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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渡赤水之战是体现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范例
钧达
从一九三四年八月到十月，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举行长征。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率领中央机关和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同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的关键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四渡赤水之战，是红军战略转移中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是体现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范例。（一）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失败。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主力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长征。
长征初期，“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推行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带上坛坛罐罐长途搬家。虽然依靠红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已经由出发时的八万人减少到三万人。到了湘黔边境，“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坚持原定计划，要向湘、鄂、川、黔边界前进，与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为了阻止我军会师，调了四十万大军，前堵后截。如果红军不改变原来的计划，跟优势敌人硬拚硬打，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赞同。于是，部队改向贵州前进，攻克黎平，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在遵义，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在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上，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重新承认毛主席军事路线的正确性，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就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遵义会议以后，红军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摆脱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保存革命的种子，就没有以后的胜利和发展。为了改变“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所造成的红军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毛主席亲自指挥了四渡赤水之战。
一九三五年一月底，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一渡赤水，准备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川陕根据地的第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抗日。这一行动引起敌人极大的恐慌。四川军阀刘湘，害怕红军入川，赶忙调兵在川黔边界布防，以三十六个团的兵力严密封锁长江，全力堵我北进。同时，湖南军阀何键的部队从东面围截，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从遵义尾追，云南军阀龙云的三个旅从毕节方面赶来，蒋介石的“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兼程北上。这样，国民党的“中央军”和川、湘、黔、滇四省军阀部队，对我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毛主席看到敌人重兵云集，渡江已不可能，于是当机立断，暂时改变北渡长江的计划，命令红军由四川南部的叙永、古蔺地区折向云南东北部的扎西（威信）集中，待机破敌。我军集结后，毛主席看到贵州境内敌人空虚，毅然挥师东进，于二月十八日和十九日二渡赤水，抓住有利战机，以积极坚决的战斗行动，在娄山关和遵义地区歼灭了王家烈的八个团，乘胜再次攻占了遵义城。接着，又在遵义城西南老鸦山附近，歼灭赶来增援的敌吴奇伟纵队两个师的大部。这一战役共歼敌二十个团，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蒋介石吃了败仗，极为恼火，从重庆飞到贵阳，调整部署，亲自指挥各路人马向我军进逼。为了迷惑和调动敌人，毛主席命令红军于三月十六日三渡赤水，进至川南的古蔺地区。蒋介石以为我军主力又要北渡长江和四方面军会合，再次调动大军聚集川南围堵。三月二十二日，毛主席指挥红军突然掉头东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进逼贵阳。当蒋介石慌忙赶调云南军阀部队前来保驾的时候，我军主力却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使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滇、黔的反革命计划遭到了彻底破产，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二）
恩格斯说：“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五六二页）红军四渡赤水之战，是战争史上的奇观，是毛主席军事指挥艺术的光辉典范。
在四渡赤水之战中，毛主席正确地处理了大方向和小方向的辩证关系，避免了挫折，坚持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向。
长征初期，“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带着队伍搬家逃跑，起初企图与二、六军团会合，当面临敌人重兵堵截，这一企图不能实现的时候，就进退失措，一筹莫展。遵义会议后，毛主席高瞻远瞩，从全国政治形势出发，决定渡江北上，开赴抗日前线。这个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只有北上，才能把红军主力集结起来，形成一支抗日的强大力量，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这个战略方向的确定，使红军的长征由消极的行动变成了积极的行动，由退却逃跑变成了奔赴抗日前线的战略进军。但是，要实现北上抗日这个大方向，道路却不是径情直遂、有进无退的。毛主席说：“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二一二页）从一渡赤水开始渡江北上的战略行动，到巧渡金沙江实现这一战略目的，前后历时三个多月，小方向多次变更，敌人以为我要过江而我却折回，敌人以为我要向西而我却向东，光赤水河就来回四渡，这是敌人所没有料到的。事实证明，这些小方向的变更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我军一动，敌人又得重摆阵势，待敌部署就绪，我军又打到别处去了。这种灵活机动的战法，为了防御而进攻，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保证了红军北上抗日这个大方向的最后实现。在长征中，毛主席正确处理了大方向和小方向的关系，变更小方向是为了坚持大方向，坚持大方向必须经常变更小方向，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终于到达陕北，把陕北作为长征结束的落脚点和抗日救亡的出发点，以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在四渡赤水之战中，毛主席正确地处理了防御和进攻的辩证关系，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红军的长征是防御的继续，敌人的追击则是进攻的继续。长征初期，“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继续推行消极防御的路线，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只防不攻，只招架不还手，极端错误地主张到了退却的终点，“放下行李再打敌人”。所以，遵义会议前，红军尽管拚命夺路突围，却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毛主席指出：“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一八七页）实行战略退却，不是消极地避战，而“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一九三页）处于劣势的军队在防御中之所以能有进攻的机会和取胜的可能，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一九三页）
遵义会议后，红军按照毛主席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使战局别开生面。一渡赤水后，敌人大军奔集川南，对我分进合击，企图压迫红军于川南江岸地区而消灭之。毛主席出敌不意，率领红军二渡赤水，再打遵义，使敌人将布好的阵势置于无用之地，使我军由防御地位转化为进攻地位，由内线作战转化为外线作战，集中兵力，消灭王家烈的八个团，得手后，又歼灭赶来增援的吴奇伟两个师的大部分。只有这种高超的战略和英明的指挥，才使红军在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下，不但没有被敌人消灭，反而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克服数不清的艰难险阻，胜利完成长征。
在四渡赤水之战中，毛主席正确地处理了主动和被动的辩证关系，调动了敌人，夺取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
遵义会议以前，“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把我军限制在内线作战的被动挨打地位，完全失去了主动性。在他们看来，处于退却转移中的弱小的红军，在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圈里活动，这种被动地位是不可改变的。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战场上的主动和被动，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毛主席指出：“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四五九页）
遵义会议后，在毛主席英明指挥下，红军采用大规模的运动战，南北往返数次，东西纵横千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利用敌人的各种矛盾和弱点，争取自己的主动和逼敌陷入被动。在四渡赤水之战中，毛主席指挥红军以各种佯动调动敌人，打乱敌人的部署，隐匿自己的企图，矫若游龙，大踏步地前进，大范围地迂回，声东击西，忽南忽北，以飘忽急袭的动作斩关夺隘，敢于与敌人作对面穿插，敢于行动于敌人跟追纵队的间隙中，然后迅速回头，把一切跟追之敌远远甩在后面。遵义会议后，红军进行了轻装和整编，甩掉了笨重的行李，精简了机关，充实了战斗部队，保证了部队的行动迅速灵活。相反地，敌人几十万大军臃肿繁重，动转不灵，不得不把时间和地区让给红军，任我自由驰骋。四渡赤水后，红军佯攻贵阳，是毛主席率领红军摆脱被动、争取主动的很重要的一着棋。毛主席在部署这次行动的时候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当我巧妙地把云南军阀部队调了出来，又把川、黔、湘各省军阀部队和周、吴纵队调到贵州东部、北部和湖南西部之后，红军主力乘虚从贵阳和龙里之间穿过湘黔公路，向西急进，直插云南。这时我军与滇军相对而行，滇军往东北去，增援贵阳；我军往西南走，直指昆明。四月二十八日，红军主力攻克嵩明、寻甸，昆明告急。当敌人发觉增援贵阳是上了大当，千里回师急援昆明的时候，我军只派出一支小部队，在离昆明六十里处的杨村虚晃一枪，大队人马就掉头往北，向金沙江边挺进。至此，敌人才恍然大悟，原来红军的目的，既不是打贵阳，也不是打昆明，而是“必渡金沙江无疑”。当敌人几条长龙千里迢迢赶赴江边的时候，我军已经争取了九天九夜的时间，靠着七只小船，在绞车渡巧渡金沙江，到达川西南的会理地区。我军全部渡江以后，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从此，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三）
在四渡赤水之战中，毛主席领导中央红军，一面跟几十万敌军艰苦奋战，一面继续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追随者林彪的破坏和干扰，进行激烈的斗争。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在遵义会议上态度暖昧，实际上是继续站在王明路线的立场上；遵义会议后，他仍然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对抗和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和英明指挥。
一渡赤水后，林彪反对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变更计划，拒不执行军委命令。当时，军委给各军团的命令指出，为了迅速脱离当前之敌，特改变原定计划；并具体指示担任先遣的一军团向扎西集中。作为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竟公然对抗，说什么他“不宜向南走到扎西集中”，反而要军委向北靠近他集中。并且骄横地质问军委：“你们的基本企图究竟是什么？”军委再次指示林彪立即由大坝开往扎西，而林彪再次抗拒，狂妄地说：“希望军委将我们的电报详细研究，弄清我们在何处，再给我们命令。”而后，军委第三次指示林彪，清楚地讲明向扎西地区集结的理由，林彪仍然抗拒军委指示，继续西进，把部队带到了兴文县的建武营。军委根据川敌已分别进到天堂坝、毛坝、大坝的严重情况，又两次指示各军团：根据目前情况，原定渡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必须迅速脱离四川追敌。并再次指示林彪，要他率部到扎西集中，打开扎西的大碉，向长宁及镇雄两方向警戒。可是，林彪仍不执行命令，反而把部队带到罗亥，离主力越来越远。总之，在一渡赤水以后，军委为了调一军团到扎西地区，前后六天给林彪下了八次命令。林彪拖延四天，才不得不带部队向指定的地区集中，几乎贻误战机。
二渡赤水后，林彪右倾保守，犹豫动摇，该打而不敢打。这时，毛主席了解到遵义、桐梓一线敌人力量薄弱，命令部队迅速攻占娄山关，乘胜夺取遵义城。而林彪却害怕困难，说什么部队无法迂回到娄山关以南包围敌人，如果正面进攻，兵力用不上，而且又是仰攻，不易攻克。并说，即令赶到娄山关以南，部队必定极为疲劳，当日也不能解决战斗。他提出要停一、二天，等五、九军团和干部团到了一齐攻，实际上是不敢打。当红军击败敌王家烈的部队，占领板桥、黑神庙地区后，军委指示一、三军团乘溃敌喘气未定，跟追直下遵义，并准备打击增援遵义的吴奇伟两个师。这时，林彪又消极抗命，徘徊不前，受到了军委的严厉批评，才带领部队向遵义前进。红军于凌晨占领遵义并向南发展，前来增援的敌军吴奇伟部上午也赶到了遵义城南，双方在老鸦山一带展开了激战。由于红军取得了先机之利，指战员英勇奋战，歼灭吴奇伟两个师的大部分。如果照林彪那样，不敢先期占领遵义，必然会被敌人抢先一步，取得有利地位，使红军在不利条件下作战，甚至可能失掉胜利。
遵义大捷以后，毛主席又指挥红军三渡、四渡赤水，进军云南，巧渡金沙江。在节节胜利的进军途中，林彪与彭德怀勾结，反对毛主席。党中央在会理召开的会议上，严厉批评了林彪，粉碎了他们反党夺权的阴谋。
长期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承袭孔老二及其门徒修《春秋》“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的反动原则，有意掩盖和粉饰林彪这一段丑史和罪行。“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林彪在遵义会议前后的反党罪行必须彻底清算，林彪顽固坚持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当前的世界形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苏美两霸的激烈争夺，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大战。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研究四渡赤水之战，对于落实毛主席关于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准备打仗”的指示，学习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和指挥艺术，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要坚决地恢复红军一路来用以打胜仗的许多可宝贵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原则。我们要把所有一切过去的优良的东西都总结起来，成为有系统的更发展的更丰富的军事路线，以便争取在今天战胜敌人”。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二一六页）（附图片）
四渡赤水之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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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雕刻厂工人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
创作大型寿山石雕《长征组雕》
据新华社福州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五日电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福州雕刻厂工人最近成功地创作了大型寿山石雕——《长征组雕》。这个作品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表现了当年红军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情景。它不仅为我们学习红军长征革命精神提供了教材，也给古老的雕刻艺术增添了新的光彩，这是福建省工艺美术创作上的又一朵新花。
《长征组雕》是由《遵义》、《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过雪山》、《突破腊子口》、《延安》六个部分组成。整个作品长三百六十七厘米，宽二十厘米，高五十四厘米。在《遵义》这一部分中，作者利用寿山石的天然色彩，运用散点透视的美术原理和传统的镂空、高浮雕的技法，细致地刻划了雄伟、壮观的遵义会址。会址屋顶红旗飘扬，会址周围山林点缀，警卫战士英姿飒爽。会址旁边英勇的红军和高大的战马正整装待发。这一切说明，遵义会议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王明机会主义路线以后，红军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斗志昂扬地即将奔赴新的征途。《过雪山》主要刻划红军指战员不顾雪滑冰寒，山高路险，英勇顽强地通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峰时的动人情景。作品根据寿山石的特征，以白色表现铺天盖地的冰雪和皑皑的雪峰，以红色、黄色表现红旗和红军队伍。在茫茫的白雪中前进着红色的巨流，红白相映，气氛热烈。《延安》这一部分描绘了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描绘了枣林春色，窑洞风光；反映了全党全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胜利到达延安，开始投入抗日救国战争的情景，体现了“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以及“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的思想，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