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8月14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在教改实践中努力改造世界观
辽宁省海城县二中教师 王前
我当教师三十年了,真正认识到必须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还是从文化大革命中开始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大量的经常的在教育工作实践中暴露出来。我注意在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中,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中,主动地“斗”,自觉地“改”,使思想不断适应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需要。
改造“智育第一”的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长期以来,我对“智育第一”的认识,是缺乏阶级观点的。我总认为,“学校主要是传授知识的场所”。在这种重“知识”、轻政治的思想支配下,我虽然也随着大伙儿批判“智育第一”,但没有真正解决思想问题。开始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教学时,一度只讲政治内容,不讲语文知识。后来,学校抓教学质量,我的“智育第一”的思想又活跃起来,和文化大革命前一样地照旧讲课。在批修整风中,党支部帮助我认真地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深挖“智育第一”的思想根源。我回顾了解放后十七年搞“智育第一”的后果,痛切地感到,那种“有了知识就能走遍天下”的思想实质,就是不要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否认学校里存在阶级斗争,引诱学生埋头读书不问政治。
有了多次反复的经验教训,我就比较注意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教学工作,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在讲鲁迅论“打落水狗”的杂文前,我反复学习了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认识到,刘少奇一类骗子虽然打倒了,但他们所代表的反动阶级还存在,反动思想影响还远远没有肃清,必须以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把批修整风进行到底。我确定用这个观点讲好这篇语文课,重点讲了“比喻”的运用,说明鲁迅为什么要把失败的敌人比作“落水狗”,并结合课文解释了“比喻”中的“借喻”和“暗喻”的用法,使学生既受到了思想教育,又学到了语文知识。
改造“三脱离”的思想坚持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结合
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对解放以来教学严重“三脱离”这个问题仍然缺乏认识。到工厂参加一段劳动后,开始感到教学“三脱离”,主要是自己的思想感情、阶级立场和工农兵不一样,可是回校复课时,又以为我教书还是个“内行”。但事实又教育了我,在一次备课中,又一次暴露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工人师傅诚恳地对我进行了帮助,促使我认识到要克服教学“三脱离”,就必须经常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认真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我下决心诚恳地向工农兵学习,把语文教学同三大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一次,讲《纪念白求恩》,无论是我还是学生,都对两个“极端”的精神理解不深。如何联系实际讲好这一课呢?当时,我们那里正在宣传模范共产党员戴金山同志为保护集体财产而壮烈牺牲的模范事迹。我就和同学们一起冒雨步行二十多里,访问了戴金山生前所在的生产大队,受到一次生动、具体的教育。回来后再讲课文,讲到“以身殉职”的“殉”字时,学生马上与戴金山的革命精神联系起来,补充说:“这个‘殉’字与戴金山‘为革命豁出一切’的‘豁’字,精神是一致的。”不但把抽象的“殉”字讲得比较具体、生动,而且加深了我们师生对白求恩同志共产主义精神的理解。
改造“师道尊严”的思想坚持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按照毛主席的有关指示,进行启发式教学。可是,常常是启而不发。为什么呢?经过调查,同学们才说:“咱也不知道老师的教案里写的是啥,观摩的人在教室听课,如果说的不对,对老师也有影响啊!”这番话对我触动很大,认识到不破“师道尊严”,就不可能搞好启发式教学。
有次讲课,有个学生突然问我:“你讲的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是哪国人?”我顺口说:“俄国人。”话刚出口,就觉得答错了,纠正不纠正呢?思想斗争很激烈:在学生面前认错,不是要失掉威信吗?课后,我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的教导。第二天,我告诉学生:“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是德国人,不是俄国人,昨天我说错了。”我对全班同学说:“你们今后不要认为我讲的都对,要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讲错的地方要大胆提出来。”由于我敢在学生面前认错,学生思想也就解放了,敢想,敢说,敢于给我提意见。
过去,我总认为自己比学生“高明”,从来都是学生向我请教;今天,我要向学生请教,这可是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讲《永远跟着毛主席,壮丽青春献人民》一课,有个同学对我的某些解释表示不同意。我虽然感到学生说得对,就是一时放不下“自我高明”的架子,勉强说了声向小将学习,内心却不大高兴。再加上课后有的同学给他提了意见,他便背着思想包袱来向我检讨。明明是我的错误,学生反而来向我检讨,这对我触动不小,促使我破除“自我高明”的思想。我遵照毛主席关于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的教导,诚恳地和他谈心,在总评会上又表扬了他。还向同学们检讨了我讲错的原因。我告诉同学们,今后对我讲的课,要各抒己见,有不同意见要大胆和老师争论。从此,课堂气氛比较活跃,师生共同讨论问题,互相促进,推动了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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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自觉地拜工农为师
广东高州县高州一中教师 吴家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学校党支部引导师生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实行厂校挂钩,建立学工、学农基地,又派我负责校办工厂的工作,使我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工人同志,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在业务上进行再学习。
接受再教育,必须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可是,我开始并不是这样的。认为,工人师傅有实践经验,而我有理论知识,比较起来,各有所长。事实说明,这种想法是十分幼稚的。有一次,我跟张师傅学开钻床,他钻,我当助手。我看他下第一钻就偏一点,心里觉得不对,却又不敢说。于是,我更留心看他下第二钻,结果又是偏的。这时,我就说:“张师傅,钻头好象下得不够正。”张师傅听了笑笑说:“你还不知道哪!一般下钻是要对准中心,但现在钻的孔刚好在工件的边沿上,一边没有铁了,下钻时力向一边去;现在有意稍偏一点,钻出来的孔就正了。”我一看,果然两个孔都钻得很正。这对我教育很大。我教物理十几年,课堂上讲力学头头是道,但一接触实际就糊涂。实践使我认识到,“知识分子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真正有知识的还是工农群众。他们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理论知识。知识分子要真正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就必须恭恭敬敬地拜工农为师。
在向工人师傅学习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原来所学的书本知识,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我还有计划地结合实践学政治,学业务。去年以来,我先后学习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还读了《机械制图》等九本科学技术书,使教学水平不断提高,开始取得了教学上理论联系实际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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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永当教育革命的促进派
天津市河北区铁路一中工人教师 王学文
我是铁路一中的工人教师,原来是火车副司机。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通过两年来的教学实践,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教师工作。
服从革命需要愉快走上教育岗位
一九七○年夏天,我响应党组织选调工人充实教师队伍的号召,来到教育战线上,决心挑起教育革命的担子。可是到校后,工作马上遇到困难。我负责的几个班,当时是学校的“后进班”,有些难办的事。心想,过去摆弄火车头多省心,真不如趁早回去。但是,想到党委对自己的期望和工人师傅的委托,师生的鼓励,以及学生家长的热情支持,都使自己深受教育。特别是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导,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力量。我担负的工作,不正是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光荣而艰巨的工作吗?我不能被困难吓倒,而要昂首阔步地前进。
坚持又红又专刻苦钻研教学业务
学校领导决定我教政治课。为了上好第一课,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我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论述,听三条石老工人的忆苦思甜报告,参观阶级教育展览,还整理自己和一些学生的苦难家史,搜集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大好形势的资料。教案写完后,我征求了学生们的意见。上讲台的头天晚上,我一直练习到深夜。第二天上讲台,我首先用血的事实愤怒地控诉了万恶的旧社会。当我讲到父亲卖苦力,累弯了腰,患了严重痨病,母亲哭瞎了双眼,三个哥哥、一个姐姐病饿而死的时候,激起了学生们的阶级仇恨。当我以大量事实畅谈大好形势,满怀胜利信心地展望未来的时候,学生们又个个喜形于色。这次讲课,使学生们懂得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为了教好政治课,我搞了教学研究课。在辅导学生学习《矛盾论》中关于抓主要的矛盾的观点时,我试着运用“启发式”进行教学,把自己摆进去,发动学生帮助我找阻碍我进步的主要问题。学生们讨论的可热闹啦,他们一致指出,骄傲自满是我的主要问题,热诚地希望我迅速加以克服,继续前进。有的学生也自觉地找出了阻碍自己进步的主要问题,努力改造世界观。大家反映这样讲课效果好。
在实践中,我还体会到,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学生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是很重要的,但不能光凭朴素的阶级感情;要做好教师工作,就要坚持政治和业务的统一,既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觉悟,又提高业务水平。因此,我有计划地阅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也用心学习文化,精心备课,努力适应教育革命的需要。
严格解剖自己不断提高政治觉悟
到校后,我认为自己“出身好”、“根子正”,一度不注意在斗争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突出表现是:看原有教师的缺点、错误多,看优点、成绩少。工作做出些成绩,就觉得还是我这个“工人师傅”有“两下子”,因而一度影响了团结和工作。学校党支部多次帮助我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和知识分子的政策,使我认识到,如何对待原有教师,实际上是对待革命事业的态度问题,是路线问题。从此,我注意正确地对待原有教师,努力克服“自来红”思想,增强了我们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
在对待学生的态度上,有段时间,我总以教育者自居,动不动批评学生,有的学生跟我疏远了。我明明是好心,怎么得不到好的效果呢?通过学习,我认识到主要是在想“管”好学生的背后,隐藏着私心杂念,怕我负责的学生表现不好,向我脸上抹灰。问题找到了,我打破了怕在学生面前承认错误丧失威信的想法,作了自我批评。我还通过谈心、家访等,调查研究学生的情况,着重从正面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帮助。这样,我和学生的关系融洽了,做思想工作也就顺手多了。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做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又身为人民教师,更有必要经常解剖自己。我一定要认真看书学习,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永当教育革命的促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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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从本质上发现学生的优点
北京市新街口东街小学教师 景庆云
过去,我担任班主任时,对学生有一些不正确的看法,给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影响了转变学生思想的工作。通过批修整风和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我认识到,要搞好班主任工作,转变学生的思想,必须克服形而上学的观点,善于从本质上发现学生的优点。
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正确地看待学生
我刚接四(二)班时,全班四十二人,其中男生有三十人。一见这么多男生,我心里就烦了。看见他们好说、好动,纪律上松散一点,就批评、训斥没个完;由于缺乏调查研究,不能一分为二地看学生,只看学生的缺点,不看优点;只看学生有问题,不看老师工作有缺点。
在批修整风中,学校党支部组织我们学习马列的著作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狠批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唯心论先验论。通过学习和大批判,我初步看到了唯心论先验论和形而上学观点在自己工作中的反映。我对后进学生的看法是片面的。其实,这些孩子都有不少优点。例如,在劳动中,他们一个个象小老虎,不怕脏和累,抢挑重担。为了搜集废钢铁,支援祖国的工业建设,他们连饭都顾不得吃,星期日也不休息。这些学生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进小学的,他们的优点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成果,为什么我却看不到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对学生缺乏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和一分为二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认识提高以后,我主动地接近学生,和他们谈心,帮助学生进步。我班有个学生叫崔小初,是全校闻名的“闹将”,上课也坐不住,学习成绩也不好。由于我先入为主,以偏概全,对他印象很坏。其实,象崔小初这样的孩子,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现在才十一岁,一半时间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受到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有许多优点。例如,一次下乡劳动,半路下起大雨,他把自己的草帽摘下来,让别人戴。劳动休息时,他主动拿桶给同学们打开水,等等。对他的这些优点我都及时表扬。一天中午,我去他家,见他切的面条已经下锅,馒头蒸得又白又大。我心想,他做饭这样好,学习怎么上不去呢?后来我找他谈心,教育他要为革命学习,认真完成作业。他说:“我不会,就放下了。”我就举了他做饭的例子,说明什么事都不是生下来就会的,一切要通过实践,学习也不例外。他同意说:“我刚学蒸馒头时,使不好碱,不是酸,就是黄,但做过几次就会了。”我就告诉他:“学习也一样,谁也不是生来就学得好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社会主义文化知识,这可是政治上的大事啊!”崔小初进步了,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写申请书要求参加红小兵;遵守课堂纪律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也能按时完成作业。他的家长说:“原来是喊遍街,叫遍了巷,都叫不回来;现在爱学习了,变化可真不小啊!”崔小初的进步,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学生,加强调查研究,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才能转变学生的思想。
相信群众,让学生从小多受锻炼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脱离群众,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教师每天都要接触许许多多的学生,过去我只把他们看成是一群不懂事的孩子。对他们不放心,不放手,一个人唱独角戏,忙了半天,工作还搞不好,学生也受不到教育和锻炼。在批修整风中,我们批判了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我认识到是不是真正相信学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这是个执行不执行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的问题。
小学生精力旺盛,活泼好动。教师的任务是善于引导,使学生德智体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有一次,学生提出要在我班成立篮球队,我感到这是组织学生、进行教育的好机会,和班干部一商量,就把篮球队和乒乓球队成立起来了。我尽量让班干部去组织这些活动,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在活动中,对他们进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思想教育。这样,就把打球变成了生动活泼的转变思想的过程。
实践证明,只有相信学生,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不是包办代替,才能使他们真正得到锻炼。有一次,我班决定到陶然亭搞“学红军的思想,走红军的道路”的校外活动。当时学校人员紧,抽不出别的教师帮我带队。于是,我组织全班讨论,让大家开动脑筋,献计献策。结果,这次活动搞得很好,不仅使大家受到一次革命传统教育,而且增强了革命团结,锻炼了学生独立的工作能力,也使我受到了生动的群众路线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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