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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焚书坑儒”辨
施丁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统治时期的一次重要政治事件。对于这一事件，历来评论的人很多，意见虽然有些出入，但多数意见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是暴虐行为，反动措施，直接导致秦朝覆亡。例如，汉朝人贾谊批评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废除了先王之道，烧毁了诸子百家的书，以欺骗民众（“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烧了书，用残暴的刑法对待人民（“焚文书而酷刑法”），所以它的灭亡必然是很快的（“故其亡可立而待”《过秦论》）。贾谊的这个看法，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唐朝人章碣的《焚书坑》一诗也写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意思是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得秦朝衰弱了，所以不久就在刘邦、项羽的打击下垮了台。贾谊、章碣等人的看法，是歪曲历史、颠倒是非的错误之见。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我们应当认真辨析一下它的具体内容、性质和效果。
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秦始皇“焚书坑儒”，大致情况是这样的。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了中国。面对这一新的政治局面，是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还是瓦解统一，取消中央集权，当时秦朝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斗争。以丞相王绾为首的一派人主张分封诸侯。廷尉李斯反对分封，认为推行郡县制，有利于巩固统一。秦始皇毅然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史记·秦始皇本纪》，以下凡引此文不另加注），由中央委派地方长官，以便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此后，李斯升为丞相。但是，主张分封的人并不甘心，两派之间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时过八年，即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二一三年），博士淳于越又把这一斗争挑了起来。当时秦始皇在咸阳宫中召集群臣举行盛大宴会。博士仆射（博士的长官）周青臣在秦始皇面前称颂，说把过去的诸侯国改为郡县，统一了中国，是威德空前的大事业。淳于越听到周青臣的话非常不满，便恶意攻击，说推行郡县制是不遵守古代法制，周青臣的话是“面谀”。秦始皇就把这两种意见交给群臣议论。丞相李斯当即反驳淳于越。李斯说：时代变了（“时变异”），不能照旧（“不相袭”），古代的规章制度今天不能效法（“三代之事，何足法”）。并指出：现在诸生不学习当代的东西而专门推崇古代的东西，用古道来反对当今的政治，以欺骗民众，扰乱人心（“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因此，他主张禁止私学，建议焚书。凡是敢于在背地里谈论《诗》《书》的处死刑。以古非今的灭族。官吏知道不检举的同罪。命令下了三十天还不烧的，脸上刺字，罚做筑城四年的劳役。（“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李斯想要通过这种办法，使天下人不能以古非今（“使天下无以古非今”《史记·李斯传》）。秦始皇采纳李斯的意见，批准执行。秦始皇这一措施，给了“以古非今”者以严重打击。
就在秦始皇公布这个法令的次年，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二一二年），“方士”侯生和卢生又发动了一次进攻。他们私下议论秦始皇“刚戾自用”，“贪于权势”，专门重用管刑罚的官吏，虽然设有博士七十人，但不重用（“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这显然是对秦始皇采用李斯的主张加强中央集权的诽谤和攻击，为淳于越之流鸣不平，为儒生博士争权夺势造舆论。这两个靠方术行骗的人在这样大肆攻击秦始皇之后偷偷地跑了。秦始皇知道后，联想到诸生在咸阳诽谤朝政，用谣言欺骗群众等情况，便令掌司法的官员审问诸生，严加追究。诸生相互告发。违犯法令的共有四百六十多人，秦始皇就将这些儒生全部在咸阳活埋了，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以警告以后的人。这就是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
秦始皇“焚书”，并不是要毁灭文化，烧光书籍。他“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鲁迅：《准风月谈》）。他只是要烧除秦国史书以外的各国史书和民间私藏的《诗》、《书》、诸子百家等典籍。而对于“博士官所职”的书籍不烧，所有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也明确规定不烧。因此可以肯定，秦始皇焚书是有限的。秦始皇“坑儒”，是为了打击主张复古的反对派，并不是要把所有的儒生都杀掉。对于赞同郡县制的周青臣和一些遵法的儒者是不加害的。汉初著名的儒者伏生、叔孙通、陆贾、郦食其等人在当时都没有遭到什么迫害。而且，就是在“坑儒”事件之后，秦王朝之内仍然有博士儒生，还选取博士。例如，秦二世得到陈涉起义的消息的时候，便召博士诸生发问。当时就有“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对答，“待诏博士”叔孙通还因对答之词使得二世满意，“拜为博士”（《史记·叔孙通列传》）。这就说明，秦始皇不仅没有杀害无辜的儒者，而且还任用了一些儒者。
“焚书坑儒”就其性质来说，在当时是一个反篡权复辟的“厚今薄古”的进步措施。中国自春秋至战国，是处于由奴隶制转为封建制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由于奴隶暴动对奴隶制的摧毁性的打击，由于新兴地主势力日益抬头和发展起来，并逐步夺取了政权，进行封建制的社会改革，全国就由几百个小国归并为几个大国，新的郡县制逐渐代替着旧的分封制，进步的封建制代替了腐朽的奴隶制。以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反映出奴隶主贵族垂死挣扎、妄图挽回奴隶制的反动性，其结果是一败涂地。而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生气勃勃、实行社会变革的进步性，从而获得了胜利。秦始皇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他直接继承了商鞅变法的事业，沿着法家的政治道路，重用法家李斯等人，灭了韩、魏、楚、赵、燕、齐等六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他还在统一过程中和统一之后，废除了分封制度和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特权，在全国普遍推行郡县制度，建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国家体制等一系列巩固统一、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发展了封建制度。但是，奴隶主贵族并不甘心于失败，梦想从历史垃圾堆里爬出来，篡权复辟。为其代言的一些反动政客、儒生博士王绾、淳于越、侯生和卢生之流，依然继承其祖师爷孔丘、孟轲的衣钵，顽固地坚持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他们在新形势下，称颂《诗》、《书》，以古非今，造谣惑众，主张分封诸侯，反对郡县制度，企图瓦解统一，取消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复辟奴隶制。毫无疑问，他们“以古非今”是反动的。秦始皇和李斯顺应当时“势之所趋”，否定了早已过时的分封制，坚决推行业已发展的郡县制，并揭穿了反动派以古非今的反动面目，给予坚决打击，应该说是做得很对的。因此，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当时新取得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同被赶下政治舞台的奴隶主贵族的一场政治斗争，是统一不久的秦王朝粉碎旧势力复辟阴谋、维护新封建统治的一次果敢行动，是“厚今薄古”的进步措施。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应该历史地去看它。贾谊等人把它说成是反动措施，显然是十分错误的。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效果，也是应该肯定的。从秦始皇统治时期来看，自“焚书坑儒”之后，虽然民间还有人收藏和诵习《诗》、《书》、诸子百家的书，也还有人诅咒秦始皇和封建国家制度，但是秦王朝内部就再没有一个博士儒生敢于明目张胆地“以古非今”，反对郡县制，反对中央集权，从而使郡县制得以较为顺利地发展，日益巩固了地主阶级国家的统一。从秦朝以后的中国历史看，秦朝的封建统治制度，对延续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自秦朝以后的各个封建朝代，不管其地方建置的名称怎样改变，基本上都只是郡县制的变换和发展；无论其政治制度的组织形式怎样变化，基本上也只是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演变和发展。正如清初人王船山所说，郡县制实行了两千年，而不能改了（“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读通鉴论》卷一）。近代人谭嗣同也说，两千年来的政治制度，是秦朝的政治制度（“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仁学》卷上）。因此，我们可以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经对封建国家的巩固统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起到了积极作用。
那么，是否可以因秦朝覆亡于“焚书坑儒”之后不久，而断定这是由“焚书坑儒”所导致的呢？我们认为不能这样看。“焚书坑儒”之后的第三年，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九年），奴隶主贵族分子陈余和儒生孔鲋之流都乘陈胜、吴广起义的时机而叛秦。再过三年（公元前二○六年），秦朝就垮了台。如果从表面上观察问题，就会觉得秦朝灭亡同“焚书坑儒”似乎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仔细分析当时的矛盾，就能看到情况并非如此。
国家机器从来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当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一方面要打击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另方面又要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焚书坑儒”是秦王朝打击反动派搞复辟活动，而“用苛法峻刑使天下的人不安宁”（“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则是秦王朝对人民的迫害。陈余、孔鲋之流叛秦，同农民起义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秦朝的灭亡是由于封建统治者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激化的结果。陈胜、吴广起义，是反对封建剥削者的革命斗争，促使了秦王朝的灭亡。因此，秦王朝是被农民革命所推翻的。章碣等人硬是把“焚书坑儒”同陈胜、吴广起义，刘、项亡秦连在一起，断言其因果关系，完全是牵强附会，混淆了历史是非。
我们今天对待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一历史事件，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透过历史的一些表面现象看实质，揭示出历史的本来面目。然而，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诅咒秦始皇“焚书坑儒”，念诵章碣《焚书坑》诗，借以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寄同情于淳于越、侯生和被坑的儒生等历史上的反动势力，否定秦始皇“厚今薄古”的进步措施，歪曲历史，颠倒是非，企图拉社会倒退，也恰恰足以证明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历史唯心主义者。从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叛党叛国的罪恶行动来看，他们以唯心史观颠倒历史，制造反革命舆论，其险恶用心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当年淳于越之流代表历史上腐朽的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反对秦朝统一，反对封建制度，妄图恢复奴隶制；今天林彪反党集团代表资产阶级，代表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恢复地主资产阶级的“天堂”。然而，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都是短命的。淳于越之流的复辟阴谋，在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中早已破灭。林彪反党集团的复辟阴谋，也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锤砸得粉碎。这就是不以一切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
（原载《辽宁日报》，本报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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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孔子反动思想 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最近，吉林省部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孔子的反动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他们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武器，用自己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茁壮成长的事实，有力地批驳了孔子的反动谬论，揭穿了卖国贼林彪破坏青年运动同奴隶主阶级代言人孔子的血缘关系，更加认清了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从而进一步坚定了一定要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信心。
批判“生而知之”，坚持实践第一
柳昌银（安图县万宝公社新兴大队知识青年）：
两千年来一直被反动阶级尊为“圣人”的孔丘，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他拚命鼓吹反动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胡说什么有一种人是“生而知之”的，可以不通过社会实践，一生下来就懂得一切。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时隔两千多年的今天，反革命两面派林彪一伙又把孔子“生而知之”这个破烂货拣了起来，大肆鼓吹什么“天赋之才”、“无师自通”等等，做为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思想武器。这说明，林彪的反动思想和孔子是一脉相承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这个真理，我在农村这几年体会得最深刻。我回乡后，为了改变水稻低产的落后面貌，想培育一种耐寒、早熟、高产的品种。开始，我认为自己已经读了十年书了，有了知识，完全能够创造这个“奇迹”。就关起门来做计划，然后又按自己的计划去搞试验。结果，干了一秋，一事无成。正在我迷路时，党组织引导我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这一光辉著作深深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搞育种试验离开农业实践，离开有丰富经验的贫下中农，是不可能成功的。从那以后，我下决心一边参加生产劳动，一边和贫下中农共同研究育种，终于培育出早熟耐寒的良种，使水稻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我深深体会到，根本没有什么“生而知之”。一个知识青年要增长才干，为革命做出一点贡献，就非得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去，拜工农为师，刻苦实践，大干苦干不可。
傅芬（农安县哈拉海公社金大房子大队知识青年）：
孔子拚命鼓吹“生而知之”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是有他的险恶用心的。孔子处在奴隶制度日趋没落、封建势力日益兴起的时代。他为了维护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极力宣扬“生而知之”的先验论，无非是要让人们相信奴隶主是天生的“聪明人”，理所当然的统治者；而劳动人民则是天生的“愚蠢人”，只能受剥削、受奴役。林彪一伙继承了孔子的衣钵，宣扬什么“天赋之才”，揭穿了，就是为他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制造理论根据。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都告诉我们，世界上绝没有什么“生而知之”，只有实践才是智慧、才能的源泉。我过去在城市长大，只知道猪肉好吃，却不知道猪是怎么养的。来到农村，开始养猪不几天，猪就病倒了好几头，我才知道这里边大有学问。后来，我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细心观察，调查研究，懂得是因为猪尿窝，天气冷，猪身湿，一感冒就引起了多发病。原因找到后，我就把尿窝猪拨出来，单放在几个圈里，并经常把猪轰到盘下拉尿，减少了发病率。养猪的实践充分证明，人的聪明、才能和办法，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通过实践，学习，总结经验取得的。孔子的“生而知之”和林彪一伙的“天赋之才”，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批判“焉用稼”，下定决心学农
苗会芬（长岭县腰坨子公社太阳大队浙江知识青年）：
孔子极力向他的学生灌输轻视农业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反动思想。他的学生樊迟想学点农业知识，孔子竟然骂他是“小人”，并且鄙视地说“焉用稼”。在孔子看来，劳动是低贱的，是奴隶们的事，贵族是绝不能干的。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光辉著作中尖锐地批判了孔子，指出：“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孔子这样做，就是要为奴隶主阶级培养他们的精神贵族。当时的劳动人民就曾批判孔子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他的丑恶面目。林彪出于地主资产阶级的本性，恶毒咒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这充分说明一切反动人物都是轻视农业劳动的，都是劳动人民的死敌。
我是去年七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从浙江来到东北农村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给我深刻的教育。今年春天，五十多天没有下雨，旱情较重。我们队里广大贫下中农决心为革命多打粮食，发扬天大旱，人大干的革命精神，不分白天黑夜，担水抗旱。现在庄稼长势喜人，丰收在望。贫下中农的劳动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最伟大的绝不是什么“圣贤”、“天才”，而是创造历史的广大劳动人民。孔子、林彪之类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才最可耻、最卑鄙、最渺小。
佘杨云（梨树县胜利公社顺城堡大队上海知识青年）：
马克思列宁主义历来认为，社会财富是工人农民创造的，工农群众是革命的主力军，也是生产劳动的主力军。而孔子把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诬蔑为“小人”，把不劳而获的奴隶主贵族说成是“圣贤”、“君子”，真是颠倒黑白。我们要问，如果没有广大奴隶的辛勤劳动，他们那些“圣人”“君子”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呢？他们岂不是一天也活不下去了吗？孔子虽然死了两千多年，但是他轻视农业劳动、鄙视劳动人民的反动思想，一直被历代剥削阶级所尊崇、宣扬。直到今天，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还抬出孔子的幽灵，阻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我是一九六九年四月由上海来到吉林插队落户的。几年来，我深深感到，参加农业劳动是极其光荣的事情。我们和贫下中农共同努力，战天斗地，自然灾害被战胜了，粮食产量翻了番。事实证明，最光荣、最值得尊敬的是劳动人民。我决心扎根农村，热爱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且在实践中继续批判孔子和林彪的反动思想，进一步增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批判“学而优则仕”，誓做革命接班人
宋爱敏（珲春县马滴达公社五道沟大队上海知识青年）：
孔子鼓吹的“学而优则仕”的反动谬论，两千年来一直是剥削阶级培养精神贵族，维护反动统治的精神武器。刘少奇和林彪一伙，继承他们老祖宗的反动思想，大肆鼓吹“读书做官论”，诬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妄图阻止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真是恶毒之极。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三十多年前就谆谆教导我们：“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毛主席指出的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是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正确路线，是反修防修的伟大战略措施。
我是一九六九年从上海来到吉林省插队落户的。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还被群众推选为政治队长。回顾这几年下乡务农的过程，我深深感到，孔子的“学而优则仕”的流毒，经常冲击着我们。社会上的旧习惯势力常常认为：城市总比农村好，脑力劳动总比体力劳动好，种地总是没有什么大出息的。每当这时，我就重新学习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越学，越心明眼亮。我下决心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永远和贫下中农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孔子不是叫嚷什么“学而优则仕”吗？我们就是要把它颠倒过来，用学而优则“农”的实际行动，砸碎这种反动的精神枷锁，来个思想大解放。
高晶（磐石县呼兰公社苇塘大队知识青年）：
孔子是一个最典型的维护奴隶制的奴才，他一生都想当官，并把当官做老爷的反动思想向他的学生们灌输。一次，他问学生：“一个君子能一天不当官吗？”学生答道：“当然不能。”孔子接着说：“所以我三个月做不到官，心里就遑遑不安起来。”刘少奇、林彪这些修正主义头子也是这样。他们极力向青年灌输“读书做官”的反动思想，妄图引诱青年脱离三大革命运动，脱离工农群众，走到邪路上去，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我在下乡前，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理想就是刻苦读书，成名成家。后来，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思想感情才逐渐地发生了变化。过去在城市看到粪车捂着鼻子绕道走，现在是见到大粪就喜欢，因为只有大粪臭，才能换来五谷香。下乡这几年，我们和贫下中农一起学大寨，改土造田，引水上山，改变了农村面貌，受到贫下中农的称赞。回顾斗争的实践，我深深体会到：农村是革命的熔炉，是知识青年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是要经这个风雨，见这个世面，千锤百炼，才能成长。
让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和林彪的“变相劳改”论见鬼去吧！我们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路，永远和工农相结合。 本报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