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林彪咒骂王安石的用心何在
江天
产生在南宋时期的话本《拗相公》，是一篇站在宋朝地主阶级顽固派立场反对“新法”、攻击王安石的文学作品。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也搬用这篇话本的语言，恶毒咒骂王安石是“拗相公”。林彪这个政治骗子，为什么对这篇话本发生兴趣，并直接用它的话来咒骂王安石呢？只要我们对话本《拗相公》稍加剖析，就不难看出林彪咒骂王安石的险恶用心。
话本《拗相公》不过八千多字，却是通篇毒汁四溅，内容十分反动，语言极其恶毒，手法无比卑劣。它描写王安石梦见在阴司受罪的儿子劝他“及早回头”，不要再行“新法”，于是告病辞官，退居金陵。他在从开封去金陵的路上，看见茶坊、道院、村家、邮亭以至茅厕，到处都有指斥“新法”的题诗；无论是镇市或农村，都因“新法”而荒凉残败不堪。到了金陵后不久，他就在愧悔交加中病死。
话本的这些描写，都是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无耻诬蔑和恶意中伤。
我们知道，王安石是北宋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比较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他崇尚法家思想，提倡“新学”；主张变革旧制，推行“新法”。尽管他的变法主张不曾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但是，以司马光为首的代表大地主大官僚利益的顽固派，仍然对他极端仇视。围绕着王安石变法而展开的斗争，实际上是封建社会中不断进行着的一场儒法斗争。尊法反儒和尊儒反法，反映了前进和倒退、革新和保守两种社会势力的不同思想政治倾向。司马光这些顽固派正是以捍卫孔孟道统为己任，把王安石的“新学”、“新法”视作异端，竭力反对。他们不择手段地从政治上阻挠、破坏“新法”的推行，并且利用舆论工具包括诗文小说等文艺形式来丑化、诋毁王安石和“新法”。宋朝地主阶级顽固派邵雍的儿子邵伯温，在南宋初年，就假托苏洵的名义，装扮成预言家的模样，写了一篇《辨奸论》，对王安石极尽诽谤攻击之能事。顽固派的党徒还以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里伪造的材料作基础，采用当时民间通俗文艺“说话”（讲故事）的形式，创作了话本《拗相公》，发泄他们对王安石变法的切齿痛恨。
这篇话本一开始就攻击王安石提出的“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变法理论，说王安石“自以为是，复倡为‘三不足’之说”。因为“三不足之说”是直接同孔老二鼓吹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相对立的，所以最使信奉孔孟之道的顽固派深恶痛绝。又因为“三不足之说”体现了王安石突破复古守旧传统的反潮流精神，表明了王安石实行变法的坚定决心，所以顽固派就抓住这点对王安石肆意谩骂，说什么“因他性子执拗，主意一定，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可以看出，所谓“拗相公”，就是攻击王安石不妥协地反对守旧，主张变革的精神。当“新法”大张旗鼓地推行的时候，顽固派司马光曾写信给王安石，杂引儒家经传及汉唐遗文，非难“新法”，力图扼杀这一次革新运动，并诬蔑王安石不肯放弃“新法”是“拒谏”。“拒谏”，也就是《拗相公》这篇话本所说的“专一任性执拗”。王安石在给司马光的简短的回信中，作了坚决有力的驳斥：“辟邪说（批判保守思想），难壬人（打击顽固派），不为拒谏！”而且，王安石在指责“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的同时，还斩钉截铁地重申变法的决心：“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这样，王安石自然就被顽固派的儒家之徒看成“性子执拗”的离经叛道分子，话本《拗相公》的作者也便声嘶力竭地叫喊“最恨邪言
‘三不足’”。在话本里，“倡为‘三不足’之说”、主张变法的王安石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受到百般的诬蔑，而把孔孟之道作为“祖宗制度”的护法神、反对变法的顽固派如韩琦、司马光、苏轼等人则被奉为“贤士君子”，予以颂扬。话本《拗相公》可说是宋人文学作品中一篇尊儒反法的代表作。
话本《拗相公》为了否定“新法”，还把“新法”本身歪曲得一塌糊涂，说它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话本里描写城镇“市井萧条，店房稀少”，农家身上“衣衫褴褛”、住处“草舍泥墙”。话本作者用诸如此类的描写来表现“新法”造成的“伤财害民”的后果。话本作了这样的对比：现在，“四野逃亡空白屋”，“尽为新法误苍生”；过去，“祖宗制度至详明，百载余黎乐太平”。一句话，“如今不比当初”。一切反动腐朽势力总是守旧复古，企图开历史倒车，又总是把自己装扮成关心民生疾苦的样子，冒充人民群众的代言人。他们打出“为民请命”的幌子，实际上是为了保存、恢复旧制度，维持自己的统治。孔老二要复辟西周奴隶制，不是挂着“为民”的招牌叫喊“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吗？宋朝地主阶级顽固派反对“新法”，象郑侠画《流民图》、苏轼写《吴中田妇叹》一类的诗，也都借口不忍百姓受苦，其实是不准改变“祖宗制度”，禁止侵夺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话本《拗相公》当然不例外。它把“民不聊生”作为攻击“新法”的依据。它说什么“民间怨声载道”，拆穿来看就是顽固派怒气冲天。话本中那个乡下老叟开口“祖宗法度”，闭口“司马光……诸君子”，哪里象个农民，明明是换上农家衣服的地主阶级顽固派。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追随宋朝地主阶级顽固派，不仅对《辨奸论》赞赏不已，而且鹦鹉学舌地操着顽固派的同一腔调，恶毒咒骂王安石是“拗相公”。这说明他同司马光之流一样，代表着妄图阻挡历史前进的黑暗腐朽的反动政治势力，是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更为恶毒的是，林彪用含沙射影的方式，借咒骂王安石来咒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中国人民。林彪诬蔑大跃进“过分”，诬蔑我们的反修斗争“做绝了”。我们从他对王安石的咒骂中，分明听到了他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我们党，对我国革命人民刻骨仇恨的心声，听到了他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梦呓。林彪所攻击的“拗”，就是攻击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对帝、修、反的斗争。林彪的攻击，说明我们坚持得对。我们就是要坚持同帝、修、反斗，坚持同地、富、反、坏、右斗，坚持同错误路线斗。我们就是要坚持革命，坚持前进。
解放以后，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热气腾腾、蒸蒸日上，革命新生事物有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断强大，人民生活不断提高。可是，林彪一伙却叫嚷什么“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啦，“生活水平下降”啦，“缺吃少穿”啦，等等。请看，林彪反党集团的狂吠，跟话本《拗相公》里的叫嚣，何其相似。林彪还同样摆出“为民请命”的姿态，摇晃着从地主资产阶级的垃圾堆里拣来的“民富国强”的破旗，要把那些被我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亲手打倒的地、富、反、坏、右“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统统请出来，奉为“座上宾”。林彪借咒骂王安石来咒骂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拗相公》的作者咒骂王安石，是要竭力维护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反对“新法”，以便保持大地主大官僚的既得权益。林彪咒骂王安石，是要拿儒家学说作为反动思想武器，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恢复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林彪妄图把新中国拉回到黑暗痛苦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去，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林彪与《拗相公》的作者不仅思想上一脉相承，而且手法上如出一辙。他们所攻击的内容，都是别有用心的向壁虚构。《拗相公》装着替人民说话，描绘“新法”的所谓“祸害”。实际上“新法”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宋神宗熙宁时期（公元1068—1077年）的变法，带来了元丰时期（公元1078—1085年）社会财富的增加。当王安石推行“新法”之际，吴孝宗曾著《巷议》十卷，“言闾巷之间皆议新法之善”。还有李定曾“据实以言”，说“新法”推行的结果是“民便之，无不喜者”。当然，王安石推行“新法”，最终还是为了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但是，“新法”限制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权益，有利于并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话本《拗相公》描写“新法”造成城市乡村处处经济凋敝，是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拗相公》取材于《邵氏闻见录》等顽固派攻击王安石的笔记杂录，而这类笔记杂录，本来就是谤书。正如清人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所指出的，“皆阴挟翰墨以餍其忿好之私者为之”。反革命两面派林彪不仅把《辨奸论》、《拗相公》等顽固派的“杰作”奉为至宝，而且把顽固派那种卑鄙无耻的造谣手段也接过来如法炮制。他们一伙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种种污蔑，都是捏造出来的。顽固派总有这么一个特点：制造谎言。因为真理不在他们手里，他们就只好乞灵于造谣诬蔑。
但是，一切反动腐朽的势力，不管他们采取何种手段来进行复辟的反革命活动，都无法挽救自己的灭亡。谎言到底改变不了客观实际，咒骂更是阻挡不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孔老二完蛋了，历代顽固派一个个倒台了，林彪这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跳梁小丑，也落得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的可耻下场。
第3版()
专栏：
林彪与董仲舒
董健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疯狂地反对人们读马列的书，胡说什么马列主义“离我们太远”，已经“过时”了。在林彪看来，“近”的是什么，“行时”的又是什么？他卧室里挂起孔孟之道的黑话，抬头就可以领教“儒家的原理”，又“用其内容”，搞反革命复辟，多么“近”！多么“行时”！那个“高举孔孟之道”的董仲舒，虽然已经死了两千余年，也“近”得很，“行时”得很。不信，且看林彪是如何摇唇鼓舌，煞有介事地向人们举荐这位“古贤”的：“汉朝废百家，独尊儒术，有个董仲舒，我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大学阀，俨然成了林彪顶礼膜拜的偶象。
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唯恐人们不理解他们这些“天马”吹捧董仲舒的“猛志”何在，有一段“说破英雄”的告白：林彪“号召我们做个革命的董仲舒”，“要想永远统一天下，就要有一种能统一人民的思想。这种思想只能是一种思想，那就是孔孟之道……由于他高举了孔孟之道，所以很快被人民接受了，一直传了几千年。”这就是说，他们要象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那样，“罢”其所反对的，“尊”其所崇奉的，用“一种思想”来“统一人民的思想”。
“罢”什么？“尊”什么？“统一”到哪里去？
思想舆论的统一，从来就有两种。一种是革命的，进步的；一种是反动的，倒退的。秦始皇为了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尊法反儒，搞了个“焚书坑儒”，狠狠地打击了那一股颂古非今、造谣惑众的奴隶主复辟势力，以统一思想，统一舆论。这种统一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是革命的，进步的。然而秦始皇的这种统一，却遭到了历代反动派的攻击。从董仲舒排下来，在一长串尊儒反法、攻击秦始皇的牛鬼蛇神的行列里，林彪也数得上是一员卖力的干将。他们攻击秦始皇的统一，因为他们所主张的是另外一种统一。
让我们看看董仲舒“统一思想”的“大业”吧：封建地主阶级取得了政权以后，它的历史地位逐步发生变化。它不再要求变革，而是要求封建剥削制度永恒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孔老二顽固维护奴隶制的那一套，就正对上了封建统治者的口味。董仲舒看出了这一点，他懂得，先秦的孔孟之道，只要稍加改造，就可以用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因此，他建议禁止其他学派的活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对汉武帝说：如果不用孔孟之道来“统一人民的思想”，那些不讲“仁义道德”的“顽民”就会起来找你的麻烦，你的天下就象“朽木粪墙”一般不好维持了。显然，董仲舒的统一，是对秦始皇统一的反动，是统一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那个“道”——“三纲五常”，是反革命的统一。
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是多么希望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丑剧重演啊！在林彪一伙的心目中，要“罢黜”什么，“独尊”什么，是很清楚的。说穿了，他们要“罢黜”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独尊”的是孔孟之道和修正主义；要“罢黜”的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要“独尊”的是他们反党集团的“绝对权威”；要“罢黜”的是无产阶级夺得的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要“独尊”的是他们反革命复辟的“终身大事”。他们以为这一“罢”一“尊”，“统一”了“人民的思想”，他们就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搞他们的“王霸”之业了。真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董仲舒家乡的“董子庙”，香火延续了两千多年，但他的反动思想从来也没有“被人民接受”，封建地主阶级也没有能够“永远统一天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的急风暴雨，熄灭了“董子庙”的香火，也把“董子象”化成了烂泥巴。林彪比董仲舒短命。他没有能够“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重续“董子庙”的香火，就“大事”未成尸骨碎，“天马”沉沙一场空，自己也“灭”了“绝”了！
第3版()
专栏：
孔孟之道是吃人之道
——读鲁迅的小说《祝福》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 仲洪霞
鲁迅是深刻批判孔家店的伟大战士。他写于一九二四年的小说《祝福》，是对孔孟之道的一份强烈的控诉书。《祝福》的主人公祥林嫂，就是被孔孟之道支撑起来的旧礼教旧制度活活吞吃的。资产阶级阴谋家、卖国贼林彪，挥舞着孔老二“克己复礼”的破旗，叫嚷封建的“忠孝节义”可以“用其内容”，妄图全盘继承这套最残酷最虚伪的封建道德，把它重新套在中国人民头上。这就是要倒转历史的车轮，把劳动人民特别是广大妇女重新推入苦难的深渊。今天，重读鲁迅的小说《祝福》，对于我们认清孔孟之道的吃人本质，认清林彪搞反革命复辟的反动目的，很有现实意义。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村，象祥林嫂这样的劳动妇女，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被剥夺得一无所有，就连她自身还得从属于夫家——不管丈夫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以致丧失了在社会上独立劳动和生活的起码权利。正如毛主席曾经深刻地指出的：“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祝福》展示了这四条绳索织成的罗网怎样笼罩着祥林嫂，使她的一生充满着不幸和灾难。小说特别着重表现了作为四权的思想基础的儒家道德对劳动妇女精神上的压迫和残害，深刻地揭示出它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孔老二的信徒曾直截了当地声称：“妇者，服也”，这就是强使妇女服从于封建宗法社会的种种权力。祥林嫂的一生，就是这样被封建势力强行安排的。起初，封建的强迫婚姻使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小十岁的男子。丈夫死后，又是封建的宗法制度给了她婆婆以虐待和买卖她的权力。祥林嫂不得已逃到鲁镇来做工，封建的卫道士鲁四老爷“讨厌她是一个寡妇”，只是看中她勤快有力可供役使才勉强收留了她。不多久，她的婆家逼她再嫁到深山里，贫困和疾病又夺走了她的第二个丈夫。这时，又是封建的宗法制度给了她的大伯以“收屋”和赶走她的权力。祥林嫂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已再次到鲁镇来做工。这一切，本来都是封建势力残酷迫害的结果，而封建道德和礼教的代言人鲁四老爷却反而宣判祥林嫂有罪。他污蔑祥林嫂“败坏风俗”、“不干不净”，祭祀时不许祥林嫂沾手。封建的道德、礼教究竟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在这里可以看得多么清楚！
小说进一步揭露了封建的神权怎样强化了封建统治，揭露了封建迷信怎样同封建道德结合在一起，给被压迫者以巨大的精神压力。祥林嫂的再嫁被认为是“落了一件大罪名”，将来到了阴司里“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那两个死鬼的男人”。她不仅生前被宣判有罪，死后还要受罪，这对于身心已经受了重伤的祥林嫂是更为沉重的一击。祥林嫂背负着这种精神上的重压，依着别人的主意，将一年辛勤操劳所得，给土地庙捐了一条门槛作“替身”。然而到了冬至祭祖时节，祥林嫂正要伸手去碰祭品，主人慌忙大喝一声：“你放着吧”，依然宣布她有罪。封建迷信就是这样同封建道德结合在一起，残酷地愚弄和虐杀被压迫者。所谓阴司的统治者本来就是人间统治者的化身，因此“阎罗大王”对于所谓“不贞不节”的妇女的惩罚，实际上就是封建阶级和他们的道德说教者对广大妇女实行的残酷迫害。这里也说明了孔孟之道作为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已经渗透到宗教、道德等各个领域，无孔不入了。《祝福》对这种野蛮残酷的节烈观进行了血泪控诉。
《祝福》还通过祥林嫂的悲惨遭遇愤怒地撕毁了“仁者爱人”的假面具。从孔老二起到他的当代信徒林彪，无不把“仁政”、“王道”、“爱人”等动听的调头挂在嘴边，欺世惑众。小说里那个鲁四老爷正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他的书房里不是摆着儒家经典，挂着“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对联吗？不是有人当面奉承鲁四老爷“府上是向来宽洪大量”的吗？然而当祥林嫂的精神、身体倍受摧残，最后丧失了劳动能力之后，鲁家就把她一脚踢出门外，一任孤苦无靠的祥林嫂沿街乞讨，冻饿而死。他们对于祥林嫂“仁”在那里？“爱”在那里？封建的“仁义道德”就是吃人，在《祝福》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小说还有力地批判了唯心主义的天命观。从孔老二到林彪都用“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谎言来愚弄人民，销蚀人民的反抗意志。小说中鲁四老爷在祥林嫂死后恶狠狠地骂她为“谬种”，就是把祥林嫂的死归结为命中注定。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并不是一个听天由命的奴隶，她并不心甘情愿地任凭封建势力摆布自己的命运。她逃跑过，甚至“一头撞在香案角上”以死来抵抗。当别人嘲讽她脸上的伤疤时，她“总是瞪着眼睛，不说一句话，后来连头也不回”，表示她的抗议。最后，当她受了封建道德和迷信的欺骗，捐了门槛而仍旧不能“赎罪”的时候，神鬼的偶象在祥林嫂心目中发生了动摇，以至于她在临死前提出了究竟有没有魂灵和地狱这样重大的问题。这就说明了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最终会使被压迫者警醒起来、觉悟起来。而一切“天命”、“鬼神”的谎言到头来也将统统破产。
《祝福》发表到现在整整半个世纪了，小说中展现的情景，却仍旧能够激发我们对于旧社会、对于吃人的孔孟之道的巨大憎恨和义愤。鲁迅的这篇小说启示我们：要改变祥林嫂的命运，只有彻底推翻吃人的旧制度，彻底批判孔家店，砸烂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
今天，广大劳动妇女在党的领导下，政治、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毒害劳动人民两千多年的孔孟之道仍然阴魂不散。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林彪之流出于反革命的需要，公然继承封建糟粕，鼓吹孔孟之道。他们的罪恶阴谋一旦得逞，千万个祥林嫂就要重新受到鲁四老爷之流的压迫和残害。当前正在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一场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反复辟、反倒退，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斗争。我们工农兵学员一定要学习鲁迅的伟大榜样，作批林批孔的闯将，把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