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
唐晓文
两千年来，反动统治者一直把孔子尊为“万世师表”。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以后，资产阶级文人学者适应反动统治者的需要，又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反动逆流。他们大肆吹嘘孔子所主张的“有教无类”，是什么不分阶级招收学生，把他打扮成“全民教育家”。混进党内的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少奇、林彪一贯尊孔，解放以后，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支持和纵容这种谬论，造成极恶劣的影响。现在我们开展对孔子思想批判的时候，竟还有人认为，孔子的教育思想应当肯定。
孔子果真是什么“全民教育家”吗？
孔子的“有教无类”到底是什么货色？
孔子的教育思想应当肯定吗？
我们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来观察这些问题。
孔子施行的是什么样的教育？
孔子生于春秋晚期，正是中国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社会大变动时代。孔子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立场上，梦想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他极端仇视当时的社会变革，哀叹“天下无道”、“礼坏乐崩”。他以复辟西周奴隶制度为己任，提出一套以“仁”为中心的反动政治、伦理思想，叫嚷要复兴已被灭亡了的奴隶主贵族国家，让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延续下去，把已经倒台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扶起来当权，这样，天下的奴隶就会服服贴贴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他东奔西跑，周游列国，到处活动，一心想做官，以实现其“复礼”（复兴西周奴隶制的典章制度）的美梦。他还办私塾，招收学生，想把学生培养成为能够恪守“周礼”的“仁人”、“志士”、“君子”、“贤人”，靠他们“学而优则仕”，即读书做官，以复辟西周奴隶制度。可见，孔子的教育活动是为奴隶主贵族的反动政治服务的。这个反动的政治目的决定了孔子的教育路线，贯串于他的全部教育活动的各个方面。
为了实现这个反动政治目的，孔子要教什么人呢？能够象有人所说的那样不分阶级招收学生吗？
奴隶社会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是奴隶和奴隶主阶级。要看孔子是否不分阶级招收学生，首先就得看他是否招收那个社会最广大的群众——奴隶。在奴隶制时代，奴隶主根本不把奴隶当人看，奴隶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可以任意迫害、买卖和杀戮。考古发掘和古代文献都证明，中国古代的奴隶主贵族成百成千地屠杀奴隶来祭祖和殉葬。他们怎么会让奴隶受什么教育呢？事实上，孔子自己也露骨地把奴隶排除在他的教育对象之外。他从唯心论的先验论出发，把人分成几等：“生而知之”是上等，“学而知之”是次等，“困而学之”又其次；至于奴隶（“民”），那是“困而不学”的下等（《论语·季氏》）。不仅如此，他还明明白白地主张：“上智”和“下愚”是天生不能改变的（《论语·阳货》），在他看来，天生“下愚”的奴隶是根本不堪造就的。因此，他恶狠狠地叫嚷：奴隶只配叫他们老老实实干活，决不该让他们知道什么道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看，这个没落奴隶主贵族敌视奴隶的反动立场是何等鲜明！他的反动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不能不敌视奴隶，不能不主张这种反动的愚民政策。
孔子自我标榜：只要送我一束干肉，我没有不进行教育的（“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这句话恰恰揭穿了所谓孔子不分阶级招收学生的说法，完全是虚伪的。试问：在一匹马加一束丝就可以换五个奴隶（《曶鼎》铭文）的社会里，奴隶是可以被买卖的货物，根本没有人身自由，怎能拿得出一束干肉来交学费呢？当然，孔子学生很多，号称“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其中也有一些所谓“穷学生”。例如，有“穷居陋巷”的颜渊，“与父耘瓜，其母亲织”的曾参等等。这也被某些人作为孔子不分阶级招收学生的证据。其实，颜渊祖先十四世仕鲁，都是卿大夫，到他父亲才衰落的。曾参则是被鲁国灭亡了的鄫国太子巫的后裔。可见，这些人都是破落奴隶主贵族出身。他们的“穷”，是相对于奴隶主阶级中的贵族来说的，他们显然还是奴隶主阶级的一分子。企图用此证明孔子招收学生不分阶级，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孔子的学生中还有一些所谓出身“鄙贱”的人。例如冉雍的父亲是“贱人”，子贡“货殖”等等。也有人把这当作孔子招收学生不分阶级的理由。其实，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在奴隶主贵族看来，只有当官有势的人才是高贵的，其余从事农、工、商业的人，都是卑贱的。孔子曾经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但是，孔子并不是奴隶，而是出身于没落奴隶主贵族。这里所说的“贱”，就是“不见用”，没有当官的意思，而“鄙事”则是指技艺。所以，冉雍的父亲那个“贱人”，也不过是一个没有官职的人罢了。至于子贡，从《史记》等书上说他是卫国的商人，“结驷连骑，家累千金”等情况看，显然是一个商业奴隶主。无论如何，这些所谓出身“鄙贱”的人，不可能是奴隶，因为在古代奴隶制社会，奴隶根本没有做“人”的资格，他们往往被称为“民”、“氓”、“甿”、“萌”或“徒”等等，而不被称为“人”。所以，所谓“不择贵贱”云云，最多不过是在奴隶以外的某些阶级、阶层中不分有无官职的人罢了。企图以此证明孔子不分阶级招收学生，也是徒劳的。
从孔子教他的学生学什么，也可以看出他所施行的决不是什么“全民教育”。为了把学生培养成奴隶主贵族的奴才，孔子规定学生们只能学奴隶主贵族那套礼、乐、诗、书等课程，其中尤其注重“周礼”。他以奴隶制典章制度的继承者自命，即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他认为，学礼是根本，只有先受奴隶制典章制度的系统教育，学习文化知识才有用处。至于生产劳动之类的事，那是根本不必学，也不屑于学的。一次，他的学生樊须（迟）请教如何耕田、种菜，他竟气呼呼地说：“我不如老农！”“我不如老圃！”樊须走后，他还破口大骂：“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象这样一个反对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敌视劳动人民的反动家伙，竟然会去招收奴隶当学生，岂非咄咄怪事！地主资产阶级把孔子吹得神乎其神，实际上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既不会做工，又不懂耕田种菜，他那一套“学问”不过是秕糠而已，劳动人民是不买账的。在劳动人民的眼里，孔子不过是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蠢家伙、寄生虫，是根本不配当先生的。
毛主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新民主主义论》）任何时代的教育都是为各该时代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古今中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超阶级的、全民的教育。无论从那方面看，孔子的教育活动都是为复辟西周奴隶制度的反动政治服务的，孔子本人是个地地道道奴隶主贵族的忠实奴才。所谓“全民教育家”不过是一些人给孔子披上的一张画皮。
“有教无类”是什么货色？
有人说，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就是要“打破阶级界限”教育学生。这是极其荒谬的。
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沿用氏族宗法制度，等级极其森严。不仅各个阶级、阶层界限分明，士农工商，不可使杂处，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管子·小匡》）；而且统治阶级——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天子、诸侯、卿大夫等等，也只能世袭，不得僭越。孔子是“周礼”的忠实卫道士，他对于春秋时代奴隶制等级制度的崩溃，即由于“犯上作乱”所造成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局面痛心疾首，大声疾呼要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秩序，怎么可能去“打破阶级界限”呢？很明显，所谓“有教无类”，根本不是讲要“打破阶级界限”教育学生，而是另有所指。
《论语》所记载的孔子的言论中，“人”和“民”这两个概念，一般说来是有区别的。“人”是泛指奴隶以外的阶级、阶层，包括奴隶主贵族、一般奴隶主、新兴地主阶级和个体劳动者等等；而“民”则是专指奴隶。与此相适应，“诲”和“教”这两个概念，也是有区别的。《论语》记载孔子谈到“诲”的共有五处：
（一）由！诲女（你）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
（二）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
（三）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
（四）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述而》）
（五）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宪问》）
可以看出：孔子所说的“诲”是和“人”相联系的，“诲”的对象是“人”。受“诲”是自愿的，不是强制的，要有一个条件，就是交学费。因此，孔子说的“诲”，相当于后来“教育”的意思，是对奴隶以外的阶级、阶层的人进行教育。
《论语》中谈到“教”的共有七处：
（一）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
（二）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路》）
（三）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子路》）
（四）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五）不教而杀谓之虐。（《尧曰》）
（六）有教无类。（《卫灵公》）
（七）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
其中前六处是孔子自己说的话，第七处是孔门后学对孔子所教课程的概括，所以同孔子的用语有所不同。我们从前五处孔子自己说的话中可以看出：“教”是与“民”相联系的，就是说，它的对象是“民”。它的内容则是军事训练和思想灌输。“教”者是“人”，而受“教”者是“民”，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受“教”是无条件的、强制的，不是自愿的。孔子所说的“教”，指的是对奴隶的教练，同他所说的“诲”，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有教无类”明明说的是“教”，是对奴隶进行强制的军事训练和思想灌输，把它和孔子所说的“诲”，即对奴隶以外的阶级、阶层进行教育混为一谈，是错误的。这句话中所说的“有”，古时与“囿”、“域”通用，指地域；“类”是指族类，即氏族的区别，不是指什么“阶级界限”或“家庭出身”。
因此，所谓“有教无类”，孔子的原意不过是：不分氏族，按地域编制，对奴隶进行强制教练罢了，根本不是什么“打破阶级界限”教育学生的意思。春秋时代，由于奴隶不断起义，兼并战争频繁，奴隶制的氏族宗法制度日趋崩溃，不同姓氏的贵族互相混杂，从属于不同姓氏的奴隶也混杂起来了。统治者再也不能象西周那样按氏族，而必须按地域划分进行统治了。与此相适应，对奴隶的强制教练，也不得不按地域进行了。在一个诸侯国中存在着不同姓氏的大夫，他们有“民”有兵，对“公室”是很大的威胁。孔子提出“有教无类”，主张按地域编制，不分氏族，对奴隶进行强制教练，一方面，是要削弱“私门”主要是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势，保护“公室”即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加强对奴隶的控制，防止他们造反。怎么能把“有教无类”说成是什么“打破阶级界限”，“普及了教育”呢？
事实上，先秦诸子对孔子的“有教无类”并未作任何解释。只是从东汉马融开始，才解释说：“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论语古注集笺》卷十五）南北朝的皇侃又把不分贵贱进行教育的意思塞进去，说：“人乃有贵贱，同宜资教”（《论语集解义疏》卷八）。从此以后，以讹传讹，历代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就把“有教无类”解释为不分贵贱，不问贫富，以适应自己的政治需要。
总而言之，孔子讲的“有教无类”同他所从事的教育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根本不能成为“打破阶级界限”之类论调的根据。
为什么要把孔子打扮成“全民教育家”？
列宁曾经说过：“教育‘脱离政治’，教育‘不问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伪善的说法，这正是对百分之九十九是受教会势力和私有制等等压迫的群众的欺骗。”（《列宁选集》第４卷第３６４页）事情正是这样。资产阶级的教育实际上都把资产阶级的政治放在第一位，他们的学校就是替资产阶级培养人才，他们所谓“普遍义务教育”，则是用来替资产阶级训练资本的奴隶。资产阶级从来都没有想使教育成为什么不分阶级的“全民教育”。但是，为了欺骗群众，他们胆怯地隐瞒了这一点，反而高唱什么“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
中国的资产阶级同西方资产阶级一样伪善，不同的只是，他们所唱的教育超阶级的调头多少带一点中国的特色罢了。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具有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性质。那时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它高举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旗帜，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反对尊孔读经，使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威信扫地，在历史上起了伟大的作用。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右翼，曾经参加了这个运动。但是，五四运动以后，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站到反动方面了。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就急急忙忙赶到山东曲阜孔庙焚香顶礼。后来他又把孔子的那套封建糟粕作为封建、买办、法西斯教育的重要内容。资产阶级文人学者适应蒋家王朝的需要，也把西方资产阶级关于教育超阶级的那一套货色搬运过来，贴上“孔家店”的商标，掀起了一股尊孔的反动逆流。什么孔子“大招学生，不问身家……一律教以各种功课，教读各种名贵典籍。此实一大解放也。”诸如此类的论调，喧嚣一时。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跟在资产阶级文人学者后面摇旗呐喊，起劲地叫嚷孔子实行“有教无类”，“有其独特的成绩”，“在中国文化史上应当大书特书”。这样，孔子就被打扮成一个“全民教育家”。事实俱在，这个“全民教育家”是适应国民党反动派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需要塑造出来的。鲁迅说得好：“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林彪一向是“孔孟之道”的狂热鼓吹者。全国解放以后，他们又继承了尊孔的反动逆流。一九六二年，当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复辟活动十分猖狂的时候，他们公然导演了一幕“孔庙朝圣”的丑剧，组织了所谓“孔子讨论会”，妄图借孔子的亡灵来为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于是乎什么孔子实行“有教无类”，“打破阶级界限”教育学生，“普及了教育”等等奇谈怪论，不胫而走。当这股反动逆流遭到毛主席和革命群众迎头痛击之后，刘少奇在文教界的代理人陆定一，还拍着胸脯打保票，说什么：“‘有教无类’对不对？我说对，还是‘有教无类’！”当林彪反党集团躲在阴暗角落里策划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的时候，居然也把孔子的牌位供奉起来，用“不成功，便成仁”的口号表示其反革命的决心。建国以来阶级斗争的事实表明，尊孔和反孔的斗争是复辟和反复辟斗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刘少奇、林彪之流所以热衷于把孔子吹捧为“全民教育家”，宣扬“有教无类”的滥调，就是要为其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制造理论根据，妄图抹煞无产阶级教育的阶级性，把我们的学校变成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场所，以便使地主资产阶级继续垄断文化教育，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然而，孔子的亡灵既不能保护中国历史上一切反动派免于灭亡，也救不了刘少奇、林彪的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把他们连同他们所供奉的孔子牌位一起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当前，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正在生气勃勃地深入开展，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旧教育制度土崩瓦解，无产阶级的新教育制度正在兴起。但是，在新事物的成长过程中必然要遇到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势力的顽强反抗。孔子的反动思想影响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总是力图夺回他们已经失去的阵地。马克思说过：“陈旧的东西总是企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２９５页）在学校招生标准和办法、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考试制度等等方面，都存在着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坚持资产阶级教育的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我们必须贯彻党的十大精神，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肃清孔子的反动思想影响，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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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驳孔子“首创私学”说
汤啸
长期以来，流行着一种论调，说什么孔子是中国“首创私学”的人，有“划时代的功绩”，值得“大书特书”等等。
孔子是中国唯一首先创办私学的吗？让我们先看看事实吧！
汉朝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讲瑞》篇中记载：少正卯在鲁国讲学，“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这里，“并”字是对峙的意思。这说明革新派人士、法家先驱者少正卯当时也在招收学生，提倡革新，同孔子大唱对台戏。所谓“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生动地反映了孔子的学生从孔子那里纷纷跑掉了，争先恐后去拜少正卯为师。
《吕览·离谓》篇记载：约与孔子同时，郑国有个革新派人士邓析著有《竹刑》，是专门讲法的。他“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短裤）。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这就是说，邓析在郑国也招徒设学。凡是向他学讼的，也收学费，只不过与孔子招收学生收一束干肉不同，他收的是衣服、短裤罢了。邓析当时在郑国讲授法律，虽然他所教的内容与孔子不同，但实际上这也是私学的一种形式。
《庄子·德充符》篇讲，鲁国有个断足的人，名叫王骀，他也在讲学，“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与夫子中分鲁”。当时社会上有人就直截了当称他为“王先生”。这说明王骀招收学生的规模很大，在鲁国足以同孔子分庭抗礼。虽然历史上不见得真有王骀其人，但庄子这篇文章也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况，即私家讲学的，并不只是孔子一个人。
事实上，《论语》也说过孔子“学无常师”。据《史记》等书记载，孔子就曾经学琴于师襄，问礼于老聃，学官于郯子，问乐于苌弘。
很清楚，与孔子同时办私学的，大有人在。无论是少正卯、邓析还是传说中的王骀等人，都在办私学、招学生，决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有的还是孔子的老师哩！可见，不但孔子当时，甚至在他以前，私学已经存在而且流行了。
孔子处于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代。由于阶级关系的大变动，出现了学术、文化下移的趋势。“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许多原来在“天子”和诸侯宫廷中专门为统治者服务的知识分子开始走出宫廷，流散到社会各个角落里。原来只在宫廷中存在的“官学”，就散落到民间，成为“私学”。《论语·微子》记载，原在周王宫中司礼、司乐的一批有文化知识的人，如乐官长挚，到了齐国；乐师干，到了楚国；乐师缭，到了蔡国；乐师缺，到了秦国；打鼓的方叔，入居黄河之滨；摇小鼓的武，入居汉水之畔；乐官阳和击罄的襄到海边去了。乐师是这样，其他方面的知识分子也是这样。学术下移，为私学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当时，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要夺取政权，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阶级要进行垂死挣扎。这些阶级在斗争中，必须要有自己的知识分子、自己的思想家来大造舆论。于是各种形式的私学、不同的学派，应运而生。孔子所办的儒家私学，不过是其中的一派而已。所谓“孔子是中国首创私学的人”云云，是毫无根据的，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毛主席深刻地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奴隶社会也是这样，文化的发展，首先应该归功于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私学本来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不是那一个人的功劳。就算孔子是第一批创办私学中的一个，但他办的私学，是为反动奴隶主贵族阶级服务的，难道也值得“大书特书”吗？
必须指出，反动统治阶级把孔子奉为第一个创办私学的“先师”，决不是对历史的无知，而是一种阶级偏见。他们尊孔，是为他们的反动政治服务的。我们应当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反对因袭旧说，敢于同传统观念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