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凡是搞分裂倒退的都没有好下场
——陕西省汉中县建国大队贫下中农围绕“斩韩信”史实研究西汉初期的儒法斗争
西汉初期汉高帝刘邦的“拜将台”，筑在现在的汉中县汉水公社建国大队所在地。在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建国大队的贫下中农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把被历代反动派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最近，他们在“拜将台”遗址前，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围绕刘邦“斩韩信”这一历史事实，研究了西汉初期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下面是一部分同志的发言纪要。
刘邦“拜将”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
庞明亮（回乡知识青年、大队理论小组组长）：
“拜将台”就在我们大队。《史记》上说的汉高帝刘邦筑台拜韩信为大将的故事，在我们这一带流传很广。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拜将台”，是国民党反动派在解放前搜刮民脂民膏扩建起来的。他们在这里题了一首诗，其中有这么两句：“沛公帝业今何在？不及淮阴有将台。”意思是说刘邦连同他建立的西汉王朝早已被人们忘掉了，还不如韩信（淮阴侯）因为这个“拜将台”而留下了名声。很明显，这是对历史的歪曲。这是对法家刘邦的诬蔑和攻击，为搞阴谋、搞分裂的韩信歌功颂德。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西汉时期儒法斗争的历史，对刘邦和韩信等人重新给予评价。刘邦是继秦始皇之后的一个大法家，是我国历史上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代表。他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地主阶级专政，反对奴隶主复辟。刘邦仿效秦朝的做法，推行法家奖励耕战的政策，有力地打击了奴隶主残余势力，扩大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在用人方面，刘邦主张凡是有才能的人，不管什么出身，都按功行赏、量才录用。在农民起义军沉重打击了胡亥、赵高反动统治的基础上，刘邦所推行的这一条法家路线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所以他能够在“楚汉相争”中打败了楚霸王项羽，然后建立了西汉封建王朝。
罗学成（第四生产队社员）：
这个问题说得在理。就拿刘邦当初拜韩信为将这件事来说吧，并不能因此而贬低刘邦，给韩信脸上贴金。这要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具体分析。当初刘邦进入汉中那阵，楚汉相争的对峙局面已经形成，而且是楚强汉弱。但刘邦并没有失去打败项羽、统一中国的坚强信心。他倡导兴修水利，奖励农耕，发展生产，从物质上做好充分准备。他找寻和访查能干的人才，实行“任人唯贤”的正确路线。他的主要谋臣和将领中，不少人出身于贫苦家庭或下层官吏。韩信原先在项羽手下，因为项羽没有重用他，他才“亡楚归汉”，投靠刘邦。当时，刘邦需要一个领兵打仗的大将，经萧何等人的推荐，刘邦便以隆重的礼仪，在这里筑台“拜”韩信为大将军。虽然韩信出身低下，又无名无功，将士对拜他为大将都感到震惊，但刘邦仍然加以重用。当时韩信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出来，而且在刘邦的正确路线领导下，他也确实起了一些积极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因为韩信以后进行分裂的阴谋活动，而非难刘邦当初任用韩信的举动。
王万治（第十二生产队会计）：
当时刘邦亲自拜韩信为大将，目的是在将士中提高韩信的威望，好让他发号施令，指挥战斗，取得胜利。这一做法是从当时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的。据历史记载，韩信的确打了一些胜仗。但是，他打胜仗究竟靠的是什么呢？主要是靠刘邦的正确路线的指导。由于刘邦执行了一条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法家路线，同时军队纪律严明，赏罚分明，这是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和最后消灭项羽的重要原因。另外，韩信在前方打仗，吕雉、萧何等在后方积极筹运粮草，把兵力、财力、物力源源不断地送到前方，为取得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保证。同是一个韩信，为什么在项梁、项羽的领导下并没有什么作为，而在刘邦的领导下就能发挥作用呢？这就充分说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如果韩信离开了刘邦正确路线的指导，那也将是一事无成的。
“斩韩信”是反对复辟、坚持统一的有力措施
张荣英（女民兵）：
刘邦经过楚汉战争，打败了项羽，结束了分裂混乱局面，统一了中国，建立了西汉封建王朝。但是，西汉王朝刚刚建立不久，一场新的斗争又开始了。当时一些旧贵族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相继反叛，妄图颠覆西汉政权。是坚持前进、坚持中央集权，还是搞复辟倒退、搞分裂割据？这是当时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在这场斗争中，刘邦对一系列阴谋分裂的叛乱活动进行了严厉镇压，“斩韩信”就是其中的一次。历史事实证明，韩信是一个野心家，是一个在西汉王朝建立后进行阴谋叛乱、顽固推行儒家分裂路线的代表人物。对于韩信的阴谋分裂活动，刘邦逐渐察觉并引起警惕，便采取措施，一步一步地削弱他的势力。先把他从齐地调走，由齐王迁封为楚王，后来又封为更小的淮阴侯。韩信对此更加不满，便在暗地里加紧活动，多次伺机反汉。最后他又和陈豨秘密勾结，阴谋发动叛乱。他们的罪恶活动被发觉后，刘邦亲自北征，镇压了陈豨的叛乱。与此同时，吕雉和萧何设计擒捉了韩信，在长乐宫中当场斩杀。这一坚决行动，巩固了从秦朝开始建立的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
林纪才（大队团总支副书记）：
刘邦斩韩信，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的尖锐斗争。刘邦采取这一坚决的行动，对坚持统一和巩固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是有利的。“斩韩信”进一步证明刘邦是一个坚持前进、坚持统一的法家。可是千百年来，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和反动儒生一直对刘邦大肆攻击，胡说“斩韩信”是刘邦“陷害忠良”。《史记·淮阴侯列传》上记载的韩信被刘邦逮捕后所说的几句话，什么“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常常被反动阶级用来为韩信鸣冤叫屈。这个是非，应当分辩清楚。其实韩信后来哪里是帮助刘邦破敌国、搞统一的谋臣？他早已成了搞分裂、搞叛乱的叛将了。他是自取灭亡的。历代的反动阶级和孔孟之徒咒骂刘邦，实质是骂他所推行的尊法反儒的政治路线，骂他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分裂割据的政治措施，骂他对韩信等阴谋分子进行镇压的坚决行动。一句话，他们诋毁刘邦，颂扬韩信，目的就是为他们推行分裂、复辟、倒退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历史不容歪曲，刘邦诛灭韩信，坚持统一的功绩是抹煞不了的。毛主席指出：“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不管是野心勃勃的韩信，还是叛徒、卖国贼林彪，他们搞分裂，搞复辟倒退，其结果只能是被历史的车轮轧得粉碎，落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
陈友林（大队治保主任）：
在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既然韩信是一个搞阴谋、搞分裂的反动家伙，那么刘邦当初为什么还要拜他为大将，加以重用呢？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研究这个问题。楚汉相争的初期，刘邦和项羽的力量相差悬殊，但刘邦决心统一全国。由于刘邦执行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当时有政治抱负、有才干的人便大量涌来。这中间也不可避免地混杂了一些不纯分子，韩信就是其中的一个。事物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韩信投奔刘邦的时候，名气不大，也没有什么战功。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他的权势日益增大，几次违反刘邦的法家路线，不顾全局，企图搞分裂。刘邦、萧何等曾经多次加以制止，但他却死不改悔，以至发展到最后妄图发动政变，篡权复辟。韩信的野心和阴谋活动有一个发展和暴露的过程，刘邦对他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刘邦当初拜韩信为大将是正确的行动，后来斩杀韩信也是完全应该的。
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加强革命团结，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张锦秀（公社党委委员）：
毛主席教导我们：“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研究西汉初期这一段儒法斗争的历史，对我们很有教益。西汉初期的儒法斗争实际上是先秦以来儒法斗争的继续。从楚汉相争到刘邦统一全国，经过错综复杂的斗争。平定以韩信等人为代表的复辟势力的叛乱，巩固西汉的封建政权，这当中又经过了多么激烈的斗争！历史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尚且是这样的艰巨复杂；今天，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所进行的是不仅“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且“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要遇到地主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更疯狂的反抗，必然要经过长期、复杂的斗争。因此，我们必须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们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同时，我们还看到，刘邦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所以能够巩固中央集权制度，有效地粉碎复辟势力的反抗，正是因为他们当时坚决执行了一条进步的法家路线。这使我们认识到执行正确路线对巩固革命成果的重要性。今天，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不断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孔孟之道。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确保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李素荣（大队党总支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古为今用”，指导现实的斗争。今天我们在“拜将台”前研究西汉初期儒法斗争的历史，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评论“刘邦斩韩信”这一历史事件，就是要通过对这些历史事件的科学总结，更清楚地认识阶级斗争的规律，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从这一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一切搞复辟、搞倒退的反动派都是没有好下场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刘邦消灭了以项羽为代表的六国旧贵族势力，建立了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这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但是韩信却反其道而行之，疯狂进行分裂活动，最后以失败告终。当时刘邦如果不采取坚决的措施，那么代表反动势力的韩信就会篡权复辟，重新出现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把历史拉向后退。“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对于阶级敌人，你不斗他，他就要斗你。我们必须不断增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加强革命人民的大团结，坚持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粉碎阶级敌人妄图复辟的阴谋，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不断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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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前进防止复辟的重要措施
——读韩非《孤愤》篇
唐山齿轮厂工人理论小组
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的杰出代表。他在总结前辈法家进行社会变革的正反两面经验的基础上，针锋相对地批判孔学，为新兴地主阶级提出了一条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防止奴隶制复辟的思想政治路线。《孤愤》篇，就是阐述法家政治路线，提出建立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关键性措施的一篇重要文章。
韩非的故乡韩国，是战国末期全中国范围内变法与反变法斗争的一面镜子。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贵族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战国初年，韩昭侯曾起用法家申不害为相，实行变法。但由于没有提出强有力的加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措施，变法收效甚微，不久，奴隶主贵族就重新上台。到韩非时，已濒临国势弱小、法度坏废的境地。韩非多次建议韩王推行法家路线，但一直得不到采纳。面对这种局面，韩非痛心疾首，悲愤填膺。这种情绪充满《孤愤》全篇，并点在题上，格外突出。
为什么法家的政治路线在当时的韩国和其他一些诸侯国得不到实施？变法道路上的障碍在哪里？韩非分析阶级斗争的大量事实，懂得了根子就在钻进封建国家机构内部窃据大权的奴隶主贵族。他在《孤愤》篇中，对这班“当涂之人”即当权的儒家，作了透彻的揭露和愤怒的声讨。他们“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大肆扩充私门势力，结成朋党，搜刮民众，侵夺百姓。他们耍尽两面派手段，蒙蔽君主，破坏法治，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他们对“智法之士”即法家人士采取公开镇压和阴谋刺杀的血腥政策，使法家人士“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处境艰险。韩非怒不可遏，痛斥这帮祸国殃民的败类犯下了弥天大罪！
阶级斗争的严酷事实教育了韩非，使他看到，“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就是说，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贵族之间、法家与儒家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韩非正是基于两个阶级尖锐对立的事实，紧紧围绕如何粉碎当权的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问题，在《孤愤》篇中作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
韩非从钻进封建国家机构内部的奴隶主贵族“执柄独断”的事实中认识到，不铲除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君主的大权就会旁落，奴隶主贵族就会凭借窃取的权力，“观时发事，一举而取国家”（《说疑》），实行复辟。韩非分析了当时韩国奴隶主贵族篡权的严重性：“当涂之人”执掌着内外大权，别国诸侯、群臣、学士以及服役于君主左右的，都为他们效劳，成了他们搞复辟的“四助”，使君主“不能越四助而烛察其臣”；他们以“巧伪人”的阴谋手段，骗取君主信任，得到“五胜之资”，而法家人士则“危于身而殆于躯”。“惑主败法”，就是这种状况的概括。韩非坚决主张“作斗以散朋党”（《八经》），用强有力的专政措施把钻进中央机构内部的奴隶主贵族野心家、阴谋家铲除掉，在君王周围形成一个具有政治远见、富于斗争精神、坚持法家路线的法家领导集团，以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领导权，防止奴隶制复辟。
为了防止奴隶主贵族野心家、阴谋家钻进封建国家机构内部夺取政权，韩非提出了一条适应法家政治路线的用人路线。他认为，“无能之士在廷”，“愚污之吏处官”，“无功而富贵”的状况必须改变，代之以“有能而任官”，“有劳而爵禄”的用人政策，做到任人唯贤，法治严明。拿什么标准来衡量官吏的“能”与“劳”呢？韩非指出，“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用法家的政治标准选拔人才，不搞任人唯亲；用法家的政治需要衡量功过，不按私意测度。韩非的这些主张，为从组织上保证法家路线的实行和防止奴隶制复辟，提供了有效措施。
韩非在阐述巩固地主阶级领导权的措施的同时，还鲜明地表达了使用地主阶级革命暴力的思想。他在《孤愤》篇中说，“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当死亡也。”就是要用地主阶级的革命暴力，镇压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粉碎他们的复辟活动。这对于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无疑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同时也是对儒家鼓吹的“仁义”、“德政”、“礼治”的公开挑战和深刻批判。韩非的政治目光所以能集中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是因为他看到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争之世”和“多事之时”（《八说》），即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奴隶主阶级进行最后的大搏斗的时代。新兴地主阶级必须“争于气力”（《五蠹》），也就是通过暴力革命来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并使之得到巩固和加强。
毛主席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韩非提出的建立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理论，适应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反映出处于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生气勃勃的战斗性格，标志着新兴地主阶级在思想上政治上已经成熟。韩非关于巩固中央集权，防止奴隶制复辟的一系列战略措施，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事业中得到了成功的实践。无怪秦始皇在读到韩非《五蠹》、《孤愤》篇后，不禁拍案叫绝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然而韩非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不可能摆脱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强调君主集权在当时是对的，但他把实行社会变革的希望只寄托在“圣君明主”和“智法之士”身上，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依靠人民群众防止复辟的措施，这就暴露出他的历史观还是唯心主义的。正因为他总是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也不能正确认识本阶级的力量，所以他才有势孤力薄之感，发而为“孤独的愤慨”。
历史上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专政这类“次等的革命”（列宁：《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尚且要进行如此严重的反复辟斗争，以最后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更要动员亿万群众，“挖上‘三道战壕’”（列宁：《论修改党纲》）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要提高警惕，防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保证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