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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受群众欢迎的“扁担医院”
“扁担医院”，是建瓯县房道公社贫下中农对公社卫生院巡回医疗队的亲切称呼，现在成了这个卫生院的代名。几年来，“扁担医院”的医务人员，肩挑药箱，身背医疗器械，长年巡回在房道山区，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成为福建省卫生战线的一面红旗。
房道公社地处闽北著名的“万木林”深山林海之中。全社十八个大队，二万八千多人，分居在纵横六十多里、海拔四百至一千多米的高寒山区。文化大革命前，这里虽然有了公社卫生院，但基本上是坐院行医，等病人上门。贫下中农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批评卫生院是“坐镇医院”。
在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公社党委和卫生院党支部，组织全院人员研究办院方向，讨论如何落实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开始，一些原来就在卫生院工作的同志认为：我们天天生活在农村，天天给农民看病，办院方向还有什么问题？从城市医院下放到这里的同志说：我们已经下到了底，再也没有地方可下了。
是不是这样呢？院党支部引导大家讨论了这样一件事：吴墩大队有一个产妇，因胎盘滞留引起大出血，当眼看就要把她送到医院时，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产妇家属见到医生，只说了一句：“我们离卫生院太远了！”
“是贫下中农离卫生院远，还是卫生院离贫下中农远？”全体医务人员把讨论会变成了批判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会，变成了自我教育的会。从城市医院下放的同志说：我们来到农村卫生院，工作地点虽然变了，不能说明为贫下中农服务态度的转变，更不能代替思想革命化。原来就在卫生院的同志说：我们过去坐院行医，只能为走上门来的一部分贫下中农服务，没有面向更多的贫下中农。大家都说：“等上门”和“走出门 ”，只是二字之差，却反映了两条不同的医疗卫生路线。认识提高后，大家纷纷要求：深入到大队去，进行巡回医疗。
开始，下去的医务人员，大多是背一个出诊包，单人巡回。这虽然也能解决一些问题，但碰到稍许严重些的疾病就治不了。卫生院领导组织大家讨论了这个问题。有人说：要满足贫下中农的要求，就要带设备器械，这不是要搬个“医院”下去吗？这能背得动吗？可是，大多数同志表示：背不动，我们就挑，用扁担挑它个医院下去。只要是贫下中农的急需，我们就要干。
认识上的提高，带来了行动上的自觉。医务人员把出诊包换成药箱、药担，装上各种常用医疗器械和药品；人员也由单人巡回，发展成为四、五人的医疗队。全院十八名医务人员轮换下去，由正副院长带领，长年巡回在村村队队。群众一见他们，总是亲切地招呼：“扁担医院”来了。
一天，院长、共产党员魏永恩带领“扁担医院”的同志们，冒着蒙蒙细雨，来到了山根村。刚放下担子，群众就抬来一个重病号。大家顾不得休息，立即进行检查，发现病人患的是坏疽性阑尾炎，已经穿孔并发腹膜炎。这样的手术，过去只有在卫生院的手术室才能做，但这里距卫生院十五里，时间不允许。魏永恩决定就地抢救。他们把民房当成手术室，门板当作手术床，蒸笼代替高压消毒锅，手电筒代替无影灯，前后用了四十分钟，成功地为患者做了手术。
象这样的手术，从一九七一年三月到今年五月，“扁担医院”共做了九百余例，全部成功。他们还配合赤脚医生，查治各种病例十二万多人次，抢救重危病人二百三十多例。
怎样做到既下乡巡回医疗，又不影响门诊呢？ 开始，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一些专科医生随“扁担医院”出发了，这个科的门诊就得暂停；专科医生不下去，巡回医疗中碰到有些问题又解决不了。大家提出用开展多面手活动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全院从上到下，立即开展了一专多能、互帮互学的活动，为革命刻苦学习业务。复员军人谢德厚在部队是个卫生员，通过在实践中学习，现在掌握了诊断、透视、麻醉、检验等技术。内、外、妇各科的医生，除看本科病外，都能处理其它两科以上的一般病症。中医可以开西药，切脓包，缝合小创伤；西医可以开中药，会针灸和识别常用中草药。原来全院只有一套医疗技术班子，开展多面手活动以来，还是那么多人，可以同时配出三套医疗技术班子。院内留一套坚持日常门诊，“扁担医院”从一挑发展到两挑。
几年来，“扁担医院”先后在大队、生产队和院内举办新针疗法、中西医结合、妇幼卫生等学习班一百多期，对全社五十六名赤脚医生和一百一十七名卫生员，进行过培训和复训，使他们学会了防治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的技术。全社十八个大队，队队建立了合作医疗站，队队有赤脚医生；九十个自然村，村村有医疗箱和不脱产的卫生员。全社初步形成了一个群防群治的基层医疗卫生网，改变了农村卫生面貌。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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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扎根农村 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
——记下放到涿县高官庄医院的医务人员先进事迹
五年前，河北省保定地区第四医院和涿县医院的二十六名医务人员，响应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来到涿县高官庄公社安家落户。他们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对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做出了贡献。
自力更生建医院
高官庄公社地处涿县、新城、固安三县交界地，医疗条件差。中共涿县委员会决定把公社卫生所扩建成高官庄医院，下放到这里的医务人员很受鼓舞。他们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建院方针，利用早晚时间自己动手和泥，脱坯，备料……。广大贫下中农主动前来支援。苦战了两个多月，用上级拨给的只能盖三十间房的投资，盖起了有七十五间房子的一座土坯医院。大家继续奋发图强，自制设备：手术室用镜片把阳光折射到手术台上，代替无影灯；化验室用几个度数不等的电灯泡组成土温箱，解决了手术时的输血配血问题；制剂室自制了灌注器、喷灯、冲洗器、土水塔、土真空泵等。
可是，不知从哪里吹来一股“冷风”，有的地方出现了下放医务人员“回流”城市的现象。放射科医生索金秀，原来是保定地区四院放射科的负责人，来到农村表现很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个城市医疗单位想拉他回城市，索金秀回答说：“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要坚决彻底，决不能半点动摇。”
索金秀不仅没有回城市，他还把爱人孩子全搬来农村安家落户。索金秀经常肩背X光机，带领医疗小分队巡回医疗。他严冬一身雪，盛夏汗水流，走遍五个公社、六十多个大队，积极开展防病治病工作，一颗火热的心和贫下中农贴在一起。
下放到这里的医务人员，既有夫妻不在一起，家居大中城市的职工，也有携带两三个孩子的女同志，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以“特殊情况”为理由，要求调离农村。他们和索金秀一样，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为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服务一辈子。
一心扑在贫下中农身上
四年多来，高官庄医院坚持派出医疗小组，实行巡回医疗。他们夏迎酷日，冬冒严寒，高官庄周围五个公社、一百多个大队，队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一次，医疗小组来到小义合庄，听说大队党支部书记田忠信患大肚子病，全身浮肿，有时吐血，每天大便十几次。医疗小组的同志怀着对阶级兄弟的满腔热情，把田忠信接进医院。经过中西医多次会诊，确诊为脾功能亢进和食道静脉曲张，需要进行脾切除手术。做这样的手术，要担很大的风险，稍不注意，病人就会有生命危险。但是，为了抢救阶级兄弟的生命，他们迎着困难上。在外科医生、共产党员张殿友的带动下，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研究，认真做好准备工作，全院密切协作，终于成功地为田忠信做了手术。
为了方便群众，对患者负责，这所医院取消了定时挂号的制度，建立了综合门诊，一天二十四小时看病。坚持中西医、内外科集体会诊，集体处方，充分发挥中西医结合的作用。
内科医生任焕忠，是天津医学院毕业生。初到农村，虽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不时表现出旧的医疗作风，思想感情总是与贫下中农隔着“一堵墙”。通过学习和访贫问苦，他的立足点起了变化，医疗作风有很大改进。他经常为病人端屎端尿，送药喂药，工作不分昼夜，哪里需要就到哪里。一次，新城县老王庄大队社员王治忠患严重尿毒症，这病比较难治，本来可以让病人转到大医院。但是任焕忠本着对阶级兄弟负责的精神，要求把王治忠留下治疗。为了治好王治忠的病，他专程到天津和附近的几个医院，学习治疗这种病的经验。同时组织本院中西医生反复研究综合治疗方案，终于治好了王治忠的病。
从涿县、新城、固安来高官庄就诊的人越来越多，医院的病床不够用，他们就让那些家在附近、需要住院的病人在家设病床。对家庭病床的病人，同样办住院手续，同样进行检查治疗。负责家庭病床的医务人员，一天串二十几个村子，跑百余里路程，雨雪无阻，为病人早日恢复健康而辛勤工作。去冬的一天，泥瓦铺大队贫农社员王永霞患阑尾炎穿孔。外科医生杨翠敏毫不迟疑地带着几个医务人员，迎着北风，踏着积雪，赶到那里，及时给王永霞做了阑尾切除手术。他们在这里设了家庭病床，杨医生每天准时前来查房、换药，负责到底。
四年多来，下放到高官庄医院的医务人员，做了大、中型手术千余例，抢救了一批危重病人，治愈了许多病人。
热情支持革命新生事物
下放到这里的医生通过实践感到，只靠自己为群众看病，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医疗卫生面貌。他们把帮助农村建立和巩固合作医疗、培养赤脚医生作为自己的光荣职责。
四年多来，他们利用巡回医疗的机会，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合作医疗的意义。在当地党委的领导和他们的具体帮助下，附近五个公社、一百一十七个大队，全部办起了合作医疗。他们还帮助一些生产大队落实合作医疗管理制度，创办土药厂和土药房，为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做了大量工作。
他们还办了“院办卫校”，为农村培养赤脚医生。医院党支部把各科室主治医生组成教学小组，中西医轮流讲课；让学员经常深入到门诊、病房等科室，亲自参加医疗实践。每一批新学员入学，他们首先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提高学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在教学中，他们认真进行传、帮、带：手术时，让学员当助手；医疗小组下乡时，带学员一块儿巡诊，在实践中手把手地教他们听诊、摸脉和开处方。老中医张汉儒将自己多年搜集整理的单方验方，传教给赤脚医生。药房和制剂室的同志，带领赤脚医生采药、种药，并一起自制了八十多种药品。现在，“院办卫校”已办了十九期，为五个公社培养赤脚医生二百二十多人，每个生产队有一名。经过培训的赤脚医生，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医疗水平，普遍学会了预防、治疗常见病、多发病和战地救护技术，有的还学会了X光透视、照相和造影等技术。
合作医疗的巩固，赤脚医生的成长，使这一带形成了高官庄医院、公社卫生院、合作医疗站三位一体的医疗预防网，卫生面貌焕然一新，人民健康有了保障。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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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部队某医院医疗队翻山越岭，深入到河北省平山县塔崖公社，热情为贫下中农防治疾病。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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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苗寨的好医生
一九六四年八月，印尼归国华侨梁永唐在湖南医学院医疗系毕业了。他填写毕业分配志愿书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应该到哪里去工作呢？经过考虑，他在志愿书上写下了两点意见：一、服从党的分配；二、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去。许多人听说梁永唐要到交通不便、条件较差的湘西地区工作，议论纷纷。有的说梁永唐不要党的照顾，思想境界高，值得学习。也有少数人说梁永唐“傻”，“米桶不跳钻糠箩”。梁永唐坚定地说：为了革命，我就是要“钻糠箩”。
梁永唐来到湘西地区后，被分配到州第一人民医院工作。在医院工作期间，他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担任了外科负责人。
一九六八年，州第一人民医院为了落实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决定下放一批医务人员到农村去。梁永唐一次又一次地向医院党组织提出到农村去的请求。党组织批准了他的要求。一九六九年二月的一天，梁永唐和爱人邓二尼，带着只有七个月的小孩，风尘仆仆地来到了白雪皑皑的腊尔山区。
梁永唐长期生活在城市，初到山区工作，困难是很多的：生活不习惯；山高气候冷，出门就爬坡；医院创办不久，人员缺少，设备简陋；苗族人民来看病，讲的是苗话，听不懂。为了更好地为苗族贫下中农服务，梁永唐刻苦磨练自己，天天练习爬山、走路；向苗族医生和群众学习当地语言。梁永唐很快适应了苗族山区生活，学会了防病、治病常用的苗语，与贫下中农逐步建立了感情。
腊尔山公社苏马河大队贫农社员刘冬安，患小腿慢性溃疡十五年，腥臭难闻。梁永唐热情地把病人扶进病房，洗净患处，打针上药。他既当医生，又当护士，有时还送饭送菜，端屎倒尿。刘冬安的小腿溃烂处长出新肉芽后，梁永唐给他做了植皮手术。他病愈出院后，逢人就说：“梁医生待我，真比亲人还亲啊！ ”
一次，梁永唐为一个小孩治肺炎合并心衰症。两天以后，病情没有明显好转。孩子的妈妈几次要求把孩子背回家去。梁永唐热情地安慰她，要她让孩子继续住院治疗。但孩子的妈妈趁老梁不在时，抱上孩子就往家里走。梁永唐回到病房，不见了孩子，心里一阵难过。他想，自己没有能够解开她的顾虑，没有尽到责任，就转身追了出去。当老梁满脸汗水，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孩子妈妈的面前时，她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小孩回医院后，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治疗，终于病愈出院了。
腊尔山医院共有医护人员十一名，不仅担负本区五个公社的治疗任务，还为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盘吉区部分贫下中农看病治病。一九七一年冬，腊尔山公社发生麻疹，梁永唐被分配到全社疫情最重的苏麻河大队。这个大队有二百多户，一千多人，分住在四个自然村寨，寨与寨相距七、八里。老梁和大队赤脚医生，身背药箱，脚踏半尺深的积雪，昼夜不停地来回奔跑。下队第七天的一个早晨，梁永唐已经精疲力竭，正准备躺下休息，第九生产队又来人找他，说是老贫农欧燕福的小孩病危。梁永唐背着药箱又出诊了。途中，他在跨过一个溪坑时，突然两眼一黑，摔倒在溪坑里，被溪水浸透了的衣服，很快结成冰块。他全然不顾，继续赶路。一到欧家，他顾不得换衣服，就迅速给病孩检查、打针、开处方。他又经过十多个日日夜夜不间断的治疗，又治愈了这个大队别的一些病人。贫下中农望着梁永唐那熬得通红的眼睛、深深下陷的脸颊，十分关心地说：“老梁，你真为我们贫下中农操碎了心啊！”梁永唐回答说：“为革命就是掉几斤肉，也是应该的嘛！”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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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留医部”
广西田东县义合大队壮族赤脚医生、共产党员黄桂斌，怀着对贫下中农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看病不分县内县外、队内队外，有求必应，并主动给病人提供方便。
三年前的一天，平果县那六大队的瑶族社员韦廷业，背着病重的小孩翻山过坳，跑到桂斌家里求医。桂斌发现小孩患的是重型肺炎，立即打针治疗。由于小孩病情比较重，桂斌决定把他留下继续治疗，并动员爱人腾出床铺给小孩用。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治疗，小孩病愈回家了。
一次，一个患痢疾的病孩在桂斌家治好病回去后，桂斌的一个小孩也患了痢疾，他的爱人叫他不要再收留病人在家治疗。桂斌就和爱人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教导，帮助她提高了思想觉悟。打那以后，凡远道病人到桂斌家“留医”，他爱人都为病人烧开水、熬稀饭，热情接待。前不久，邻县巴马瑶族自治县罗皮大队，又有五个重病人到桂斌家里“留医”，桂斌都一一亲切接待，精心治疗，使病人很快恢复了健康。广大社员热情地称赞说：“桂斌家里的病房，是我们壮族瑶族人民的贴心‘留医部’呵！”本报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