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9月22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改革招生制度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谈张铁生同志的“答卷”
上海师范大学 葛明文
《人民日报》发表了张铁生同志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议论。不同的人对张铁生同志在这份“答卷”里提出的问题,又都交了不同的“答卷”。
大学招收什么学员,是关系到培养那一个阶级的接班人,引导青年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因此,大学招生考试制度,不是什么具体的方法,而是体现着一定的阶级利益的。从历史上看,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考试制度;在社会主义时期,不同的路线决定了不同的招生考试办法。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加强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实行科举取士。那时,谁能滚瓜烂熟地背诵孔孟那一套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四书”、“五经”,作一篇“代圣人立言”的刻板的八股文,谁就能“禄在其中”,去做官了。正因为如此,历史上凡是通过层层考试中了状元的,一般都没有什么真才实学。这样的考试制度,只能够为封建统治者物色愚忠愚孝的官僚和鹰犬,驱使青年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所以,封建王朝换了一代又一代,而科举考试制度却一直实行到清朝末年。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推行诸如“证书考试”、“学位考试”之类的考试制度,鼓吹“靠文凭吃饭”,把青年训练成资本家的代理人和代言人。总之,从来没有什么超阶级的考试制度。统治阶级的意志决定了考试制度的阶级内容。那套万变不离其宗的旧的考试制度,是剥削阶级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重要的社会支柱之一。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始终存在着的。在教育领域,资产阶级妄图继续霸占这块世袭领地,竭力维护旧的一套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刘少奇一伙正是这样干的。他们打着“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破旗,实施按高分“择优录取”的手法,其目的是培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精神贵族,为其复辟资本主义准备社会基础。这种“一张考卷定终身”的考试制度,用分数线把广大工农子女封锁在学校大门之外。这是在教育领域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文化专政的一种表现,理所当然地引起广大工农兵的反对。
无产阶级的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必须体现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一九六八年,毛主席发表了光辉的“七·二一”指示,这为大学教育革命指明了方向。这一指示奠定了无产阶级大学招生制度的基石,堵塞了剥削阶级通过考试垄断教育的道路。经过几年的实践,大学开始改革招生制度,实现了亿万工农兵的愿望。这是人类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是,根除剥削阶级几千年来在考试制度方面的影响,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正当我们注意在招生工作中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在充分重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辅以适当的文化考查的时候,一些陈旧、腐朽的东西,又企图在文化考查的新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说什么“在推荐的基础上,最终由文化考查的成绩来决定录取与否”,就是一例。正是在这个时候,张铁生同志写了“一份答卷”,从大学招生考试这一个角度,提出了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是理所当然的。
办好社会主义大学,是为培养宏大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创造条件的。应当按照什么标准,选拔什么样的人进大学,才能体现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呢?
毛主席早就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我们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从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大学生,就必须从广大知识青年中挑选那些真正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和工农打成一片的优秀青年。他们之中,有的被工人、贫下中农称为“红色的好管家”;有的被称为工人、贫下中农的“贴心人”。象这样既富有远大革命理想、又扎实苦干的革命青年,如果进入大学,对于改变旧大学“三脱离”的状况,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部队,该有多大的意义啊!与此相反,有一些人到了工农中间,也能参加一些劳动,做一些工作,但他们并没有长期打算,和工农还有距离。如果因循旧考试方法,让这些人大批进入大学,再从学校和社会上接受旧习惯势力的影响,他们会被培养成为什么样的接班人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我们主张的文化考查,就是要了解被推荐对象的实践经验,了解他们运用基础文化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了解他们在学校和劳动锻炼期间掌握了那些比较完全的知识。我们的大学生,应该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是要回到实践中去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知识分子,而不是那种在书本上讨生活、在概念上兜圈子的“儒生”、“院士”。因此,实践经验是入大学学习的必要基础。象张铁生同志那样的广大知识青年,他们在农村种田、养猪、兴修水利等等,都有十分宝贵的实际知识,这对于他们进一步掌握有关的专门知识,当然是极其重要的条件;就是学习其它专业,也同样是有益的。人们的知识、才能,是在各种实践中累积起来的。那种以为记得书本知识就是“基础”好的看法,是旧的传统偏见。当然,我们并不是否定书本知识。我们提倡书本知识应同实践经验互相结合起来。因此,对于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知识青年,党和国家努力给他们创造学习条件,提供精神食粮,鼓励他们结合实际搞好自学,走又红又专的道路。那种认为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不要文化基础知识的说法,是一种恶意的歪曲。
那么,文化考查应该如何进行呢?这是一个新问题,需要实践,需要我们用力去做。
是少数人说了算,还是由工人、贫下中农把关,这是两种招生考试路线的一个根本区别。要从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就必须依靠广大工农群众。有人说,群众把政治关,考试把文化关,在推荐基础上凭分数录取。这种把政治和业务截然分开,最后靠分数把关的做法,实质上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谬论的变种。难道工农群众只能把政治关,不能把文化关吗?广大知识青年学习、战斗、生活在工农群众之中,他们政治觉悟的高低,实践经验的多寡,能力的强弱,文化基础的好坏,工农群众(包括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本身在内)是最了解的。保证政治质量,固然要由群众推荐,反复比较;就是进行文化考查,也要把权力交给群众,让群众审查、评议。几年来,不少地方在对被推荐对象进行文化考查时,有工人、贫下中农代表参加,实行干部、工农群众代表、学校招生人员几方面的结合,对报考对象进行全面考查,以政治统帅业务,政治和业务统一,向社会主义大学输送了大批优秀青年。
几年来,在群众中也正在试验一些新的考核办法。比如有的单位用座谈会的形式进行考查,在会上由选拔对象汇报自己的成长过程,由“三结合”文化考查小组成员询问选拔对象对农村阶级斗争情况的认识,由老农或老工人和选拔对象共同研究工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由选拔对象讨论运用数理化有关基础知识解决工农业生产问题等。会上,可以翻书查资料,可以你一言我一语地互相插话,选拔对象之间也可提问;同时,鼓励选拔对象发表各种创造性的见解。不少青年穿着工作服,从生产现场赶到文化考查的会场,完了之后,有的又回到生产岗位上去上班了。这种办法固然不能说已是尽善尽美,但考场气氛活跃,考生心情舒畅,对于了解选拔对象的实际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特别是许多青年在这种考查面前,丝毫没有旧学校学生那种把分数当作命根子的庸俗气息,成了考场的主人。
尽管改革文化考查方法的经验还不多,但是事实证明,新路子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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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看方向 看精神 看实践
晋秀山
怎么看张铁生同志的信?开始,我也搞不清楚。经过反复学习、争辩,我认识到,对它要看方向,看精神,看实践,才能正确理解,受到教育。
这封信的矛头,直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有人说,他把考场说得不象样子了,否定了正确路线下的文化考查。这话不对。应该看到,旧教育路线的这根“魔棒”——旧的招生考试制度,由来已久。封建主义的,“指挥”了上千年;资本主义的,“指挥”了几十年;而继承它俩衣钵的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又“指挥”了十七年。毒化出多少个老式的和新式的周进、范进啊!(古典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两个“科举迷”)这样一个源远流长、盘根错节的东西,那里会因为无产阶级搞了几年改革,就销声匿迹了呢?“陈旧的东西总是企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借“进行适当的文化考查”之机,旧高考的阴魂,又偷偷地向我们扑过来。“分数挂帅”的修正主义臭货,一时又在某些人中当成了香饽饽。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对于修正主义路线的毒素,就是应该大声疾呼,群起而攻之。既然是革命,就不是绘画绣花。难道只许旧势力反攻倒算,就不许反击者慷慨激昂吗!有的人老脑筋雷打不动,没棱没角是刺不疼的。反过来,如果对于一个青年同志在考场里匆匆写就的挑战书,专门在字眼上挑剔,那是不是会转移斗争大方向呢?那又把立场站到哪一边去了呢?那又是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呢?
这封信最可贵的精神,我看就是敢于反潮流,顶逆流。有人说,张铁生净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太骄傲自大了。我认为,无产阶级的谦虚,不是谦谦君子;在路线斗争面前,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实事求是,这既是谦虚,又是最锐利的战斗武器。张铁生实事求是地讲自己的实际情况,不是什么夸耀自己,而是为了顶逆流。逆流是什么?还不就是“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些被批判过的谬论重新抬头吗?有些人辨别不清这股反动思潮,可是张铁生这样的“小人物”,却用自己“顾夏锄而弃复习”的自觉行动,把界限划得清清楚楚。有些人不敢顶或顶不住这股逆流,而张铁生这样的“小人物”,却敢于十分“放肆”地讲出了自己对这股逆流的厌恶。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既要有路线斗争的识别力,又要有大无畏的精神,才能做到这一点。
张铁生的信,讽刺了一些“大学迷”,有人感到不快,便不顾信中完整清晰的意思,而倒过来说他是“大学迷”。其实在信的结尾,张铁生把自己的理想说得很清楚:贫下中农“满意”的,就是他感到“荣幸”的。别的不说,单看他报考大学的两个志愿:兽医,水利,就很清楚了。因为队里两匹大骡子,一匹得急症死了,另一匹跑了很多路才找人治好,使他深感兽医的缺乏,因此有了第一个志愿。因为队里水利工程太少、太小,不顶事,使他深感水利人员的重要,因此他产生了第二个志愿。他说得好:农村很需要知识青年,我不想远走高飞,念完大学也还是要回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继续奋斗。从他“两个志愿的来历”,看他为取消入学资格而感到“苦闷”,决不是有些人所理解的“苦闷”,他的“理想”,也不是离开农村的“理想”,我们理解他写到此时的心理是一种对不合理的招生考试方式的不满情绪。
反复学习张铁生的这封信,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作为已经上了大学的一名工农兵学员,我内心对他深感敬佩,因为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还远远不如他。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努力参加无产阶级教育革命!
         (辽宁大学中文系学员 晋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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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考查中的两条路线斗争
廖朝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指引下,各地选送了许多优秀的工农兵学员上大学,这是教育革命中的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是大学招生工作中一场深刻的革命。教育革命的形势大大发展,大学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在正确路线指引下产生的这一新生事物,在它的成长过程中,必然会遭到资产阶级的顽强反抗,和遇到旧思想、旧习惯势力的种种阻力。张铁生同志的信,正是在这个方面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
选什么样人上大学,用什么标准和方法招收工农兵学员,这是教育革命实践中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两条不同的路线,有两种不同的思想在斗争着,具体表现是:在录取标准上,我们认为,录取学员,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对选拔对象进行德、智、体的全面衡量。在群众评议、推荐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文化考查是需要的,对文化条件完全不顾也是不对的。但录取标准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政治条件摆在首位。要充分重视实践经验,主要是根据推荐对象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一贯表现,而不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来录取。另一些人,却说什么在群众推荐的基础上,要凭分录取,谁分高就录取谁。形式上“公平合理”,实际是“分数挂帅”、“智育第一”。在文化考查的目的上,我们认为,遵照毛主席“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文化考查,主要是了解推荐对象的实践经验,了解他们运用基础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却片面强调“文化程度”要高。对文化程度,又只看书本知识,只检查推荐对象死记硬背了多少中学课本内容,把书本知识放在第一位。在文化考查的方法上,我们认为,单凭答卷不可能完全了解推荐对象的实际水平。文化考查,应以调查了解为主,辅以必要的开卷作题等多种考核办法,如了解推荐对象的政治表现和实践经验等等。另一些人则借口了解“真实成绩”,在文化考查中,沿用了旧高等学校考试的一套办法。有的层层考试;有的搞突然袭击;有的出偏题、怪题、难题等等。
这说明,在文化考查问题上,斗争是尖锐的。只有坚持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才能把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政治表现好、具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挑选上大学,培养他们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和有文化的劳动者。
我们应当认识到:大学招生怎么考,就会影响中、小学的学生怎么学,教师怎么教。它关系到引导青年走什么道路,朝什么方向发展的大问题。做好大学招生工作,也关系到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用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正确指导招生工作,引导青年端正升学的态度,努力钻研和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热心于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向又红又专的方向发展。
张铁生的信的可贵精神,就在于他在这场斗争中,发扬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敢于反潮流。他站在路线斗争的高度上,对招生工作中的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张铁生是一个下乡知识青年,他在农村劳动和斗争中,深切地感到农村需要知识青年,需要兽医和水利人员,所以他上大学的志愿是学兽医,学水利;他的理想是:念完大学还要回来建设农村。他并不因为想上大学,而放弃夏锄生产去准备考试。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抵制了“分数挂帅”、“智育第一”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
大学招生工作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必然会长期继续下去。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注意抓上层建筑,注意抓路线的教导,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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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考试“六六六”分子式谈起
安徽生产建设部队某部战士 李维栋
今年在安徽省宿松县一次大学招生的文化考查中,曾发生这样一件事:主持文化考查的老师,问一位从农村选拔来的贫下中农子女:农药“六六六”的分子式怎么写?这位青年想了半天没有答出来。老师又问他:你知道不知道农药“六六六”的用途和注意事项?那位青年说:“我在农村天天和它打交道,咋能不知道?!”于是,这位青年根据多年来自己在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关于如何使用“六六六”的经验,把“六六六”的用途和使用时应当注意的事项谈得头头是道。而且还根据他所在地区的土质、气候和农作物病虫害的危害程度,讲他自己如何在实践中掌握农药“六六六”与其他农药配方的。
这位青年谈了足足有二十分钟,早已超出了老师原来提问的题目范围,引起在座的很多同志的极大兴趣。老师不禁奇怪地问他:你知道农药“六六六”的用途,为什么不知道它的分子式呢?青年说:我受贫下中农委托担任农药保管员时,只想把农药“六六六”安排好,使用好,那想起它的分子式呢?
这话回答得多么合情合理呀!确实是这样,有很多知识单从书本上是很难学到的。如果在文化考查中,我们拘泥于书本知识而不注重于选拔对象的实践经验,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上面所讲的那位青年的文化考查的分数只能是零分,因为他压根儿不知道农药“六六六”的分子式呀。可是再转而一想,他对农药“六六六”的性质、用途等能分析,能熟练地应用,不是也可以打一百分吗?
所以,我们在对选拔对象进行文化考查时,应当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充分注重了解选拔对象的实践经验,和运用基础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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