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17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坚定不移地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甘肃甘南草原完尕滩医院、北京下放医生 张世荣
一九七○年春天,我从北京带着一家人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完尕滩安家落户。五年来,在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过程中,我受到深刻的教育,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更加坚定了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决心。
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
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我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解放前在医学上并没有什么成就。解放后,党和人民多次送我到专科医院进修,我才逐步对结核病有了一些认识和研究,和几位同志一道,在治疗小儿结核性脑膜炎方面提出了一些创见,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荣誉。但是,由于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再加上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我一度把荣誉当成了包袱,走上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错误道路,政治上、思想上、业务上就象走进了死胡同一样,再也不能前进了。
正在这个时候,北京广大医务工作者遵照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掀起了到农村安家落户的热潮。这是革命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是摆在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面前的一条光明大道。我感到,要在政治思想上提高自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晚年为党和人民多做一点贡献,就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改造自己,锻炼自己。
当然,要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的,经过了反复的思想斗争。当时,我已经六十一岁了,我的老伴还有病。一些亲戚朋友劝我们不要去,主张我办个退休手续,在北京找个清静地方度过晚年。可是,我觉得不能这样做。我从事医务工作三十多年了,但一直守在高楼深院,把自己禁锢在一个狭窄的圈子里。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批评、教育我,就是因为我还没有解决为什么人服务这个根本问题。我决定无论如何也不能退休,要到农村去,继续革命。我把老伴、儿子、女儿叫到一起,开了个家庭会,谈了自己的意见,全家人都表示支持。于是,我们全家一起来到了完尕滩。
我刚到完尕滩的时候,认为农村缺医少药,需要我们这些医务人员下来。五年后的今天,我感到这样认识是很不够的了。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治好我们自己思想上的病,而这个方面却容易被人忽视。我常这样说:“完尕滩需要我,我更需要完尕滩的贫下中牧。”因为我确实感到需要从他们身上吸取丰富的政治营养,进一步改造自己。
我在夏河县麻当、清水两个公社的农村和牧区巡回医疗时,看到广大贫下中牧冒着风雪严寒,在冰天雪地里修梯田,放牛羊,勤劳勇敢,不怕苦,不怕累,一心为社会主义多作贡献的情景,心情十分激动。藏族姑娘万玛草的母亲有病,我守在床边二十多小时,为她治好了病。从此,我们两家人成了知心朋友。一天,万玛草来完尕滩为集体交售羊毛,我们刚留她吃了饭,就下起大雨来。我们要留她住下,她怎么也不肯,说队里等她回去放羊。她冒着大雨回到生产岗位上去了。贫下中牧的革命精神,对我教育很大。劳动人民为我们创造了吃的、穿的、用的,为我们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和我过去为了成名成家,关在高楼深院里写论文相比较,完全是两个思想境界。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由于有了强烈的思想改造的愿望,我决心在甘南草原上安家落户一辈子,坚定不移地走与贫下中牧相结合的道路,再大的风浪也不动摇。
上级领导和同志们一直关心着我的健康。一九七二年秋天,我得了高血压病,一下子躺倒了。领导和同志们都很着急,党组织再三要我和老伴回北京休养一个时期,我没有同意。我认为,正因为自己的年纪大了,为人民服务的时间不多了,更应该抓紧时间,多做一点工作。
北京的一些老朋友也想把我叫回去,认为我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年纪大了,在下面太苦了。但是,我感到下面并不苦,使我吃尽了苦头的是修正主义卫生路线,而现在整天和贫下中牧在一起,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心情很舒畅,心里感到很甜。因此,我不但不回去,还动员他们也下来换一下环境。
完尕滩这个地方,海拔两千七百多米,山高缺氧。我才来的时候,高原反应很严重,经常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我要在这里扎根,干一辈子革命,就要适应这里的环境。因此,我抓紧一切机会锻炼自己的适应能力。到下面巡回医疗,我不坐车,练习走路和爬山;在医院值班,我抽空打扫卫生,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一早一晚,坚持长跑。有些人问我:“老医生,你在这里能习惯吗?”我说:“藏族群众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甘南三十多万人民能习惯,我也能习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不应该也不可能让革命环境适应自己的身体,而应该自觉地使自己适应革命环境。”现在,我已基本上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血压降下来了,走路、爬山的能力大大增强了。
正确解决政治和业务的关系问题
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阶级感情
对我来说,从北京来到甘南草原,是一个大的进步,但不等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如果不进一步解决用什么态度工作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还是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
我常想,社会主义社会的医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医生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们能看病,人家也能看病;但我们是为人民服务,而他们,社会制度决定了他们是为少数的地主资产阶级服务。这就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一定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有一次,一个患头疼的病人来看病,我给他开了药。第二天,我满有信心地问他:“怎么样,好一些了吧?”那知病人很生气地回答:“谁说好了,比过去还重了呢!”我见病人生气,心里也有点不高兴,就说:“我们这儿条件不好,你去兰州再治疗一下吧。”晚上,我翻来复去地想这件事,感到自己没有想尽一切办法为这个病人治病,说明我人虽然到了农村,但为什么人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我一夜没睡着。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我就把这个病人从车站找回来,向他道歉,随后经过全面检查,找到了病因,精心治疗半个多月,病人痊愈了。
我常以这件事的经验教训,不断地鞭策自己。为什么人的问题明确了,再苦再累也没有怨言。为了检查病人方便,我在家里设了一张“检查病床”,病人随到随检查。作为一个人民的医生,我在为贫下中牧看病时,不是想着自己是医生,人家是病人,是来求我的,而是想着他们是自己的阶级兄弟、阶级姐妹,努力为他们治好病。这样的阶级感情,我体会到,只有在长期接近群众的过程中,才能逐步培养起来。
过去在北京的时候,我只相信业务,认为掌握了熟练的业务技术就行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其实,业务技术还是比较容易掌握的,最难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对阶级兄弟火热的阶级感情。过去,我缺也就缺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尕滩医院没有血库,危重病人急需输血,我们大家就主动输血。有人说我六十多岁了,不宜献血,可是为了抢救阶级兄弟的生命,我还是两次献了血。我还动员儿子、女儿给病人献血。有时新生儿得了急性肺炎,需要口对口地进行人工呼吸,我也抢着和大家一起做。我感到,这些都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能不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如果没有这种思想感情,技术再高也用不上。
当然,作为一个医生,技术上精益求精也是很重要的。但怎样才能做到在技术上精益求精,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呢?我认为,关键在于有无为人民服务的强烈愿望。有了这个前提,就能够出智慧,出办法,精神力量就能变成物质力量,业务问题就不难解决了。过去,我只能治疗结核病,现在不少疾病都可以治一治了。五年来,甘南农村给我出了很多科研新课题。我和同志们一道积极研究,在治疗高原性低血压病、慢性肾炎、小儿中毒性消化不良、新生儿和婴幼儿重症肺炎、小儿肺门淋巴结核合并支气管瘘后造成严重缺氧症等方面,摸索出了一些规律,初步写出了六篇总结。这说明,那种认为农村条件差,搞不了科研的看法,不但是没有根据的,而且是缺乏为人民服务的强烈愿望的一种表现。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的医务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明确认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自觉地为将来消灭三大差别创造条件,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过去,我在北京地坛结核病医院工作的时候,医院有一套烦琐的规定,如医生不搞护理,科主任不管门诊,等等。而完尕滩医院就是那么几个人,病人又多,如果按照那一套规定办事,根本就没法工作。这就迫使我们必须破除一些陈规陋习。我们医院有一个科室,过去制度订得很死板,有时病人跑几十里山路来了看不上病。为了满足病人的需要,我把这个问题提到党支部讨论,终于做到了病人随来随看病。这样一来,共产主义精神在医院内部得到了发扬,大家团结一致,工作上互相帮助,比过去工作起来顺手多了。
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我们知识分子身上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知识私有的观念。知识本来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过去许多人认识不清。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我们提高了觉悟,提高了认识。我们应当用所掌握的知识,来全心全意地为劳动人民服务。因此,我除了精心为病人治病外,还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医疗技术传给青年医务工作者。我经常给年青医生们讲课。我们医院有个同志过去是防疫站的消毒员,没有做过医疗工作。我们两人到农村巡回医疗时,白天我和他一同处理病人,晚上就给他讲课。后来,这位同志经过进修,成了医生。高原低血压的新疗法是我和其他同志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临床效果好。很多人来了解,我们开始是口头讲,后来干脆印成书面材料,谁来信要就寄给谁一份。这样做是完全应当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任何一项研究成果,都是党的领导和群众支持的结果,不是私有财产。
几年来,我关心贫下中牧,贫下中牧也非常关心我。他们到医院看病时,常常给我带来各种各样的东西,有的同志为了不让我知道是谁送的,把东西放在门外边就走了。我不把这看作是自己应得的“报酬”,尽量婉言谢绝;实在谢绝不了,就只好把东西交给党支部处理。
几年来,我结合医疗卫生工作的实践,读了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哲学著作,还读了一些马列著作。这对改造我的世界观,指导我的实际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些工作,但距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很远。我一定要继续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在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过程中进一步改造世界观,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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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们是新生事物的促进派
——医药供应部门热情支持农村合作医疗的事迹
好后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吉林省梨树县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但是,由于医药供应部门批发、零售网点少,许多大队合作医疗站每次进药往返得用两三天时间,很不方便。
面对这种状况,梨树县医药公司的职工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认识到落实毛主席的指示,不仅是医疗卫生部门的事,也是医药供应部门的事。他们表示要增设网点,扭转合作医疗站买药不方便的局面,做合作医疗站和赤脚医生的好后勤。
要增设网点,有人怕麻烦,怕管理不好赔钱。这个医药公司解剖了一个典型。孤家子供应站是医药公司在县北部的一个供应点。过去,这里的医疗单位到最近的榆树台镇进药还得走一百来里路。一个医疗单位一年旅费等就得花费一百五十元左右。有了供应点后,附近的医疗单位一年可节约资金共六千元左右。这个供应点本身也得到了发展,营业额逐步上升,年年月月有盈余。增设网点,疏通了购销渠道,促进了合作医疗巩固和发展的事实,教育了梨树县医药公司的职工。
认识提高了以后,梨树县医药公司为了方便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用药,首先同供销合作社协作,增设了供应点。现在,农村批发点已由文化大革命前的五处增加到十处,全县三十一个供销社、一百零七个分销店全部经营药品,形成了既有批发又有零售的农村医药供应网。由于合作医疗资金有限,每次进药数量不多,特别是对一些特殊药品更是这样。医药公司的职工从实践中感到,原来规定的三十元以上的批发起售点,限制了合作医疗用药。于是,他们降低了批发起售点,拆整售零,直到瓶、盒、片、支,中药饮片也根据不同情况按斤、两、钱出售。医药公司方便了合作医疗用药,贫下中农高兴地说:过去买药进县城,着急挨累又费钱。如今有了供应站,买药就在家门前!
好参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陕西省凤翔县的医疗卫生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农村合作医疗普遍建立,赤脚医生茁壮成长。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如何做好药品供应工作,成了凤翔县药材公司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这是广大贫下中农在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指引下创造出来的新生事物。凤翔县药材公司的职工,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更加感到自己身上担负的责任重大。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做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这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
凤翔县地处川塬、丘陵地带,药材资源比较丰富。凤翔县药材公司在做好对合作医疗站的药物供应工作的同时,经常抽出四分之一的职工深入社、队调查研究,宣传发展药材生产对巩固合作医疗的重要意义,传授技术,建立药材生产基地。这个药材公司的工作人员张清芳来到太相寺大队合作医疗站,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热情地向他们传播药材种植技术。他在这个大队住了四年,帮助种了一百二十亩中草药,使合作医疗站用中药治病全部实现了免费,还有相当一部分药材支援外地。
为了解决粮药争地的矛盾,凤翔县药材公司帮助许多社、队实行了粮药间作、林药间作、果药间作。他们还发动学校师生、牛羊牧工和社员群众采集各种中草药。经过几年的努力,全县大部分合作医疗站都种植起中草药,种药面积达到二千多亩。药材年收购量达到一百多万斤,比文化大革命前提高了十倍,不仅满足了本县需要,还年年超额完成上调任务。
药材生产发展以后,加工炮制又成了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药材公司不仅努力提高自己的中药加工炮制能力,还举办合作医疗站药剂人员学习班,帮助他们学习药品加工、炮制、保管、使用等业务知识。
好哨兵
在江苏省东台县,有个花舍商店医药门市部。去年,这个药店被评为先进单位,三名职工全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今年,他们更加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在农村医疗卫生领域里,加强对资产阶级专政。
一天,新曹公社有个社员拿着一个药方来花舍商店买药。老药工严锦云一看,是当归、川芎、肉桂三味药,问道:“你买这三味药是治什么病?”那个社员说是治腰痛的。老严难以判断那位社员是什么病,就建议他到医院去检查,结果诊断是坐骨神经痛。老严心想:这三味药是温和药,治不好坐骨神经痛。又想到最近很多人来买这三味药,这方子是谁开的呢?老严就向那个社员进一步调查,原来有个巫医在骗取群众钱财,破坏合作医疗。老严知道这一情况后,想:这是阶级敌人在与我们争夺农村医疗卫生阵地,我们一定要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站好岗、放好哨,必须给阶级敌人以狠狠的打击。老严马上向商店党支部作了汇报,并与这个公社党委取得了联系。贫下中农知道此事后,批判了那个巫医,进一步巩固了合作医疗。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这个药店的职工更加自觉地为支持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这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而斗争。(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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