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
杨荣国
列宁说：唯心主义“就是反动派的武器，反动派的宣传工具”。（《我们的取消派》）历史上唯心论哲学家鼓吹的先验论，就是当时反动统治阶级所利用的“武器”和“宣传工具”，用来欺骗和麻痹人民群众，达到巩固反动统治的目的。
在中国哲学史上，哲学家是主张闭门修养，去体验所谓先验的善性，去体验所谓的天理呢；还是主张一定要感觉器官对外界事物有所接触，才能获得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心有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荀子·正名》）呢？这是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斗争。这个斗争，在中国哲学史上，是贯彻始终的。先秦时期，哲学上的路线斗争是很激烈的；到两汉时代，哲学上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又继续发展了。
两汉时代（西汉是公元前二○六年——公元后二三年，东汉是公元二五年——二二○年）是封建社会，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确立，但还存在着奴隶制残余。当时的世家豪族，大都是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奴隶主贵族统治者的后代，他们役使大量奴隶，进行工商业活动，有相当大的势力。如《汉书·地理志》中提到：“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横行霸道。汉代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这些世家豪族有矛盾，对他们实行过一些抑制措施；但同时，因为剥削阶级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又和他们相互勾结，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封建地主、世家豪族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汉武帝时，汉初诸侯分立的局面虽然结束，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从表面上看，有着进一步的巩固，但劳动人民遭受残酷的压榨，流离失所，死亡过半，群起反抗（《汉书·夏侯胜传》）。公元前九十九年，爆发了徐?等在山东一带的农民武装起义，他们攻克城市，夺取武器，解放罪犯，打倒和杀死官吏，震撼了当时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资治通鉴》卷二十一，又见《汉书·武帝纪》）。
正是由于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有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出现了董仲舒那套反动的哲学理论。
董仲舒和《白虎通义》的先验论
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前一○四年）看出先秦儒家孔子和孟子的思想，虽然原来是为崩溃中的奴隶主贵族阶级辩护的，但只要稍稍加以改造，就完全可以用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所以他建议禁止其他学派活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接受了他的主张，想以强化思想统治，来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
董仲舒在上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和他著的《春秋繁露》书中，宣扬神秘的阴阳五行学说，把人世间的一切，包括封建王权的统治，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这样，就把天上的神权和地下的王权沟通起来，发挥了孟子一派“天人合一”的思想，为“王权神授”制造理论根据。他为了把封建秩序固定下来，提出“三纲”。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是说：臣以君为纲，子以父为纲，妻以夫为纲，这些都是“天”所安排，是绝对不能改变的。这就成为二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中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教条。毛主席指出：“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董仲舒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就是要从认识论的角度，为他这套反动的政治理论制造根据。
董仲舒发挥了孔、孟的先验论，提出“性三品”说，把人性分为三种：“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中民之性”。其中只有中等人的“中民之性”，是可以通过教训、学习，渐渐变为善的。上等的“圣人之性”，那是“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的（《繁露·深察名号》），是天生的善。至于“斗筲之性”，“斗筲”，就是卑小微贱，指被奴役的劳动人民，他们的性，先天就是愚蠢的，只能接受“圣人”的统治。孔子不是辱骂这批“贱人”是卑微不足道的（“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吗？所以，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实际上就是孔子的什么“上智”和“下愚”（《论语·阳货》），什么“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和“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那套谬论的翻版。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圣人和“斗筲之人”，一个是天生的善，一个是天生的恶；一个是绝对的聪明，一个是绝对的愚蠢。所以，一个应该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一个就只能被压迫，被奴役。这些都是天生的，命定的，绝对不能改变的。这就是用先验论来论证封建统治秩序是绝对“合理”的。
西汉末年，经过赤眉农民起义，打垮了当时的封建统治，也打击了世家豪族的势力。但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刘秀（汉光武帝）乘机攫取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建立了东汉政权。到东汉章帝，为了进一步从思想上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于公元七十九年（建初四年）在白虎观召集儒生，开了一次讨论如何解释经书的会。在这次会上，他们大肆宣扬董仲舒那套神秘的“天人合一”说和阴阳五行的迷信学说，大肆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这次讨论的结果，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义》一书。
在《白虎通义·圣人》中，将圣人说成是对于“道无所不通”的，只有圣人才有丰富的先验知识，能未卜先知，能与天神相通（“圣人所以能独见前覩，与神通精者，盖皆天所生也”）。这样一来，最高的封建统治者——皇帝，就是圣人了，理由是“非圣不能受（天）命”为天子。只有这样的圣人才富有先验的知识（“独见前闻”），能“见微知著”（同上《情性》）。唯心论者所说的“见微知著”，是说：一个人的心机初动处有问题，虽然是很隐蔽、很微小的，但可以看出将来一定成为大问题。这原来就是子思（孔子的孙子，孟子的祖师）所说的“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中庸》第一章）的概括。意思就是说：如果内心怀有不好的动机，即使很隐蔽，很微小，好象人家不知道，但总是会显露出来的，所以“君子”只要独自一人呆在房里，从内心的反省中进行修养，这就叫“慎独”。从此得出：人的感觉器官不必去接触外界，只要闭门修养，从心灵中体验上帝所赋予的先验的知识、先验的道德规范就是了。从而用以规范封建社会的秩序。董仲舒说的“王道之三纲，本之于天”的思想，就是这意思，它被进一步发挥了。这是宣扬人的认识从主观观念出发，是从主观到客观的，是彻头彻尾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至于被奴役的人民群众呢？他们没有先验的知识，是“质朴”的（《白虎通义·三教》），是不具“仁”道的（“未见于仁”，同上《辟雍》），他们只能努力生产劳动，接受统治阶级的奴役（“职在耕桑，戮力劳役”，同上《礼乐》）。劳动人民如果起来造反，就应该使之“反（返）正道”（同上《三教》）。所以它说：“礼”是专为有先验知识的封建统治阶级制定的，刑罚是专门设来对付没有知识的被剥削阶级的（“故礼为有知制，刑为无知设也。”同上《五刑》）。这是赤裸裸地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谬论。
王充对先验论的批判
当时对董仲舒和《白虎通义》的唯心论先验论进行全面有力的批判的，是以王充为代表的唯物论哲学家。
王充（约公元二十七年——七十九年），出身于一个从事过农业和商业的平民家庭，和下层群众有过接触，受过世家豪族的压迫和欺凌。所以，他对当时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是同情的。他认识到当时农民起来造反，是由于“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争起于不足”所致（《论衡·治期篇》）。同时，他还经常和地位低下的人交朋友，比较能够实事求是地考虑和研究一些问题。他写的《论衡》这本有名的书，就是针锋相对地批判董仲舒所宣扬的那套唯心论哲学的。当时正在汉代统治者大力提倡推崇孔孟的潮流下，特别是临近王充的晚年，最高封建统治者召开白虎观会议的时候，王充在《论衡》中敢于提出“问孔”、“刺孟”，尖锐地指斥孔、孟的许多言行都是自相违背，不是实事求是，不能说都是对的（《问孔篇》）。他具有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精神。
王充对董仲舒等人所宣扬的孔、孟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进行了批判。首先，他指出董仲舒的性是“纯善”的说法，是错误的，“未能得实”。又进一步批判孟子的性善说，“未为实”（《本性篇》）。王充指出：人性的善和恶，是后天逐渐造成的。正如练丝一样，用蓝色颜料去染它，就成为青丝，用红色颜料去染它，就成为赤丝。没有经验的小孩子就象丝一样，他所以能渐渐具有善性或恶性，和用蓝色或红色颜料去染丝，使它成为青丝和赤丝，道理是一样的（《率性篇》）。这就是说，人性的善恶，是决定于后天环境的好与坏。同样的，人的聪明才能，也不是先验的，只有通过后天不断的实践才能获得。王充举手工艺为例，驳斥先验论。他说：齐的都城世世代代刺绣，那里平常的女子，没有一个不会刺绣的；襄地方传统会织锦，即使被认为不聪明的女子，也变成了巧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她们天天看到，天天锻炼，手自然就熟练了，技艺就日益精巧了（《程材篇》）。所以，知识才能都不是“天赋”的。
王充指出，所谓圣人能“前知千岁，后知万世”，“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等等，都是骗人的。实际上，如果没有耳闻目见等等感觉，对于外界事物，你就什么都不知道（《实知篇》）。那里有什么先验的知识呢？
王充在《知实篇》中列举了十六件事情，说明“圣人不能神而先知”。例如：
孔子和他的学生颜渊都被匡人包围了，孔子先逃了出来，颜渊后来才到。孔子说：“我以为你已经被匡人杀死了”。如果孔子能先知，他应当早就知道颜渊没有被匡人杀死；既然孔子以为颜渊被匡人杀害了，可见孔子并不能先知。
孔子不愿去见阳货这个人，但是阳货送了只火腿给他，他不得不去回拜。孔子就打听到阳货不在家的时候才去，可是不凑巧，在他回来的路上刚好碰上了阳货。王充就说：如果孔子是先知的话，就不会在那时去拜访，也不会在返回的途中碰上阳货。可见孔子并不能先知。
王充举的十六件事情都证明：没有所谓先验的知识，象孔子这样的“圣人”也不是“先知”。王充指出，虽然“人才有高下”，但不论怎样，你要知道事情，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学之乃知”，“不问”则“不识”（《实知篇》）。所谓“前知千岁，后知万世”，那是从古到今，都是没有的。
既然象孔子这样的所谓圣人，都需要学习，才能有知识，可见并没有什么天生的“圣人”。人只有靠后天的学习和实践，才能对外界事物有所认识。
王充在否认有所谓先验知识中，除了强调必须通过感觉才能获得知识外，还指出要判断客观事物的是与非，不能单靠耳目等感觉器官（“不徒耳目”），还必须经过自己的头脑思考一番（“必开心意”《薄葬篇》），才能对事物有深一层的认识。
董仲舒从唯心论出发，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它就是上帝。这有意志的天——上帝，是永恒存在而不变的，所以由它的意志产生出来的“道”与“理”，也是永远不变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十足的唯心论的形而上学观点。从这种反动观点出发，董仲舒认为事物的本身是没有变化发展的，先验的封建伦理道德也是永远不变的。王充则坚持变化发展的观点，指出：古代的人，没有衣服穿，现在都穿了衣服（《论衡·宣汉篇》）。可见事物是变化发展的，时代是前进的。他批判了董仲舒的形而上学观点，也批判了当时世家豪族等保守派所宣扬的“今不如昔”的观点。
后来还有一位哲学家王符（东汉和帝、安帝时人），他常和当时杰出的科学家张衡来往，深受王充唯物论思想的影响。在他写的《潜夫论》书中，从唯物论认识论的观点出发，也不承认有先验的知识，不承认有“生而知之”的圣人。他说圣人不是“生而知”、“生而能”的，必须通过后天的学习，“其智乃博，其德乃硕（大）”。他说，犹如木制的器具一样，本来只是在山林里的木头，一定要经过木匠用墨线规划、刀斧制造，才能成为有用的器具（《潜夫论·赞学》）。人也是这样，并没有什么天生的“天才”，一定要经过锻炼和学习，才能成为有用的人。
从上看出，在当时哲学战线上，两种思想的斗争是很激烈的，这是当时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当时哲学上斗争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坚持唯物论的认识论，还是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唯物论者坚持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后天的学习和经验，不存在所谓先验的知识。因此，唯物论者认为事物是变化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认为时代在前进，今胜于昔，而不是倒退、反动、“今不如昔”。唯心论的先验论者则反之，他们坚持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谬论流传，毒害和欺骗人民群众。现在刘少奇一类骗子也是这样，他们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宣扬什么“天才”和“超天才”，宣扬什么“从主观到客观”，等等，以达到他们妄图把历史拉向后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这不是很清楚的吗？
通过学习哲学史上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唯心论先验论的反动性。这种唯心论先验论，是为反动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在中国历史上，如孔子宣扬的唯心论先验论，是为当时崩溃中的奴隶主统治服务的；其后由董仲舒等人加以发挥，又成为二千多年来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的理论根据。学习与研究中国哲学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可以加强我们对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重要性的认识。正如毛主席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所以，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这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党一定要抓紧抓好路线斗争，抓紧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这样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第3版()
专栏：
认清野心家的惯用伎俩
——学习《法兰西内战》札记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员 刘育民
一八七一年五月三十日，即巴黎公社失败后两天，马克思鉴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需要，挥笔写下了光辉著作《法兰西内战》。在这部伟大著作中，马克思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全面地、科学地分析了当时法国的阶级斗争形势，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
巴黎公社是巴黎无产阶级建立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结束。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依然十分尖锐、复杂。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总要千方百计地垂死挣扎，向无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反扑。这是由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所决定的。无产阶级必须充分认识这个问题，在夺取政权以后，坚持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巩固自己已得的政权，将革命进行到底。
梯也尔这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从他逃往凡尔赛以后，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复辟阴谋。他看见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简直气得发疯了。他声嘶力竭地狂吠“决不让穷光蛋庆祝胜利”。
老奸巨猾的梯也尔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重新网罗反革命力量镇压革命的巴黎，耍尽了各种卑鄙无耻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马克思在书中指出：“梯也尔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在梯也尔感到力量不足的时候，就唱着“不干涉巴黎的和平”的高调，打起“保护共和国”的幌子；同时，却极力网罗残兵败将，不惜出卖法国的民族利益，乞求俾斯麦放回大批法国战俘，拼凑起一支反革命军队。经过半个月的多方准备以后，梯也尔感到羽毛丰满了，就凶相毕露，咬牙切齿地宣称，“要手持法律走进巴黎”，要“采取严厉手段把革命镇压下去”，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的凶残本性和狰狞面目。
当时，由于无产阶级还缺乏革命斗争经验，也由于普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影响，公社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没有向反革命的凡尔赛坚决进攻，结果，使梯也尔匪帮有了喘息的时机，得以积聚反革命势力，卷土重来，对巴黎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大屠杀。革命的巴黎陷于血泊之中，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由此断送。这是一个血的教训。
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既然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干反革命的勾当，就不能不玩弄政治骗子的伎俩来遮掩自己。历史上的梯也尔是如此，刘少奇一类骗子也是如此。当他们认为时机未到时，就玩弄政治小骗术，摆出“革命”的架势，标榜自己“一贯正确”，背地里搞宗派、拉山头，结死党，准备有朝一日将革命浸入血泊之中。他们还大叫大嚷，反革命的气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历史总是无情的。一切反革命的野心家、阴谋家，不管他们怎样耍尽阴谋诡计，终究要被革命的车轮碾得粉碎，落得个身败名裂、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
阶级斗争的规律告诉我们，革命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但是，敌人是不会自行灭亡的。因此，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从敌人多变的手法中，看到敌人不变的阶级本性，提高警惕，坚持斗争。
无产阶级不仅在敌人凶相毕露的时候，要针锋相对，敢于斗争，而且在敌人乔装打扮的时候，也要善于透过假象看本质，认清敌人的本性，向阶级敌人进攻。对于阶级敌人这类反革命的政治骗局，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指出：“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只有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胜利，无产阶级政权才不会得而复失，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不断巩固，社会主义江山才能永不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