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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敢于反潮流的先锋战士
——记共产党员切洛的先进事迹
毛主席教导我们：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共产党员切洛就具有这种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切洛今年五十六岁，解放前，是饱受苦难的藏族奴隶。解放后，翻了身，成为美日克草原上的主人。他现在是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谷芒公社托士大队第一生产队的放牧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牧区的斗争中，切洛以高度的路线觉悟和主人翁姿态，对集体事业勇于负责，敢于反对错误潮流，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斗争精神。
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一九六二年，青海牧区有些地方实行了一项被称为“全奖全赔”的错误政策。这项政策规定，根据放牧员生产成绩的好坏，有的可能得到大批牛羊的奖励，有的可能连自留畜也要赔上。切洛是队里放牧成绩最好的一个。有人说：“看吧，这一回切洛要拿全奖了！”
果然，在全队生产总结的那一天，队里宣布：切洛的羊群今年繁殖成活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七，奖给羊二十只，现金二百元。大家两眼瞅着切洛，切洛却没有去领奖。他站起来说：“这么多怎么行啊？要是为了鼓励劳动，适当的奖励一点也可以，但全奖全赔我想不通。那样做，不是又要富的富，穷的穷了吗？再说，以后年年奖那么多羊，将来光放自留畜也忙不过来，还能顾得上集体？”他坚持把奖的钱和羊退了回去，只要了一头跛腿的瘦牛。
切洛亲眼看到，有些放牧员生产成绩不好，主要是因为遭了自然灾害，而不是因为放牧不经心。但在“全奖全赔”的错误政策下，有些放牧员不得不用自留畜来赔偿，影响了生活和劳动的积极性。他愈想愈觉得“全奖全赔”的做法不符合毛主席的政策。
第二年，全队还是数切洛的放牧成绩最好，队里又要奖给他许多羊，他还是坚决不要。队长对他说：“你不要羊，就给你一百元钱再加一头最好的犏牛吧。”他仍然不要，说：“不合毛主席政策的事，我不干。”
第三年，切洛又得“全奖”，他仍然分文不取。后来队长一再催他去领奖，切洛说：“硬要我领，就把奖金分给生活困难的社员吧。”贫苦牧民当洛的儿子生病住院，切洛立即拿了七十元给他送去。叶龙大队双脚残废的贫苦牧民拉吾加和双目失明的措吾加生活困难，切洛就买了些生活用品送给他们。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美日克草原上的牧民们，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废除了“全奖全赔”的错误政策，实行了正确的奖励政策。切洛高兴地说：“这下可好了，大家都按照毛主席的政策好好劳动，社会主义新牧区就有希望了。”
可是，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林彪反党集团抛出的“割掉私有制尾巴”的黑货影响下，美日克草原上有些人提出要取消正当的奖励政策，没收社员的自留畜，改变核算单位。社员们听说后议论纷纷。有的人对切洛说：“你是老模范，过去从来不要奖金，这回取消奖励，交出自家的牲畜，你要带头了吗？”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切洛遇到事情总要认真想一想：是不是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是不是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听到有人说要他带头实行这个错误的做法，他冷静地回答说：“现在的经济政策，是党制定的，为什么要改，我想不通！”
许多牧民对切洛在错误路线面前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表示钦佩。但有的干部一时没有认识到切洛是正确的，反而劝他“不要起反面作用”。切洛斩钉截铁地说：“这个反面作用我要起到底！违反毛主席政策的事，我反对！”
由于牧民们的坚决抵制和上级党组织的及时察觉，“割掉私有制尾巴”的歪风很快被刹住了，毛主席的各项政策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切洛在这场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受到了群众的赞扬。
在整党建党中，切洛怀着激动的心情，请人把他的心里话，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牧民们一致向党组织推荐他作为第一批的纳新对象。在讨论切洛入党的时候，有人对切洛有时抵制上级的“指示”这一点，提出了异议。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大家回顾两条路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认为，切洛对于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事敢于抵制，敢于反潮流，这是可贵的高尚品质。有的党员说：“党需要切洛这样的党员，才能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使党不变质，国不变色。”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六日，切洛入党了。他站在毛主席像前，忍不住流下了热泪。这个过去被人踩在脚下的奴隶，今日成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有多少话要向党倾诉啊！他向党庄严地宣誓：“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切洛入党后，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发挥先锋和模范作用，并且注意团结周围群众共同前进。他常说：“一根羊毛捻不成线，无数毛线才能织成美丽的地毯，社会主义只有靠大家的力量才能建成。”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谷芒公社和周围的社队，涌现了大批优秀放牧员。
《青海日报》记者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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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真理 不怕处分
一九五○年，二等甲级残废军人杨富贵，主动要求复员到离别十一年的故乡——河北省大名县杏现村，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斗。村里有人问他：“你为革命出过力，流过血，不在城里当干部，回来干啥？”杨富贵笑笑说：“为革命出力流血是应该的，参加农业劳动，不算革命工作吗？”
杨富贵确实把农村当成新的战场。他白天下地劳动，夜晚找群众谈心，积极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串联了贫下中农，组织起全村第一个互助组，并把残废金交到组里，添置生产工具，发展集体生产。
随后几年，杨富贵相继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刘胜乡党总支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公社武装部长等职务。一九六○年，杏现大队由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捣乱，成了后进队。上级决定让杨富贵回村担任党支部副书记，改变杏现的落后面貌。杨富贵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又回到了村里。有的人奇怪地问他：“你怎么又下来了？”杨富贵爽朗地回答：“这是党的需要嘛，干革命上上下下是常事。”他带领广大群众与阶级敌人斗，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很快改变了杏现的后进面貌。
杨富贵出以公心，不仅能正确对待职务的变动，而且敢于反潮流，敢于硬着头皮顶住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倾向。
农业合作化初期，杨富贵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和刘胜乡党总支书记。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刮起了大砍合作社的妖风。这股逆流也影响到当时的刘胜乡。阶级敌人煽动一些群众拉牛退社，妄图搞垮合作社。杨富贵带领广大群众坚决顶住了拉牛退社的黑风，全乡的合作社没有垮掉一个。当时上级机关的个别负责人，却把他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行动，说成是“不服从领导”的“错误”，硬是给了杨富贵一个“党纪处分”。杨富贵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原则问题面前，依然寸步不让。他说：“你们处分了我，但丝毫动摇不了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毛主席指引的路，我是走定了！”
真理总是真理，乌云遮不住太阳。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农业合作化问题》发表了，杨富贵学了一遍又一遍，激动得热泪盈眶。不久，他的处分被撤消了。
这次斗争实践使杨富贵体会到一条真理：革命征途有坎坷，共产党员为革命就要敢于抵制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坚决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办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杨富贵一度暂时没有工作职务，但他心眼里仍然装着杏现村的革命和生产。一天晚上，杨富贵和往常一样，正在灯下聚精会神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突然，饲养员赵修池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
“富贵，三头大牲口光流鼻涕不吃草了，你快去看看吧！”
原来，杨富贵在繁忙的工作中，还学会了给牲口治病。他二话没说，拿起药械转身就走。他爱人一把拉住了他：“不让你管了，你就少操点心吧，万一有个好歹，你负得起责任吗？”杨富贵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对革命负一辈子责任；牲口有病，咱能看着不管吗？”说罢，大步向牲口棚走去。他对三头牲口逐个检查、治疗。不几天，三头牲口的病全好了。群众敬佩地说：“富贵不当干部了，可还是操着干部那份心。”
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杨富贵更加精神焕发，努力工作。在他的带领下，杏现由十年九不收的穷队，变成一个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鱼米之乡，成为全县“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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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产党员都要重视路线问题
唐生平
共产党员切洛，是青海高原上的一名牧民。论“官”职，谈不上，论工作，很平凡。但他所关心的，却是路线斗争的大事。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他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抵制错误路线和政策，表现了共产党员应有的路线斗争觉悟。
有那么一种说法，叫做“上面管线，我管干”。好象路线问题只要领导干部关心就行，基层干部和普通党员可以不关心，只要按照上面的指示干就行了。这种说法是很错误的。
路线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党内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我们党在五十多年的历史中，就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地进行下去。而路线斗争必然反映到各个方面，你想回避，是回避不了的。切洛抵制错误路线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切洛是个普通的放牧员，按照某些人的天真想法，似乎路线问题同他无关了。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到各个方面，当然也反映到他们那里，想“只管干，不管线”是不行的。要干，就有个跟着什么路线干的问题，不是跟着正确路线干，就是跟着错误路线干。因此，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党员，都有一个执行什么路线的大问题。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就必须关心和重视路线问题。
路线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党的十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全党同志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这里讲的是全党同志，不是光指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事关大局，事关路线，每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出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同错误路线进行坚决斗争。
为了坚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错误路线，我们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斗争实践，努力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我们坚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会不断取得胜利，我们要坚决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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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朝气蓬勃的先进战士
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
这里选登的报道介绍了几位共产党员的事迹。他们几年、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在工农业生产第一线，不为名，不为利，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平凡的战斗岗位上，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战斗不息。这种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我们都要学习。
编者
“干革命就得与困难作斗争”
锦州铁路局大虎山车站客运值班员、共产党员李素芬，二十三年来，正确处理工作、学习和家务的矛盾，年年月月出满勤，出色地完成了本职工作。
李素芬常说：“党对我们女同志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党越关怀我们，我们越要为革命多做贡献。”在她生第一个孩子时，因为当时车站女职工较少，还没有设立哺乳室，她家离车站较远，给孩子喂一次奶，往返得走三里路。但她严格遵守时间，从未耽误过工作。一次天下大雨，道路泥泞，她回到家里，时间过去将近一半了，她赶紧唤醒孩子喂好奶，就急忙赶回车站。同志们对她说：“李姐，道远路滑，你何必这么着急呢？”李素芬回答说：“咱们干革命工作决不能拖拖拉拉，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哇！”
李素芬有三个孩子后，家务事更重了。爱人又经常出差，一家人的吃喝穿戴，洗洗涮涮都得她干。李素芬想，干革命就得与困难作斗争，要干好工作就得要点强。她把柴米油盐在休班时间备全，洗洗涮涮在上班前干完，宁可贪点黑，起点早，也不让家务缠住手脚，影响工作。李素芬二十三年来从未因家务事迟到早退过。一天，她正当日勤班，不满周岁的孩子不慎摔坏了肩胛骨，车站领导立即让她护送孩子去锦州铁路中心医院治疗。李素芬想，替班同志情况不熟，对工作不利呀！她谢绝了领导的关怀，抽空把孩子抱到附近医院，向大夫讲明了情况，决定趁第二天休班，再护送孩子去锦州。就这样，她圆满地完成了一班工作，第二天休班时，才把孩子带到锦州，既没有影响工作，又没耽误给孩子看病。
李素芬年年月月出满勤，并不是她身体比别人强。多年来，她也曾患过几次病，但是病魔从没有压倒这位刚强的女共产党员。她在总务室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右手上生了断指疮，手肿得象发面馒头似的，医院给她开了病假条。李素芬考虑当时的情况：总务室一共两个人，另外的一个同志因病住院，两个人的工作要一人做。她想，手上生疮，不能干重的，还能干轻的呢！她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当班，工作了一个多月，直到痊愈，没有离开工作岗位。
李素芬不仅能正确对待家务和疾病，集中精力搞好工作，还能利用休息时间，积极学习革命理论。她在一九五六年买到一套《毛泽东选集》后，爱不释手，天天挤时间学习，一直没有间断过。群众赞扬她说：“我们的素芬同志，把她的分分秒秒都献给革命事业啦！”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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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朝气蓬勃的先进战士
共产党员要挑重担
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一阵清脆的锣声，把社员从睡梦中催醒。打锣的人，放下铜锣，就挑起盛满大粪的担子向梯田奔去，当其他社员来到地里时，积肥坑里已倒进好几担粪肥了。他，就是甘肃省徽县泥阳公社文家庄大队共产党员文运章同志。
文运章接受挑大粪的任务两年多了，不管酷暑和严寒，他每天挑粪上山，已经积肥九十六万多斤，为粮食增产作出了贡献。
文运章的行动，得到了多数人的称赞，但也遭到某些人的非议。他们说：“文运章入了党，没有当干部，反而和地主分子一样担大粪！”他妻子听了这些议论，不高兴地对他说：“这种又臭又脏的活，人家不愿干，你就单爱干，真是个傻瓜。”文运章摇了摇头说：“你这种思想可不对，干革命哪能挑挑拣拣？社会主义事业总得有个分工，挑粪积肥，这个活计是又脏又累，但是一个共产党员，就要挑重担，比群众吃苦在先嘛！你以后不要再跟着这种旧思想嚷嚷了。”他看见妻子还没有完全理解，又说：“解放前，我给地主担大粪的悲惨情景你还记得吗？要是忘记了，就是忘本呀！我现在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挑大粪，为了象我们这样的劳苦大众都得到解放呀！再说，我和地主分子一起挑大粪，是为了更好地监督他们改造，这也是党交给的光荣任务啊。”他妻子的思想被打通了，积极支持他继续为集体担大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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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朝气蓬勃的先进战士
“老会长”坚守战斗岗位
江苏省淮阴县张集公社川星大队，流传着“老会长”宋美英三次拒绝进城养老的故事。
宋美英，一九四六年入党，今年七十岁了，过去做过乡妇救会长。她有三个儿女在外地工作。儿女们想：妈妈一生在农村干革命，终年辛勤劳动，现在也该养养老了。于是，商议好轮流请妈妈进城去住。
首先是在安徽工作的小闺女来请。宋美英说：“你要革命，我也要革命。进城养老还革什么命？”没有去。
大儿子在武汉工作，特地派了爱人来做说服工作：“妈妈不肯休息，就给我们带带孩子。”宋美英说：“俺这里的工作比带孩子更重要，我不去。”
在涟水工作的大女儿又来请她。宋美英说：“过去闹革命，我往头里冲；现在农业要大干快上，我怎能朝城里躲！”还是没有去。
宋美英就是这样，毫不动摇，始终坚守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战斗岗位上。
去年，花生上场以后，队里分配她看场。她天天坚持在场上。有一回，天气突然发生变化，社员们都忙着抢收其它庄稼，她一个人在场上抢收花生，扛不动一笆斗，就半笆斗半笆斗地扛。等到大家赶来，宋美英已把场花生全部运进了仓库。社员们说：“老会长看场，我们最放心。”
今年春天，队委会研究生产计划时，考虑到农活重，劳力少，准备把养蚕副业暂停一年。宋美英听了，连忙对队委会说：“农业要搞，副业也不能丢，这是毛主席的号召。”队长说明了困难，她拍拍胸脯，说：“没有人养，我来包！”大家看着她满头白发，不放心地说：“老会长，往年养蚕还配两个劳力，你七十岁的人啦，能……”没等大家说完，宋美英不服气地说：“你们只看到我年老，就不想想我是个共产党员，年老就不革命啦？”这样，她又当上了“蚕妈妈”，一人养了十七匾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