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既要带好头 又要带好班
中共湖南省常德地委副书记
湖南慈利县长峪铺大队党支部书记 黄炳秀
一个农村的党支部书记，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要带好班，首先要带好头。口说千遍，不如带头一干。没有干部一马当先的带头行动，就很难出现万马奔腾的学大寨群众运动。
口说千遍 不如带头一干
我是有几个孩子的妇女，同男同志比，困难是多一些。能不能一马当先，带头苦干，对我是个严峻的考验。我激励自己：“炳秀，你是老贫农的后代，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要带头吃大苦，流大汗！”我重担争着挑，险活抢着干，近几年来每年劳动都在三百天以上。群众见我们干部带头，也都起早贪黑地干。许多妇女怕家务影响白天出工，都在夜晚就把家务事做好。全大队五百四十多个整劳力，每人每年平均出集体工三百二十天以上。
我们一面努力搞农田基本建设，一面又着手改革耕作制度。过去，我们大队的旱粮生产都是单季种植。有人说：“旱粮是天生的矮子。”我们不受这种保守思想的束缚。在学大寨运动中，长峪生产队科研小组种了三亩二分“一土多用”的试验地，就是在收割小麦后，播上双杂交玉米良种“新双一号”，再在玉米苗的两边间作红薯。以后虽然遇上百日大旱，仍然获得亩产九百四十斤的大丰收，超过了全大队单产的两倍。第二年，我和这个队的贫下中农一起，把试验地扩大为九亩。亩产达到一千四百二十三斤。两季三熟试验成功，有力地批判了“旱粮低产”的观点，使人们进一步扩大了眼界，解放了思想。去年，两季三熟的种植面积扩大到八百亩，亩产达到八百一十九斤。
一九七○年，县委把我们长峪铺大队树为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党和人民给了我们荣誉，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想，我们长峪铺大队取得的成绩，是广大干部、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决不能把它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一九七○年冬天，我搬进比较后进的中心生产队“安家落户”。在这里，一方面抓路线教育，一方面自己带头干。把一块二亩五分面积的新梯土，改造成土层厚、土质肥的“海绵地”，给改土作出了样子。近两年，中心生产队百分之八十的山坡低产地，变成了新梯土，大部分建成了高标准的“大寨田”，粮食亩产连续两年超千斤。
不光带好头 还要带好班
有一件事对我教育很深。一九六九年五月，公社给我们大队拨了八十担化肥。在家的支委们见我外出开会，不敢作主，等我回家后才把化肥分到各生产队去，结果误了季节。为什么在家的支委们一定要等我回来才分化肥呢？想来想去，主要是自己缺乏民主作风，喜欢包打包唱。一人力气再大也挑不起千斤重担，“班长”本事再大也不及“一班人”的智慧多力量大。班长如果带不好“一班人”，就休想带领全大队贫下中农战天改地斗敌人。
认识提高后，我开始注意党支部的集体领导，不搞“一言堂”。凡是重大的问题，都放到支委会上讨论决定。遇到意见分歧时，耐心听取大家意见，并和大家一起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统一认识，再作决定。前几年，我们大队的玉米都是五月上、中旬套种到春收作物地里去的。去年四月上旬，我们根据邻近河井生产队的经验，提出提前半个月套种玉米。当时多数支委表示赞成，但也有少数支委认为这样做不保险。我想到，意见不统一，如果硬性作决定，委员之间只是形式上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因此，我没有急于作决定，而是和支委们一起去河井参观学习，回来又召开老农座谈会，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最后统一了认识。我们在四月底就完成了四百亩玉米套种任务，比往年提早了半个月。去年尽管遭到特大旱灾，这四百亩提早套种的玉米，仍然获得了亩产四百五十多斤的好收成。
抓好集体领导下的个人分工负责，使每个支部委员都挑起革命和生产的重担也很重要。具体作法是：八个支委分别管好一个方面，抓好一个片，办好一个队，种好一丘试验田。这样，集体家业个个管，千斤重担众人挑。
作为一个“班长”，能不能带好“一班人”，不光是个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归根结底是个世界观问题。党支部副书记王德明同志，是个年纪比较大、工作时间比较长的老干部。他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考虑问题比较全面。按理说，我应该尊重他，支持他。可是，以前我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原因在哪里？在批修整风中，我针对这个问题认真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严格解剖自己，逐步认识到，主要是自己世界观上有毛病：一方面是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总认为自己到省、地、县开会比别人多，对上面的精神比别人知道得早，又有些实践经验，看待和处理问题比别人要高出一着棋；另一方面，不能正确对待别人，老王有时为了慎重起见，没有急于表态，我却认为他不当机立断，犹豫不决。这说明我不够谦虚谨慎，没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特别是没有向老同志学习的精神。今春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之前，我虚心向王德明同志请教。老王认为前几年大抓治土是对的，成绩很大，但有忽视抓治水的现象。他提出了今后要一手抓治土，一手抓治水的主张。大家认为老王的意见符合客观实际，提出后群众都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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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脱产 又要工作
江苏淮阴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陈美英
我是一个贫农的女儿。一九六八年四月，革命群众推选我当了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立新县委时，又选我为县委常委。几年来，我牢记毛主席“不要脱产，又要工作”的指示，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劳动中联系群众，做好工作。
开始，我总认为自己收割打拉样样上，每天和贫下中农在一起，老年人喊我“美英”，年轻人叫我“三姐”，象我这样庄稼人工作时间多一点，参加劳动少一点，也丢不了贫下中农的本色，更不会把群众撂在脑后。因此，一度忽视了劳动。在上面开会多，回到队里，讲讲说说多。有的群众说：“三姐嘴巴练出来了！”以后也很少有人再喊我“美英”、“三姐”了，大家都叫我“陈主任”。
从喊我“美英”、“三姐”到喊我“陈主任”，这说明了什么？经过反复思考，我找到了原因：是我和贫下中农一道劳动时间少了。在实践中，许多事实说明：“刀不磨要生锈，人不劳动要变修。”一个人尽管根正苗好，如果离开劳动这个大熔炉，也会变成“废铁”。从此以后，我不论工作怎么重，时间怎么紧，都要挤时间参加生产劳动。我兼职较多，县、社、队都有职务。过去这三级一开会，我都要到。后来，我征得领导上同意，一些会议不参加；同时，力争白天不开会，晚上开会。开短会不开长会。有些工作能在劳动中做，坚决不在屋里做。在劳动中，我做到任务和社员一样分，工分和社员一样评，劳动纪律和社员一样遵守。由于我又经常和贫下中农劳动在一起，社员对我的意见很快消失了。老年人又叫起我“美英”，青年人又亲热地喊我“三姐”了。
我们浪石大队沙碱土占总面积百分之六十，土质瘦薄。不少重碱的地方种了庄稼不立苗。过去，每年冬春都要吃国家供应的粮食。一九七○年，我们推广外地经验，大种冬绿肥，打算来年春天改水稻，全大队一下子种了四百多亩冬绿肥。但浪石西边有块七十亩重碱地没有种。群众说：“这块地搁了多少年荒，栽四十亩水稻，三十来亩没有收，种苕子也是瞎子点灯白费油。”我听了这些话，不加思索，就批评了他们一顿。后来，买了苕子种，硬要他们种下去。结果，大部分没有出苗，白花了三百多块钱。老贫农马道元等对我说：“美英，你一心想把我们浪石这块盐碱地改过来，谁还能不支持？可是，要过河，没有桥，也不给你船，那能成？长绿肥能改碱肥田，但首先要想办法使绿肥能扎下根、站住脚才行！”办法从那里来呢？就是要集中群众的智慧，依靠实践。一九七○年春天，我们开老贫农座谈会，和铁姑娘队员们一起搞试验。第一次是撒的，结果不立苗；第二次是深种，出苗不到十分之一；第三次是开塘换土，结果成功了。自己有了实践经验，指挥就灵了。这一年种的绿肥都长得很好，鲜草量平均在两千斤以上。一九七一年又连种了一年绿肥，去年这块水碱地水稻亩产平均六百多斤。全大队粮食亩产过了《纲要》。
群众代表是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纽带。一方面把上级党委的指示、决议带下去，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把它落实好；同时又把群众对上级机关的批评、建议带到上面来，改进领导机关的工作。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和群众真正在一起，更好地发挥群众代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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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严格要求自己
在湖北安陆县大合公社合山大队有两块试验田，一块是区委书记严成保种的，另一块是同来“蹲点”的干部肖厚法种的。两块稻田，谷穗累累，群众看了称赞说：“黄土畈能长出这样的好谷，不容易啊！”
早稻收割后，严成保的试验田亩产八百五十斤，肖厚法的试验田亩产九百三十斤。严成保试验田的产量虽然较低，但群众还是表扬了他。说他工作那样忙，担子那么重，亲自动手种出这样好的试验田，这种精神就值得学习。群众的赞扬引起了老严的深思。他想：老肖和自己同样都是国家干部，他的试验田种得比自己好，但群众还这样表扬自己。群众对自己关怀和谅解，自己应该更严格要求自己。他认真地回顾了自己种试验田的过程：
开春以来，老严在合山大队“蹲点”。他想：我初来赵棚区，如果搞不出点“名堂”来，面子上不好看，以后工作也不好干。他决心在试验田上干出一番成绩来。因此，从下种到收割，亲自动手，精心培育。但是，由于带着私心杂念，又没虚心向老农请教，后期追氮肥过猛，加上过于密植，谷子成熟时籽不圆浆，瘪谷也比别的田多。
通过检查，他认识到，前段自己对种好试验田的意义认识不足，没有把种试验田看作是参加劳动，联系群众，搞好工作的重要措施，而是从树立个人威信出发，动机不纯，这些弱点，群众还没有看出来。老严决定在群众会上把思想“亮一亮”，让群众评论。
在一次干部和老农座谈会上，老严认真地检查了自己对种试验田的态度，主动斗私批修，检查了自己的思想。也介绍了老肖依靠群众，合理密植，种试验田的经验。老严严格要求自己，认真解剖自己，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的态度，使到会干部群众受到深刻的教育。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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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献身于橡胶事业的人们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琼州海峡两岸，胶林青翠碧绿，蔽日遮天。每当凌晨，山山岭岭，灯光点点，象繁星闪烁，广州生产建设部队的割胶工人头戴胶灯，手持胶刀，穿行在片片胶林之中。
橡胶，是工农业生产尤其是国防工业的重要原料。可是，直到解放前夕，我国橡胶产量很少。解放后，大批老干部、老工人、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召唤，陆续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到海南宝岛上来，他们用汗水谱写了一部橡胶创业史。
这里是新的战场
这里的一些领导干部，经历过枪林弹雨，立过大小战功。现在，年岁大了，是安稳地度过晚年，还是继续艰苦奋斗，为人民再立新功？他们的实践是最好的回答。
老红军罗琦，早在解放前夕，看到从国民党反动派手里缴来的卡车、大炮的轮胎上没有一个中国字，就这样想过：中国没有自己的橡胶，真是寸步难行啊！说也巧，全国解放后，党正好派他带领一批干部、战士从野战部队来到海南岛琼文地区种橡胶。他心情十分激动，对战友们说：“种橡胶，是一场新的战斗，我们不过是换了一个战场。我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的橡胶事业！”
刚来，种胶困难很多。听说琼文地区土瘦、风大，不能种胶，有人就主张把这个创办还不到一年的农场停办。罗琦坚决反对。他说：“我国的橡胶事业还是个空白，帝国主义妄想用这一点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为祖国争口气，就是豁出老命也要把橡胶搞上去。”他的决心得到了上级党委的鼓励和战友的支持。他们艰苦战斗在这风大、土瘦的琼文山区。台风把茅屋刮走了，他们就住进石洞里，白天开荒，晚上盖房；没有粮，就从三十多里远的地方挑回地瓜；没有菜，就冲盐开水下饭；风大、土瘦，难以植胶，他们就先造防风林，改造土壤，待防风林长高了再种胶。三斤半的钢锄用不上半个月，只剩下巴掌大一块。坚硬的毛竹扁担只一年就挑断近十条。年复一年，组织上怕他的身体受不了，要调他到城里去工作。他一听就急了，连忙向组织表示：“当年，我跟着毛主席走完了二万五千里，搞橡胶生产是一次新的长征，现在才刚走第一步，我决心为祖国的橡胶事业奋斗终身。”
某团团长赵玉成刚到十月田这个地方时，驻地周围只有几棵树，枝少叶黄，土地干裂，风沙满天。一九五○年，他和战友们行军路过这里时，嗓子干得冒烟，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一滴水。当时，他就想：要是党派我来这里搞建设，我一定要先把水源找出来。今天，真的来这里种橡胶了。他能实现自己的诺言吗？能！他亲自带领勘察队，背着水壶、干粮，成天翻山越岭查水沟，看坑洼，找水源，每天要走上百里山路，终于找到了水源，拟定了治水方案；又经过几年努力，现在全团山塘、水库，星罗棋布。
在新的战场上，为人民再立新功的老英雄何止这几个？当年解放海南岛时，用一条小木船打败了敌人大兵舰、创出了奇迹的鲁湘云，虚心向工人学习，摸索种胶规律，创出了优异成绩！在朝鲜战场上立过功勋的于世财，仍然保持当年那种勇士的战斗作风，同自然灾害作斗争；战斗英雄李延年、王万余，成天钻在橡胶园里，一身汗水、一身泥，同工人一起战斗。当台风袭来时，他们和战士一起顶风冒雨，防风护苗；当寒流南下时，他们通宵达旦守在胶林，燃起篝火，熏烟抗寒。他们的行动，激励着橡胶工人，夺取橡胶生产一个又一个胜利！
胶林里的年青人
战斗在橡胶园里的一代青年胶工，正在茁壮成长，他们立志把青春献给祖国的橡胶事业。
不少知识青年热爱橡胶事业，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就说蔡洁吧！一九六八年，她还不满十六岁，就要求上山下乡来当胶工了。初进胶园，还是满腔热忱，决心很大，一心要在发展橡胶上出力量。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就觉得天天钻在山沟里，围着胶树削树皮，很艰苦，没前途。思想一波动，手里的胶刀也不听使唤了，不仅伤树多，胶水产量也下降了。老工人见她思想低沉了，就给他讲了农场的艰苦创业史，要她正确对待个人的前途。经过老工人的耐心教育，她干得愈来愈出色，大家推选她当了铁姑娘班的班长。
蒙渊潭是从城市来的知识青年。开始，他认为割胶是力气活，不必动什么脑筋。有一次，割胶辅导员来割他的胶树，结果比他多割了十斤胶水。这件事触动了小蒙，他想，小小胶刀有学问呵！割浅了，不能完全切断乳管，会减少产量；割深了容易伤树。怎样才能做到稳、准、均、轻、快，而又不伤树呢？蒙渊潭从此日夜苦练割胶技术，很快达到了一级胶工的水平。他又进一步观察、分析每株树的特点，灵活用刀，获得了高产。
李如芬是普通女胶工。她负责管理的一些橡胶林段，困难很大：坡陡、地瘦、石头多。大雨一来，水、肥、土都被冲跑，被称为“三跑”地，产量很低。李如芬利用中午时间，一锄一镐地修平台，从山上挑来石头，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把“三跑地”改成了保水、保肥、保土的“三保”地。在她的带动下，贫瘠的黄土山改造成肥沃的胶园。
革命的理想鼓舞着一代青年胶工，这里出现了多少动人的事迹。被人称为“橡胶迷”的张长宏，在一向认为难以种胶的海南岛西部干旱地区，定植了橡胶。某团二十六连的吴祥国和吴瑞庆，为了管好胶苗，在远离连队的深山窝里，搭了个小草棚，不顾山蚊咬，蚂蝗叮，他们白天劳动，夜间轮换赶山猪，保证了胶苗成活。他们所管的林段实现了梯田化、覆盖化。某团五连的林克慧经常钻在胶林里，观察、分析死皮树的原因，掌握了一些防治胶树死皮的方法。在胶园里，有多少个青年科研小组，他们一心为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的橡胶事业做出贡献。
在不同的战斗岗位上
在这里，不同岗位的工人，都在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七指岭下的七连有三个山头，兽害、风害十分严重，这里定植的胶苗二千多株，只有三株活下来。一九七○年，连队又在这里定植了二千多株胶苗。老工人蔡高欧自告奋勇提出管理胶苗。他说：“我一个人保证管好，让同志们腾出手来多搞些橡胶吧！”他从山上砍伐木料，围了一条五百五十多米长的篱笆，抵御山猪侵袭，保苗率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七。
每天，从苍苍茫茫的胶林里收回的胶乳，必须及时运进橡胶加工厂，制成胶片或浓缩胶乳。每一块胶片都凝结着制胶工人的心血。五指山下某制胶厂工人们研究出适量加氨水保胶水的方法，杜绝了胶水损坏的现象，并且完成了十三项技术革新。
收胶站，每个割胶连队都有，他们的工作看起来不过是称称胶水，记记账目。果真这样轻松吗？不！胶水收回来要防止变质，并且要及时运进加工厂。某团收胶员刘歆泉学会了滴定测氨的方法。连续七年，他收的胶水从没有损坏和浪费过。收胶员何秀成把洗桶水中剩下的凝胶，一点一滴收回来，仅一年就收得干胶四百三十二公斤。
气象站，这隐没在林海中的“哨所”，每天准确地预报天气，保证橡胶的正常收割。气象员沈炽华为了学会“管天”本领，拜访了二十多位有经验的黎苗族贫下中农，收集了六十多条观察天气的谚语。十几年来，他逐日作气象纪录，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制作了二十多种长、中、短期预报图表，统计了上千个数据，使预报准确率达百分之八十以上。他们的劳动，对橡胶的生长、防风、防寒、防病虫害，掌握季节，起了很大的作用，不愧为“胶园哨兵”。
放眼南国，胶园碧海，一片葱茏。在这些橡胶工人的忘我劳动下，胶林更加繁茂，祖国的橡胶事业，蒸蒸日上。 本报通讯员（附图片）
在割胶季节 本报通讯员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