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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支生气勃勃的理论队伍
——河北满城县贤台公社贫下中农理论队伍情况调查
一年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诞生的工农兵理论队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精神面貌发生了什么变化？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最近，我们走访了河北满城县贤台公社，所见所闻，令人精神振奋：田野里，理论小组在利用休息时间给大家读书读报、讲革命故事，演唱革命样板戏；在政治夜校里，社员们在认真听辅导员讲课，争论问题；街头巷尾，家庭院落，大批判、小评论、诗歌、绘画琳琅满目，给社会主义农村带来了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贫下中农理论队伍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用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的斗争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在贤台公社，我们听到了许多有关理论骨干对修正主义敢批、对资本主义敢斗、对歪风邪气敢顶的生动事例。
留马大队理论学习辅导员何荣珍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家庭妇女，三个孩子的母亲。过去她认为，国家的事不用问，集体的事有人管，因此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可是，她在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受到了教育，认识到，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时刻梦想复辟资本主义，集体化了的部分农民中也还存在着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农村中始终存在一个走什么道路的问题。队里有个“木匠三兄弟”，经常叮叮当当做私活，为个人发家耍手艺。对这种“叮叮当当”的声音，她过去听了没拿着当回事，可现在听了，就觉得怪刺耳。何荣珍联系这个“叮叮当当”的事例，向社员们讲解了“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这个问题，使大家受到了一次生动具体的教育。可是何荣珍也听到了一些反映，有人说：“人家交款买工分，怎么就不合理！”也有的社员主张，对这些人应该严格管理，“再搞歪的就罚款”。何荣珍觉得这两种认识都应该纠正。在党支部的帮助下，她和其他理论骨干一起，组织社员展开了学习讨论，使大家清楚地认识到：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界限不能混淆，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可调和。拿从事资本主义活动搞来的钱买社会主义的工分，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侵蚀；用钱买工分，掩盖着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不能允许一些人利用“合法”的形式，干损害社会主义的事情。一些原来主张“罚款”的社员也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同资本主义斗出来的，不是靠钱能买来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也不是靠罚款能罚掉的。只有不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改造小生产的私有心理和习惯，才能及时识破那些在“合法”形式掩盖下不断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苗头，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经过这一场讨论，大家的思想认识有了提高，广大群众对自己的辅导员更信赖了。斗争实践也使何荣珍进一步认识到理论辅导员肩上担子的分量，从此，她对学习抓得更紧了，每次学习和批判都走在前头。现在，她这个过去不大过问政治的家庭妇女，已经写了上万字的读书笔记，到公社作了五次辅导讲课，写了四十多篇批判文章。
现在，贤台公社有理论骨干四百四十多人。他们和广大社员群众一起，无论走到哪里，遇到什么事情，都要评论评论，看看符合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对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有利没利？贫下中农理论队伍成了一支捍卫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有生力量。
贤台公社的群众是怎样看待理论队伍的呢？这里的群众和干部说：理论队伍是协助领导把关定向的“好参谋”。西贤台大队理论辅导员、第一生产队会计高学忠就是一例。前些时候，队里卖了一头骡子，当时个别队干部就盘算着从中拿出一部分款来给社员分红。高学忠听到这个信，就赶紧找到队长，说明这件事办不得。队长说：“咱这头牲口是自繁自养的，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有什么办不得？”小高耐心地解释说：“队里的大牲畜都是集体财产，固定资金，只能用来扩大集体经济。如果分给社员，就等于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搞损公肥私的事情！”小高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经过队委会讨论，他们用这笔钱又置了一辆大车。现在他们队里有三辆大车，七头大牲畜，集体经济不断壮大。
这样的事，在其它大队也有好多。象留马大队六十五岁的理论辅导员、第五生产队的出纳员范瑞昌，经常主动地与队干部一起研究分析队里哪些事该办，哪些事不该办，哪些事该如何办，积极出主意，想办法，协助队干部把好方向路线关，群众都叫他“老参谋”。
毛主席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在个体经济中生活了几千年的农民，形成了小生产的固有特点，这种特点在集体化了的部分农民身上仍然有着明显反映。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向农民不断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使农民逐步摆脱小生产的狭隘眼界，做铲除“巴掌山”的当代“新愚公”。在这方面，贤台公社的贫下中农理论队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贤台公社的留马大队和东贤台大队是“邻居”，留马大队村东南水利条件差，往年每逢播种，都是留马大队的社员到东贤台村里担水点播。对于这种现象，东贤台大队的社员和干部都习以为常了。今年初，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了。东贤台大队党支部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出了一个应该不应该给留马大队让水的问题。当时正是抗旱保春播的紧张时刻，党支部提出把村东南的机井让出来，叫留马大队先搞春播。有的群众搞不通，埋怨“干部的胳膊为什么往外扭？”这场争论很快成了政治夜校的议题，大家围绕着该不该让水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大队理论辅导员刘振川分析说：眼下咱两个大队都面临着旱灾，可是细琢磨起来，这旱跟旱也不一样：第一，咱水利条件较好，留马大队条件差；第二，眼下咱要浇的是小麦，这是有苗的庄稼，而留马大队却是下种安苗，如果没水，他们就安不下苗，岂不影响了一年的收成！再说咱社会主义国家搞的是计划种植，影响了国家种植计划，就不只是你这个队、我这个队的事了，而是大家都该关心的大事。他还联系《龙江颂》里的龙江大队“丢卒保车”帮助后山救旱田的事迹启发大家。这么一讨论，大伙的心里亮堂多了，原来思想不通的社员也说，不是干部的胳膊往外扭，而是我们让“巴掌山”挡住了眼睛。
东贤台大队的水流进了留马大队的地里，留马大队的社员们非常感动，他们联系眼前这“风格水”，一边热烈讨论，一边昼夜抢播。
这件事，使周围大队的广大社员和干部都受到教育，引起了团结让水、互相支援的连锁反应：留马大队村北有八十多亩地靠小东庄大队，小东庄大队主动让留马大队使水浇地种玉米；留马村东有眼井，但水不够用，小辛庄大队也主动把水送过来；留马大队村南与大辛庄的地相连，大辛庄有块棉花地浇水不便，留马大队也主动把水送过去；留马大队几个生产队之间，也主动联系，互相支援。公社党委抓住这一典型事例，因势利导，向广大群众和干部进行生动具体的社会主义教育，在全社范围内初步形成了以团结互助为荣、以自私自利为耻的共产主义道德风尚。
在贤台公社，随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深入开展，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精神面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有力地显示了人民群众掌握革命理论以后发挥的巨大威力，显示了贫下中农理论队伍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力！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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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辩证法 创红薯高产
广西灌阳县仁合大队党支部书记 范国佳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上级党委和广大贫下中农以及科研部门的支持下，我从一九五八年开始进行红薯高产的试验，经过十几年的反复实践，使红薯单株产量由三十四斤逐步提高到一百零二斤、一百四十斤。去年，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我试种的十一株红薯，平均每株收了一百六十二斤，其中一株达到二百四十三斤。过去，我们大队红薯平均亩产只有七、八百斤，最好的一千多斤。最近几年，我们大队逐步把单株高产经验用来指导大面积种植，使红薯的平均亩产超过一般产量的四、五倍到八、九倍。有的生产队农科组种植的红薯，平均亩产达到一万一千多斤。
十多年来，在红薯高产试验的活动中，通过科研部门的协助，不断地总结种红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我不但学到了一些有关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学到了一些毛主席的辩证法思想。在创红薯高产中学习辩证法，在学习辩证法中创红薯高产。毛主席的辩证法思想，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法宝。
红薯是怎样由低产变高产的呢？首先要摸清红薯的“脾气”。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说，就是要从红薯的内部矛盾运动，以及它同外部条件的关系来研究它的生长规律。毛主席教导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红薯是由藤、叶、根三部分组成的。红薯的生长，主要地是由于这三个组成部分的矛盾运动引起的。拿藤、叶和薯块（根）的关系来说，一般情况是藤叶茂盛，薯块就大；藤叶少，薯块就小，这是红薯内部的矛盾性的一个侧面。同时，应当看到，红薯内部的矛盾运动，同它的外部条件是分不开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红薯的生长，需要有适当的土、肥、水、光、气、热。比如，藤叶生长需要氮肥，薯块生长需要钾肥。光有氮肥，没有钾肥，就会光长藤叶不长薯块。除了肥料之外，藤叶的生长还要靠阳光雨露的滋润。红薯的每张叶子，是光合作用的“加工厂”，薯块就是光合作用加工出来的“淀粉仓库”。这种“加工厂”越多，制造出来的碳水化合物就越多，通过藤的输送，把它送到薯块这个“仓库”里进一步加工，形成淀粉，贮藏起来。贮藏的淀粉越多，薯块就越大。红薯生长的规律，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我们从理论上认识到这一点，就能在种红薯的实践中取得较多的自由。
了解了红薯的生长规律，还要善于运用这个规律促使红薯增产。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长期以来，广大劳动人民在种植红薯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归纳起来，无非是两个字，即：“促”和“控”。要有“促进”，也要有“控制”，这是符合辩证法的。比如，在红薯长藤期（插后六十天左右），施肥要以施人畜粪尿和氮素化肥为主，促进薯藤生长。在薯藤长到一尺长就要“打顶”，控制主藤延伸，促进分枝，增加光合作用的面积。在结薯期（插后六十至九十天），藤叶生长旺盛，块根逐渐形成，这时要以施火灰之类的钾肥为主，搭配适量的氮肥，促进藤叶和薯块平衡生长。插后八十天，就要及时提藤，扯断不定根，摸除须根，控制藤叶生长，促进光合作用，防止不定根形成小薯分散、消耗养分。在薯块膨大期（插后九十天左右），这时正值秋后季节，昼夜温差大，白天日照强，气温高，叶片光合产物增多；晚上气温降低，红薯呼吸作用减弱，消耗少，有利于薯块积聚淀粉。这时要重施火灰之类的钾肥，控制藤叶生长，使叶片完全为薯块服务，促进薯块迅速膨大。这种有“促”有“控”的办法，正是红薯高产的辩证法。毛主席教导说：“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种红薯也是一样，不“控”不“促”。“控”不仅是消极地控制不利于薯块膨大的因素，而且是为了使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所以“控”是为了“促”。过去，我在进行红薯高产的试验中，由于没有搞清楚红薯内部的矛盾运动，对于“控”与“促”的关系处理得不好，使红薯单株高产试验在一百斤以内徘徊了十三年。一九七二年，由于比较好地处理了“控”与“促”的关系，使红薯单株高产试验首次突破了百斤关，以后产量又稳步上升。
红薯单株高产试验，是为指导大面积生产服务的。几年来，我们大队把红薯单株高产的经验运用到大面积生产，使红薯亩产出现了新的飞跃。红薯大面积的高产，并不是单株高产经验的简单重复，而是各有特点的。单株试验是利用零星、小块土地种植的，薯藤可以利用地边延伸，所以单株种植可以在较少的土地面积上获得较高的产量。大面积种植的每株红薯，却没有那么多可以利用的地边空间，薯藤生长要占用土地面积。如果按照单株高产薯藤所占的土地面积来种植，就必须稀植。这样株产虽然较高，亩产却不一定很高。因此，大面积种植不能机械地搬用单株高产的经验，还必须正确处理株数与产量的矛盾。既要株数多，又要株产高，这是提高亩产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株数多而株产不高，不行；株产高而株数不多，也不行。我们处理这个矛盾的方法是，在适当密植的基础上，提高株的产量，这就既可以充分利用土地面积，又可以充分利用单株高产的经验。从几年来大面积种植的经验来看，必须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及其他条件，采取不同的种植规格和管理措施，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使主观符合客观，才能取得大面积高产的效果。
红薯大面积获得高产以后，还要不要继续搞单株高产试验？有一种意见认为，单株高产摸经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只要抓大面积高产就行了。这是一种片面的、静止的看法。单株高产和大面积高产都是红薯高产的途径。更重要的是，单株高产试验仍然是为大面积进一步高产提供经验的方法。单株试验摸规律，为大面积高产提供经验；大面积出题目，单株试验找答案。在大面积种植中，有些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比如，怎样缩小薯藤的占地面积，做到藤少薯大，使大面积产量更高。这就需要进一步搞单株高产试验。同时，通过群众性的红薯单株高产的试验，使人人从事科研活动，个个掌握红薯高产技术，对于进一步保证红薯大面积的稳产高产很有意义。再说，单株高产也没有到顶。去年，我试种的十一株红薯，株产最高的和最低的相差一百零三斤。这就说明，在创红薯高产的试验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认识。毛主席教导我们：“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红薯的单株高产试验和大面积高产试验，证明了这个认识事物的真理。我们的工作一定要合乎人类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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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微杜渐 艰苦奋斗
北京部队某部高炮团党委
我们团开始组建的时候，上级拨给我们一笔开办费。当时，由于刚开始组建，没有什么家底，如果需要什么就买，开办费是不够用的。团党委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艰苦奋斗的教导，回忆革命战争年代膝盖当桌子，树皮当纸张的情景，认识到现在的困难，简直算不了什么。通过学习，我们决心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能省就省，把每分钱都用到刀刃上。结果使开办费节约了三分之二。
后来，条件好了一些，有的同志就不大注意节约了。条件好了，还要不要艰苦奋斗呢？团党委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了这个问题，认识到，现在的条件是好多了，这是好事，但是，如果丢掉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那么，就会逐步地变质变修，今天的“好条件”也就发生了转化。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在条件好了的情况下，仍然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一次，部队去拉练，需要五十张活动课桌，买新的要花一千六百多元钱。团党委发动群众，自己动手，把活动课桌做起来了，为国家节约了开支。
有的同志认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只要在大的方面把好关就行了，生活上的小问题不必那么认真。我们在学习中体会到，艰苦奋斗，既要从大处着眼，又要从小处着手。大与小是相比较而言的，没有小，也就没有大；大和小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有看到小事不小，才能做到防微杜渐。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是在长期艰苦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是在一件一件小事上表现出来的。我们既要把好大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关口，又要从节约一度电、一两米、一寸布这些小事上抓紧抓好。我们要反修防修，就要严格要求自己，一时一刻不迁就，一点一滴不马虎，才能永远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大家认识了这个道理，都自觉地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平时书写标语用的颜料，一瓶不过三四角钱，但把全团一年的用量加起来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团党委发动群众想办法，用煤灰、砖粉等代替颜料，效果也很好。以前，驾驶员使用过的废油，就随手扔掉了。后来，大家认识到，孤立地看，一滴油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把它收集起来，日积月累，就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三年多来，我们为国家节油五万五千多公斤。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提高了我们对于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坚持勤俭建团的认识。现在，全团干部和战士艰苦奋斗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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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习简讯
组织群众学好理论
安徽省怀宁县高河公社金丰大队党支部领导群众坚持学好理论，主要采取了三条措施。（一）不断提高群众学习的自觉性。今年农忙季节，有人说，生产忙，学习可以停一停。围绕这个问题，党支部组织大家讨论学理论与促生产的关系。大家说，学习革命理论的根本目的，在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坚持正确的方向、道路，就要努力发展集体生产。因此，不应当把学习与生产对立起来，而应当学理论，促生产。根据农业生产情况，党支部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领导社员坚持了理论学习。
（二）以大队政治夜校为阵地，每星期集中上一次理论学习辅导课，在生产队政治夜校集中讨论一两次，半年多来没有间断。
（三）干部、党员带头参加理论学习，带头上政治夜校，带头上辅导课，讨论时带头发言，讲心得体会。同时，注意充分发挥理论骨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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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州市东山区女民兵正在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指示。 本报通讯员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