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扎根苗岭彝寨干革命
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德峨公社卫生院天津下放医务人员
一九六九年，我们十一名天津医务人员，响应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到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德峨公社安家落户。五年多来，我们在县、社党委的领导和关怀下，与公社卫生院同志一起，互相学习，团结战斗，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对改变山区缺医少药的状况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德峨公社地处桂西云贵高原，是个高寒山区。三万二千多苗、彝、壮、汉、仫佬族人民，散居在方圆二百多华里的山沟?场里。到这个深山沟安家落户，对我们这些在城里住惯了的人，确实是严峻的考验。县、社领导同志和我们每个人谈心，一起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和毛主席有关卫生革命的指示，帮助我们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大家决心刻苦改造世界观，为落实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扎根苗岭彝寨干革命。
儿科医生杨兴蓉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不论在卫生院值班，还是走村串寨巡回医疗，她处处带头。群众称她是“苗家的好医生”。一九七一年，领导上派她去那地等三个大队普查老年慢性气管炎，要求两个星期完成任务。杨兴蓉和赤脚医生、卫生员逐队逐户调查，在十多天内，访遍了九百八十五户苗、彝族社员，发现三十七人患慢性气管炎。杨兴蓉决定用“岩泽兰”草药为病人治疗。这三十七个病人，分散住在三十二个生产队，杨兴蓉每次送药下乡，都得背上几十斤草药，来回步行一百多里。一次，她到那地生产队给患病三十五年的彝族王亚由大娘送药，可是，大娘一早就到十里地外的坝上收稻谷去了。杨兴蓉想到大娘的病还没有全好，就决定把药送到田头。从那地到坝上，杨兴蓉爬了一个大坡，翻越两个山坳。当她把药送到王大娘手里时，大娘感动得热泪盈眶，激动地说：“过去贫下中农看病比登天还难，今天医生送药到田间，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就是好啊！”
马琴生是青年药剂士，初来时情绪不稳定，后悔不该来这个地方。一次，他给贫农杨登济看病，诊断是急性肾盂肾炎。当他了解到病人发热、尿血三四天，直到就诊前一天还出工的时候，深受感动。在一次学习会上，小马深有感触地说：“看看贫下中农那种战天斗地的精神，再想想自己，一事当前，先想个人得失，怎能扎根山区呢？毛主席叫我来山区，我一定为毛主席争气！”他为适应农村工作的需要，学会了拔牙、接生、睑内翻矫治等手术。每逢下乡，他争着去；艰苦的工作，他抢着干。去年，他同本地的一个姑娘结了婚，决心在苗岭彝寨扎根一辈子。
一九七三年初，上级下达了妇女病普查普治任务，要求在五月底完成。当时，全院只有十一个女同志，除去孩子小的、身体差的，只有四人能下乡。全公社方圆二百多华里，别说搞普查，就是叫这四个女同志走完全社十五个大队，也得到五月底。怎么办？没想到在会上一动员，全院十一个女同志全部报名参加。原来，她们听说要下乡搞普查，早就悄悄地作了准备。有的给孩子断了奶，有的做了背孩子下乡的背带。最后，经过再三说服，把三个孩子小的女同志及两名男医生留在院里坚持工作，其余全部下乡搞普查。
沈珊君已五十多岁了，从来没有走过山路。这次搞普查，领导上和同志们都要她留下，她坚决不肯。为了提前完成任务，她带领一个小组，天天为群众查病治病。同志们关切地对她说：“你这么大年纪，就不要爬坡了！”她却豪迈地说：“干革命就要吃大苦，耐大劳，照顾了我，势必加重同志们的负担。”
留在院里坚持工作的刘璇和本地医务人员潘文兵、邓月贞，虽经领导上的劝阻，仍然克服困难，背着孩子下乡了。她们跑了五个大队，普查了一千一百多名妇女。她们白天走路，早晚检查病人，工作完了，还要照顾自己的孩子。一天，从常么大队转到水井大队的途中，当她们正走在一个七十五度的陡坡上时，突然来了狂风暴雨，三个女同志就紧紧地抱在一起，和大自然奋战。她们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普查任务。
我们尽力为山区人民服务，和山区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情谊，他们对我们关怀备至。一次，范玉英等四位同志到岩圩大队野猪湾生产队普查儿童病，他们查完病，已经是下午五点钟了，为了提前完成任务，决定当晚赶到二十里路外的青岗岭生产队。出寨不久，走进密树丛林，突然下起雨来，白蒙蒙的雨雾遮住了山岗。正需要有人指路时，听见有人在叫他们。回头一看，原来是大队的饲养员杨大娘，在招呼他们到家里躲雨。他们想到自己的任务，谢绝了大娘的好意。大娘说她也要去山里，便和他们一路走。走出密林以后，大娘说：“这里去青岗岭是直路，放心走吧，我该回去了。”这时，范玉英等四位同志才知道大娘是特意为他们带路来的。这件事，对我们教育很深，更加坚定了我们扎根苗岭彝寨干革命的决心。
为了更好地支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并且进一步方便群众就医，我们办起了马驮医院。从过去身背药箱巡回医疗，发展成手牵驮着手术器械和药品的骏马，走乡串寨，就地为患者作手术。每到一地，我们结合医疗中的具体事例，大力宣传合作医疗的优越性，密切同赤脚医生配合，积极开展防病治病工作，在实践中帮助他们提高医疗技术水平。现在，全公社的合作医疗都得到巩固和发展，赤脚医生的队伍也进一步壮大了，在改变山区的医疗卫生面貌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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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医生焕发了革命青春
——记从北京到甘南草原安家落户的医生张世荣
在甘肃省甘南草原，一提起“老医生”，人们都知道说的是张世荣。一位七十多岁的藏族老阿妈说：“我们熟悉、亲近老医生，是因为他走上了毛主席指引的光明大路，变成了和我们一个样的人！”
“完尕滩需要我，
我更需要完尕滩”
张世荣原是北京市结核病学会副会长、北京地坛结核病医院主任医师。他从事结核病研究工作已有三十多年，把小儿结核性脑膜炎晚期病例的治愈率，由当时的百分之七十左右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他还写过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文。
一九七○年春，北京医务人员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纷纷要求到农村去安家落户，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当时，张世荣已经六十一岁了，但他婉言拒绝了亲友的劝告，带着一家人，高高兴兴地来到甘南完尕滩安家落户，下决心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完尕滩，是一个藏族人民聚居的地方，海拔两千七百多米，山大沟深。张世荣来到这里以后，强烈的高原反应使他头晕、恶心，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他抓紧一切机会，锻炼自己的适应能力。到下面巡回医疗，他经常不坐车，不骑马，徒步登山下岭；在医院值班，他抢着打扫卫生，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一早一晚，他坚持练习长跑。经过几年锻炼，张世荣基本上适应了高原缺氧的环境，增强了走路、爬山的能力，高血压也降了下来。
当时，有些人不大了解张世荣的心思，认为他太执拗了。可是，和他共同战斗了五年以后，人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努力改造世界观的强烈愿望。一次，张世荣到夏河县清水、麻当两个公社巡回医疗，遇到一个脑挫伤昏迷的病人。他和同来的一位同志，在病人的炕头上抢救了两天两夜。当病人醒过来的时候，一家人流着热泪，说出了千百万贫下中牧的心里话：“毛主席替我们把什么都想到了！”贫下中牧对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张世荣教育很大，使他深切地感到必须从他们当中吸取丰富的政治营养，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观。因此，他逢人就说：“完尕滩需要我，我更需要完尕滩。”
年龄大了，更要只争朝夕干革命
张世荣常这样想：做一名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要全心全意地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他经常用这个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一次，一位回族女社员抱着一个生下才十二天的婴儿匆匆走进医院。可是打开包裹着的被子一看，孩子已经窒息，心脏停止了跳动。孩子的母亲以为没有指望了，抱起婴儿哭着就往回走。张世荣追上去，把婴儿抱了过来，立即进行人工呼吸。他满头大汗地伏在病床上，一口一口地把气吹进婴儿的嘴里，又一口一口地把带着脓血的痰吸出来；半个多小时后，患儿开始出现了微弱的心跳和呼吸。又经过三十六个小时的连续治疗，患儿终于每分钟能呼吸四十多次了，渐渐地睁开了小眼睛。五天后，婴儿痊愈出院了。
贫下中牧看到张世荣眼熬红了，人累瘦了，常常心疼地对他说：“老医生，你再这样下去，累垮了身子，我们可不答应。”张世荣总是这样回答：“正因为我年纪大了，为人民服务的时间短了，更要只争朝夕干革命。”五年来，他工作不分上下班时间，正在吃饭时，病家一叫就放碗；深夜入睡后，来了病人就起床。近年来，他的听力有些减退，碰上心音很弱的病人，不管是普通病还是传染病，他撂下听诊器，把脸贴在病人的胸部，直接用耳听。
一九七二年夏天，组织上让他专程陪宫颈癌复发的老伴去北京治疗。可是，他把老伴送进北京日坛医院以后，就干起自己要干的事情来了。完尕滩医院不能开展心电图业务，他利用这个机会，到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学习心电图业务。每天除跟班学习外，他还用自己的二百元钱买了一些照相用的东西，借来一百五十张心电图幻灯片，在亲友的帮助下，在炽热的灯光下，一张一张地照下来，又在闷得透不过气的暗屋里一张一张地冲洗好，每天晚上都要忙到深夜。有些电学知识他不懂，就请清华大学一位教师给他讲课。他连续苦干了半个多月，复制好了三部心电图片子。他从北京回到甘南不久，甘南草原上第一张心电图就从他手上出来了，完尕滩医院也开始了心电图工作。
农村天地广阔，医学科研大有作为
有些人认为，到农村安家落户不能搞科学研究。张世荣不这样看。他认为农村天地广阔，医学科学研究是大有作为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张世荣研究的是一般传染病，不久就专攻结核病了。后来，研究科目越分越细，他只研究小儿结核性脑膜炎、小儿结核性脑膜炎病理。来到完尕滩以后，每天找他看病的虽有疑难病，但更多的是多发病、常见病。张世荣认为，如再固守过去的研究项目，置广大贫下中牧的需要于不顾，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影响。他决心根据群众的需要，开展多发病、常见病的研究。
张世荣来到这里后，遇到的头痛头晕的病人特别多。一个头痛了三十多年的藏族老阿妈万的措，赶了六十多里山路，拿着他开的药来找他，说那药吃了不管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张世荣查了国际、国内的许多资料，忙了一个多月，终于发现这是一种高原性低血压病。根据书上的记载和自己对大量病例的观察分析，他提出了一套新的治疗方法，在短期内治好了几百例病人。北京、上海有关科研单位分别来人来信访问，都认为他所采用的治疗方法很有科学价值。
现在，张世荣已经由一个结核病专家变成一个多面手医生。五年来，他和战友们一道，在治疗高原性低血压、慢性肾炎、心力衰竭、婴儿窒息性肺炎等常见疾病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并写出了六篇总结报告，得到了较好的评价。人们都说，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使这位老专家焕发了青春。
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医生
一九七三年十月，六十多岁的张世荣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立场更加坚定了。他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一事当前，首先考虑自己是个党员，然后才是个医生。
在一些人看来，医生的职责就是给病人治病，至于病房的护理、病员的思想政治工作，那不是份内的事。而张世荣认为，只会看病、开处方，还不能算是“完全”的医生。“完全”的医生要学会护理，还要学会做病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了学会小儿肺炎的护理，他专门观察小儿怎样睡得舒服，怎样保持病房的空气流通，积极向护理人员学习护理知识。从病人入院的第一天起，他在进行治疗的同时，就注意了解病人的思想情况，和病人一起学习辩证法，鼓励病人树立同疾病作斗争的信心，争取早日恢复健康。只要他知道那一个贫下中牧病人生活上有困难，都热情地给以帮助。有一个藏族老贫牧得了急性肝炎合并急腹症，张世荣抢救了二十多个小时。病人病情好转后，胃口不好，不能吃酥油、糌粑。他就叫老伴在家里专门给病人开“小灶”，每天定时送四次饭，送了十多天。
张世荣全心全意为贫下中牧服务，贫下中牧也时刻关心自己的老医生。许多人到完尕滩，常常到家里或医院去看望自己的老医生。广大贫下中牧热情地称赞说，“老医生的心就象长在我们身上一样。”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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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驻守在渤海岸边的解放军某部卫生队医务人员，和驻地赤脚医生组成医疗小分队，经常出海巡回医疗，为渔民防病治病。这是他们在海上为渔民治病的情景。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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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祖国亲人治好了我多年的病
归国华侨 林从生
我是归国华侨，今年七十八岁。不久前，为了治病，回到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解放军医疗队和赤脚医生很快把我的病治好了。
解放前，我家和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一样，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我父亲得了病，没钱医治，很早就死了。后来母亲又被地主逼租逼死了。国民党要抓我去当壮丁，我只好忍痛丢下妻子儿女，背井离乡，流落海外。我年纪大了，患了面部神经麻痹症，四处求医问药，都没有治好。
一天，有个从祖国探亲回去的朋友来看望我，谈起祖国解放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说到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有了很大进步。朋友的一席话，更激起了我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向往。我满怀希望地远渡重洋，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故乡——广东梅县南口公社双桥村。
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我的老伴才翻身过上了好日子，她已经六十多岁了，身板骨还挺硬朗；两个儿子和儿媳妇都从事农业生产，二儿子担任生产队队长；孙子、孙女，有的是回乡知识青年，有的还在念书。
我回到家乡不久，解放军医疗队的军医和大队的赤脚医生，就背着药箱来到了我家。我望着他们，又惊又喜，激动地说：“自古以来，只有病人求医生，哪有医生找上门寻病人的！”医生笑着说：“大伯，是党派我们来给您治病的。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说罢，就详细地为我作了病情检查。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解放军医疗队和赤脚医生，决定用针刺疗法为我治病。由于我得病时间较久，面部神经麻痹比较严重，采用通常针刺疗法不起作用，必须进行持续强烈的刺激。一次，我到合作医疗站去，看到赤脚医生陈吉华正对着镜子，在自己脸上扎针，他咬紧牙关，不断地把针捻转。当我明白了他是为治好我的病在自己身上试验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心想：在旧中国和资本主义社会，只听说医生拿病人作试验，哪想到毛主席教育的医生为治好病人的病，在自己身上作试验啊！我不知不觉地流出了眼泪。
他们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找到适合我的病情的针刺疗法。一个疗程以后，我的左眼就能闭合，右侧脸肌感到轻松多了，嘴巴不再漏口水了。又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我歪斜了的嘴逐渐得到纠正，双眼相继恢复正常，痛苦一天天地减轻。现在，受面部神经支配的部位都恢复了正常。
熬过严冬的人最知太阳的温暖。为什么过去七十多年，我过的都是非人的生活呢？那都是黑暗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啊！为什么现在我能欢乐地享度晚年呢？是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啊！我越想越感到共产党最好，越想越感到毛主席最亲。我一定要教育子孙，热爱党、热爱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