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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孔与路线斗争
——学习毛主席关于批孔的论述
靳志柏
孔丘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他的主张倒退、复辟的思想，适合一切腐朽的、行将灭亡的反动阶级的政治需要。在我们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包括刘少奇、林彪，都曾把孔孟之道当作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思想武器。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毛主席在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斗争中，就对孔家店作了尖锐的批判。从那时起，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同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时候，总是结合这个斗争，反复批判孔老二，批判尊孔派。这种批判，成为批判错误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批孔的一系列著作和论述，对于进一步认识和深入开展当前的批林批孔斗争，有着重大的意义。
本文仅就已公开发表的毛主席关于批孔的部分论述，来学习我们党在反对机会主义路线斗争中结合批孔的历史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严重的路线斗争。陈独秀虽然一度站在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立场上呼喊过“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但当他搞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就完全背叛了这个口号，而去求救于孔家店的亡灵。当时，工农革命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特别是农民运动，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在这个革命发展的紧要关头，陈独秀公然搬出孔孟之道来反对革命，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叫嚷什么“我们在相当时期以内，必须保持一种折衷的中庸的路线”。陈独秀的“中庸路线”，就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是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交给国民党反动派，维护地主资产阶级专政。陈独秀和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叫嚣相呼应，大肆攻击农民运动“过左”、“过分”，恶毒污蔑农民运动“糟得很”，妄图把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打下去。要坚持革命，就要深入揭露陈独秀路线的反动阶级本质，批判这条路线所赖以骗人唬人的反对革命的孔孟之道。
毛主席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一篇批判陈独秀，批判孔孟之道的战斗檄文。它揭露和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痛斥了污蔑农民运动“过分”的反革命谬论，深刻阐明了“矫枉必须过正”的革命辩证法，尖锐地批判了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孔老二用来反对社会变革、复辟奴隶制的理论武器，后来被一切反动派、保守派用来反对革新、反对革命、反对前进。陈独秀之流指责农民运动“过分”，不准农民打破封建地主阶级吃人杀人的旧秩序，所用的正是这种维护反动没落阶级利益的中庸之道的谬论。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所以，“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毛主席的这些光辉思想，成为永远鼓舞革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锐利武器。
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列举了当时农民运动所作的十四件大事，驳斥了反动派和机会主义者对农民运动的污蔑，热烈赞扬农民运动是“革命先锋”，“好得很”。这十四件事，其中有很多是直接向孔孟之道宣战的。广大农民一脚踢开孔孟之道的“三纲五常”，奋起推翻地主政权，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及压迫妇女的夫权，便是有力的证明。“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孔孟之道是这四种权力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反对这四种权力，就是从根本上批判孔孟之道。在这里，毛主席十分鲜明地把反孔斗争作为革命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提出来了。以后的中国革命的战斗历程充分证明，革命每前进一步，人民每前进一步，都要同孔孟之道和其他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作斗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孔孟之道，成为中国革命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长期的战斗任务。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被清算以后，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又曾经出现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统治的时间最长，危害最大。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同陈独秀一样，都是尊孔派，都崇奉孔孟之道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根本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调查、不研究，用主观唯心论冒充辩证唯物论，散布孔孟之徒所鼓吹的“先哲”一类的神秘观念，妄图以此诋毁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路线，就是以主观唯心论为其思想基础的。
为了从思想上彻底清算这些机会主义路线，毛主席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著作，总结了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批判了他们奉行的孔孟之道的唯心论、形而上学，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孔丘曾自封为“哲人”，历代尊孔派吹捧孔丘一类人物为“先哲”，这是用唯心论先验论反对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反对一切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进步思想。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先哲”的极其错误的唯心论观点，指出革命的理论来源于革命的实践，并要经受革命实践的检验，“先哲”一类的神秘观念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不相容的。《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就明确说明了，批判的矛头是直接指向王明、孔老二轻视实践，认为人的知识和才能是先天就有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毛主席深刻地阐明了实践——理论——实践这个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明确地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在《矛盾论》里，毛主席又直接批判了王明的形而上学思想，揭露西汉尊孔头子董仲舒鼓吹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的反动性。这种反动哲学妄图论证剥削压迫制度古已有之，而且要永世不变地长存下去，以反对社会变革，反对人民革命。这种形而上学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机会主义者拾取这种孔孟之道的破烂武器，也正是为了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破坏人民革命事业，阻挡历史前进。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者的任务就在于坚决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就是这个自称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但却十分仇视唯物辩证法的王明，到抗日战争时期，又从极“左”跳到极右，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质上是又回到陈独秀“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上去，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他为了推行这条错误路线，又搬出孔孟之道，大肆鼓吹发扬“忠、孝、仁、勇、礼、义、廉、耻”这些所谓“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叫嚷要使原来敌对的阶级、党派、军队都在“仁爱”的旗帜下“相互礼让”、“相互尊重”、“相互敬爱”，实际上是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拜倒在蒋介石脚下，任其敲骨吸髓，卖国投降。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严重地危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毛主席写了《新民主主义论》、《青年运动的方向》、《〈共产党人〉发刊词》、《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指出反对党八股是反对老八股的继续。毛主席亲自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进一步从思想上政治上清算了王明路线，批判了孔孟之道。
贯串一切反动的剥削阶级和机会主义者世界观的一条黑线，就是剥削阶级的“人性论”。他们总是用这种虚伪的口号来欺骗人民，模糊阶级界限，腐蚀革命斗志，破坏革命斗争。王明也不例外。他打着孔老二“仁爱”的旗号，掩盖其投降主义路线的实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地指出：“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毛主席在这里所批判的“圣人贤人”，头号代表就是高唱“仁者爱人”的孔老二。这既是对王明投降主义路线思想实质的有力揭露，也是对孔孟之道的反动性虚伪性的尖锐批判。
为了揭露国内外反动派和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尊孔的阶级本质，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明确地指出：“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成了非常亲热的两兄弟，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剥削压迫中国人民这种共同的反动目的，在政治上互相勾结，在文化上也必然结成反动同盟。孔孟之道这个没落奴隶主的复辟倒退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历史上总是依附于反动腐朽的阶级势力。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它又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成为反人民、反革命的精神支柱。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除了灌输奴化思想以外，又和孔孟之道这个反动思想结合起来，借以欺骗、麻醉中国人民。在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上，从曾国藩、李鸿章到蒋介石、汪精卫，无一不是尊孔读经与崇洋卖国一身二任。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是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也无一不是既尊孔又崇洋，有的还充当了汉奸、卖国贼。但是，“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这两个难兄难弟并不能阻止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伟大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为了维护他们的血腥统治，又祭起孔老二的黑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就成为他们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本来就是一个狂热的尊孔派，早在一九二五年，他被捕叛变，接着，他捧着反动军阀赏赐的“四书”从敌人的监狱里出来，重新钻入了革命队伍。一九三九年，他头一次抛出宣扬孔孟之道的黑《修养》。到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则炮制“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反动纲领，反对人民解放战争，继之鼓吹“要象孔夫子那样讲恕道”，妄图阻挡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胜利。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毛主席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严厉批判了孔孟的“恕道”，尖锐指出：“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中国人民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千军如卷席，蒋家王朝全面覆灭的时刻到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即将诞生。
又是在这革命的紧要关头，不甘心灭亡的反动势力继续进行垂死挣扎，抛出孔孟所谓的“仁义道德”，恶毒攻击革命政权“不仁”。毛主席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鲜明地批判了孔孟的“仁政”学说，严厉地驳斥了反动派和刘少奇之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指出：“‘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国家机器从来都是阶级压迫的暴力工具，决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孔老二这个“仁政”论调的开山祖，上台三个月就杀掉了宣传革新道理的少正卯。反革命头子蒋介石在“剿匪就是行仁”的口号下，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帝国主义政府虽然满口的仁义道德，但从来没有实行，从来不说实话，而其反革命事业却每天都在做。这就充分证明“仁政”论调是极其虚伪、极其反动的。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仁政”，而只有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专政。“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毛主席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精髓，制定了建立和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纲领。同时通过对“仁政”的批判，宣告了中外反动派和党内机会主义者妄图利用孔孟之道来阻挡中国革命前进的阴谋彻底破产。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林彪等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反复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革命推向前进，还是复辟资本主义，开历史的倒车。孔孟之道的基本思想是复辟、倒退；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机会主义头子们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总是同孔孟之道结下不解之缘，孔孟之道这个反动的亡灵又附到那些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身上。因此，在这个时期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同反孔与尊孔的斗争联系起来。
刘少奇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在建国前后就开始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活动。他赤裸裸地鼓吹“剥削有功”，叫嚷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确保私有财产”，实际上就是不搞社会主义，要搞资本主义。同这条反动政治路线相适应，刘少奇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抛出了《武训传》这部狂热宣传尊孔、反对人民革命的反动影片。影片所歌颂的武训，是死心塌地的封建主义卫道者，是极端卑鄙下流的尊孔派。刘少奇之流歌颂武训，就是歌颂孔丘，鼓吹孔孟之道。毛主席亲自领导了批判《武训传》这场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深刻地揭露了刘少奇一伙尊孔派的丑恶嘴脸，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毛主席的论述，打中了修正主义者和一切尊孔派的要害，孔孟之道受到了一次猛烈的冲击。
但是，斗争还在继续。修正主义者利用孔孟之道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的情况，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经常尖锐地表现出来。一九五三年，毛主席在驳斥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反动思想时指出：孔夫子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就是说，孔夫子是一个顽固的反动派，一切革命的、爱国的人们，应当同他那一套划清界限。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我国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亿万农民兴高采烈地奔向合作化的康庄大道。刘少奇一伙又跳出来，高唱中庸之道的滥调，污蔑合作化搞“快”了、搞“多”了，大砍合作社。毛主席当即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等著作，并且编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回击了刘少奇一伙的破坏活动。在这本书的一篇文章的按语中，毛主席深刻批判了刘少奇曾亲自去曲阜“朝圣”的尊孔复古的丑态，批判了孔老二和他的“经典”，指出：孔丘“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
‘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从这个深刻的阶级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孔孟之道对于劳动人民是一文不值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能够造福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只用较短的时间，就基本上实现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毛主席坚决保卫了无产阶级专政，驳斥了反革命分子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切攻击。毛主席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黑信时指出：“这封信里所谓‘那些封建潜力正在疯狂的杀人’乃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对于我国人民革命力量镇压反革命力量的伟大斗争感觉恐怖的表现，这种感觉代表了一切反革命的阶级、集团和个人。他们感觉恐怖的事，正是革命的人民大众感觉高兴的事。”胡风反革命集团污蔑和攻击无产阶级是“封建潜力”，这是典型的尊儒反法的反动观点。通过这场斗争，全国人民受到了怎样识别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和分子的深刻教育，提高了对敌斗争的觉悟。
一九五八年，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国人民敢想、敢说、敢干，兴起了大跃进的热潮。毛主席为我国工人阶级自力更生制造的第一台拖拉机热情地写了题词：“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一科学论断，深刻地批判了两千年来孔孟之徒竭力鼓吹的“上智下愚”的反动历史观，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亿万革命人民，人民群众中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风发的意气和昂扬的斗志。“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迅速前进，引起了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林彪、彭德怀之流十分恐慌和仇视。一九五九年，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赤膊上阵，恶毒地攻击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革命群众运动，妄图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领导全党及时地粉碎了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在斗争中深入地揭露了彭德怀的反动世界观。彭德怀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鼓吹什么“自由、平等、博爱”，鼓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孔孟之道。毛主席明确指出，这些观点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欺骗人民的，是资产阶级观点。在革命胜利前，鼓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要搞阶级调和，反对用战争和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取消革命。在革命胜利后，宣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为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鸣冤叫屈，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就在这里。毛主席对这种反动观点的批判，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只要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只能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就要握紧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铁拳，坚决打击敌人，保卫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利益。
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被粉碎之后，接着刘少奇又和国际上帝、修、反掀起的反华反共反革命的逆流相呼应，大刮反革命复辟的黑风。他在一九六二年第三次抛出了浸透着孔孟之道毒汁的黑《修养》，其中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不谈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大肆鼓吹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的闭门“修养”，要求共产党员学习所谓“忠恕”、“以德报怨”、“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等等孔孟之道；又支持召开吹捧孔丘的黑会。刘少奇搞的这一套，就是妄想用孔孟之道搞“和平演变”，推行他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针对刘少奇一伙猖狂复辟的阴谋活动，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并且更加完整地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又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一著名论文，批判了刘少奇贩卖的孔孟之道的唯心论的认识论，驳斥了刘少奇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修养”经。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对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总清算，也是一场深刻的批孔运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中，毛主席还亲自写了一段文字，驳斥了刘少奇之流鼓吹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谬论，批判了孔孟之道的所谓“仁义道德关系”。毛主席十分明确地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这就为这场大革命指明了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等一切反动没落阶级意识形态的正确方向，阐明了这场大革命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的性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同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大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
继粉碎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后，我们党又粉碎了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在他盘踞的见不得人的黑窝里，到处堆积着孔孟之道的思想垃圾，散发出尊孔复古的霉烂臭气。他把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孔孟之道和修正主义的谬论糅合一起，作为他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林彪把孔老二复辟奴隶制的纲领“克己复礼”接过来，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他为了实现“复礼”即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迷梦，急不可待地抛出了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政治纲领和唯心论的“天才论”的理论纲领。毛主席洞察了林彪一伙篡权复辟的阴谋，多次指示不要设国家主席，又针对林彪、陈伯达鼓吹的反党理论纲领，专门批判了“天才论”，尖锐地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毛主席对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深刻批判，揭穿了自命为“受于天”的“天才”、“至贵”、“超人”、“天马”的叛徒、卖国贼林彪，其实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蠢才。
林彪一面祭起孔老二的亡灵，把孔孟之道捧上了天，一面又疯狂地咒骂秦始皇“残暴”，咒骂法家是“罚家”，借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反动观点，早就给予了尖锐的批判。一九五八年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当林彪恶毒攻击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毛主席立即予以严正的驳斥，充分肯定了秦始皇坚决镇压反动儒生的革命行动，阐明了革命暴力的进步作用，揭露了攻击秦始皇就是攻击革命暴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实质。林彪用咒骂秦始皇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恰恰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乞灵于孔老二，但孔老二却挽救不了他们失败的命运。林彪这个自诩为“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人物，两次发动反革命政变都彻底破了产，落得个自我爆炸，叛党叛国，仓皇逃命，狼狈投敌，陈尸沙漠，独往无来了。
重要的历史经验
在我国，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尊孔，都吹捧孔孟之道，这决不是偶然的。他们都是钻进共产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的本性决定他们必然要反对革命、反对进步，主张复辟、主张倒退。而孔老二正是鼓吹复辟和倒退的祖师爷。孔丘的思想被历代反动派所继承和发展，成为完备的维护反动统治之道，它适应一切腐朽的、行将灭亡的反动派的政治需要，也必然被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用来作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武器。
孔丘不仅有一条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路线，而且有一条与之相适应的反动思想路线，这就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他为了论证反动的奴隶主阶级压迫有理、剥削有理，为了替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倒行逆施作辩护，疯狂鼓吹唯心论的“天命论”和“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党内的历次机会主义路线，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他们都是遵循“从主观到客观”的反动思想路线，而这条反动思想路线的渊源之一就是孔丘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毛主席在《实践论》里深刻地指出了一切顽固党的思想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孔老二就是这样的顽固党，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也都是这样的顽固党。机会主义者要想阻挡革命前进，开历史倒车，就不能不从孔丘那里搬来反动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作为他们的哲学根据。
由于孔丘的反动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都受到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提倡和强制推行，因而孔丘的反动思想体系成为走向没落的中国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统治思想。毛主席说：“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毛主席还指出：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孔孟之道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几十年的斗争历史，证明毛主席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孔孟之道在社会各方面还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在中国，谁搞机会主义，谁就势必要利用孔孟之道，利用它的传统影响来推行他们的那一套。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要尊孔的历史原因。
毛主席正是从阶级根源、思想根源上抓住了中国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这个特点，总是把批判机会主义路线和批判孔孟之道结合起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我们党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和革命人民的根本任务是夺取政权。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扯起孔孟之道的黑旗，都是为了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因此，这个时期的两条路线斗争、反孔和尊孔的斗争，主要是围绕着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及如何正确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这个根本问题展开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两条路线斗争、反孔和尊孔的斗争，就集中在要不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继续召唤孔孟之道的亡灵，都是为了“克己复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毛主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斗争中，通过对孔丘的批判，从机会主义路线同孔孟之道的联系上，深刻揭露了它们共同的反动本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批判修正主义和孔孟之道的斗争，就必然愈加深入发展到各条战线，各个思想文化领域，触及到人们的世界观。通过这样的批判，必将不断肃清孔孟之道和一切反动没落阶级意识形态的传统影响，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着巨大的意义。
当前，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开展的批林批孔斗争，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为了使批林批孔的斗争深入发展，夺取新的胜利，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领导全党在历次路线斗争中深入批孔的历史经验，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和党中央的有关文件，掌握思想武器。同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总结儒法两家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研究总结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用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促进批林批孔斗争的深入、普及、持久的开展。只有把批判和学习结合起来，才能学好批深，才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理解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克服干扰或背离这个大方向的错误倾向。
孔老二为复辟奴隶制而卖命，早已成为历史的笑料。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也已经“折戟沉沙”一场空。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止息。我们要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万里长江横渡”的革命精神，在批林批孔中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