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5月9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走毛主席指引的光辉道路
四川矿业学院机械系教授 杜鸿年
我长期生活在旧社会,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根深蒂固的。解放后,我在党的教育下,虽然初步懂得了一点革命的道理,但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比较正确地估价了自己,认识到:要想在晚年为党多做点工作,就必须改造旧思想,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这就必须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指示》的道路。
一九七○年五月,我随校从北京迁到四川华蓥山区。这里,抬头见山,出门爬坡,吃顿饭,都得走半小时的田间小路,稍不小心,就要滑到水田里去。我过去一向住在大城市,平坦的马路,高大的楼房,出门坐车,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现在,面对艰苦的环境,我的思想动摇了。这时,党组织及时对我进行教育,鼓励我到工农群众中去。我想:到矿区办学是落实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我在暂时困难面前就思想动摇,这是一个路线觉悟和立场感情问题。我亲眼看到当地贫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以大寨为榜样,战天斗地,重新安排河山的豪情壮志,对比自己的思想,感到很惭愧。我决心变“不习惯”为“习惯”。首先从生活上和大家打成一片,从而在感情上开始起了变化。
文化大革命前,我轻视劳动,也从来没有真正劳动过。这次,我通过亲自参加建校劳动,看到广大教职工和贫下中农一起,自己烧石灰、出水泥、造机器,在这荒山乱石坡上盖起了四十多幢楼房。这使我进一步认识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个千真万确的伟大真理。我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觉得劳动的确是光荣的。夏天光着膀子干活,我也不觉得难看;雨天弄得满身泥,也不觉得脏;打扫厕所,也不嫌它臭了。有一段时间,我住在海拔四、五百米的高山上,劳动地点在山下。党组织照顾我,叫我雨天不要下来,但我仍坚持每天下山劳动。因为我觉得,象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劳动力不强,干不了多少活,毛主席号召我们参加劳动,主要是为了让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变立场,变感情,尽快适应社会主义大学的需要。我怎么能放过这样锻炼自己的好机会呢!
去年,我院举办了十一个专业的工人短训班。党组织让我参加机械系短训班的教学工作。当时我非常高兴,也很矛盾:工人学员路线斗争觉悟高,我这个旧知识分子能行吗?心里十分胆怯。后来的实践证明,我那种胆怯的心理完全是多余的。
开学了,工人学员到校时,我该怎么办?还象过去那样冷冰冰吗?不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师道尊严”必须改变。我应当热情地欢迎他们,为他们服务,把他们的吃、住等问题安排好。我这样做了,一点也没有感觉有失教师的“尊严”,反而感觉到为学员做了一点事而非常愉快。过去,我是上课来下课走,学生懂不懂,与我无关。今天,我绝不能那样做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我就得尽可能让学员都学懂。
在教“齿轮”一课中,我碰到这么一个问题:在一些基层厂矿里,备用齿轮的品种不齐全,需要时,得自己动手去做。这就需要知道齿形划线的方法。但大多数学员不会划,迫切要求教师讲这个齿形划线问题。我过去讲了几十年的“齿轮”课,从来没有讲过这个问题。一是我理论脱离实际,二是旧教科书上是不讲这个的。怎么办,讲还是不讲?我想:我应当想工人学员所想,急工人学员所急,为工人阶级服务。我毅然打破了过去几十年不教这一课的旧传统,讲了这么一节课,学员感到很满意。
过去,我一向认为课下的辅导、改作业,都是助教的事。今天,为了帮助工人学员学好,我不仅详细批改作业,而且针对每本作业中出现的问题,一一找学员进行个别辅导和帮助。以前,我是不打上课铃不进教室,那样才有个“教授派头”;现在,我老早就到教室去,觉得这是和学员多接触的好机会。
我的这点变化,主要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的结果。今后,我决心在院党委的领导下,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定不移地走《五·七指示》的道路,活到老,改造到老,为办好社会主义大学,贡献更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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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改造世界观
河北电力学院热工教研组 宋之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下。我轻视实践、轻视劳动,很少接触工农兵,习惯于学校的“书斋生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工、军宣队进校以后,领导革命师生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进行路线教育,使我认识到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实质。我迫切希望走出书斋,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改造世界观。正在这时,学校领导决定派我参加三结合的地热发电科研工作,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地热工地是在河北省的一个山区,这里的气温早晚变化很大。工棚顶是薄铁皮,中午太阳一晒,摸上去滚烫,房间又矮小,呆在里面象钻进了烤箱。由于地热水含氟量太高,不宜饮用,日常饮用水,必须用汽车到十多公里外的地方去拉,生活条件是比较艰苦的。这时,我的思想斗争激烈。我的体质很弱,来到工地后,每天的体力、脑力劳动都很紧张,中午休息不好,晚上又睡不着觉,这样下去怎么吃得消呢?思想上冒出了打退堂鼓的念头。工人师傅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宋呀,你到工地来和我们工人一起过这种战斗生活,我们非常高兴。深入现场搞设计,方向对头!”很普通的几句话,对我影响很大,翻来复去想了很多问题。毛主席教导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是不是下现场,到现场和工人结合的好不好,不正是执行什么路线,坚持什么方向的大问题吗?一遇到困难,原来下的决心都到哪儿去了呢?想到这里,我认识到打退堂鼓的思想是错误的。再看看身边的工人师傅,同样是在这种艰苦条件下,他们想的、说的、做的和我却大不一样。他们说:“搞地热发电是为祖国的发电工业填补空白,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克服!”工人师傅这种火热的革命热情教育了我。在这场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中,我不能打退堂鼓,向旧思想妥协,应当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从此,我决心坚持在现场搞科研工作。工人师傅帮助我提高思想认识,我帮助工人师傅学习文化。在共同的生活和劳动中,我从内心感到,他们是我最好的战友,最好的老师,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在书本上、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过去,长期的“书斋生活”,使我形成了一个顽固的习惯,遇到问题就找书本,从不注意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来工地之初,我常常凭“想当然”解决问题。比如,在冷却水工程中,出现过这类情况:为了选定冷却水泵泵坑,我们在厂房外十多米处发现了一口井,井水是凉的,温度最多也就是十几度。我想,如果把冷却水泵就安装在井边,以井作泵坑是再理想不过了。可是,工人师傅却不这样轻易地下结论。他们装上一台小泵作连续抽水试验。起初抽上来的水,温度没有变化,后来就开始上升了,两天一夜后,水温竟达摄氏四十度以上,证明这口井根本没法用。又如,搞三号蒸发器的液位调整。蒸汽轮机是最忌讳有液体随蒸汽进入的,而我们的三号蒸发器是个代用设备,没有蒸汽空间,液面稍有波动,就有液体跑进汽轮机。我的专业理论学过不少,但对这样一个实际问题,想了好多办法就是解决不了。多次失败使我有些灰心。可是,工人师傅们却坚持反复实践,反复总结经验,最后终于找到了规律,发现了进液量与扰动度以及蒸发强度的辩证关系,使机组出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两年来的实践使我认识到,只有深入工农兵,和群众一起经风雨,见世面,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才能逐步转变立足点,加速实现世界观的改造,把自己锻炼成工农兵所欢迎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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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辽宁师范学院物理系教师 杨铭珍
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我是搞光学的。文化大革命以前,曾到大连钢厂搞直读光电光谱仪的研制,它是炼钢中的先进分析仪器。工人们听说我要搞这种仪器,都非常欢迎。可是,由于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总感到自己比工人“高明”。同时想在试验成功后,能搞出“一鸣惊人”的论文,名利双收。结果,脱离工人,脱离实际,一个人冷冷清清地搞了几个月,一无所获。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刷了教育战线上的污泥浊水。在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帮助下,我的思想认识有所提高,认识到知识分子只有走毛主席指引的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认真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才能为社会主义做出贡献。一九七一年,学院党委又决定派我到钢厂继续研制直读光电光谱仪。
到钢厂后,我看到
“研制室”是一间普普通通的小仓库,设备简陋,仪器缺乏。我想:这么落后的条件,能搞先进的仪器吗?这时,工人师傅指着一台正在设计的直读光电光谱仪问我:“谱线向上引行不行?”我明知不行,却言不由衷地回答说:“行、行。”工人师傅看透我的心思,便和我促膝谈心,语重心长地说:“老杨啊,干革命可不能怕困难,更不能有半点私心啊!”工人师傅的话,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我亲眼看到,工人师傅为了给国家多出钢、炼好钢,忘我地劳动着,他们所想、所做和我的一言一行截然不同,他们一心为革命,而我考虑的却是个人的得失。想到这里,感到很惭愧,我决心学习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对自己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研制直读光电光谱仪,困难是很多的,我们决心迎着困难上。没有资料,就在实践中逐步积累;没有大型光谱仪,就到仓库里找了个多年不用的看谱镜,加以改造后使用;没有元件,就自己做。有一次,为了做一个元件,需要把一块玻璃和铁胶合在一起,我怎么做也不行,后来,跑了几个工厂,向工人师傅请教,才做成了。就这样,经过和工人师傅几个月的艰苦奋斗,一台直读光电光谱仪初步安装上了。可是一试验,谱线引不出来。这时,吹冷风的人说:“这种仪器,有人已经搞过了,结论是:要成功是不可能的。”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毛主席教导我们:
“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仪器是人做的,为什么外国人能做的,我们就不能做呢?工人师傅对这种论调给了有力的驳斥。钢厂党委和学院党委也坚决支持我们。我坚决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决心用实际行动,对这股冷风作出最有力的回击。
要搞成先进仪器,关键是如何正确地把光谱线引出来。我认识到,只要认真同工人结合,学习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集中工人阶级的智慧,就没有攻不克的难关。我和工人师傅一起,在实践中探索谱线变化的规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每天工作到深夜。经过上百次试验,终于找到了原因,改造了仪器的谱线引出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
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了。研制成功的直读光电光谱仪,一次只能分析一个元素,而每炼一炉钢,需要分析四到五个元素。这样,就必须把双光路变为多光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教导,鼓起革命干劲。在党组织和工人师傅的热情帮助下,我们把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经过反复试验,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关,终于研制成功了。这台多光路的直读光电光谱仪,在通常情况下可以用于炉前生产。仪器造价低,分析步骤自动化。工作时,只要一按电纽,谱线透过钢样,在几分钟内同时分析多种元素,准确度比较高。有了这台仪器,就可以提高炼钢速度和质量,节省人力和物力。
文化大革命前后,我两次进同一钢厂,由于执行的路线不同,所取得的结果也不同。实践说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能为社会主义作点贡献,是由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是工人阶级给我再教育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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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矿业学院地质系学员、共产党员何增顺(左一)是有十二年实践经验的钻探工人。他刻苦学习,进步较快。这是他和同志们在进行物理实验。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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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做工农兵欢迎的知识分子
吉林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 王琳
文化大革命前,我对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认识不足。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我来到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村劳动,一九七二年初回到学校工作。两年多的实践使我认识到,象我这样的知识分子,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大有必要。
多少年来,我的生活同工农兵差距很大,思想感情上的差距就更大。来到农村,和广大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的思想感情逐渐发生变化。
刚下去时,正值隆冬,一次,我和社员一起起牛圈,由于气候干燥,扔一锹,粪土飞扬。贫下中农干活不怕脏,不怕累。可我却紧闭上嘴,不敢喘气,又怕弄脏衣服,粪土一飞起来,就东躲西闪。一位老贫农看到后对我说:“老王,过去没干过这活吧?粪看起来很脏,可是个好东西,没它地就少打粮啊!”说完,他更加起劲地干起来。听了这话,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想:自己为什么总和贫下中农想不到一块呢?晚上,我重新学习毛主席的教导,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首先
“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我虽然来到贫下中农中间,但是,心还没有和贫下中农贴到一起,思想感情还是旧的。打那以后,我就下决心老老实实地向贫下中农学习。
大队革委会主任金国富同志,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贫农,从土改起,二十多年如一日,一个心眼干革命。一九七一年春,河水还很凉,为了修筑拦河坝,他不顾身患关节炎,跳进齐腰深的河水里,一干就是半天。我拿他和自己相比,深深感到,象这样的老同志,论年龄比我大,论身体比我差,但革命朝气比我旺盛得多。我越比越感到自己不如劳动人民,越感到自己有接受再教育的必要了。我积极学习贫下中农的高贵品质,爱贫下中农之所爱,急贫下中农之所急,在制订农业学大寨的计划时,我和贫下中农想到一块了。
我省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时,我正在乡下,亲眼看到贫下中农推荐优秀知识青年上大学的场面,深受感动。一九七二年一月,我回到师大工作。听到有人说:“这批学员水平低,难保大学质量”,我感到这种说法不对头。回想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五年期间,有几十名工农调干学员到我系来学习,由于我们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认为工农学员“脑袋笨、学不好”,把他们大部分赶出了校门,念到毕业的只有几个人。我们当时是为哪一个阶级培养接班人,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不是十分清楚吗?想到这些,我越发坚定了教好这批工农兵新学员的决心。
我从调查研究入手,根据工农兵学员的实际情况,大胆改革教材,突出了“实践第一”的观点,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去解释物理规律。这样,虽然在量的处理上和知识内容的广泛性上,比旧的课程少,但在基本物理概念的理解和掌握上,尤其是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比过去要强得多,受到了学员的欢迎。
我下乡两年多,虽然少读了几本业务书,得到的却是最根本的东西,明确了为什么人服务的大问题,也使业务学习有了正确的方向。今后,我要继续努力改造思想,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成果,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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