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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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教子女务农体会

谈谈教子女下乡务农的问题
中共陕西省委委员、西北农学院教授 赵洪璋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千百万知识青年热烈响应党的召唤,奔向祖国的农村和边疆,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喜看年轻一代茁壮成长,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从一九六二年以来,我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先后把几个孩子都送到农村去,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十多年来的实践使我深深感到,孩子们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他们改造世界观的革命路,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幸福路。现在,我就教子女下乡务农这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体会,与广大下乡知识青年的家长共勉。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十分关怀知识青年的成长,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著名的讲演中就指出:“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批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发出伟大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毛主席的这一系列指示,不仅为广大知识青年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为我们家长指出了如何教育子女的途径。因此,家长支持不支持子女下乡务农,这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
我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是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搞小麦育种工作三十多年了。解放前,我受“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从“良种救民”的愿望出发,脱离工农群众,搞个人奋斗,虽然苦心培育出了“碧蚂一号”小麦良种,但却被不顾劳动人民死活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打入“冷宫”。解放后,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我国科研工作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程。在党的关怀教育下,我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同贫下中农交朋友,到农村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在育种工作中做出了一点成绩。这本来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应该做的,党和人民却给了我极大的荣誉。从一九五○年以来,我先后十次幸福地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特别是一九五七年,我聆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受到非常深刻的教育,至今难以忘怀。我从亲身实践中体会到:一个知识分子只有听毛主席的话,与工农相结合,才能为党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否则,将一事无成。我还逐渐懂得了:知识分子如果不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不能与工农打成一片,就不会有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也就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以上这些想法的促使下,一九六二年,我把师专毕业的大儿子赵碧,送到河南省淇县吴寨大队老家当农民;一九六五年,把中学毕业的大女儿赵林,送到武功县黎陈大队插队锻炼;一九六八年把二儿子赵翔,送到武功县代家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九六九年,三儿子也到赵翔那个队安家落户(赵林后来当了民办教师,三儿子在农村劳动锻炼一段以后,被选调当了工人)。我这样做,不是说子女只能下乡当农民,不能干别的工作。我感到,在仍然存在着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现阶段,在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还在侵蚀人们思想的情况下,积极带头把子女送到农村去,就能在上山下乡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起到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作用。
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完全符合党的教育方针,符合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教导。现在,有的家长不愿意把子女送到乡下去,说什么农村生活艰苦,怕自己孩子吃不消。我觉得这种思想是很不对头的。解放二十几年来,我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社员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诚然,在目前,农村的生活条件与城市相比,确实是艰苦一些。但正因为艰苦一些,才需要知识青年去锻炼,去支援,去和贫下中农结合在一起,改变那里的落后面貌。大家想一想:如果说自己的子女在农村吃不消,那么广大贫下中农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他们咋吃得消呢?可见,问题不在吃得消与吃不消,而在如何对待困难和艰苦?我们做家长的,要把毛主席关于“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的教导,当作送子女下乡务农的准则。从几个孩子到农村以后的变化中,我发现他们有了如下进步:初步学到了贫下中农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开始懂得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养成了勤俭节约、热爱劳动的习惯;正在逐渐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我觉得,如何对待城乡差别和艰苦的生活,这是关系青年一代能否树立革命理想、能否正确认识前途的大事,我们做家长的切不可目光短浅,把眼睛只盯在给自己孩子安排“轻松”的工作和建立“舒适”的家庭的小天地里。
是把子女放在自己身旁,还是交给党来安排?这是用私有观念的“父母之爱”腐蚀子女,还是用无产阶级的“阶级之情”教育子女的原则问题,也是反映一个干部有没有无产阶级党性的重要方面。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子女是社会的一员,是属于人民的,是整个国家的财富,决不应该把他们当作个人的私有财产。要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得有个统一计划,有个革命分工。如果象有的干部那样,只想把子女留在城市里工作,不愿意送子女下乡务农,那城里人吃的粮食、穿的衣服从什么地方来?三大差别咋能消灭?共产主义又咋能实现?现在,有许多工人子女发出豪言壮语:“一生交给党安排”,“党指向那里,就奔向那里”,“扎根边疆干革命,青春献给新农村”。作为一个革命干部,就要学习和支持青年们这种可贵的革命热情,教育自己的子女模范地服从国家统一分配,不要为他们挑挑拣拣,更不要搞那些不正之风。
还有的家长认为,子女到农村去当农民没有理想、没前途。我认为,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离开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离开党的事业的需要,所谓个人“理想”、个人“前途”,都只能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也是绝对实现不了的。大量事实证明:知识青年下乡以后,只要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出力,就是崇高的理想,就有远大的前途。我们临近的兴平县的韩志刚,是个回乡知识青年,他和贫下中农一起,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把贫穷落后的北马大队,建设成了富饶兴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被树为全省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后来,韩志刚担任了中共兴平县委副书记,工作干得很出色;今年五月他又被选为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最近,报上发表的上海下乡知识青年朱克家的先进事迹,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又一范例。有谁能说他胸无理想呢?又有谁能说他没有前途呢?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既是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加速我国农业的前进步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党和毛主席交给广大贫下中农、各行各业的干部群众和知识青年的光荣任务。毛主席教导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知识青年到乡下去,和广大贫下中农结合在一起,用勤劳的双手战天斗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一项非常豪迈的事业。我们做家长的,一定要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要使“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在头脑里深深扎根,争当教子女下乡务农的促进派,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尽到应尽的责任,做出应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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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德阳县为知识青年举办针灸学习班
为了充分发挥下乡知识青年的作用,四川省德阳县最近举办知识青年针灸疗法学习班,为边远地区十三个公社的三十八个生产队培训业余医务人员。
针灸疗法是祖国医学的宝贵遗产。扎针治病,方法简便,花钱少,疗效快。过去,有的下乡知识青年会扎针,利用休息时间为社员治病,很受贫下中农欢迎。德安公社的下乡知识青年孙小欣,先后为四百多个病人扎过针,治好了不少社员的病痛,有一个贫农钟大娘患瘫痪症,经她给扎针也治好了。消息传开,许多群众请孙小欣扎针治病。德阳县委发现了这一情况,为了让更多的知识青年学会给贫下中农看病的本领,决定举办针灸疗法学习班,由公社推荐四十名知识青年参加学习,结业后仍回原公社,边劳动边给社员治病。
为了办好这个学习班,县里卫生部门送来了有关针灸疗法的书刊和挂图;有的厂矿选派了具有丰富临床经验和一定理论水平的医生,到学习班给学员讲课。担任辅导员的四名医务人员,怀着满腔的阶级感情,认真地备课、讲课,手把手地教学员找穴位、下银针,一直到教会为止。
党和贫下中农的期望,鼓舞着参加学习的青年们。在医生的指导下,他们勤奋学习,熟记穴位,苦练针法,对所学的六十多个穴位,都在自己身上试扎过。知识青年刘燕掌握了扎针的基本要领后,给弟弟治牙痛,收到显著疗效,更增强了学好针灸疗法的信心。学员们还为三十五个来学习班治病的人扎了针,疗效大都较好。病人谢文英激动地说:“这些青年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好,治好了我关节疼的老毛病,真使人太感激了!”
前不久,学习班结束了。参加学习的知识青年们表示: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将学得的本领带回去,全心全意地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走一辈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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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盘锦地区新兴农场育新村党总支采取有效措施
切实安排好知识青年的生活
遵照毛主席关于“关心群众生活”的教导,辽宁省盘锦地区新兴农场育新村党总支,在生产大忙期间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安排好下乡知识青年的生活,进一步调动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入春以来,育新村的六百多名下乡知识青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鼓足干劲学大寨,经过大干苦干,把四千多亩稻田全部改成了条田,移土五万多方。接着,他们又投入了水稻插秧的紧张劳动。党总支看到青年们热情高,干劲大,感到更应该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健康,保护他们的积极性。一天,党总支书记赵喜禹在地里劳动,发现有的青年大干一气以后,爬在沟边喝生水。他想:青年人正处在长身体的时期,这样很容易闹病。回村后,他和党总支其他成员一起,讨论了如何关心知识青年的生活问题,决定各小队抽出专人烧开水,一天往地里送两次,中午和晚上也多烧一些开水,尽量满足大家的需要。
农忙期间劳动强度大,为了安排好青年们的生活,党总支早就选派老农帮助各队养好猪、种好菜。现在,每个小队都有肥猪十五到二十头,小猪几十头,菜园十多亩。大忙开始以后,各队普遍做到:肉食有增加,青菜能自给,粮食有节余。晚上,尽量少开会、开短会,保证青年们有足够的睡眠时间,第二天好精力充沛地投入战斗。今年,育新村水稻插秧的进度快、质量好。青年们满意地说:“党组织这样热情地关怀,使我们感到十分温暖,今后更要好好干!”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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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生产建设部队某团党委,对下乡知识青年注意从政治上培养,生产上帮助,生活上关心。这是团党委委员、红军老战士张文忠,在辅导青年们学习毛主席著作。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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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学大寨的促进派
在云南省洱源县三营公社永胜大队九龙生产队,人们热情地传诵着上海知识青年徐正浩的先进事迹。他争当农业学大寨的促进派,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一九六九年四月,徐正浩和同学们刚到九龙村时,这个队还是个落后单位,耕作粗放,肥料缺乏,生活条件比较艰苦。过了一段时间,大队党总支书记岳鸿光找小徐他们谈心,意味深长地说:“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开展,同学们打算怎么办?”小徐沉思了一会儿,激动地表决心说:“我们知识青年要当农业学大寨的促进派!”
怎样才能当好促进派呢?在大队党总支的支持下,徐正浩和村里的共产党员关会珍、段杏堂深入群众,搞调查研究。他们在贫下中农家里的火炉旁边倾听意见,在田间地头同社员交谈,终于查清了生产队问题的症结,主要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在捣乱;还有一部分干部想撂挑子。他们放手发动群众,揭发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集体经济的罪行,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接着,小徐跟党小组长关会珍一起,认真宣传和落实党的政策,同队里干部们谈心,从而使队委会团结起来,决心带领群众掀起学大寨的热潮。
干部和群众提高了政治觉悟,九龙生产队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搞起来了。一九七一年初春,关会珍带领妇女翻过悬崖,从北沙河涧背回羊粪三千多斤。徐正浩和青年们经常深夜进山扛木料,白天照样去挖排涝沟。在他们的带动下,社员们大干苦干,九龙村开始发生变化:过去每天出工只有四、五十人,这一年春耕中每天出勤二百多;过去插秧一个月完不成,这一年只十三天就满栽满插;过去肥料少,远地就靠“天上飞鸟一疙瘩屎,地上水牛一泡尿”,这一年增施底肥一百二十多万斤。秋季,九龙生产队获得了大丰收,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七○年增加八万多斤,副业收入也大大增加。队里还清了历年的贷款,归还了过去向邻队借的粮食,第一次有了集体储备粮。
丰收了,人们沉浸在喜悦中。徐正浩又在琢磨:全队有两千多亩土地,但实耕面积只有一千零五十亩,这究竟为什么?经过调查分析,小徐找到了原因:每年抢节令栽插的时候,许多群众不得不到十多里以外去打碓磨面,常常为加工百把斤粮食耽误两个工。他想,如果搞个动力站,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多好啊!在群众大会上,小徐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得到贫下中农的支持。于是,队委会决定,自己动手办一座包括脱粒、粉碎、碾米、磨面等项机械的动力站,并把建站的任务交给了徐正浩等。
小徐和群众一起,经过半年多努力奋斗,终于设计并安装好所有机械设备。在欢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一周年的日子里,九龙村第一次响起了轰隆的马达声,用上了明晃晃的电灯。这个动力站,每年可为集体增加收入四千五百多元,省工四千四百多个。去年,九龙生产队虽然遭到冰雹、干旱、粘虫、狂风四大灾害的袭击,但粮食总产量仍然突破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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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广阔的天地里成长

“小刘的无线电知识没有白学”
一九六九年春天,刘庆珠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从海河畔的天津市,来到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大林坝大队插队落户。几年来,他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把知识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受到群众的欢迎。
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刘庆珠就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他除了学好文化课外,经常参加业余无线电小组的学习。下乡后,小刘一度认为,这下可和无线电“绝缘”了。经过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认识到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开始考虑如何发挥自己的一点特长。
一天收工后,小刘和社员们一起愉快地回村。往常这时候喇叭里播送公社新闻,可这天不知咋的却没声音了。一打问,原来是扩音器坏了,要拿到城里去修,来回得好几天。小刘想:贫下中农非常喜欢听广播,自己懂得一些无线电知识,帮助修好扩音器,这不是应该做的事情吗!他诚恳地向党支部谈了这个想法,请求把扩音器交给自己修理。小刘的请求,立即得到了热情的支持。经过仔细检查,他发现是低压变压器坏了。当时没有适合的线,小刘便认真计算,用细线代替粗线,很快把扩音器修好了。第二天清晨,喇叭里又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社员们高兴地说:“小刘的无线电知识没有白学,给咱解决了大问题!”党支部也鼓励说:“咱们要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很需要知识青年。你们青年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斗中,可得大显身手啊!”
从这件事里,刘庆珠受到了很大启发,他感到在农村也很需要文化科学知识。从此,他更加注意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时时刻刻想着把学得的知识献给新农村。近几年来,大林坝大队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打了二十多眼机井,有了十几台机泵。可是由于使用不好,电机经常损坏。送到城里去修理,既耽误生产,又浪费劳动力。小刘向党支部提出建议:成立一个业余修配组,使电机修理不出队。经过研究,由大队的电工和小刘组成了修配组。开始时,缺少工具,困难很多。小刘他们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自己动手制作工具。他们劈开竹竿做成拨线板、竹签子,锯开木头制成绕线夹板,用土坯垒成烘干箱。以后,电机一损坏,他们就立即抢修。当修好的电机带动着水泵,清水哗哗地流往庄稼地里时,小刘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刘庆珠热心工作,受到了贫下中农的称赞。在一片赞扬声中,小刘没有停步,他考虑:电机坏的次数为什么那么多?能不能让它尽量少坏呢?他和电工一起,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逐渐找到了电机易坏的原因。他们把调查的结果向领导作了汇报,大队加强了对电机的管理,制定了定期检查线路的制度,发现问题就及时解决。去年,天旱的日子长,电机的工作量相应增大。小刘他们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了所有电机一台也没有损坏,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全大队的粮食产量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何林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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