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劈开宝鼎把 煤献
——记四川宝鼎矿区职工艰苦创业的事迹
昔日荒山野岭的宝鼎山区，如今风镐突突，矿灯闪闪，隆隆的开山炮声唤醒了沉睡千年的乌金。山谷间，运煤铁斗在横空架设的运输索道上穿梭往来；铁道线上，运煤列车风驰电掣般地奔向远方。这里，已成为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煤炭基地之一。
绵延百里的宝鼎矿区，是在一九六五年开始建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设和发展起来的。十年来，宝鼎矿区的干部和职工，以大庆工人为榜样，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打矿山之仗，夺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个矿区开始建设以来，年年提前完成建设计划；开始生产以后，年年超额完成原煤生产任务。一九七四年，这个矿的原煤产量比一九六六年增长三十六倍，今年一至八月份原煤、洗精煤生产和开拓掘进进尺又分别提前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
扎根宝鼎干革命
一九六五年春天，来自祖国各地的煤矿职工，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汇集到宝鼎山，开始从事这个新矿区的建设。当时，展现在建设者面前的是：“上有蓝天一顶，下是荒山一片”。放眼眺望，只见峰峦重叠，山山相连，沟壑纵横，草浪莽莽，百里方圆不见村庄。要在这人迹罕至的荒山建设矿区，困难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他们想到的不是困难，不是艰苦，而是国家的需要，人民的心愿：一定要按照国家计划，又快又好地把宝鼎矿区建设起来，让丰富的矿藏资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要使理想变成现实，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那时，宝鼎山区路不通，水不通，电不通，没有房子住。开始进来的一批工人，只好露宿在荒山野岭上。后来，虽然搭了席棚子，仍然是不遮日，不挡风；白天烈日烤，夜晚蚊虫叮。他们睡的是用树杆并起来的杠杠床，喝的是一盆盆从几十米深的深沟里端上来的泥浆水。再加上山区气候多变，乍寒乍热，许多人一度不适应环境，有的嘴唇裂了，有的头昏气喘，有的流鼻血。在困难面前，这个矿区的广大干部不是向后退缩，而是知难而进，带头在这里扎下根来。他们建立了干部“落户班组”蹲点的制度，从矿区党委领导成员到各级干部，都下到工地和工人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进行阶级教育和形势教育，大讲“愚公移山”精神，大讲大庆工人阶级的英雄业绩，大讲加快宝鼎矿区建设的重大意义。矿区党委主要领导成员，以身作则，和工人同住席棚，同锅吃饭，带领工人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同错误思想斗，使广大职工树立了“天大困难脚下踩，扎根宝鼎闹革命”的思想。他们决心学习大庆工人阶级建设大庆油田的那种革命干劲，战高山，斗顽石，又快又好地把宝鼎矿区建设起来。花山煤矿木场看守工人任成书，是从首都来到宝鼎矿区参加建设的。一九六七年，他所在的突击队因工作需要又调回北京时，他想到宝鼎矿区还没有建设好，就主动要求留了下来。有人问他：“北京那么好，你为啥留在这里呢？”他说：“我要在这里为建设矿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他扎根矿区十个年头，为革命勤勤恳恳，党叫干啥就干啥，从未请过一次假，没有缺过一次勤，没回家探过一次亲。广大群众称赞他是扎根宝鼎，建设宝鼎的“无私的人”。
为了在宝鼎扎下根来，各级领导干部带领工人首先解决矿区建设急需的水、电、路和住房问题。他们不贪大求洋，不等待上级拨材料，给设备，而是用自力更生的办法解决。运输物资没有路，就开山劈石自己修；盖房子没有砖，他们就用土筑墙；没有瓦，就上山割茅草盖顶。由七名少数民族姑娘组成的割草班，专门负责供应盖房用的茅草。她们日复一日，顶着星星上山，披着月光归来，饿了啃口干馒头，渴了喝口山泉水，整整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让矿区同志们都住上了新茅草房。不久，矿区开始架设跨越金沙江的输电线路，当时正是洪水季节，恶浪滚滚。安装工人们划着小船，载着上千斤的线盘，强渡金沙江放线。在奔腾咆哮的江水上，他们同险滩、逆流、暗礁和漩涡展开搏斗，战胜了激流险阻，把电线拉过了金沙江。接着又靠人拉肩扛，在山顶和峡谷架起了电杆，使强大的电流通到了矿区。
电通了，水通了，路通了，“干打垒”式的茅草房盖好了，工人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在房门上贴了一副对联：“干革命四海为家，建矿区以苦为乐”，横批是：“扎根宝鼎”。从此，他们在荒山野岭上站住了脚，安了家，而且很快展开了大规模的矿山建设工作。
一切从革命全局出发
从宝鼎煤矿上马的那天起，国家建设急需用煤。矿区的第一个电厂即将建成，也需要用煤。早日拿出煤炭，保证国家建设用煤的需要，就成了当时加快生产建设速度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按照矿区总体设计方案，无论上那一对矿井，至少需要二、三年时间才能建成，就是设计方案搞得再好，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怎么办？是按照矿区总体设计，按部就班，坐等条件，还是从革命的全局出发，创造条件尽快拿出煤炭？矿区党委经过调查研究，决定集中兵力，首先恢复小宝鼎矿的生产。
小宝鼎矿，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建设起来的一个年产三万吨煤的小煤窑，一九六二年被刘少奇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扼杀了。当时，井峒被封，井口乱石成堆，茅草丛生，主要巷道多处倒塌堵塞，修复的工程量很大。面对这种情况，工人们根据全局的需要，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投入了修复小宝鼎煤矿的战斗。为了解决井下通风问题，一些老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多次下井观察，在合适的地方开了几个小口，实行自然通风；没有风镐、电钻，就用钢钎加大锤来开掘；没有机电运输设备，就用简易轨道和手推车运输，修建这个矿的工人，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以旺盛的革命干劲，经过二十八个昼夜的奋战，终于把矿井提前修复，大量出煤，保证了电厂按时投产发电。现在，这个小煤窑经过逐年改造，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年产四十多万吨的中型煤矿。
修复小宝鼎煤矿的胜利，为宝鼎矿区大会战揭开了序幕。在以后的每一次战斗中，他们都立足本矿，胸怀全局，把国家要求提前完成的重点建设任务放在第一位，努力保证完成。一九七○年，他们根据矿区的要求，完成了大型煤矿太平矿的主副平峒建设任务以后，接着又接受了上级交给他们的限期就地解决肥气煤的生产问题。肥气煤是炼制优质焦煤必不可少的一种配焦煤种，原来计划从外地调进，后来决定就地解决。当时，工程量大，时间紧迫，但是，工人们想国家所想，急国家所急。他们从革命的全局出发，决心打一场速决战，尽快地找到肥气煤，采出肥气煤。在接受任务的当天晚上，矿区党委主要领导同志亲自带领调查小组，到龙洞一带走访贫下中农，勘测地质情况，绘制草图，在三天内就拿出了建设方案。然后，发动有关单位组织最强的队伍，带上最好的设备，由主要领导干部率领，按时赶到施工现场，在各行各业的支援下，奋战一百零五天，基本建成了一座年产二十一万吨肥气煤的龙洞矿井，按常规建成这样一座矿井需要三年以上时间才能完成。人们把这种想大局、为大局，团结协作、大干社会主义的精神，称赞为“龙洞精神”。
这个矿区的广大职工，就是依靠这种革命精神，在不长的时间内，完成了七对矿井的建设任务，同时还积极勘探新的煤炭资源，找到了一百三十六个煤层，为发展矿区的生产建设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自力更生精神大发扬
宝鼎矿区是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但是他们决不以重点自居。他们认为，越是重点，就越要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作为重点，只有多作贡献的义务，没有“等、靠、要”的权利。因此，他们在建设中，坚决贯彻执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充分发动群众解决生产建设中的问题。工程开始时，要修建许多加压站和蓄水池，但是，当时工程建设刚上手，水泥供应紧张。为了克服这个困难，他们就访问老农，学习当地经验，把白灰、黄土掺在一起，踩成胶泥，经过打压，用来建设水池，容量达三、四百立方米。这种土蓄水池，有的工程处现在还在使用。
花山矿井在砌?时，遇到了缺少石料的困难。怎么办？工人们提出向金沙江要石头。他们说到做到，不管是飞砂走石的风雨天，还是骄阳似火的盛夏，都坚持一块一块地拣，一篓一篓地背，硬是靠双手把金沙江的石头来了个大搬家。从一九六七年八月拣到一九六九年七月，一共拣石三千一百多立方米，并且全是靠人力运到井口，胜利地完成了砌?任务。
这个矿区在建设过程中，还发动群众自办小瓦厂、小砖厂、小水泥厂、小刨花板厂，并对一个年产十万块砖的小厂进行改造，逐步发展成为生产多种建筑材料的矿区建材厂，使砖、瓦、砂、石和水泥支架做到了自给，还支援了兄弟单位。他们还大搞修旧利废，自己动手制造矿山配件，从一九七二年起，全矿区采矿和运输机械上用的圆环链、法兰盘等配件都实现了自给。
宝鼎矿区工人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建设龙洞简易洗煤厂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龙洞矿投产以后，生产的肥气煤要拉到四十里外的洗煤厂洗，变成精煤，这就需要当地运输部门抽调大批汽车来运输。但是，当时由于缺乏车辆，原煤经常拉不出来，影响矿井和洗煤厂生产。于是，他们就发动群众自己动手，在龙洞地区就地搞了一个简易洗煤厂，年入洗能力达二十一万吨。这个厂的建设，没有向国家要设备、要物资，全厂的大部分设备，都是职工们利用废旧机器修配起来的，厂房也很简陋，但他们却在这里洗出了精煤，这比过去把原煤运到外厂精洗，减少了一半的运输量，同时，使矿井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发挥。
关键是有一支革命化的队伍
昔日荒山野岭的宝鼎矿区，如今山河变貌，厂矿变容。这一切变化，关键是有了一支革命化的干部和工人队伍。
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宝鼎矿区党委和各级党委领导成员，没有把自己的眼光仅仅放在煤炭资源的开发上，而是把生产建设的过程，作为自己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改造思想的过程。他们说：只有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才能又快又好地完成矿区的建设任务。
在矿区建设初期，矿区各级党委领导成员，坚持和工人群众同吃盐拌饭，同住“五风楼”（五面透风的席棚子）；白天带头大干，晚上带头学习毛主席著作，给广大职工作出了好样子。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积极投入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用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特别是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以后，他们紧密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认真改变思想作风。目前，矿区党委十名常委中，有六名在基层蹲点；三分之一的处级干部在基层工作，参加劳动；二分之一的科级干部坚持在生产第一线，与工人群众实行“三同”。每天，都有领导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做到了“工人三班倒，班班有领导”。
原矿区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亓伟，是一个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解放以后，他一直“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一九六四年，当时担任云南省煤炭局副局长的亓伟，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带领一支先遣队来到宝鼎，担任了建设初期的宝鼎矿区党委书记。在艰苦建矿的日子里，哪里有困难，哪里任务重，他就出现在哪里。修复小宝鼎煤矿的战斗，抢建龙洞煤矿的大会战，都是他亲自组织的；用三十八天时间，打通了太平矿主副井的巷道贯通工程，也是他带领职工在井下一起完成的。一九七一年，正当矿区建设蓬勃发展的时候，癌症把这位为革命忘我工作的老干部缠住了。当时，矿区党委立即派专人护送他到北京治疗。手术以后的归途中，他路过昆明只在自己家里住了两天，第三天清晨就冒雨赶到车站，只身返回宝鼎矿区。他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同疾病作斗争，坚持参加批林整风运动，不分昼夜地工作。直到他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逝世时，还念念不忘矿区的革命和建设。亓伟同志的这种革命精神，至今还激励着矿区广大干部和工人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不断前进。
领导班子坚强，工作就抓得起，铺得开，能把队伍带好。文化大革命以来，矿区党委在组织职工认真看书学习的同时，坚持对职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教育，无产阶级革命传统教育。用工人的话说，叫做“‘三个教育’不断线，三大斗争不松弦。”每一批新工人进矿，党委首先发给他们毛主席著作，组织他们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请老工人作新旧社会对比的忆苦思甜报告。新工人第一次下井，对他们进行煤炭工人光荣职责的教育；第一次领工资，对他们进行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革命传统的教育。通过这些教育，使广大干部和职工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越来越高，革命干劲越来越大，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越来越多。以打硬仗闻名的矿区采煤四队，就是全矿有名的先进集体。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大胆揭露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抵制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始终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为矿区广大职工树立了榜样。
采煤四队一段时间担负着电厂发电和生活用煤的开采任务，在重点建设中处于重要的地位。文化大革命中，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资产阶级派性作掩护，散布流言蜚语，妄图破坏煤矿的生产和建设。在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采煤队长、共产党员王恒成挺身而出，带领广大群众抓革命、促生产，与阶级敌人的破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开展革命大批判，他带头发言。生产中遇到困难和危险，他带头冲在前面。一次，工作面顶板因压力过大，眼看就要冒顶，如果不及时抢修，不仅几十名同志的生命受到威胁，而且十天半月也出不了煤。王恒成面对险情，带头冲上去，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冒着危险，抢架支柱，排除了险情，保证了矿井的正常生产。和王恒成一样，这个队的共产党员、老工人李守善，也是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带头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早上班，晚下班，有时干十几个小时才回来。有时他身体不好，但还是坚持在掌子面干活，看到运煤的溜子坏了，他去修理；顶板不好，就去打顶子；哪个同志累了，他就接过大锹继续干，整天从上溜口跑到下溜口，又从下溜口跑到上溜口，到处找活干。以后，医生知道他带病上班，就通知队里不让他下井，但他还是偷偷地下井干活。大家都称赞他是闲不住的人。翻身奴隶、彝族青年工人吉布日初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联系起来，干活总是跑在别人前边，享受落在别人后边。去年下半年，正当国家急需煤炭的时候，他家里几次催他回去结婚，但吉布日初没有回去。他说：结婚，对个人来说，是大事，但在国家大事面前，它是件小事，小事就应该服从大事。吉布日初在发展煤炭生产中，做出了显著成绩，被称为矿区工业学大庆的标兵。
宝鼎矿区有了象亓伟、王恒成这样一批干部，有了象李守善、吉布日初这样的一支工人阶级队伍，终于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出了煤炭战线上的奇迹！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附图片）
宝鼎矿区小宝鼎煤矿采煤二队队长朴忠良（右），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职工在薄煤层里夺高产，创造了月产原煤一万五千吨的新纪录。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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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军队最高政治委员会代表团离广州前往桂林参观访问
新华社广州一九七五年十月五日电 由罗马尼亚国防部副部长兼军队最高政治委员会书记格奥尔基·戈莫尤少将率领的罗马尼亚军队最高政治委员会代表团，今天乘专机离开广州前往桂林参观访问。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政治委员孔石泉、副司令员黄荣海、政治部主任于厚德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到机场欢送。
在广州期间，罗马尼亚战友参观了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游览了广州市容，参观了郊区农村人民公社，并且与有关单位举行了座谈。罗马尼亚军队最高政治委员会代表团是四日从沈阳乘专机到达广州的。当天晚上，孔石泉为贵宾举行了欢迎宴会，广州部队文艺战士为贵宾们表演了文艺节目。
代表团离开沈阳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政治委员曾绍山，副司令员邓岳，副政治委员邹衍、张午和沈阳部队有关方面负责人前往机场欢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