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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语录
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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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大学文科师生同工农兵一起看书学习批林批孔
努力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
推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促进了文科教育革命
据新华社沈阳一九七四年七月九日电辽宁大学党委积极引导文科师生更好地发挥战斗作用，努力为工厂、农村、部队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服务，推动批林批孔，促进文科教育革命深入发展。
这个学校的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师和文科各系师生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现实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努力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培养理论队伍服务。他们有计划地深入工厂、农村、部队举办工农兵理论骨干学习班，为四十多万工农兵辅导了《哥达纲领批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从去年九月起，文科各系师生又到全省七个市和地区，为上千个单位作了儒法斗争的专题报告，听众达三十多万人次。为了配合工农兵学习革命理论，一部分文科师生在出版部门的指导下，同工农兵相结合，编写了十几种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通俗读物和马列原著的学习辅导材料。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文科师生编写出鲁迅批孔论述，《封建论》译注，《论语》批注等十三种批孔资料，共三十多万字。最近，为适应工农兵研究儒法斗争历史，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的需要，历史、哲学、中文等系一百五十多名师生正集中研究和编写从先秦到唐宋的儒法斗争资料。文科三十多名师生组成的一个写作组，选注了《盐铁论》，又到工农兵中边试讲，边征求意见。他们还在校内举办了儒法斗争史学习班，把工农兵请进来，培训批林批孔宣传员和工农兵理论骨干，受到群众的欢迎。
文科师生和工农兵结合起来，共同学习革命理论，参加现实斗争，促进了工农兵理论队伍的成长，推动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和批林批孔斗争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经济系师生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分批分期到沈阳纺织机械厂第四车间，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协助车间党支部组织业余理论学习，开展对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的批判。全车间二百多名工人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国际共运史、《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资本论》部分章节和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现在，全车间有不脱产的理论学习辅导员三十七名，有的理论学习辅导员还到高等院校，联系实际讲授《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工人理论骨干还和师生共同编写出版了《哥达纲领批判浅说》一书，以满足广大工农兵学习的需要。这个车间涌现出一大批批林批孔的积极分子，写出一些比较好的大批判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在为工农兵培养理论队伍的过程中，辽宁大学文科师生虚心向工农兵学习，促进了世界观的改造。批林批孔斗争开始以后，中文系一位老教师深入农村，用自己受孔孟之道毒害的切身感受，宣传批林批孔的伟大意义，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现在他和师生们一起努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尊儒反法思想，积极参加研究和整理儒法斗争史资料，并到校外辅导工农兵群众研究法家著作。
现实斗争锻炼了工农兵学员，促进了学校里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新生力量的迅速成长，推动了教育革命深入开展。文科各系有六十多名工农兵学员参加校、系大批判组，几个月来写出了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的文章一百二十多篇。历史系一年级学员参加了学校的大批判组，为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原著，翻阅了《汉书》、《史记》、《左传》、《战国策》等五百多万字的历史文献，对汉初儒法斗争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哲学系一年级学员为沈阳市数百名理论骨干办学习班，辅导学习《哥达纲领批判》，有的放矢地进行辅导，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中文系十二名工农兵学员和两名教师组成的写作组，最近一个多月来深入到沈阳电缆厂，辅导工人学习革命理论，还帮助工人举办了儒法斗争史学习班，作了《盐铁论》、《封建论》的介绍和学习辅导，并且同工人一起注释了《盐铁论》部分篇章。这个组的师生深有体会地说：“从战争学习战争，才能学得更深刻。”（附图片）
辽宁大学中文系师生同沈阳电缆厂的工人业余理论辅导员一起选注《盐铁论》。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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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解放军空军高射炮兵某部汽车连干部战士
研究儒法斗争历史经验深入批林批孔
据新华社讯 人民解放军空军高射炮兵某部汽车连的干部战士，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阅读有关法家的文章，进一步批判林彪尊儒反法的反动面目及其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推动连队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开展。
在批林批孔中，这个连队的一些同志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思想认识水平和批判能力都有提高。比如，战士田建国在批判林彪、孔老二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论”时，研究了汉代法家代表人物王充的《知实篇》，揭露了孔老二不是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而是一个主观唯心的俗儒。他用王充列举的孔老二不愿见阳货，结果在途中碰到了阳货；孔老二估计他的学生颜渊被匡人杀了，结果并没有被杀等事实，说明所谓“先知先觉”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他的批判有根有据，很有说服力。党支部从这里得到启发，把领导全连指战员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提上了议事日程。他们先后组织干部、战士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驻地中学的批林批孔展览，学习革命师生用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深入批林批孔的做法；又请驻地单位研究儒法斗争历史较好的同志，到连队和干部、战士一起进行革命大批判。几个月来，干部、战士在刻苦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同时，根据每个专题批判的需要，先后阅读了报刊上介绍儒法斗争的许多文章、资料，研究了一些法家代表人物的著作。大家说，研究了儒法斗争的历史，对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心里更亮堂多了。
这个连队的党支部在组织干部、战士研究儒法斗争历史经验时，注意正确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分析历史上各个时期儒法斗争中的人物和事件，看清儒法斗争的焦点和实质，以及林彪鼓吹的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比如，在阅读法家著作《封建论》中关于“非圣意也，势也”的论述时，党支部就引导干部、战士学习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一段论述：“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学习恩格斯这一论断，使大家认识到，从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都不是
“圣人”的意志决定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儒家为维护和复辟奴隶制而宣扬的“天命论”，和林彪为复辟资本主义制度而鼓吹的“天才论”，都是唯心主义的谬论，都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
（二）联系革命大批判中的问题，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为连队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服务。他们进行每一个专题批判，都根据干部、战士提出的要求和问题，有选择地安排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有关内容，采取边学、边议、边批的方法，互相启发，加深理解。连队在批判林彪鼓吹的“天才论”时，大家还对历来反动统治者为什么都宣扬孔老二“天命论”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他们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围绕“天命论”问题进行斗争的历史，阅读报刊上有关荀况《天论篇》的文章，并且介绍荀况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猛烈抨击孔孟的“天命论”的一些观点。通过学习大家认识到，“天命论”是唯心的、反动的无稽之谈。历代反动派之所以鼓吹“天命论”，把自己硬说成是天生的“圣人”，天生的统治者，就是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搞复辟倒退。林彪正是为了这个需要，才把早已被先秦法家批判过的“天命论”的破旗扯起来，大肆鼓吹“天才论”，胡说自己是“受于天”的“天马”。但是，他和开历史倒车的孔老二一样，逃脱不了历史对他的审判。
（三）发挥理论骨干的作用。党支部在组织全连学习之前，让理论骨干先学一步，多学一点，学深一些。在进行每个专题批判时，他们都有重点地辅导干部、战士的学习。运动以来，他们先后就“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的斗争焦点和实质”、“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商鞅变法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和柳宗元的《封建论》介绍等方面辅导了十次。同志们说：这样的辅导，讲得有事实，有分析，解决问题，不仅正确了解了秦始皇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且还使我们认清了林彪攻击秦始皇的罪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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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医药卫生战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取得又一重大医疗成果
医务人员团结奋战治愈大面积严重烧伤
青年女工王世芬痊愈出院，十个月来积极参加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
据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七月九日讯 五年前因公大面积严重烧伤的青年女工王世芬，在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经过多方抢救、治疗和坚持长时间的功能锻炼，已经痊愈出院，而且能够重新站立、走路、读书、写字了。出院后十个月来，她积极参加批林整风运动和批林批孔斗争，身体也更加健康。这是我国医药卫生战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取得的一项重大的医疗成果。
王世芬是北京礼花厂的青年女工。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日，她因公被烈火烧伤了全身，烧伤面积达全身皮肤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八，其中皮肤全层、皮下组织、甚至肌肉和骨骼都被严重烧伤的三度以上烧伤面积达百分之八十八，大大超过了某些资产阶级权威确定的“死亡极限”。当她被送到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时，已处于严重休克状态，心跳微弱，濒临死亡。
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没有烧伤病房，过去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常常强调人力、经验和设备条件的困难，把烧伤病人推出门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医院的广大医务人员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端正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方向。他们看到王世芬伤情极重，就毅然担当起抢救的重任。在驻院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革委会的领导下，全院职工立即动员起来，投入抢救。外科、内科、泌尿科、耳鼻喉科、抗菌素研究室等六个科室的十四名青年医护人员，组成专门的抢救小组。从临床科室到后勤的各个部门都有专人值班，随时满足抢救的需要。医院领导干部日夜守护在王世芬身旁。在抢救最紧张的日子里，医院每天写出抢救简报贴在食堂，供大家讨论，献计献策。在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全力抢救的同时，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中医医院、人民解放军三○一医院、上海瑞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及血液学研究所附属医院等兄弟单位，都先后派医生支援。许多工农兵群众闻讯后，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自动赶到医院要求献血献皮。王世芬的抢救成功，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医疗卫生路线指引广大医务人员和革命群众团结奋战的胜利。
象王世芬这样特大面积的烧伤，抢救小组的青年医生们不仅没有治过，连见也没有见过，面对着险恶多变的病情，遇到许多困难。他们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把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全力找出每个时期的主要矛盾，勇于实践，大胆创新，攻克了一系列前人没有解决的技术难题。
面对着王世芬的严重伤情，参加抢救的中医和西医，紧密协作，团结战斗，共同为抢救病人贡献力量。他们互相学习，互相配合，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有的年过七十的老中医也积极发挥专长，运用祖国医药学辩证施治。这对战胜王世芬的大面积严重烧伤，起了重要作用。
王世芬度过休克关以后，全身的焦痂创面一旦感染，就会发生败血症而致命。因此，尽快消除焦痂创面，成为当时抢救的关键。消除的办法基本有两种：一是自然脱痂，待焦痂与正常组织分离后逐渐去除。有人认为这种方法对大面积烧伤病人比较“稳”。二是手术切痂，病人要经受多次手术和麻醉的打击。有人认为这种方法比较“险”。究竟采用那种方法好？医务人员针对王世芬的具体情况，分析了“稳”与“险”这一对矛盾的辩证关系。自然脱痂虽然对病人打击较小，但要拖长焦痂存在的时间，增加感染机会。这种“稳”里包含着“险”。手术切痂虽然对病人打击较大，但是能够迅速消除焦痂创面，减少感染机会。这种“险”里又包含着“稳”。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王世芬年轻，伤前身体健康，采取手术切痂，只要措施恰当，操作细心，尽量减少手术和麻醉的打击，就可以转险为稳，化险为夷。他们根据这个分析，打破常规，在九天之内连续进行了四次焦痂切除和异体皮移植的大手术，消除了大约百分之六十的焦痂创面，使病情明显好转。此后不久，王世芬伤后存在的轻微肝肾功能损害，发展到足以致命的程度，上升为新的主要矛盾。医务人员大胆地停用了全部对肝肾功能有损害的药物，集中力量促进肝肾功能的恢复。经过短短两周的奋战，使王世芬的肝肾功能基本恢复正常；同时采用自然脱痂的方法，又消灭了余下的焦痂创面，使王世芬转危为安。
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负责护理王世芬的护士们，学习王世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努力为人民服务，不嫌脏，不怕累，常年不懈地精心护理。这是治愈王世芬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在抢救期间，她们日夜不离病人身旁，不顾疲劳困倦，细致观察和记录病情的每一个细微变化。有一次王世芬突然全身打了一个寒战，她们立即从这个现象中察觉到绿脓杆菌败血症凶猛袭来，就马上采取措施，及时控制了败血症的发生。为了促进王世芬的新皮生长，她们每周给王世芬浸浴一次到三次，每次一至二小时。浸浴时，她们用手把王世芬托入澡盆，使她飘浮在水中，每浸浴一次，她们就被汗水湿透全身。这样一直坚持了四年多。
在整个抢救、治疗和功能锻炼的过程中，医院十分注意发挥病人的积极性。医院领导干部和医务人员遵照毛主席关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教导，经常了解王世芬的思想情况，鼓励她树立坚强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为了使王世芬能够重新站立和走路，她们同王世芬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习英雄人物的先进事迹，向她详细说明加强功能锻炼的必要性和进行锻炼的方法步骤，进一步增强了王世芬克服困难的勇气。王世芬和医务人员密切配合，每天坚持数小时的功能锻炼，有时双脚象踩在针尖上一样疼，还是照样坚持下去，终于比原计划提前三个半月重新站立起来。实践证明，在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充分发挥病人为革命战胜疾病的主观能动作用，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医疗技术的作用，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