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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认识货币交换
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汉沽区办事处理论小组
正确认识货币交换，对于深刻领会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重要指示，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要的意义。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这一重要指示，是我们正确认识货币交换的指导思想。
（一）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自从货币产生之日起，就和商品制度息息相关，形影不离，并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等五种职能。货币交换，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反映着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反映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在我国，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存在，决定了现在还要实行商品制度和货币交换。社会主义社会里的货币交换同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它仍然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货币交换的原则，仍然是等价交换，在这里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货币的基本属性和特点同旧社会差不多。货币仍然是价值的代表。货币不论是金条还是银块，不论是铸币还是纸币，都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是社会财富的一般体现，都反映着不同商品所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如果不是这样，它就不成其为货币了。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货币的基本职能依然发挥着它的作用。这是由它的本性决定的。“世界上的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对它都无能为力，就象对乘法表或水的化学组成无能为力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三四三页）就是说，只要有货币，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基本属性及其运动规律，不会因社会制度的变更而改变，仍然发挥它的作用。
货币交换实行的是等价交换原则，每一个有货币的人都有凭货币领取社会财富、购买商品的权利。由于“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实际上人们手中的货币也有多寡的不同。在商品制度下，谁的钱多，谁购买东西的权利就大；反之，谁的钱少，就只能购买较少的商品。所谓“在货币面前人人平等”，恰恰是以事实上的不平等为前提的，并且通过货币交换表现出来。在平等的口号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这正是货币交换方面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质。
货币交换还掩盖了货币来源上的不平等。新老资产阶级分子通过剥削活动搞来的货币，同劳动人民正当的劳动收入一样，在市场上可以“平等”地购买商品。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实际上掩盖了劳动者和少数剥削分子的阶级对立。列宁深刻地指出：“在货币消灭之前，平等始终只能是口头上的、宪法上的，同时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实际的剥削权利”（《列宁选集》第三卷第八三八页）。
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在旧社会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按照事物发展的对立统一规律，新事物中总会有旧的残余，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法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在生产关系各个方面表现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同货币交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但是，它们之间也有很大差别。两者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公有化程度的不同和对于生产资料、劳动产品所有权的不同。同时，由于它们各自的生产条件、技术水平的不同，有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个别劳动时间的差别。按照货币交换的等价原则，两种公有制的这些差别，在经济上表现为货币收入的实际差别。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人民内部团结互助的共产主义风格，就是对货币交换原则的否定。但是，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仍然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者之间“分工虽不同，都是主人翁”，但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它，仍会产生用等级观念看待社会分工的现象，使货币交换原则侵入人与人的关系中去。在分配方面，“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生产关系各个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通过货币交换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苏修经济学者胡说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通过等价交换达到经济平等”，把等价交换原则吹得天花乱坠，妄图否认等价交换所体现的经济平等是形式上平等、事实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掩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行径。
（二）
在我国，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所有制变更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建立起来，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属于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使得原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许多曾经是自由买卖的东西，如劳动力和土地、矿山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等，已经退出了商品领域。由于货币的发行和管理权掌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手中，货币的投放、回笼及其流通渠道，受着国家计划的支配。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有关的方针、政策、规章制度，通过国家银行的职能作用，加强了信贷、结算、现金的集中统一管理，大大限制了货币交换的范围和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货币交换所依附的经济条件和周围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货币交换反映着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货币交换，反映着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根本的阶级对立，反映着剥削者互相倾轧、利害争夺的关系。与此相反，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货币交换主要是反映工人和农民两个劳动阶级之间在根本利益和目标一致的前提下的联盟关系，反映各经济部门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团结协作的新型关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相比较，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是国家使用货币对劳动者实行消费品分配的形式。
我国的人民币，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城乡经济联系、实现两种公有制之间产品交换的媒介，是国家管理社会生产和分配，以及各个经济部门、各单位进行经济核算的工具，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手段。我国的人民币流通正常，币值稳定，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国际信誉越来越高，同资本主义世界的货币危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金融政策的伟大胜利。（三）但是，必须看到，货币交换方面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资本主义赖以发展的条件，是滋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经济基础。列宁指出：“货币是昨天的剥削的残余”（《列宁选集》第三卷第八三八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任何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劳动力转变为商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剥削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打击。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长期、复杂的斗争，不但老的资产阶级分子手里还有金钱，而且少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通过各种非法的手段聚敛大量商品和货币。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要利用货币交换，千方百计地恢复货币的剥削作用。他们或者利用商品供求关系在某些地区和时间上的变化，采取长途贩运，倒买倒卖，投机倒把，牟取暴利；或者利用某些方面的需要，利用少数人的暂时急需，搞变相的高利贷剥削；或者利用某些方面的薄弱环节和漏洞，骗取国家和集体的生产资料，打着各种旗号，开地下工厂，搞地下包工队，实行变相的雇工剥削，把货币转化为资本。正如列宁指出的：“居民中的资产阶级分子能够继续利用仍是私有财产的纸币，利用这些使剥削者有权取得社会财富的证券，来投机、发财和掠夺劳动者。”（《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九十二页）同时，不论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还是集体所有制单位，如果领导人背离了正确路线，忘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会把取得更多的货币作为生产的唯一目的，搞什么“利润挂帅”等等，就会部分地或全部地改变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腐蚀和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正因为如此，念念不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卖国贼林彪，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企图强化和扩大货币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培植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他大肆鼓吹什么“世界上唯有一件东西是靠得住的，那就是金钱”。这种拜金主义的复辟狂叫，恰恰从反面证明了对货币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加以限制。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根本在于路线。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对货币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作具体分析，“确切地研究这种现象的范围，找出国家对它进行监督和控制的适当（不是压制，确切些说，不是禁止）方法”（《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三七五页），这样才能更好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包括各项经济政策，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削弱以至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有人说：“限制货币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就是要少发票子，减少货币流通量。”这是一种糊涂观念。限制，是以承认它的存在为前提。事实上，在一定的时期内，由于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发展，商品流通不断扩大，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实际收入不断增加，货币流通的绝对数量不是要减少，而是要相应地增加。马克思关于货币流通量取决于待流通商品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公式，现在仍然适用。单纯地减少货币流通量，不但达不到限制货币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目的，反而会限制货币交换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作用。因此，对于符合党的政策、符合国家计划、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资金需要，应该坚决保证。同时，要严格限制不符合政策的、计划外的货币投放，不断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
有人说：“限制货币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是经济工作，是银行部门的事。”这种“与己无关论”在实际上是有害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关系到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也是全党、全国人民都必须知道的重大问题。诚然，货币交换是一项经济活动，银行是发行和管理货币的机关。但是，我们每个人天天都在使用货币，同货币打交道。因此，怎样对待和使用货币，怎样对待商品交换原则，反映了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光靠几个人、几个部门是不行的。只有广大群众掌握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才能更有力地打击资产阶级的破坏活动，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日益巩固。
货币交换是一个历史范畴，将来是要进历史博物馆的。列宁曾以共产主义者的自豪感庄严地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全世界胜利以后，“会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五七八页），宣判了货币终将灭亡的命运，指出了共产主义必然在全世界胜利的光辉未来。让我们信心百倍地朝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出的灿烂前景胜利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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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立新型的干群关系
吉林省汪清县汪清大队党总支
人们的相互关系包括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为形成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较之旧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摆脱了受奴役受剥削的地位，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生产资料的主人。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同志的关系。
社会主义社会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和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它在各方面还带有它刚刚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旧社会那种“官贵民贱”、“上智下愚”等陈腐观念还在影响着人们，反映到人们的相互关系中来。如果不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不自觉地抵制等级观念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侵蚀，就会破坏人们之间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使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同志关系发生变化，甚至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因此，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特别注意调整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注意调整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干部要甘当人民勤务员，带头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
我们大队党总支的主要成员，都是在旧社会受过苦，双手老茧的“庄稼把式”。过去，我们曾经认为，象我们这些天天生活在群众堆里的“庄户干部”，到啥时候也不可能跟贫下中农拆帮。我们大队是汪清县城镇的一个大队，两千多号人都住在镇子里头，摊大、事多，斗争复杂。天长日久，有的同志便觉得：“在这么大个队当个头，没两下子还支派不开大伙呢！”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认识到，天天生活在群众堆里的“庄户干部”，弄不好也可能和群众分心。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同志的关系。那种认为领导高明、群众只能出力气的“支派”别人的做法，实际上把自己同群众对立起来，不是把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放在群众之中，而是把自己视为一个
“官老爷”高踞群众之上。这就势必要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可能出色地做好工作。思想认识提高了，心里亮堂多了，党总支“一班人”都比较自觉地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密切联系群众，时刻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新型的干群关系。
通过实践，我们有一条比较深刻的体会：“丢掉了手里活计，当甩手‘掌柜的’，就象小苗断了水一样，早晚得枯干。”所以，要建立新型的干群关系，干部就必须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广大群众保持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我们大队党总支十一名成员，有的是生产队的水田技术员、果树技术员，有的是看水员、打石匠。我们这“一班人”对于各路农活，象播种、犁、耙、铲、割、拉、打，那种都不打怵。十几年来，除了一名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他同志都到生产第一线与群众同劳动，参加生产，指挥生产。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在第一线上流大汗。我们大队八千四百多亩耕地，分成九百多块，插花在四个公社六道山和十五条沟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的粮食亩产只有三百六十多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一九六八年开始，我们带领群众干了起来，那时正赶上“三九三九，风啃石头”的腊月，地冻得象块铁。在困难面前，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头没低，眉没皱，挺着腰杆上。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头。就这样，我们和群众干了七个冬春，修出水平梯田一千九百多亩，改造河滩地、治理涝洼地一千三百亩，还栽植了一千六百亩人工林，四百亩果树。经过七个冬春的战斗，到一九七四年全大队粮食亩产达到七百六十斤。十几年来，我们总支“一班人”每年都平均劳动二百三十天，最高的达二百八十天。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干部要和群众保持平等的同志的关系，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就必须在思想上弄清楚自己为啥革命，为谁掌权，做到权力再大只能用于革命，职务再高只能用于为人民服务，决不能用来谋私利。我们大队党总支有一条纪律：干部不准吃请，不准互请，不准受贿，不准收礼，做到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对于出于好心而送礼的群众，我们就讲清道理，让他们主动收回礼物；对于那些想通过请客送礼达到个人目的的人，我们坚持说服教育，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认识；对于阶级敌人施放糖衣炮弹，我们就坚决打击。十几年来，我们外出开会、学习、参观，都自带米或饭。能当天返回来的，就不在外面住。上级发给的误工补助费，都如数交队。这些已经成为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自觉遵守的章程。我们干部不仅自己不搞特殊化，还要求和教育自己家属也不搞特殊化。近几年，许多社员都住上了新房，大队党总支书记金龙吉一家八口人，却还住在一间草屋里，群众几次要帮他盖新房，他都谢绝了。贫下中农曾两次推荐他的大女儿进工厂、上大学，都被金龙吉卡住了。他感到，女儿回乡后，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虽然有了进步，但根扎得还很浅，和广大贫下中农子女比还差一大截。他反复教育女儿扎根农村干革命，当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
我们体会到，密切干群关系，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就要时时刻刻把广大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我们大队的贫下中农，谁家住在那里，有什么困难，我们干部心里都有个底数。对于残废、年老体弱的，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安排适合他们身体条件的活计，让他们能够增加收入。贫农社员郑万忠，下肢瘫痪，被安排在铁工厂打牛掌钉子，每年可得三百六十个工，生活不低于一般社员的水平。每逢过年过节，大队干部都要下到队里替饲养员到猪场、羊圈值班，让他们回家过节。干部关心群众，群众拥护干部。干部群众团结战斗，一个心眼干社会主义，奔共产主义，使全大队革命和生产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