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批判反革命复辟的理论纲领
——孔丘的“生而知之”说和林彪的“天才论”是什么货色
雷英魁
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哲学“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在阶级社会里，任何哲学都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反映，都是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从认识论来说，唯物论的反映论总是代表革命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是为他们的政治服务的，是他们进行革命斗争的武器。而唯心论的先验论总是代表反动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是为他们的政治服务的，是他们进行反革命斗争的工具。孔丘的“生而知之”说和林彪的“天才论”也是这样。
孔丘所处的春秋晚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奴隶们不断地暴动，新兴地主阶级崛起，新的封建制取代旧的奴隶制，已经成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腐朽的奴隶主阶级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进行垂死挣扎和疯狂反扑，妄图挽救“日薄西山”的奴隶制度。守旧和革新，复辟和反复辟，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中心。孔丘这个顽固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思想家，适应奴隶主阶级的复辟需要，抛出了“生而知之”说这个反动的理论纲领，为他“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大变革的时代。亿万人民在毛主席和党的领导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用社会主义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还是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继续革命还是复辟倒退，是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顽固地站在已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国际上帝、修、反的反动立场上，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需要，抛出了“天才论”，作为反党的理论纲领，为他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为反革命复辟大造舆论。
（一）
“生而知之”说和“天才论”是什么货色呢？
首先，是在知识和才能的来源上进行诡辩。孔丘说什么“生而知之者，上也”，就是说，所谓的“圣贤”们（奴隶主的头子们）是上等人。他们从娘肚里一生下来就什么都知道。孔丘的忠实徒孙孟轲则进一步发挥说，反动统治阶级的头子具有“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是“先知先觉”的“圣人”。林彪继承孔孟的衣钵，竭力宣扬个人的“天资”、“天分”、“天赋”，说什么“我认为人有两方面：一方面有天生的问题，一方面有教育的问题。人才，人的智慧和能力，这是两方面的结合。”
难道人世间真有象孔孟和林彪所说的先天造成的“天才”吗？这只是他们别有用心的虚构。列宁明确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毛主席也深刻指出：“认识开始于经验”，“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一切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宣扬什么宇宙间有超脱人世、主宰人类的上帝神仙，或者有什么独立于物质世界之外的绝对精神，给了人们以认识、智慧和才能，都不过是反动阶级的欺人之谈。“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人类大脑这个高度完善、高度组织起来的物质，也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作为长期社会劳动产物的大脑，它只是思维的器官，思想的加工厂，本身并不能带来任何的知识和才能。无论什么伟大人物和英雄豪杰，其知识、才能也都是由后天的实践和学习得来的。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不是也谈到过天才吗？是谈过。但这同孔丘、林彪之流所说的“天才”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天才，无非是聪明一点，而这种聪明只有来自实践，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而且天才不是靠一个人或几个人，天才是靠党，靠群众路线和集体智慧。离开实践，离开群众的所谓“天才”，是根本不存在的。孔丘和林彪宣扬什么“生而知之”的“天才论”，颠倒了思维和存在，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否认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客观真理，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欺骗。
孔丘和林彪挖空心思企图证明才能是先天造成的谬论。孔丘把人分为若干等级，说最上等的“圣贤”们是“生而知之”，高不可攀；而最下等的老百姓是“困而不学”，愚蠢得要命。林彪则说什么他的“脑筋不是普通农民的脑筋，也不是普通工人的脑筋”，他的思想与工人农民的思想有“天壤之别”，其原因是由于他的“脑袋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而这是“爹妈给的”。一句话，上帝决定了人们的智力有万里之差，才能有天渊之别。这纯属唯心主义的胡说八道。
我们认为，劳动人民是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的主体。如果没有劳动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丰富经验，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不可能的。“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拿孔丘同时代的奴隶起义英雄跖来说，身份可谓“卑贱”了，但他切身感到并深刻认识到奴隶制的反动性，英勇地领导奴隶们奋起造反，这完全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实际上跖是最聪明的，成了“名声若日月”的杰出人物。而所谓“高贵者”的孔丘，由于站在行将灭亡的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上，鄙视、仇视劳动人民和新兴势力，因此他的那一套政治思想，完全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当时劳动人民就嘲笑他是一个明知不可而硬要干的家伙。可见孔丘实际上是最愚蠢的。拿今天的情况来说，广大工农兵群众，身处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深刻体会并认识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明正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光辉奇迹。正象毛主席所说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而林彪这个政治骗子则是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他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结果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这个反动透顶的家伙是最愚蠢的。
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过：“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这就有力地驳斥了人们在智力上的差别是天生的并无限夸大这个差别的谬论。既然社会实践是人们认识的唯一源泉，既然人的大脑及其认识能力都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那怎么能说人们在智力上的差别是先天造成的呢？只是由于社会分工不同，社会实践条件不同，才导致人们在智力和才能上的差别。特别应该看到的是，在反动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劳动人民发挥才能的机会是受到很大限制的。正象列宁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压抑了、扼杀了、蹂躏了工人和劳动农民中的大批天才。这些天才在穷困和屈辱的压迫之下毁灭了”。
孔丘和林彪还宣扬人们在智力上的“天壤之别”是永远不可改变的。孔丘说什么“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林彪也念叨什么“我的脑袋长得好”，“特别灵”。说他的儿子也处处象他，脑袋也“特别灵”。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不也是永远“不移”了吗？他们编造这种反动的谬论，就是为了实现自己和自己阶级永远统治人民的梦想。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上智”和“下愚”都是压根儿不存在的，还谈什么“不移”呢？至于人们在认识能力上的差别能否改变的问题，也完全在于实践。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在刻苦学习的过程中，人的认识能力低可以转化为高，才能弱可以转化为强，知之较少可以转化为知之较多。在人类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这方面的事例难道还少吗？
（二）
唯心论的先验论必然导致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孔丘和林彪当然也是如此。孔丘叫嚷什么有了“生而知之”的“圣人”和“贤臣”则“天下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才能“有道”。林彪则把阶级斗争的历史歪曲为少数统治者的政变史，还说天才人物“一声号令”，“就把整个事情改变面貌”。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天才”人物（实际上就是说他们自己）简直成了主宰一切、扭转乾坤的“神仙”了，假如没有他们这些“天才”人物，地球就要停止旋转，宇宙就要停止运动。我们说，这只是政治骗子的海外奇谈，反革命丑类的无耻谎言！毛主席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引起生产方式的更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人民群众不仅是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正是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推动着社会前进。在孔丘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推动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决定力量，正是奴隶阶级的英勇斗争。在当代，正是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洪流，冲垮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继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千真万确的伟大真理。
当然，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英雄人物，特别是无产阶级领袖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但这种英雄人物同林彪所鼓吹的“英雄人物”（即他们自己那样的反动派的头子）是根本不同的。我们所说的英雄人物，是历史和时代创造出来的，他们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他们的所作所为符合当时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对于推动历史前进有伟大的贡献。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同历史上其他英雄豪杰有原则区别，在历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也是以往任何英雄人物不可比拟的。因为他们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的杰出代表，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能最好地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深刻总结人民群众的斗争经验，得到人民群众最衷心的拥护和爱戴。因为他们精通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洞察历史发展规律，正确指导革命斗争，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创造历史的作用，使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林彪一伙在“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遭到批判和破产后，又抛出什么“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谬论，这仍然是把英雄看成是置身于群众之外、凌驾于群众之上的人物。“奴隶”二字是挂上的，是从属于“英雄”的。这不过是为了掩盖“英雄史观”的反动实质，是在“共同创造”的幌子下继续鼓吹“英雄史观”，是欺骗群众的一个新花招。
为了贩卖反动的“英雄史观”，孔孟和林彪还故弄玄虚地叫嚷天才人物很难出现。孔丘说什么“才难”哪，孟轲说什么“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即在反动统治者中间每隔五百年才能出现一个“英明”的帝王。林彪学着孔孟的腔调，叫喊什么天才人物“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在他们看来，天才人物不仅难得，而且这些人的出现也是由上帝和神仙定期安排的。请看，不仅二千多年前的孔孟，连现代社会的林彪，为了实现反革命复辟阴谋，也不惜求助于荒诞可笑的神秘主义和宿命论了。
（三）
孔丘和林彪，前后相隔两千几百年，为什么都对“天才”问题如此感兴趣，如此絮絮叨叨、吵吵嚷嚷呢？难道是一种特殊的癖好吗？当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指出，宣传唯心主义“天才论”的人，就是要“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一言以蔽之，即应崇拜天才”，“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孔丘和林彪正是这样。孔丘一方面叫嚷文武周公这些奴隶主的头子是“生而知之”的“圣人”、“天才”，企图以此证明周公制作的“礼乐”，即奴隶社会的典章制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西周的奴隶社会的政治制度是“最美好”的，奴隶主的统治是“合理”的，“永恒”的。因此，奴隶们的“犯上作乱”，新兴地主阶级的僭礼行为，都是大逆不道。他们只有老老实实拜倒在“圣人”周公的脚下，而决不能触动奴隶主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另一方面，孔丘又标榜自己是“天生德于予”的“圣人”、“天才”，他的弟子们也拚命吹捧什么“是上天让夫子成为圣人，而且使他多才多艺”，“夫子如同青天，你用梯子也攀不上去呀！”等等。其目的就是要人们崇拜孔老二，相信他的反革命复辟的政治路线是合乎“天理”的，应该让他升官掌权，爬上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宝座”，任其复辟奴隶制度。林彪表面上假惺惺地称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是“天才”，假惺惺地叫嚷“大树特树”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绝对权威”，实际上却是拚命标榜他林家父子是“伟大”的“天才”、“超天才”，是树他们自己的“绝对权威”。林彪自比“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则无耻吹捧林彪是什么“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千年愚”，还诬蔑我们现在的社会是“漫漫长夜”，全靠林彪这个“灯”来“导人类”，否则人类就要永远愚昧。他这样吹捧的反动目的，不过是要人们都来崇拜林彪，进而相信他炮制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绝对正确”的，相信他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法西斯专政，当苏修的儿皇帝是“绝对合理”的。但同孔丘比较起来，林彪毕竟有不同的地方。由于马列主义日益深入人心，由于无产阶级伟大领袖有崇高威望，林彪不得不采取比孔老二更荫蔽、更狡猾的手法，不得不把“天才论”披上马列主义的外衣，装出拥护无产阶级领袖的样子。
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无论怎样狡猾，在本质上总是愚蠢的。孔老二的“生而知之”说也罢，林彪的“天才论”也罢，都骗不了新兴阶级和广大群众。他们越是声嘶力竭地宣扬反革命复辟的理论纲领，越是在革命人民面前暴露出他们的反动的阶级本性。凡是拣起这些历史垃圾堆里的破烂侮辱或欺骗人民群众，维护和复辟剥削制度的人，都必然要被人民群众抛弃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辽宁大学学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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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与阴谋
——批判林彪与孔丘的反动处世哲学
秦文平
孔丘向人们说教：“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卫灵公》）就是说：“小事上不能忍耐，就会坏了大事。”什么是他的“大事”呢？当然是“复礼”。为了“复礼”，他虚伪地宣扬“克己”。林彪也搞这一套，说什么：“忍耐，大度的科学根据”。他在自己的卧室里写上条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他向死党口授做人的诀窍：“韬讳（晦）”。意即把锋芒收敛起来，把踪迹隐藏起来，就是把自己的反革命面目荫蔽起来。
生活在社会主义事业正在胜利前进的伟大的国家里，林彪为什么要把“忍耐”作为他的处世哲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反革命分子胡风的话对我们很有启发。胡风面临无产阶级专政，象“小媳妇一样，经常的怕挨打”，觉得“咳一声都有人录音”，于是说要“在忍受中求得重生”。林彪跟胡风在心情和语言上是如此相似，可见他们这一伙是与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水火不相容的反革命分子！
说起“忍耐”，林彪的功夫不可谓不深。你看：他明明十分仇视毛泽东思想，却“忍耐”着，语录不离手；明明要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却“忍耐”着，万岁不离口；明明要背后下毒手，却“忍耐”着，当面说好话；明明要迫不及待篡党篡权，却“忍耐”着，声称随时准备“让贤”。一副多么温和慈善的面孔！一种何等谦虚恭谨的腔调！然而，这都不过是孔丘那样的“巧伪人”的“忍耐”而已。
“忍耐”是手段，复辟才是目的。孔丘说：“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易·系辞下》）就是说：尺蠖（音获）这类昆虫弯曲它的身体，为的是向前伸展。龙蛇的冬眠，为的是保存自身。研究屈伸一类的道理达到入神的境界，为的是应用。用以屈求伸的办法保全自身，为的是发扬“道德”思想（即“复礼”）。而林彪则比他的儒家祖宗还直截了当，他说：“岂可为了一区区小人，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终身大事。”“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一语道破了“天机”！林彪的“忍耐”乃是为了不耽误建立林家世袭王朝的“终身大事”，为了办成在中国复辟法西斯专政的“大事”。
用“忍耐”这个处世哲学去为实现反动的政治阴谋服务，自孔老二发明以来，信奉者、实行者倒也是不乏其人的。孔老二死后，在秦朝出了一个名叫赵高的阴谋家，一时“忍耐”住自己的篡权野心，取宠于秦始皇，免于死罪；又“忍耐”一阵，假传秦始皇遗诏，杀死秦始皇长子扶苏，立少子胡亥为秦二世；接着杀了帮助秦始皇从政的改革家——丞相李斯，自己当了丞相，独揽大权；最后把秦二世也杀了（见《史记·李斯列传、蒙恬列传》）。唐朝玄宗时有个李林甫，他奸诈狡猾，可算是一个“忍耐”、“大度”的典型人物了。他“忍耐”住自己的“腹剑”，而到处施用“口蜜”，篡夺政权，胡作非为。近代中国出了个蒋介石，他“忍耐”住自己的法西斯残暴本性，骗取孙中山的信任，进而夺取大权，把亿万中国人民推入血泊之中。苏联有个赫鲁晓夫，“忍耐”住自己的狼子野心，在斯大林面前伪装“革命”，尔后，篡党篡政，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
古今中外的反动派，包括林彪一类骗子，他们都尊孔反法，信奉“忍耐”的处世哲学，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为了实现他们的反动政治阴谋，他们必然要搞这一套。不过，“忍耐”是一回事，阴谋能否搞成却是另一回事。
反动派的“忍耐”，总不会长久。他们常常是“忍”而不“耐”，一旦自以为时机成熟，便迫不及待地“图穷匕首见”了。赵高、李林甫、蒋介石、赫鲁晓夫统统是这样。林彪更是如此，他和他的死党“忍耐”不住，便大打出手。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进而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他们在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里，歇斯底里地狂叫：“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最后阴谋败露，偷驾飞机，投奔苏修。那里还有什么“忍耐”！
鲁迅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南腔北调集·捣鬼心传》）林彪一伙的“忍耐”，无非是一种捣鬼术，靠这“成大事”的古来无有，现在也不可能有。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孔丘苦心经营了一生，落得象条丧家狗；那位得逞于一时的赵高，落得个满门抄斩的可悲下场；李林甫、蒋介石、赫鲁晓夫，都成了遗臭万年的狗屎堆；而林彪，则在仓皇逃命，投敌叛国的道路上，焚为灰烬。这就是历史给那班企图用“忍耐”这个捣鬼术搞阴谋诡计的人的无情的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