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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满腔热忱 精益求精
——记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段国升同志的事迹
解放军总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段国升同志，为革命努力探索颅脑医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和同志们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医疗实践的事迹，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勇于实践的人
二十多年前，段国升同志当上神经外科医生不久，就遇到一个第三脑室患瘤子的病人。当时，脑瘤手术在我国只有极少数医生做过。他第一次遇到这种病例，本来就有些胆怯，加上有人在一旁吹冷风，说脑子深部是手术的“禁区”，他就更怕了。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无情的瘤子夺去了病人的生命。
打这以后，段国升同志思想上时常在激烈地斗争：难道能继续这样束手无策地眼看着阶级兄弟死去吗？
他的脑海里不断地翻腾起来：当他刚做神经外科医生的时候，人的整个脑子对他来说都是神秘的区域。他奋发图强，学会了开颅脑手术。一般的脑外伤手术能做了；但是，复杂的脑外伤和脑深部异物对他还是个秘密。后来，经过艰苦的学习和实践，他逐步掌握了这些复杂的手术。现在，他又在摸索治疗第三脑室肿瘤这个老大难手术。他从自己走过的道路上，逐步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事物都是可以认识的。医学上存在的一些难题，对它暂时还不认识，但是，可以坚信，医学难题迟早总可以解决，颅脑的秘密也一定能打开。关键是看你有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没有勇于实践的精神。
段国升树立了信心，继续向脑瘤进军，决心抢救阶级兄弟。他首先仔细地分析了第三脑室肿瘤，发现它难就难在瘤子附近几乎都是重要的神经功能区域，有管意识的，有管体温调节的，有管呼吸的。由于瘤子部位深，手术很容易损伤这些功能，造成病人残废以至死亡。但是，只要认真研究，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有可能争取手术成功。这么一分析，段国升心里有了数。
一九五五年夏天，段国升同志和同志们成功地做了第一例第三脑室肿瘤手术。以后，他又做了不少难度较大的脑瘤手术，这当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每一次，他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前进。现在，他已经做了七、八百例脑肿瘤手术，包括颅脑内部多种部位的肿瘤，和高颈段脊髓内肿瘤等难度很大的手术。
一九七一年九月，某制药厂回族青年女工勉秀花患高颈段脊髓内肿瘤。她的瘤子长在颈髓中央。直径只有一点五厘米的椎管内，填塞着一个直径近二厘米的肿瘤。瘤子在管内盛不下，拚命往外挤，使脊髓变形。颈髓上段是管呼吸运动的。在这里动手术危险性大，稍有损伤，不是死亡，就是严重残废。为了保证手术成功，段国升和同志们反复研究，制定了周密的手术方案。在手术中，他们比修理钟表的工人还要细心，先开一个小刀口，用剥离板小心地沿着肿瘤一侧进行剥离。当他们发现瘤体长于刀口时，将刀口逐渐延长到和瘤子相等的长度，一点一点地剥离。经过近八个小时的艰苦战斗，终于把瘤子一点不剩地取了出来。现在，小勉健康地回到工厂参加劳动，已经快两年了。
颅脑秘密的大门是靠实践打开的。段国升深有感触地说：“要敢于抢救‘第一个’脑瘤病人，不然，就永远没有第一例。当然，做第一例手术，困难很多，也会有风险，很可能要经过多次失败才出现成功的一例。但是，有了这第一例，就可以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扩大战果，使千个、百个得脑瘤的病人获得希望。”
更高的标杆
神经外科有个老大难问题——手术的后遗症，至今还未很好解决。
在狭小的颅腔内，在神经中枢的区域动刀，只要有一点差错，就可能损伤大脑功能，给病人带来残疾。这些病人，命是得救了，但他们没有意识，没有健全的躯体，不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医生们都在摸索解决的办法。有的人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认为：在颅脑内一些重要部位做手术，后遗症是无法避免的。而段国升同志却在困难面前立起了为人民服务的更高的标杆。他说：“我们不但要使病人解除痛苦，延长生命，而且要使病人继续干革命。”
他在自己的临床实践中，深深感到：能不能减少或避免脑瘤手术的后遗症，同医生的主观努力如何有很大关系。在手术中，如果医生对同志对人民缺乏极端负责的热忱，或考虑不周，那就会使本来可以避免的后遗症，或经过努力可以减少的后遗症，也变得无法避免。他认为：衡量手术的成败，不能只看手术台上顺利不顺利，更重要的是要看病人动过手术以后，功能恢复得好不好。
有个老贫农，脑子里长了个比拳头还大的脑膜瘤，瘤子周围的血管纵横交错，密密麻麻。在这里动手术，要保证不损伤神经功能，使病人不留下隐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脑膜瘤手术的特点是出血多，这是威胁病人生命，造成手术后遗症的主要矛盾。段国升和同志们共同研究病情，分析矛盾，提出了二十多种防止过多出血的有效措施。在手术中，他们精力集中，全神贯注，一点一点地刮，一下一下地掏，尽量不使手术刀损伤神经功能。经过上万次的操作，终于成功地切除了这个少见的血管性肿瘤。不久，病人健康地走出了医院。
当然，段国升同志并不认为手术后遗症完全能够避免，这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他和同志们还在艰苦地摸索，寻找解决手术后遗症的途径。但是无论如何，医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一定的条件，化被动为主动，化困难为顺利，去争取胜利，使手术尽量减少病人脑功能区的损伤，避免残废。
走着崎岖的路
段国升同志在颅脑手术上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是在交织着成功和失败的崎岖道路上前进的。
就看他治疗巨型脑血管畸形病的情况吧！
一次，医院接待了一个巨型脑血管畸形病人。她先后跑了四个省市的二十一个医院治疗。一些医生认为，手术可以做，但后果难以设想。
用不着责怪这些医生。对于象这样面积广、部位深的巨型血管畸形瘤，许多医务工作者都在探索，段国升同志也在探索。
过去，对这样的病者，他根据医学文献介绍，采用“肌肉栓子”堵填的方法，曾为一个巨型脑血管畸形患者施行了手术，结果失败了。
后来，又有一例这样的病人。他和科里的几位医生，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改进了手术，但还是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胜利和失败，对人都是严峻的考验。在连续的挫折之后，段国升也是有想法的。不过，他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名利得失，而是知难而进，一定要摸索出治疗这种病的办法。这里，他想到医学史上一种著名的药：“六○六”。他想：“六○六”是经过六百零六次试验才获得成功的。这里面就有多次失败的过程，而每一次失败中都包含了一些成功的因素。如果试验这种药的人，在前几百次失败后不再干了，就不可能有最后的成功。这说明了，“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要不怕失败，善于象列宁所教导的“要从失败的经验中进行学习”，就会获得新的胜利。
当第三例病人被送到科里时，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经过检查，畸形部位脑血管比正常人大二、三倍，乱糟糟的一团血管，使血液不能正常循环，造成脑内缺氧，直接威胁生命。
这样一个病人，比前几例病情还要复杂，有些人担心能不能治好。
段国升想：这个手术虽有风险，但也有从死亡的边缘把病人挽救过来的可能性。经过前两次手术后，他一直在琢磨治疗这种病的办法。经过反复试验、研究，他认为：运用“肌肉栓子”堵住畸形血管，使血液按正常血路循环，这种方法是可行的。不过，这个方法如果运用不当，也可能堵住正常血管或使血液流入别的部位，带来不良后果。上两次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就是机械地照搬别人的经验，只看有利的一面，没想到不利的一面。结果，用的肌肉块太大，手术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
这回，他们根据病人血管畸形的特点，采用大小适当的肌肉块，分几次填堵，边填边观察，避免损伤其它血管。手术后，病人恢复了讲话功能，也能走路了。
在治疗巨型脑血管畸形病的实践中，段国升和他的战友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毛主席的教导：“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在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的。遇到挫折和失败的时候，我们只要有一股革命的斗争精神，不畏劳苦，并且善于吸取经验教训，这样就总是可以获得成功的。
永远在起点上
段国升同志有一个可贵的精神，就是他总是勉励自己要谦虚、谨慎，永远在起点上。
他每次做手术，不管大的小的，也不管是做过的没做过的，都象第一次上手术台那样谨慎、认真。
他常常用“熟路翻车”这句话来警戒自己。
“熟路翻车”，这是人们从实践中总结出的一句含有朴素哲理的话。人们第一次从事某项工作，由于不了解它的规律，感到没有把握，总是比较认真、谨慎。以后，有了经验，有些人就不那么虚心了。结果，往往在认为是安全的地方变得不安全，有把握的事情变得没有把握。
有一次，他们为一个垂体瘤患者动手术。讨论这个病例时，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种瘤子过去做过，问题不大；一种认为，从片子上看，这个瘤子比较特殊，手术困难。段国升同志发现这个垂体瘤窜的很广，不象一般的垂体瘤。它既是垂体瘤，但又超出了垂体瘤的范围。他发表意见说：“我们过去做过不少垂体瘤手术，有了一些经验，但是不能把这些经验当做万古不变的灵方，而要看到这个病例的特殊性。事物的特殊性，正是我们要认识的新问题。因此，每次手术都应当作为新起点，把第一百次、一千次的手术，当作第一次手术那样谨慎、认真地去做。”他和同志们对这一手术可能成功的有利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一一做了研究，认真做好准备。手术中果然出现了特殊情况：病人的瘤子不但比一般垂体瘤大得多，而且靠后长，娇嫩的视神经挡住了手术的去路。由于他们做了多手准备，很快又从另一条入路做起，保证了手术的成功。
段国升同志常说：“宁肯准备一百条措施用不上，也不能因为一条措施跟不上使手术失败。”正是这种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和科学的态度，使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不断前进。
段国升同志在探索颅脑秘密的道路上做出成绩，受到赞扬。可是，他没有被成绩的包袱压住，而是象接力赛跑的运动员一样，不断地在新的起跑线上冲跑。他说：我虽然当了三十多年医生，做了上千例颅脑手术，有了一些经验，但由于我实践上的局限性，仍然还有不少病症不认识，还有不少手术不会做。我要更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掌握唯物辩证法，努力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为祖国的医学事业贡献一分力量。
我们高兴地看到，段国升同志已经迈步踏上了这个新的征途。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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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主观认识要符合客观实际
中共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员会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坚持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我们党的一贯的原则。近两年来的实践，使我们体会到，只有坚持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才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带领群众夺取革命和生产的胜利。
我们县地处萌渚岭北，境内峰峦起伏，森林资源丰富。过去，在刘少奇一伙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我们曾一度执行过“以木换粮”、“林粮分治”的错误方针，结果林业生产发展很慢，粮食生产也上不去，每年要调进七、八百万斤商品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纠正了过去的错误。但是，我们一度又曾认为，江华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抓紧粮食生产，只要粮食搞上去了，林业自然就好办了。于是，我们要求林区每人建设一亩常耕地，努力实现不吃商品粮。然而事与愿违，经过一段实践，不仅粮食没有抓上去，不少地方还出现了毁林开荒现象，影响了林区经济的发展。
为什么实践结果与我们的主观愿望不一样呢？毛主席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任何客观事物都有规律性。我们的思想、理论、计划、方针，如果正确地反映了客观规律，工作就能取得胜利；相反，就会在实践中失败。
我们县总面积四百五十多万亩，其中山林占百分之八十二；居住在这里的瑶、壮、汉各族人民，祖祖辈辈都是从事林业生产的，有着丰富的经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对木材的需要越来越迫切。这种客观实际情况，决定我们林区必须坚持以林为主，全面发展。在林区相应发展粮食生产也是必要的，但必须按照林区的实际情况办事。片面强调粮食生产，既不符合江华的客观实际，也不符合群众的愿望和国家的需要。
为了使主观认识更切合客观实际，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注重调查”的教导，由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带领调查组，先后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深入到一些比较典型的社队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根据不同类型社队的不同情况，提出发展林业和农业的不同要求，并具体帮助他们因地制宜、合理安排，使“以林为主，林粮结合”的方针得到了正确的贯彻和落实。思想符合实际，工作就比较主动了。去年，全县共造林十九万多亩，比一九七一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六；木材生产提前两个月完成了任务；在自然灾害严重的情况下，粮食生产仍比一九七一年增加一成，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
我们县山高坡陡，溪流弯曲狭窄，交通不便。过去外运木材全靠肩扛人拉。文化大革命中，县林业采育场的工人发扬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自力更生地架设了无动力索道和动力索道。他们的革命精神，给广大社员群众很大鼓舞。许多社队要求自力更生架设索道。但是，我们有的同志认为架设索道困难较多，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支持。
在看书学习中，我们对照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有关教导，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认识到：认为社队不具备架设索道的条件，是落后于客观形势发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激发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为革命多生产木材的热情越来越高，这是能够架设索道的主要条件；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许多社、队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具备了架设索道的财力上的条件；至于器材和技术上的某些困难，是不难解决的。因此，架设索道不仅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且在客观上也有这种可能。毛主席说：“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客观情况在不断变化、不断发展，主观认识也必须随着发展。如果我们的主观认识还停留在旧阶段，不研究新情况，不分析新问题，那就会重犯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的错误。我们有的同志为什么不敢支持社队架设索道呢？就是因为他们的认识没有跟上客观形势的发展，因而脱离了客观实际，脱离了群众。
于是，我们深入林区社队，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大家统一了认识，积极地支持社队架设索道。对资金富裕的社队，帮助他们自力更生购置设备，联队进行采伐，由国营采育场在技术上给予帮助；资金暂时欠缺的社队，坚持自筹部分资金购置设备，不足部分先由林业部门垫付，以后从木材价款中分期偿还；在国营索道附近采伐的社队，允许搭运木材，社队付给国营单位合理的工本费。现在，全县国营单位和社队共架设索道三十二条，长达九十七公里，大大改变了运输条件，降低了木材成本，减少了木材损耗，节约了劳动力，有效地解决了林业和农业争劳力的矛盾，促进了林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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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石是怎样发出光和热的
煤石是煤矿上的废品，人们都叫它“黑石头”。以前，在煤矿上堆积如山的煤石，多是用来填坑垫路。北京部队某部榴炮一连炊事班的同志们，却使煤石发出了光和热。
一九六七年的一天，给养员李群成去买煤，发现煤场上一大堆煤石，听煤场的同志说：这是从煤里拣出来的“黑石头”，已经堆放了好几年了。煤矿每年都要开采出成千上万吨的煤石，作为废品处理掉。他想：“太可惜了！如果把这些煤石充分利用起来，可以为国家节约多少煤炭啊！”他回到连里，向党支部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在党支部的支持下，他把一车煤石拉到了炊事班。
煤石到底能不能烧？党支部组织炊事班的同志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开展热烈的讨论。班长徐清常说：“既然叫煤石，就一定含有煤的成份。当然，它含煤量少，烧起来肯定会有困难。但是，难烧不等于不能烧。”他的分析，使同志们受到启发，大家决心在实践中摸索，变废为宝。
首先，他们把煤石掺在好煤里烧，发现每次掺进去的煤石都有一些能烧着，这证明煤石是能烧的。后来，他们又试着单烧煤石，结果，炉膛里只冒烟不起火，熏得大家眼泪直淌。通过分析，大家感到，煤石和好煤都含有炭，但是，两者又有区别，用于同样的燃烧条件——炉灶，自然要碰钉子。要使煤石烧起来，必须先改灶。煤石里炭少石头多，只有扩大炉膛，加大底火，使炉膛里保持较高的温度，才能促进煤石的持续燃烧；煤石燃烧后，剩下的石渣多，要使空气流通，还要把炉条的间距加宽。他们根据这些认识，改灶试烧，还是光冒烟不起火，烧了一个多小时，锅里的水还是凉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又研究了各种燃烧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炊事员李心明几次观察火情，发现新改的炉灶膛大，炉条稀，空气畅通，为煤石燃烧提供了条件，但抽力不足，烟闷在炉膛里，压得火苗上不来。于是，他们又把烟囱加高，终于使煤石在灶膛里呼呼地着起来了。
煤石是烧着了，可是做出来的饭不是串烟就是夹生。在困难面前，有的同志有点灰心。司务长姜成洁组织大家联系改灶失败的教训，认真学习、讨论，总结经验。大家认识到，在试验过程中，让煤石烧起来，这是很大的胜利；出现的新问题，仍然是由于人们的认识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这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摸索解决。
同志们提高了认识，情绪高涨起来。做饭时，一面观察火情，一面观察锅里的饭。发现一锅饭总是上面稀、下面糊；饭熟的是靠烟囱的那一边。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进行了具体分析：煤石含炭量少，火焰低，但是锅和炉篦之间的距离没有变，锅的受热面积小，火力不匀，就会产生上面生下面糊的现象。同时，虽然烟囱加高，抽力加大，但是锅的位置没有变，发生偏火现象，火大的地方就熟，火小的地方就生。
原因找到了，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他们重新改灶，把锅适当地移近烟囱，又调整了锅底和炉篦之间的距离，使火焰能够均匀地散布在锅底。结果，就不再出现夹生饭和生糊饭了。
上级领导机关及时总结推广了榴炮一连炊事班用煤石烧饭的经验，给他们记了集体一等功。六年来，这个炊事班所在部队，从机关到连队，从烧饭到取暖，全部用煤石代替了好煤，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好煤。
本报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