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谈明清水浒戏中的投降派宋江
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 习 延
明、清两代，《水浒》盛行，不但刻印了各种版本的《水浒》小说，还陆续出现了许多封建士大夫文人和内阁廷臣根据小说改编的水浒戏。这些戏，大多数都有宋江出场，并大都写到“招安”。投降派宋江成了明清戏曲舞台上一个十分活跃的角色。
毛主席关于“《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的指示，深刻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投降派的真面目。今天，在评论《水浒》小说的同时，也来剖析一下，经过封建阶级再度加工、美化的旧剧舞台上的宋江，对加深理解毛主席的指示，“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充分发挥《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是很有意义的。
和小说《水浒》描写的一样，明清水浒戏中的宋江，在上梁山以前，也是以一个封建王朝的忠臣义士、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粉墨登场的。无论是宋江的自报家门，或是其他剧中人对宋江的奉承，说的唱的都是什么“盖世忠肝，包身义胆”、“忠诚贯日，仁流四海”、“轻财任侠，豪杰倾心”这一套，真是心肝胆肺都打上了忠孝仁义的字号。在外形上，也经过“俊扮”，把小说里“面黑身矮”的“孝义黑三郎”，进一步美化成服装儒雅、身伟须长的“忠直”宋公明。明传奇《水浒记》写宋江不仅“担得起忠义”，而且一门都忠义。除了有一个忠君的慈父，孝悌的贤弟，还有一个小说所没有的“不愧梁鸿之妻”的孟氏。在一场夫妻“论心”的戏里，夫唱妇随，共同抒发了他们忠于赵宋王朝，要做“佐王图”，“功扶汉室”的忠臣，不甘屈身下僚的心迹。这时的宋江虽然由于官小位卑、怀才不遇，发着牢骚，骂了几句“奸佞盈朝，豺狼当道”，但决不是某些人所说的，表现了宋江对封建统治的不满。恰恰相反，他耿耿于怀、念念不忘的始终是“答君恩一剑时悬”，“自功曹有日，名垂鼎铉”，做着忠君报国，升官发财的梦。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怨而不怒”的牢骚，进一步表现了宋江这个忠臣孝子不但有“答君恩”的“忠肝义胆”，而且有“佐王图”的“壮志精诚”。骂几声奸佞，是小骂大帮忙，为最高封建统治者开脱罪责，也使宋江的忠臣形象，在几个白脸奸臣的陪衬下显得更加耀眼，具有更大的欺骗性。
忠于封建王朝的宋江，必然是农民革命的死对头。《水浒记》第十三出，写了这样一件事：当宋江在郓城县当押司的时候，已上梁山的一些起义军打劫了他的家，抢走了一批金银衣饰，但却被寨主命令将原物送还。宋江利用这个机会，一面斥责梁山起义军是“黄巢亡命”，“犯不赦之条”，“绿林乌合猖狂甚！”一面又用金钱进行诱骗：“好劝你星散归耕，金银你权为资本”，以瓦解农民起义队伍。在小说里，是宋江指使武松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在戏曲里则是宋江赤膊上阵，公开进行反革命的说教和收买，两相比较，戏中的宋江更加凶相毕露。为了美化宋江，作者还大肆歪曲、诬蔑梁山起义军，写他们对于宋江的训斥和收买，居然“感激倾心”，称颂宋江“言词正，意可亲，果不负生平有盛名。”这个情节不见于小说，却被精心安排在所谓“救晁盖”、“题反诗”、“上梁山”的前面，是为小说所作的重要补白。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宋江在上梁山之前，早就是一个反梁山的“英雄”。象宋江这样一个封建皇帝的忠实奴才，一旦混进革命队伍，就走叛卖革命的路，是毫不奇怪的。
上梁山以后的宋江，在明清戏曲舞台上的唱做念打，比小说表现得更加露骨，是一个地主阶级代理人，投机革命，“晦迹绿林”的大内奸。在小说里，作者曾花了不少笔墨描述宋江上山前，宁做囚徒，不当“匪徒”。在明清戏曲中，则极力表现了宋江身在梁山，心怀朝廷的无限痛苦和拳拳忠心。如在明末清初的传奇《偷甲记》中，宋江上场便唱：“暂时亡命暗悲啼，此志有谁知？”因此，他逢人便申诉这样的苦衷：“叹当初奔梁山艰苦难言，闹江州劫法场也非情愿，只俺这忠孝心又何尝一刻里不拳拳。”向封建主子表示忏悔。他见人便无耻地剖白：“宋江不是背反朝廷、希图抗法”，“狂矢何曾敢射天……忠臣孝子人人愿。”表露他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奴才心愿。有机会就打听封建主子的消息，如明传奇《宝剑记》写宋江与林冲初见面时，动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朝廷有无赦罪诏书”？接着又问：“朝中有程颐程灏两贤儒，今仍在否？”对两个大地主顽固派、儒家路线的代表人物，表示了莫大的关心。这就道出了他决心回到宋天子的怀抱，尊奉孔孟之道的反动信念。这一切，正是宋江在梁山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
既有投降的思想，就会变成投降的行动，正如宋江在《偷甲记》里一再念叨的：“解甲归降，吾心素愿”；“每思解甲归降，伙伴实有不驯”。可见他从上梁山的第一天起，就作好了下梁山投降的打算，只是因为当时晁盖掌权，“伙伴不驯”，才使他“解甲归降”的阴谋不能得逞罢了。
为了实现投降的目的，宋江首先便把矛头对准了那些“不驯服”的伙伴，软硬兼施，极力压制和消弭造反派的反抗斗争。对于梁山上不愿意投降的头领，宋江动不动就是“我等兄弟一百八人，上应三十六天罡，下应七十二地煞，愿兄弟们各体天心，共行仁道”，用天命论的绳索，把“不驯的伙伴”捆起来，为他的投降阴谋扫清障碍。同时大肆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在梁山寨里组织起一个投降主义的派别。于是“北京第一豪富长者”卢俊义，朝廷命官徐宁、呼延灼等，都成了宋江投降派中的骨干和死党。在把这些人收为羽翼的时候，宋江很费了一番苦心。对那个“死守忠贞”的朝廷命官徐宁，宋江懂得，这种人要动以“德”，于是他对症下药，大谈他投机革命、曲线尽忠的叛徒哲学，说什么“静听招安，力勤王事，谓之忠也；去邪返正，不堕先声，谓之孝也……”等等。他还怕徐宁不得要领，又悄悄补上一句：“为人在世，只要结局收成，安得一帆到底？”露骨地要徐宁看风使舵，投机取巧，以便日后接受招安。对那个“奉高俅之命，收捕梁山草寇”的呼延灼，宋江用的是另一种钓饵。他利用这个刽子手“有破敌奇功”而“不闻晋加一级”的牢骚，赤裸裸地对呼延灼说：“将军不入梁山，到底是个卑卑的统制，如今反邪归正，安知不到封侯？”真是“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宋江算是吃透了这套“朝政的精华”，做官的诀窍了。宋江对徐宁、呼延灼说的这些话，既是他丑恶灵魂的大暴露，也是一切投机分子的精神写照。历史上有多少革命事业就败坏在这些以伪装出现的阴谋家手里啊！
当宋江做好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以后，所谓“请旨招安”的政治叛卖活动，便立即提到日程上来了。为了乞降，他竭尽奴颜婢膝、摇尾乞怜之能事，用尽机谋权变。“向龙楼，从凤阙，请蜂媒，邀蝶使”，不择手段地和京都名妓、皇帝私幸的李师师合演了一幕幕“青楼乞赦”的丑剧，以求打通“枕上关节”，乞讨一纸诏书。为了取得封建统治者的谅解和信任，他表决心，发誓愿，什么“招安了，少不得要替国家出力”，什么“专望招安，悉为皇家之梁栋”，“颙望招安，同作良臣”，活活地显出了一副十足的奴才相。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正如鲁迅所说：“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宋江正是这样一条蛀虫。梁山这支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终于从内部被瓦解了。但旧剧作者却肆意颠倒历史，硬把宋江吹捧为梁山的“英主”，把投降受招安说成是梁山的唯一出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不但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而且在不少戏曲中，或者把晁盖写成和宋江一模一样的投降派（如《水浒记》），或者根本不提晁盖的活动，把梁山歪曲成只有“忠义堂”，从来没有“聚义厅”（如《偷甲记》等），彻底屏晁盖于戏剧舞台之外，让宋江及其投降路线独占戏剧舞台。
同小说一样，在明清戏曲中，受招安以后的宋江，便暴露出他的全部野心和猖狂，以一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彻底“亮相”了。戏曲作者用最狂热的调子和排场，歌颂了他们心目中的这个“英雄”人物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胜利。招安这天成了宋江大喜的日子。在明传奇《元宵闹》中，他“吩咐众兄弟，明日俱要戎装下山，齐在三十里外迎接圣旨，不得有违！”在明传奇《义侠记》中，宋江又命令：“要大大的摆一个喜筵”，“排上香案”，庆祝投降成功。同时疯狂叫嚣：“把关隘除，寨基垦，旗帜改，战袍新。从此后是王臣，从此后是王臣。”清宫廷大戏《忠义璇图》，更直接把一幕“朝天”的丑剧搬上舞台，让梁山泊的一百○八个头领，由宋江率领，分六批从东华门进，西华门出，在五凤楼前，逐队而过，展览示众，并合声高唱了一套热闹非常的〔九转货郎儿〕，而宋江又在那里唱了：“英雄得志如鹰隼……从今敢爱吾身。”当上了朝廷的鹰犬，从此可以飞黄腾达了，决心效忠于主子，这真是艺术化的叛徒的自白书。
毛主席说：“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为封建反动统治者当帮凶，这是投降派的必然发展，也是封建反动统治阶级收买政策的目的。在《义侠记》中有一场戏，写宋江受招安之前，宋王朝的大臣中曾有一场主剿派杨戩同主抚派宿元景的辩论。当杨戩问到招安宋江“有何好处”时，宿元景答道：“他一个个义勇忠良，则待要削除奸佞整纲常。”“要把婺州方腊都驱荡，北方田虎游魂丧，淮西王庆卷旗降。”这说明统治者早就想到了宋江这个走狗的妙用。果然，“面过皇帝”，宋江就主动提出“要替国家出力，求宿太尉保奏平贼”。接着，平田虎、捉王庆、擒方腊都被搬上舞台。特别是《擒方腊》一剧，在清代更是大演特演。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宋江每次都亲自出马，穷凶极恶地把这些要夺宋朝江山，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剜心沥血”，“凌迟处死”。那些在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统治下，成了“王臣”的梁山头领，也死的死，亡的亡，一个个被送上了“孤魂榜”。刽子手宋江自己，却踩着革命人民的尸体爬上了“麒麟阁”，受封为“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忠义璇图》写这时的宋江简直得意忘形、受宠若惊，你看他接过“圣旨”，三呼万岁，高声唱道：“俺本是熊罴虎豹，身披着紫袍乌帽，直上了玉阶舞蹈。回思梁山为盗，何曾想着九重宣召。享富贵乐陶陶，享富贵乐陶陶。”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一个投降派上台，千百万人头落地。革命人民应该永远记取这血的教训！
鲁迅早就说过：“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明清时代的水浒戏，也同样演得很清楚：宋江，他唱的忠君歌，念的“招安”经，做的投降派，打的方腊军，总之是奴才！水浒戏更加突出地再现了《水浒》投降主义的主题。这些旧剧作者，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很能理解宋江这个投降派典型的奴才性格，都力图在戏曲舞台上充分利用这个形象，来为面临崩溃的封建统治服务。因此，宋江在戏台上唱得最起劲的时候，也正是明清两代阶级斗争激化、农民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戏曲舞台上的投降派宋江，总是十分及时地配合着政治舞台上的阶级斗争，为封建统治阶级充当“扫荡心腹之寇”的帮凶。
宋江形象既概括了我国古代农民革命中蛀虫的特点，也为我们识别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一类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提供了借鉴。我们必须很好地利用这个反面教员，学会在复杂斗争中识别什么是投降派，什么是修正主义。坚持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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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的请罪和问罪
解放军某部 龚运海
《水浒》第六十四回，关胜奉朝廷之命攻打梁山泊。起义军和官军列成阵势，林冲怒不可遏，挺枪跃马，直取关胜。宋江见了，急忙喝退林冲，亲自出阵，“欠身与关胜施礼，说道：
‘郓城小吏宋江到此谨参，惟将军问罪。’”要关胜问罪，这就是他向关胜请罪。第一百一十三回，宋江打方腊，方腊派将军方貌迎敌。宋江一见方貌，便开言问罪。方貌正义凛然，痛斥宋江。宋江老羞成怒，无言以对，于是指骂道：“天兵到此，尚自巧言抗拒！我若不把你杀尽，誓不回军！”一个“请罪”，一个“问罪”，两副嘴脸，迥然不同！
宋江的“请罪”和“问罪”，充分暴露了他的阶级爱憎和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他因“忠心不负朝廷”，一心“只待朝廷赦罪招安”，所以，官军前来征剿，他不称梁山泊主，只称郓城小吏而请罪，露出的是一副摇尾乞怜的奴才相。相反地，他对农民起义却抱着仇视心理，认为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的“灭九族的勾当”，是犯了“迷天大罪”。因此，当他篡夺了梁山农民起义军的领导权，一受招安，就充当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急先锋。当他率军镇压方腊起义军时，便以“天兵天将”的身分而向革命人民问罪，露出的是一副杀气腾腾的凶相，充分暴露了宋江这个统治阶级的帮凶和刽子手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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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降派是贫下中农的死对头
江苏省建湖县上岗公社老贫农 王玉章
宋江投降受招安，出卖的是梁山农民起义军。他带兵打方腊，杀害的又是数以万计的我们农民兄弟。说到底，他是以农民阶级为敌，踏着贫苦农民的尸骨去朝廷那里讨官领赏的。对这种投降派，我们贫下中农最憎恨。
可是，《水浒》这部书，竭力宣扬投降主义，把地主阶级的奴才、钻进农民起义军的内奸宋江捧上天。其实，象宋江这种人，往往比明显地来自敌人营垒，从一开始就举着屠刀，赤裸裸地站在革命对立面的高俅、童贯之类更可恶。明枪好躲，暗箭难防。投降派从内里对革命的破坏往往是更危险的。
混进革命队伍的投降派，都是以牺牲劳动人民利益作为投降资本的。现代的投降派刘少奇、林彪，对内搞阶级投降，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要把我国变成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让我们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为了防止被投降派出卖，就要坚决斗争，踢开绊脚石，才能前进。
今天，我们在国内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在国际上要与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必须坚持革命，反对投降。我们要从《水浒》这个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高举斗争旗帜，反修防修，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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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为何颂“宾鸿”
解放军某部 郭红兵 陈庸笃
《水浒》第一百十回，作者安插了一个“燕青秋林渡射雁”的故事。宋江受招安后，打王庆班师回京，行至秋林渡，见燕青射雁，惊乱天上飞鸿，十分感慨。于是发了一顿颂“宾鸿”、训众人的议论：“此宾鸿仁义之禽，……递相谦让，尊者在前，卑者在后，次序而飞，不越群伴，……仁义礼智信，五常俱备……岂忍害之。天上一群鸿雁相呼而过，正如我等弟兄一般。你却射了那数只，比俺兄弟中失了几个，众人心内如何？兄弟今后不可害此礼义之禽。”
这篇“宾鸿颂”，实际上是赤裸裸的孔孟之道的说教。
宋江是个自幼习儒、曾攻经史的孔孟之徒，脑子里浸透了孔孟之道的毒汁。他本无什么真本事，只是靠施展“权谋”，笼络人心，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宋江篡权后，大肆宣扬“替天行道”和“忠义双全”等孔孟之道的货色，他再三表白“忠心不负朝廷”。宋江以孔孟之道为指导思想，推行了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最后终于把农民起义军引向投降受招安的道路。对于宋江来说，孔孟之道就是他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法宝”，因此，一有机会就不厌其烦地拿出来宣扬它。此时，宋江借燕青射雁一事，又祭起了这一“法宝”，大谈其“仁义礼智信”，用心是极为险恶的。
列宁曾经指出：“我们摈弃从超人类和超阶级的概念中引来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这是欺骗，这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宋江借鸿雁所进行的这套“仁义道德”的说教，不过是为维护地主阶级利益所进行的无耻欺骗。宋江把自己打扮成至诚至仁的君子，整日“仁义道德”不离口。可是，对真正的革命起义军他却从未施行过一点“仁义”。你看，晁盖为寨主时，他寻机抢功，架空晁盖，篡权夺位，可曾“依次而飞，不越前后”？他将鸿雁比为兄弟，叫燕青“不可害此礼义之禽”，却又为何陈桥驿刀斩军校、楚州府药鸩李逵？他称“失伴孤雁，并无侵犯，此为仁也”，可为何又上奏皇帝，主动请战，前去镇压方腊起义军，以至杀得“尸横遍野，流血成渠”？什么“仁义道德”，“三纲五常”，这通通是骗人的鬼话。这些东西，不过是宋江用来禁锢革命起义军的枷锁。他要起义军将士效法鸿雁，各守其位，“尊者在前，卑者在后”，其实就是要让他们恪守封建统治阶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不得擅越其位，更不能起来造反。李逵、三阮等人若要再反朝廷，便是“臣”不忠于“君”的叛逆行为，是违背儒家“三纲五常”的不仁不义的勾当。宋江就是要用孔孟之道的这套伦理道德拴住起义将士的“反心”，磨灭他们的造反精神和革命意志，以便让他们俯首帖耳地跟他这个“雁首”向朝廷“次序而飞”，死心塌地地去为封建统治阶级尽忠竭力。
然而，尽管宋江费尽心机，到处贩卖腐朽的孔孟之道，但并不能将人心全部笼住，也不能将真正的革命造反将士的精神彻底磨灭。当他受了招安时，“当下辞去的，也有三五千人”；而当打方腊朝京后，出家的出家，还乡的还乡，也所剩无几。“忽然失却双飞伴，月冷风清也断肠”，这正是宋江对自己搞投降主义，落得个众叛亲离结局的无可奈何的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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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保义
《水浒》一百○八将，每人都有一个绰号。宋江一人是个例外，竟有三个之多：“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和“呼保义”。
《水浒》第十八回，宋江首次出场，作者说他“排行第三”，“于家大孝”，“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又说他是“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堪称“及时雨”。“呼保义”这个绰号很费解，全书任何章回里都没有说明它的涵意。仅在较晚的版本如七十回本和百二十回本上有：“唯宋江肯呼群保义”的说法。这是把名称改为口号：“呼合群众，保卫忠义”，似乎是望文生义的引伸。
宋末元初，龚开在《宋江三十六人赞》中曾说，宋江“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不假称王，而呼保义”。这几句话提供了解释的线索：宋江是个“循规蹈矩”的盗贼，他不僭号称“王”，而只称为“保义”，“呼”和“称”两字同义。查《宋史》卷一百六十九《职官志》，“保义郎”系宋王朝光禄寺的武职，不过是皇帝御前牵马坠镫的第四十九级小武官；宋人笔记提起当时有不少人自称“×保义”。看来，“呼保义”就是把龚开那句话断章取义，拿动词作为形容词，等于说“堪称保义”。
“呼保义”不等于官封的保义郎，正如旧时的“同进士”并不等于进士，“如夫人”不是正式妻子，而只是说来好听的小老婆一样。据南宋人记载，当时风俗，“近年贵人仆隶，……则称‘保义’”，这很说明问题。“称”或“呼”为“保义”，就表示这人是个贵家的佣人。宋江认可的绰号“呼保义”，非常准确地暴露了他忠心不二地要做封建帝王的奴才。后来，蔡京之流向皇帝请求，终于去掉那个“呼”字，封宋江为货真价实的“保义郎”（见一百十回）。宋江就这样如愿以偿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出身“小吏”的人，在没有上梁山之先，早已顶着类似一官半职的绰号，表示他的志愿不过是充当反动统治阶级的走卒，绝不是造反派。南宋有句俗语：“欲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从绰号“呼保义”到封官“保义郎”，就是说明宋江从“欲”到“得”了“官”这样一条奴才道路罢了。
（董 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