖国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有千千万万个这样自觉地把青春献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革命青年，他们是一代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新人。我们要象他们那样，自觉地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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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习通信
这样学习好老李：
你好！在这封信里，把我们车间最近的学习情况说一说吧！
这段时间，我们车间党支部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带动企业管理，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健全了班组、车间两级工人管理组织，修订了工人参加管理的制度和措施，把企业的斗批改向前推进了一步。
为了搞好这个工作，党支部组织工人和干部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有关教导，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段落。通过学习，大家对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认识就深刻多了。大家说，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有关教导，讲了领导权要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要掌握在工人群众手里。这就给我们指出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是关系到企业领导权的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企业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工人参加管理，说明工人有权管理工厂，工人真正是工厂的主人。工人参加管理，密切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是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有的车间干部说，过去，我们也抓过工人参加管理的工作，但由于没有把这个问题提高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高度来认识，抓得不紧。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要把这件工作切实搞好，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工人参加管理，管什么？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着重学习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马克思具体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我们体会，消灭这四个一切，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也是工人参加管理企业的任务和内容。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指出，吸收群众参加管理工作，其形式愈多愈好，要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干部们学了也受到启发。他们说，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出现了很多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好形式。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加以总结，不断提高，充分发挥工人参加管理企业的作用。
这段时间，我们车间在改进企业管理工作中，联系实际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得深，用得上。我们体会，这是把学习引向深入的一个好办法。 北京制药厂针剂车间工人理论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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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名词解释
工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资是国家依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借助于货币对劳动者进行个人消费品分配的一种形式。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的价值也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的。资本家要剥削工人，就要使工人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维持生活，获得技能。资本家为了长期剥削工人，还要使工人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来养育子女。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工资是由上面这些因素决定的，但是，资本家总是竭力压低工人的工资，把工人的生活水平降到非常低的限度。
马克思说：“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版第十九页）劳动力和劳动是不相同的。劳动力是人们进行劳动的能力，劳动是劳动力的使用。工人们给资本家劳动创造的价值，一部分相当于劳动力的价值，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部分，就是剩余价值。这部分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据为己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好象是“劳动的报酬”，其实它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工资，是掩盖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工资的发放是根据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进行的，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但是，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它仍然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比如说，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比另一个人强些，因此在同一时间内能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劳动较长的时间，取得的工资就会相应地多些。其次，即使是拿一样多的工资，但一个人已结婚，子女多，另一个人未结婚，负担小，在生活上也会有差别。如果不加限制，而是扩大工资制度带来的不平等，让它发展下去，就会出现新的两极分化的现象。
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还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工资制度方面还要承认差别。但是，必须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必须批判修正主义，反对“物质刺激”、“工分挂帅”，反对扩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