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劳动人民是人类文化的创造者
——读鲁迅的《门外文谈》
解放军某部 范咏戈
四十年前，正当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实行军事“围剿”、对革命文艺运动实行文化“围剿”的时候，文化界爆发了一场关于大众语文问题的争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利用一些知识分子对文化史的种种错误观点和混乱思想，乘机推销其“圣贤创天下”的唯心史观，构成文化“围剿”的一个侧翼。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英勇旗手鲁迅洞察了这场论战的实质。为了从根本上清除文化起源史和发展史的历史唯心主义偏见，从理论上摧毁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为发展革命文艺运动扫清道路，鲁迅以同“亭子间或搁楼里”的住户们——他们“有的是店员，有的是书局里的校对员，有的是制图工人的好手”——谈话的形式，发表了《门外文谈》。这一著作把这场争论从两种历史观的高度进行了科学总结，也是一部通俗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起源史和发展史。当前，在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时候，值得我们重新温习。
一
劳动群众创造了人类历史，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关于文化问题的基本观点。大量史实说明：文化是随着劳动的需要发生和发展的。即以音乐的产生为例，在原始部落那里，劳动、音乐和诗歌是联系在一起的。每种劳动都有自己的歌，歌的拍子就是这种劳动所特有的生产动作的节奏。这种简单的音乐作品是从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接触时所发出的声音中产生出来的。为了使这些声音更适合于表现劳动的节奏，经过不断地改革劳动工具，才产生了最初的乐器。鲁迅通俗地描述说：“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文化起源于劳动，文化又在人民手中发展，日见其斑斓。大家“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于是文化才得以流布。鲁迅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铁铸一般的事实，彻底批判了文字为“四只眼”的“仓颉造的”的唯心主义谬论，拨开了文化起源史和发展史上的雾障，庄严宣告：“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
坚持唯心史观的反动统治者，对于奴隶们创造历史的伟大功绩是视而不见的，并且还要故意歪曲。比如，西班牙亚勒泰米拉发现了野牛洞画，这本是劳动创造文化的有力证据，可他们却说这正是“为艺术的艺术”，是“原始人画着玩玩的”，企图说明文化原是主观自生的产物。对这种唯心主义文化起源观，鲁迅讽刺地批驳道：“这解释未免过于‘摩登’，因为原始人没有十九世纪的文艺家那么有闲，他的画一只牛，是有缘故的，为的是关于野牛，或者是猎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鲁迅的分析批判告诉我们：要识别反动派在文化起源史上的诡辩，一定要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二
无名氏的“愚人”创造灿烂文化的历史功绩，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么？然而“古今著作，足以汗牛而充栋，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著作来？他们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鱼。至于那些文士诗翁，自称什么钓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游自得的封翁或公子，何尝捏过钓竿或斧头柄。”文化为劳动人民所创造，后来却被剥削阶级所“收揽”。他们又反用于愚弄劳动人民，以致越来越使文化与劳动人民无缘。这正是剥削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罪行。买办文人梁实秋就无耻地说，文艺原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无产者倘要创作或鉴赏文艺，先应该辛苦地积钱，爬上资产阶级去，而不应该大家浑身褴褛，到这花园中来吵嚷。鲁迅告诉我们，反动统治阶级为了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一方面要故意设置“高门槛”：造奇字，把文章做到别人点不断，把诗写得别人看不懂，更有甚者，是专门从《康熙字典》上查出几个字来，夹进文章里去。鲁迅指出，“文字难，文章难，这还都是原来的；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制的难，却还想它和大众有缘，怎么办得到。”另一方面，对那些真正属于劳动人民的文化，他们也采用了反革命的两手来“收揽”。一曰“绞死”，即用高压来摧残、抹杀、消灭；一曰“僵死”，即拿来“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反动派的这些手段，交替使用，历来不肯放弃。刘少奇一类骗子也是这样干的。为要给工农兵文艺运动设置“高门槛”，他乞灵于“灵感”，把作者认识和概括生活的过程神秘化。要认识生活吗？可以坐等天外飞来的“雨丝”；要概括生活吗？可以坐在房里捕捉什么“电光石火”。这样，他们就把文艺活动变成了似乎是一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神秘活动。“连骗带吓，令人觉得似乎了不得。”与此同时，他们却在阴暗的角落里出坏题目，分黑任务，指歪方向，加紧炮制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所谓“作品”，妄图一手遮天。然而，这是注定要失败的。鲁迅早就预言，在无产阶级新的文艺面前，“压制者保护之下的狗屁文艺”必先成为烟埃。这正可以用来给刘少奇一类骗子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作结。
三
“大众，是有文学，要文学的”。鲁迅在这里向我们提出了把文化还给大众的严肃任务。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即使还是萌芽状态的文化，也始终是革命文化运动的主流。这是因为：它的作者，“实在具有社会的基础，所以在新份子里，是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它的作品，“并无旧文学的修养，比起士大夫文学的细致来，或者会显得所谓‘低落’的，但也未染旧文学的痼疾，所以它又刚健，清新。”它是竹林中的春笋，榛莽中的新芽，是可以迅速成长为“茂林嘉卉”的。
鲁迅希望，“觉悟的读书人”在革命文艺运动汹涌澎湃的潮流面前，既不要“看轻了大众”，也不要“看轻了自己”，要“为大众计”，“做大众的事业”，特别要反对以下两种错误倾向：
第一，担心“文学的低落”，于较新的机运疾首蹙额，于初兴之事求全责备。正象鲁迅说的那样：“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鲁迅说这些人不象是批评家，而只是“不平家”。这样的“不平家”是促退派，站在新生事物的对立面，万不可当。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和逐步臻于完善的过程。所以，革命的文艺运动起来了，我们只能使它“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如果采取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左一个“没味道”，右一个“太粗糙”，那代价不是革命文艺运动的窒息，就是使它沿着资产阶级方向提高，最后又要“弄得变成僵石”。那些剥削阶级的“士大夫们也正愿其如此”。这个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第二，以为“说话作文，越俗，就越好”，把大众化当成简单化。鲁迅早就反对把革命文艺都搞成一式的“大刀阔斧，乱砍乱劈，凶眼睛，大拳头”作品。列宁说：“我们的工人和农民理应享受比马戏更好的东西。他们有权利享受真正伟大的艺术。”要真正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尊重和热爱人民，就要象鲁迅那样为无产阶级文艺大厦的建设付出艰苦的劳动。我们的革命样板戏，在创作和演出过程中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正是沿着工农兵方向提高的典范。
四十年前关于大众语和大众语文的争论，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两种历史观的斗争，也就是以鲁迅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唯物史观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唯心史观的斗争。这场争论虽然早已过去，但两种历史观、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永远不会休战的。多少年来，我们“听惯了一件东西，总是古时候一位圣贤所造的故事”。今天，我们不是又听到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竟然戴上了“革命”的假面，胡说什么“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使老的谬论附丽于新的谣言和诡辩吗？然而，“这仅如巡警手里拿着前膛枪或后膛枪，来福枪，毛瑟枪的不同，那终极的目的却只一个”，即否定奴隶创造历史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照妖镜下，这些“人渣”终被“照出原形，拖出尾巴而去。”让我们学习鲁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在革命斗争的风浪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舵”，奋力地“拉纤”向前！
第3版()
专栏：创作杂谈
明确、朴素、开门见山
北京部队某部 铁甲
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应该具有自己刚健、清新的风格，摒弃剥削阶级那种矫揉造作、华而不实的腐朽文风，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就是明确、朴素，开门见山。
最近报刊和出版的文艺作品，大多数作者对文风比较注意，因此文章写得比较明确、朴素、开门见山。但也有少数作者不注意或不甚注意文风，作品写得冗长，拖沓，兜圈子，绕弯子，使人读了淡而无味，甚至使人望而生畏，艺术感染力大为减色。造成这种弊病自然有种种原因，这里略谈两点。
其一，选材不严，小题大作。有的作者往往把自己的目光和笔触停留在一般生活现象上，看到一点想到一点就写，作浮光掠影式的描绘。这些作者对生活缺乏全面、深入的观察，在选材方面缺少深思熟虑，对所描写的事件，所塑造的人物，没有真正了然于胸。表达方法又不是“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抓住最能体现人物性格的矛盾冲突，揭示生活斗争的本质，而是不厌其详、不厌其烦地去描写和叙述，“画了全副的头发”、逼真的眉毛。这样就很难做到开门见山，通畅明白，而是显得冗长、松散。鲁迅很早以前就告诫我们：“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鲁迅先生的经验是必要观察透彻才下笔，而又严格地选取最典型的材料，进行集中概括，使它十分凝炼，“以一目尽传精神”。因此鲁迅的文章字字如匕首，句句是投枪，跌宕有致，掷地有声。我们应该很好学习鲁迅，深入观察生活，精炼、准确运用文字，才能在改进文风上更进一步。
其二，语言不精，行文唠叨。有的作品不够讲究锻字造句，不能在语言的应用上做到明确、朴素、开门见山，这也是造成冗长松散的一个原因。一篇好的作品，除了选材之外，一定要十分讲究语言艺术。古人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就是这个道理。文学作品本身，是语言的艺术，作品的语言好坏，对于刻画人物，表现主题起着重要的作用。鲁迅的著名小说《孔乙己》，全文不过二千多字，但人物突出，主题深刻，结构严谨，语言精炼。例如当人们说孔乙己偷书时，他争辩说：“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着又说：“君子固穷”等等。寥寥几笔，便把那个年代穷困潦倒而又有些自命清高的小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活灵活现地表达出来了。如果不是这样精炼、准确地运用语言，而是只注意选择常见的豪言壮语，忽视展示人物性格的贴切语言，或者只顾卖关子，兜圈子，不肯将意思用简洁的文字明白地说出，那么，作品就不可能明确、朴素、深刻。
鲁迅是彻底为人民写作的。他把文学事业作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为此，他“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鲁迅不图用长篇巨著来扬名世界，只求用文章来为革命服务，所以总是不鄙弃“一木一石”的工作，丝毫不卖弄文墨。这种严肃、科学的战斗风格，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我们要以鲁迅为榜样，努力改进文风，使作品作到“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清除剥削阶级的腐朽文风，用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对待文艺创作，为无产阶级写出更多更好的明确、朴素、开门见山的作品来。
第3版()
专栏：创作杂谈
写小说要练习速写
徐振辉
最近看到美术创作中提倡画速写，由此想到小说创作中的人物速写。
美术速写，是用简练、概括的线条，迅速而准确地把人物或场景的瞬间动态描绘下来，作为创作的素材。它是观察生活、纪录形象、锻炼技巧的重要手段。创作实践证明，没有丰富的素材和形象的广泛积累，就不可能加工制作成好的作品。对于美术创作是如此，对于小说创作也同样是如此。
写小说也需要在深入工农兵生活的过程中练习速写，以简括的笔墨，纪录并描写人物的形象、有意义的矛盾冲突、个性化的语言和典型的环境，或写成三言两语，或写成小说的片段。靠了平时的积累和刻苦的磨练，创作时才能在大量的材料中去伪存真，弃粗取精，进行艺术的概括提炼。如果只是走马看花地观察，浮光掠影地搜集，只满足于了解故事梗概和现成的结论，就想进行创作，结果，写作时就会因为心目中没有丰富的形象，不能准确、生动地反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丰满的精神境界和性格特征，写出来的作品，也就难免要失败。
速写，看上去简单，但这种简单是概括和提炼后的简单。画家三笔两勾，画出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小说家三言两语，写出一个呼之欲出的形象，都要作者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经过反复观察、体验、分析，付出辛勤的劳动。正如鲁迅所说的“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这个“一挥而就”的“速”，就是深刻认识生活、及时地反映生活的能力。
有人认为：创作长篇小说需要搞些速写，搞短篇的不必要。长篇小说比起短篇来，当然人物、冲突、结构等都比较复杂，需要的素材也多；但是短篇小说的创作，也需要在大量素材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提炼。犹如镭的开采，蜜的酿制，都是从无数的原料中提炼，然后才能成为精粹的东西。有些小说为什么受真人真事的局限呢？究其原因，除了对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认识不足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积累的材料很少，离不开个别的、真实的事例，因而无从去选择、概括和提炼了。
文艺速写不同于美术中的静物写生。静物写生可以从对象的上下左右各个方面从容写来，而工农兵群众是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生活着、战斗着的。不先同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是写不出来的。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明确练习速写的目的，长期地和群众同战斗、共甘苦，思想感情上真正打成一片，然后挥笔运思，就不难写出好的速写作品来。
第3版()
专栏：
英雄有用武之地
戈尘
“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句成语，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很少听到的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我们开辟了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我们的党给每一个革命者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当我们重新学习《雷锋日记》和《雷锋的故事》时，就会突出地感到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用武之地，而是在平凡的工作和劳动中，有没有象雷锋那样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雷锋在短短的光辉生涯里，自觉地服从党的分配，先后做过通讯员、公务员、拖拉机手、汽车驾驶员等各种工作。党分配他哪一项工作，他都乐而为之，而且干得很好，先后获得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先进生产者、模范共青团员等光荣称号。他在任何岗位上都显示出英雄本色；任何工作都成了他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
雷锋不仅全心全意干好本职工作，还千方百计地在本职工作之外寻找“用武之地”。他在看病回来的路上，看见建筑工地运砖的供不上砌砖的，便操起一辆小车默默地干起来。他因公出差，帮着列车员扫地板，擦玻璃，给旅客倒水，帮助妇女抱孩子……人们称赞说：“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他担任少先队校外辅导员，一有空就去和教师、学生谈心，一起劳动，象辛勤的园丁精心培育幼苗一样，培养着新的一代茁壮成长。
什么是英雄？不同阶级有不同的标准。无产阶级的英雄，应该是胸怀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大志，具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红心和本领，有着蓬勃的朝气，改天换地的充沛干劲。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的远大理想，是无产阶级的英雄高出其他阶级的英雄的最显著的标志。斯大林说过：“伟大的精力只是为了伟大的目的而产生的。”
请看雷锋的“伟大的目的”和“伟大的精力”：
“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共产主义而斗争。”
“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我就是长着一个心眼，我一心向着党，向着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
这就是我们时代英雄的“伟大的目的”！
“我要积极肯干，做到说干就干，干就干好，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地干，千方百计地干，事事拣重担子挑……扎扎实实地干，一定要把事情办好。”
“我时刻都想多学点本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这就是我们时代英雄的“伟大的精力”！
“伟大的目的”和“伟大的精力”结合起来，就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伟大业绩来，就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里的关键，是雷锋的生活目的“只有一个”——为共产主义而斗争。设若他还有独立于这个目的之外的个人主义的打算，他就不能这样矢志不移。
广大青年以“我为社会主义祖国做了些什么？”来激励自己，在广阔天地里，生龙活虎，大显身手。当然，我们也要警惕那种看不起平凡的劳动，不愿意从事平凡的工作，以为当“螺丝钉”是虚度青春，磨灭理想，是“大材小用”的思想的侵蚀。因为有了这种思想，就容易滋生“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牢骚，个别人甚至会发展到象翱翔于千仞之上的凤凰一样，“非梧不栖”，或象“月明星稀”中的乌鹊一样，“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了。
用雷锋这面镜子一照，“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嗟叹是多么错误啊！发这种嗟叹的同志首先要问自己要的是什么“用武之地”？是怎样看待社会分工的？如果能象雷锋那样对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那在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哪一寸哪一分不是“用武之地”？只要把“伟大的目的”和“伟大的精力”结合起来，在哪个岗位上不能创造出英雄的业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