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驯服黄河 致富千里
——记文化大革命以来运城地区人民治黄引黄的斗争
“黄河百害，唯富一套”。这是多少年来，人们对它的评价。解放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指示指引下，广大群众展开了坚决的斗争，黄河的面貌不断地改变。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黄河的面貌又改变的怎样了呢？
怀着这样的心情，我们从山西省河津县的古龙门口出发，访问了黄河流经运城地区的各县。
筑堤拦河 兴利除害
运城地区的黄河岸线长达三百三十多公里。沿河有四十二个人民公社，三百九十四个生产大队，一百二十四万多亩耕地。黄河流经运城地区的这一段，河床很宽阔。河津县的龙门，是黄河冲出山谷奔向平坦之途的河口。传说大禹治水时，由甘肃的积石山导引黄河到了梁山，开凿龙门，口宽八十步，河水由此直泻而下；因为龙门高峻，大鱼都集在龙门下面，向上跳跃，这就是人们赞叹的“鲤鱼跳龙门”了。这故事说明开凿龙门时的艰巨和工程的浩大。巍巍的龙门山，峭壁陡立；水出龙门，波澜汹涌，咆哮如雷。
龙门大队由于地处黄河冲出龙门的险要地方，旧社会几乎年年遭受灾害。一九四一年一次大洪水，黄河冲进了村庄，淹地毁房，龙门村变成了一片汪洋。现在，由于筑起了坚固的石堤，黄河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了。这几年汛期，河水流量高达一万七千多个秒公方，龙门大队的三百多户人家，仍然安居乐业。
文化大革命前，这里的人民群众就开始筑堤护河。但是，在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下，工程进展很慢。一九六九年，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涤荡和冲刷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流毒，广大干部和群众制服黄河、兴利除害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加快了向黄河进军的步伐。
湍急的河水一冲出龙门，河床突然宽达二十多里，要在如此宽阔、满是泥沙的河床上筑堤拦河，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任务。参加筑堤的广大群众和干部，针对河床泥沙松软的特点，用铅丝笼装石筑堤。这样，石堤越沉越深，越深越实，解决了河水冲刷泥沙，造成大堤“揭底”的难题。短短几年功夫，全县就运填土石方一百九十四万七千多立方米，在龙门、小石嘴等地建成底宽三十四米、顶宽十二米、高六米的长达十六里的防洪大堤，并且把被黄河侵吞的四万多亩耕地夺了回来。
平陆县人民在筑堤护河上更有新的创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不仅闸沟垒堤，封山育林，为了防止洪水冲毁黄河堤坝，还在大堤上营造了百里护岸林，最宽的地方有四百多米，最窄的地方也有八十多米，面积达一万八千多亩，植树一千零八十万株。登上大堤，眺望黄河，只见波涌连天，与海相若。柳丝轻拂，船帆隐现。被制服的黄河，好象一下子变成了风景优美的湖泊区。
大干巧干 引黄上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激发了人民群众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斗志，一个规模壮阔的引黄上原的热潮掀起来了。
从芮城县最西端的风陵渡开始，直到最东边与平陆县的交接处，排列着大大小小的电灌站、机灌站。有的能浇近万亩地，有的仅浇百十亩地；有的遇沟搭桥，有的逢山钻洞；有的只见水从地下往外冒，不知渠道何处来，群众叫做“地下渠水淌，地面庄稼长”，既实现了水利化，又不占用耕地。据初步统计，文化大革命以来自力更生兴建和建成的电灌站、机灌站达七十二处，比解放后十七年兴建的总数多二倍。
黄河流经芮城县十个公社，一百四十七个大队。文化大革命以来，兴建引黄灌溉工程二十多处，平均三公里半就有一处，过去，全县地面清水合起来不到一个流量，现在这些工程的总提水量达到十二个以上。这些工程完成以后，可以浇地四十四万多亩，全县平均每人水浇地可达二亩。目前，仅是已受益的四万七千多亩，就等于文化大革命前全县水浇地面积的总和。
地处黄土高原的万荣县，人称“干万荣”。黄河流经这个县七十四里，沿黄河共有四个公社、三十八个大队，二十万亩耕地。但是过去塬上没有一亩地是水浇地，连人畜吃水也要从几十丈深的井下提取。文化大革命中，县委根据群众的意见，响亮地提出“誓把黄河引上塬，定叫万荣变江南”的口号。一九七○年八月，在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西范电灌站动工了。建站需要的三万八千多方石头，要从一百二十多里外的秸王山上开采。广大群众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农村，并没有把这些困难放在心里。各行各业，一齐上阵，汽车、拖拉机、马车、小平车、独轮车、自行车都投入了战斗，从采石场到电灌站工地，白天是浩浩荡荡的运石大军，夜晚是万盏灯火的运石巨龙。一个月时间就运石七千二百多方。现在，这个电灌站的全部土石方工程基本完成。按照设计，共分四级扬水，总扬程二百五十米，提水五点四个秒公方。一级站的一个机组提水以后，可灌溉二万多亩旱地。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人民群众有无限的智慧和力量。芮城县大禹渡电灌站的设计和施工，就有许多新的创造和动人的事迹。
这个电灌站分二级扬水，提水量为五点八到八点○五个秒公方，可浇地二十八万六千亩。针对黄河河道流荡不定，水位不稳的情况，为了保证在最高和最低水位时，都能引水灌溉，一级站采用移动式扬水。当黄河水位下降时，泵车沿着轨道下行到河底抽水；当水位升高时，泵车上行到岸边抽水。黄河水从出水池引出后，流入沉沙池，经过沉淀，泥沙从排沙洞排入黄河，清水从溢流堰输入二级扬水站，然后送进渠道自流灌溉。
充分发挥黄河潜力
黄河的水位忽高忽低，黄河的河道忽东忽西，建设引黄灌溉工程，如何在各种情况下都能保证有足够的水源，充分发挥工程潜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实践中，广大群众集思广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黄河冲出龙门以前，在两山峡峙的盆形河湾里，聚汇成一个不平静的小湖。河津县龙门机灌站，就建立在这个小湖的左侧，水源取之不竭。我们顺着陡窄的水泥台阶，一直下到机灌站的主厂房。这个主厂房被一个二十多米高，五米多厚的钢筋混凝土大墙围着，有四台各一百三十五马力的柴油机，带动着水泵抽水。机房地面比黄河水位还要低。在汛期，就完全是在水中作业了。黄河水位达到最高峰时，离机房的天窗只有一尺左右；在最低水位时，抽水龙头得在水下二米深的地方。这是一个又险又巧的设计。这个机灌站在扩建一、二级扬水站后，又增建了四、五级站。抽水能力比原来的零点九个秒公方增加了一倍，浇地面积由二万二千亩增加为六万二千亩。受益的公社由三个增加到七个。在去年的抗旱斗争中，由于水源充足，龙门机灌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象龙门机灌站这样优越的位置，是比较难找的。永济县小樊电灌站正好和龙门的情况相反，它建立在黄河河道二十里宽的地方，提水量六个秒公方，可以浇地二十二万亩。从一九七一年以来，黄河向西倒岸八里。小樊电灌站的水源成了很大的问题。面对这个状况，他们首先在干涸的河床里挖了两条各长一千四百米的引水渠。如果一条被泥沙淤满，就使用另一条，再清除这一条，两条交替使用。去冬今春，是水源枯竭季节，小樊电灌站在三个多月中没有停车一天，冬春浇地面积比建站以来浇地总面积还多一万亩。
通过同黄河斗争，职工们进一步掌握了黄河水流的规律。由于在干涸的河床上挖渠引水，开机抽水，引水渠的流速加大，把黄河主流由西向东牵过来了。河水牵过来以后，人们又在紧挨主干渠旁每隔三百米远打一眼深井，一共打了二十九眼。万一黄河水源不足，就可从深井里提出将近二个秒公方流量的水来浇地。有了深井，还嫌不保险，经过勘测，又在距离电灌站十八里的下游，建立一个倒流工程，能够把流量六个秒公方的黄河水引入主干渠，进行灌溉。这样就做到了保护水源的“三保险”，使黄河乖乖地听人的话，为支援农业夺高产充分发挥潜力。
昔日的黄河“唯富一套”，今天的黄河“致富千里”。运城地区广大人民群众，认识黄河、改造黄河的大无畏气概，是我国人民斗志昂扬建设新中国的一曲赞歌。他们正在努力描绘着一幅更加美丽的黄河的蓝图。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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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仑河边卫生城
广西东兴各族自治县县城——东兴，位于中越边境北仑河畔。这里聚居着一万京、瑶、壮、汉等各族人民，水陆交通方便，市场繁荣，街道整洁。
解放前，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资本家的残酷统治和压迫下，东兴是一座藏污纳垢、满目疮痍的人间地狱！那时候，北仑河沿岸垃圾堆积如山。城区的露天臭水沟、污水塘举目皆是。由于污水遍布，河道肮脏，蚊蝇孳生，东兴变成了各种疫症流行的大窝子。有一年，这里发生了一次较大的鼠疫，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全镇就死亡二百多人。
解放后，毛主席和共产党十分关怀边城卫生事业的发展。先后在这里设立了设备较完善的县人民医院、公社卫生院和镇卫生院，街道、工厂、学校、机关也设有卫生室，干部、工人、教师实行免费治疗。各级医务人员积极开展工作，各种流行性疾病免费进行防疫注射，使人民的健康有了保证。
东兴各族人民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的伟大号召，广泛深入地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使昔日藏污纳垢的东兴，焕发出社会主义的灿烂青春。一九五八年，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边城各族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首先把中越友谊大桥下的烂河滩进行了清理，在北仑河沿岸筑起了一道长一里多、宽五米、高三米的水泥面河堤，并种上了椰子、槟榔、油桐、凤梨、菠萝等亚热带果木。这些葱茏翠绿的果木，把边城点缀得格外娇娆多姿。接着又填平了十多处大小污水塘和大小四十多条总长五千多米的路面臭水沟。新建起四条贯穿全城、总长一千六百多米、宽两米、高两米的水泥砖石结构下水道，以及许许多多的下水道支渠，构成了地下水道网。全城还建造了三十多个公共厕所，加强了对粪便的管理。这样，便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垃圾满街头，蚊蝇嗡嗡飞；雨天一团泥，疫症数不尽”的落后卫生面貌。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东兴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十分重视加强对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为了经常保持边城市容整洁，镇里建立了环境卫生服务站。这个站的清洁工人，每天早晚，一面把每个街道的垃圾扫除得干干净净，一面沿街收集群众的生活垃圾。他们整天和垃圾灰尘打交道，条件比较艰苦。但是工人们通过批修整风，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深刻认识到，搞好边城的清洁工作，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对于人民的健康和支援农业生产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五十五岁的清洁工人叶德，在环境卫生服务站里，不但以身作则，积极工作，而且以自己一家有六口人在旧社会被病魔折磨而死的悲惨遭遇，以及解放后边城卫生事业日新月异的变化，经常教育青年工人，努力搞好边城的卫生工作。在他的教育和帮助下，全站二十七个工人都以满腔的革命热情，风里来，雨里去，不怕脏，不怕累，出色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卫生工作任务。为了变废为宝，化害为利，工人们每天还把收集到的粪便、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运往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农场等三十多个单位，支援农业生产。
在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的指引下，边城广大人民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形成了“人人讲卫生，家家讲清洁”的良好风尚。第三街三百五十八户居民，坚持天天打扫屋里屋外，周末大搞环境卫生，定期用药物对室内外进行消毒喷洒，彻底消灭蚊蝇孳生地。此外，还根据不同季节饮用和注射预防各种流行性疾病的中草药药水和预防针。随着生产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边城饮食服务部门的卫生工作也搞得越来越好。东兴北仑饭店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饭店的职工，每天都把碗筷、汤匙等食具，用清水洗刷，药水消毒，热水过滤抹干后，盛放在一个密封的木橱柜里；糕点肉食装在玻璃橱内，防尘防蝇设备十分完善。饭桌、坐椅洗刷洁净；地板扫得干干净净，厨房工作井井有条。边城各项卫生事业的大改变，使痢疾、伤寒、乙脑、肝炎等各种多发病和常见病的发病率，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下降了百分之八十。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有力地推动了抓革命、促生产的顺利进行。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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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畔的“明珠”
在美丽的牡丹江边，吉林省敦化林业局的革命工人，用勤劳的双手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林业新城。这里，白天机声隆隆，夜晚灯火辉煌，人们把这座林业新城誉之为牡丹江畔的“明珠”。
这颗“明珠”，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放射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芒。
很久很久以前，牡丹江边流传着一个动人的传说。
在牡丹江的最上游，有一座险峻的山峰，山下的村里住着一个名叫“牡丹”的姑娘。她是铁匠的女儿，勤劳而勇敢。
有一年，突然从外面飞来一条黑龙，盘踞在高高的牡丹峰上，把它的又粗又长的尾巴堵在牡丹江的发源处——牡丹泉的出水口上。大江干涸了，土地龟裂，两岸的庄稼眼看着快要枯死了。为了保护故乡的土地、庄稼和人民，“牡丹”姑娘挺身而出，背上和父亲连夜铸造的宝剑，登上牡丹峰，和黑龙搏斗了三天三夜，终于杀死了黑龙，泉水轰隆一声涌了出来，“牡丹”姑娘纵身跳了进去，化成了泉水。乡亲们为了纪念这个勇敢的姑娘，就把这条江叫做牡丹江，把那个山峰叫做牡丹峰。
这个传说是劳动人民向邪恶势力作斗争的一首颂歌。凡是为人民的事业作出贡献的人，人民会永远纪念他们。
但是，在中国人民还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牡丹”姑娘的故乡并不能免除祸害。解放前，帝国主义疯狂掠夺祖国的森林资源，劳动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牡丹江边沼泽遍地，荒蒿丛生，饿殍横道，凄凉满目。只有在解放后，人民才真正得到了幸福。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牡丹江畔，一座座新建的厂房，栉比鳞次，沐浴在金色的霞光里；整齐美观的家属住宅、职工宿舍掩映在杏花绿柳间。春风扫尽了愁云，这里再也没有昔日奴隶的悲叹、长工的啜泣，人们的脸上流露出主人翁的自豪。
现在的敦化林业局，已经是一个拥有七个机械化林场和一整套木材综合利用设备的大型森林工业企业，每年生产近四十万立方米木材。在贮木场里，高大的龙门吊车，把几搂粗的大原条吊到造材台上；在装车线上，架杆机在挥舞巨臂，随着输送链发出的隆隆响声，把一批批木材装进火车，运往祖国四方，支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整个林区，人欢笑，机器叫，到处都是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
为了给祖国增加森林财富，这个局的党委还注意加强森林管理和幼林的抚育工作，成立了专门的营林机构，建立了四个经营林场、四个森林管理站和三个面积较大的苗圃。各基层单位成立了科研小组，防治森林病虫害。从建局到一九七二年，他们在荒山荒地造林三千三百多公顷，迹地更新三万公顷，次生林抚育二万七千多公顷，造林用苗八千四百多万株。
祖国的森林美，革命的育苗工人更美。
育苗技工陈宝良，是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不管白天夜晚，刮风下雨，他吃在苗床边，睡在苗床边，仔细寻找种子的发芽规律。经过多年的研究摸索，创造出一个新的育苗方法，大幅度地提高了种子的发芽率和幼苗成活率。每当春天起苗时，陈宝良就领着一群男女青年在苗床边忙碌着，耐心地教给他们操作方法。这时节，浩浩荡荡的造林大军就开上长白山。队伍里有鬓发灰白的革命老干部，有天真烂漫的“红领巾”，都忘我地劳动着，他们把美好的理想和树苗一起栽在长白山麓。
站在这个充满生机的苗圃前，展望前景：这千千万万幼苗，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长成粗壮的大树；而这里的人们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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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顶茶乡
由成都出发，在川西平原上西驰百余公里，便到了蒙山县，一群高耸挺秀、云雾缭绕的山峰迎面屹立，这就是海拔一千五百米高的蒙顶茶乡。
汽车在蒙山的翠绿森林里盘旋上爬，约二十分钟后，就看见一道道清泉从绝壁峭岩上飞奔而下，一片片碧绿的梯形茶园，一幢幢古刹红宇和制茶厂房座落在林间。
“蒙顶茶”是一种珍贵的名茶，在四川人民中一直流传着“扬子江中水，蒙顶山上茶”的赞美诗句。解放前，在反动派统治的年代里，蒙山成为军阀霸占，土匪出没的场所。茶民过着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悲惨生活。那时这里到处是荒坡，处处有蛇蟒，只见扬子江中水，不见蒙顶山上茶！
新中国成立后，蒙顶名茶在党和政府的扶植下重获新生。一九五○年，第一批国营蒙山茶场的四十多名职工，来到这深山古庙安营扎寨，披荆斩棘，重辟茶园。他们爬遍了蒙山的峻岭荒坡，将那些残存在悬岩陡坎乱石草丛里的零星茶树，移植在新辟的二十亩茶园里。
蒙山海拔高，空气洁净，雨量充沛，云雾一年笼罩期达二百多天，阳光漫射，土壤微酸，土层深厚，是茶芽生长旺盛和含醣类、芳香类物质丰富的天然条件。去年，茶叶总产达一千零五担，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六年增长五倍多。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三结合科研小组，随时对茶叶的外形、内质进行科学分析、化学测定，使茶叶的产量和质量大大提高。
茶场建立后，已逐步添设了揉茶、杀青、炒茶、复干等机器。在制茶的技巧方面，继承、发扬了传统制茶方法，吸取新的技术，采取“三炒三揉”、“高温透杀”和“多次解决”等方法，使生叶中具有异味的化学物质逸散，而保留了芳香族化合物，形成“蒙顶茶”特有的汤青叶绿，味醇爽口等优异品质。现在，越来越多的“蒙顶石花”、“蒙顶黄芽”和新创制的“万春银叶”等名贵茶品，畅销国内外。
本报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