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4月27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孔老二与洋奴才
——《新民主主义论》学习笔记
南建新
我国人民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引起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极大的恐慌。他们给批林批孔运动安上了一大堆罪名,甚至胡说什么这场运动是“反对国内的国际主义力量”云云。乍一听来,这个“逻辑”未免稀奇古怪。叛徒、卖国贼林彪和孔老二,怎么跟“国际主义力量”发生了干连?然而细一分析,“干连”不但有,而且还很不小。社会帝国主义讲的“国际主义”,从来就是要别的国家供它奴役的代名词。他们所说的“国际主义力量”,无非就是一小撮卖身投靠社会帝国主义的走狗奴才。我们批判林彪和他鼓吹的孔孟之道,最有力地打击了代表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力量,打破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妄图在中国实现反革命复辟的迷梦。打在奴才身上,自然痛在主子心上!
早在三十四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光辉著作里,在尖锐地批判尊孔派的时候,就是把帝国主义与孔老二联在一起批判的。毛主席分析了自帝国主义入侵以来,中国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特点,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
为什么帝国主义文化要同半封建文化结成反动同盟?根本原因就在于: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十分适合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灭亡中国的反革命胃口。
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进行侵略的同时,也毫不放松文化侵略或精神侵略。一方面,它们要通过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吸引留学生等等,传播所谓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即帝国主义文化;另一方面,它们还必然要利用中国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愚弄和奴役人民群众的反动文化,以便把中国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牢牢钉紧。
孔孟之道是我国两千多年来反动、腐朽的旧文化的核心。在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兴起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它一登上政治舞台,就扮演了阻挠社会变革、力图复古倒退的反动角色,因而受到企图开历史倒车的一切反动派的尊崇。地主阶级在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本来是采用当时有进步意义的法家思想的;但是到后来,当地主阶级的统治权力已经巩固,它与农民阶级的基本矛盾上升到了主要地位的时候,就需要利用孔孟之道来为它的反动统治服务。孔老二的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思想,经过历代孔孟之徒的改造和发挥,就成了中国封建文化的代表,而孔老二也就变成了封建社会的“圣人”。地主阶级由尊法反儒到尊儒反法的转化,正是它由上升时期逐步转化到没落时期的一个标志。这个事实也说明孔孟之道是腐朽了的剥削阶级维护反动统治、奴役人民群众的反动思想武器。帝国主义要在中国建立和巩固其殖民统治,使中国人民成为它的奴隶,自然是要充分利用孔孟之道的。
孔孟之道是在旧中国绵延二千多年之久的“国粹”,较之外来的帝国主义文化,有着更大的欺骗性。事实上,它那套唯心主义的仁义道德的虚伪说教,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来,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奴化中国人民的麻醉剂。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他们就宣扬“忠恕”、“中庸”;中国人民起来进行革命,要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他们就鼓吹“天命”、“纲常”;中国人民要从封建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他们就贩卖“生而知之”、“上智下愚”,等等。鲁迅是看透了帝国主义企图利用孔孟之道来灭中国的。他一针见血地说,外国人来灭中国,是只教你略能说几句外国话,却不至于劝你多读外国书,但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鲁迅还举出这样一些事实作证:中国废止读经了,废去跪拜了,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学校却坚持请腐儒做先生,教学生读《四书》,要学生磕头跪拜;外国人办给中国人看的报纸,也要请崇拜道学、保存国粹的中国人当个小主笔。帝国主义对孔孟之道可谓“钟爱”至极!
苏修叛徒集团完全承袭了老牌帝国主义的衣钵。眼看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力地扫荡了封、资、修的思想文化,那个叫喊“孔老夫子伟大”的刘少奇,那个念念不忘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林彪,都先后被中国人民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苏修叛徒集团就急得好似热锅上的蚂蚁,乱喊乱叫。他们大嚷什么“正是儒学才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使具有独特性的中国文明成为真正的中国文明”,攻击我国批林批孔运动是要毁坏“文化珍品”,毁坏“数世纪积累下来的和唯一有价值的智慧的高度结晶”。这一切,跟老沙皇的文化特务盖沙令吹捧“孔教”是“中国独一无二之根本”,鼓吹中国的命运系于“古道之复兴”,完全是一个腔调。
帝国主义要利用孔孟之道作为奴役中国人民的反动思想武器,还得在中国找一批奴才。在中国,吹捧孔老二最起劲的,往往就是那些卖身投靠帝国主义的大大小小的走狗奴才。除了受雇于帝国主义文化机关的洋奴买办之外,地主阶级的封建余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进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都是这个队伍的骨干。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大卖国贼袁世凯,是辛亥革命以后“克己复礼”的急先锋。在他表演洪宪帝制丑剧的前前后后,一再通令尊孔读经,颂扬“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规定“国民教育”要以孔孟之道“为修身大本”。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臭名昭著的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也是个孔孟之道的忠实卫士。他把孔老二捧为“救度全人类的大圣人”,说孔老二的“有教无类”,是“很震动社会的一个革命学说”。他在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蓬勃发展的时刻,开出一大堆儒家学派的书目,要青年钻到故纸堆里去,不要过问政治。鲁迅曾经气愤地质问:帝国主义很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而中国竟也有一些人,自己甘当大古董还不够,并且要率领了少年、赤子,共成一个大古董,“则真不知是生着怎样的心肝”!
这些人究竟生着怎样的心肝?说穿了,无非是妄想把中国双手奉送给帝国主义,自己捧着孔老二的牌位,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从帝国主义主子那里,分得一杯劳动人民的膏血。
一方面尊孔,一方面崇洋;一方面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帮凶奴才。这反映了我国走到末路的地主阶级和软弱无能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腐朽、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力量抵挡不住帝国主义的洋枪大炮,帝国主义对于他们的反动统治地位又没有多大危害,他们也就投到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甘心当个“二主子”。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从来就是靠买办起家、为帝国主义服务、受帝国主义豢养的阶级。他们同帝国主义相依为命,同封建势力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们甘愿充当帝国主义的帮凶和奴才,同封建势力结成反革命的联盟。至于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有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但是,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异常软弱,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他们就不可能也不愿意彻底地反帝反封建。当着人民的革命斗争触及他们的根本利益的时候,他们也会跟在大资产阶级后面,投向帝国主义的怀抱,成为反革命的助手。清朝末期的反动统治者有一句话,叫做“宁赠友邦,勿予家奴”,赤裸裸地道出了他们的卖国嘴脸。这句话后来一直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奉做金科玉律,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都是这样做的。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地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反动利益,决定了他们在思想文化上必然是尊孔、崇洋,必然要宣扬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尊孔读经的封建复古思想。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是地主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他们狂热地尊孔、崇洋,同样是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需要。从陈独秀、王明到彭德怀、刘少奇,没有一个不是如此。叛徒、卖国贼林彪变本加厉,他一方面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核保护伞”,妄想在新沙皇的支持下,爬上“儿皇帝”的宝座;一方面毕恭毕敬地拜倒在孔老二脚下,拾起一面“克己复礼”的破旗,妄想借着孔孟之道这个反动思想武器来实现反革命复辟。他既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帮凶和奴才,又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忠实信徒。
在批林批孔斗争中,重新学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我们进一步懂得了孔老二同帝国主义奴才之间的密切关系;也进一步懂得了,当前的批林批孔斗争,对于彻底破除旧思想、旧文化,发展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有着多么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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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机器厂党委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掌握斗争武器,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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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与“斗”
北京永定机械厂 杨俊青
孔丘的门徒宣扬“礼之用,和为贵”。叛徒、卖国贼林彪叫嚷:“两斗皆仇,两和皆友”。
孔老二之流所以强调“礼”的应用,强调“和为贵”,因为当时正是一个奴隶制分崩离析,天下大乱的局面。他们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妄图用这个“和”字,来调整奴隶主阶级内部的相互关系,遏止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斗争,尤其是要瓦解奴隶们的起义和反抗。这种“和”,“贵”在哪里呢?揭穿了说,就是让正在崩溃的奴隶制稳定下来。
林彪在一九六○年叫嚷“两斗皆仇,两和皆友”。当时,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同帝、修、反掀起的反华逆流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林彪的叫嚷是直接反对这一斗争的。“两斗皆仇,两和皆友”中的“两”字:一方是指帝、修、反,一方是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林彪认为两方一斗就互相成了仇敌,一和就可以互相成为朋友。这完全是阶级调和论的胡言乱语。苏修叛徒集团要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仇,帝、修、反要与世界革命人民为仇,与伟大的中国人民为仇,这是由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怎么能“和”呢?要他们“和”到我们这边来吗?他们时刻盯着中国这块“肥肉”,正在千方百计地想吃掉我们,决不能“和”。要我们“和”到他们那边去吗?那就等于投降。因此,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只有进行坚决的斗争。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林彪“两和皆友”的哲学就是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汉奸哲学。他想爬到新沙皇“核保护伞”下当儿皇帝,所以起劲地推行叛徒哲学,投靠苏修,结果落得死无葬身之地。
毛主席指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过去,我们在毛主席和党的领导下,斗翻了三座大山,斗倒了蒋介石,斗出了一个新中国。解放后,我们斗垮了资产阶级右派,斗垮了帝、修、反的猖狂进攻,斗掉了以刘少奇和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中国之所以有今天,是斗出来的。今后,我们还要斗下去,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帝、修、反斗,斗出一个共产主义新世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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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蒸汽机到火车头的联想
——谈正确对待新生事物
上海市川沙县黄楼公社 徐国芬
俄国十月革命后,在谈到怎样看待当时无产阶级政权的不完善这个问题时,伟大的导师列宁曾经风趣地举了一个例子:“据说,最先发明的那架蒸汽机也是不好的,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开动过。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已经有了这种发明。纵然头一架蒸汽机从外形来看是不适用的,可是现在却有了火车头。”列宁在这里用蒸汽机这个比喻,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必须正确看待新生事物。
类似蒸汽机和火车头这样的事情,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是数不胜数的。汽车刚发明时,还跑不过马拉车;飞机刚诞生时,也飞行不了多少公里。可是现在,不仅蒸汽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比蒸汽机更先进的动力机械也不断出现。新事物终究代替了旧事物,这就是历史作出的答案。
当然,新事物要战胜和代替旧事物,需要有一个过程。这既是旧事物走向死亡的过程,也是新事物逐步完善的过程。马克思说:“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鲁迅说,新事物的幼稚倒是它的希望所在。我们应该从幼稚中看到希望,从不完善中看到强大生命力,这样才能把新事物的幼稚、不完善与旧事物的腐烂、死亡区别开来,满腔热情地扶植新事物的成长。
新生事物在开头往往是不完善的,幼稚的,但它代表着事物的发展方向,随着客观事物的运动发展,逐步成熟,逐步完善。蒸汽机问世时,不完善的地方很多,外形又笨又大,但是,即使是最粗糙的蒸汽机,与手推磨相比,也已经是一种新的质变,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力。经过不断实践,蒸汽机不是逐步完善了吗?以后,热效率更高的内燃机和其它动力机又逐步取代了蒸汽机。事物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辩证法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新生事物不可战胜,腐朽的旧事物必然死亡,这就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这条规律对自然界是适用的,对人类社会当然也是适用的。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就因为它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因为它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伟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量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涌现,就是它的强大生命力的生动表现。这些新生事物,当然开头也免不了幼稚和不完善。拿我们农村的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来说,开始不是有人说“后生手艺老郎中,赤脚医生看不了大病”吗?经过多年实践,不少赤脚医生已经能看大病了,合作医疗也在斗争中不断巩固和发展起来。赤脚医生、合作医疗所以能巩固、能发展,就因为它是符合广大贫下中农的利益,是代表社会主义方向的。推而广之,教育领域、文艺领域以及其它上层建筑领域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不也正是社会矛盾运动向更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然表现与结果吗?
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不经过艰难曲折,不突破重重阻力,新生事物是不可能茁壮成长的。在阶级社会中,一切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及其代表人物,都是新生事物的死对头。从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言人孔老二到叛徒、卖国贼林彪,没有一个例外。晋国“铸刑鼎”,孔丘就大加攻击,恶毒咒骂晋国必将因此而灭亡。林彪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走“五·七”道路这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孔老二、林彪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他们都要复辟旧制度,妄图开历史倒车。今天,我们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就要深入批林批孔,肃清他们的反动思想的恶劣影响。当然,在我们革命队伍中,也有些同志,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往往看不到社会主义新事物的生命力,存在着恋旧的思想。这些有恋旧思想的同志,同全盘否定革命新生事物的孔老二、林彪之流有根本的区别,但是前者却很容易为后者利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几次重大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不都说明了这一点吗?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的。
无产阶级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及其历史地位,决定了它坚决支持和扶植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都要在当前批林批孔运动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做革命新生事物的促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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