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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天坛医院的部分医务工作者在甘肃庆阳地区安家落户
热心为老区人民防病治病
新华社兰州电 在甘肃省庆阳地区安家落户的北京天坛医院部分医务工作者，虚心接受陇东老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热心为广大群众防病治病，积极帮助当地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情赞扬。
甘肃省庆阳地区是当年毛主席亲自创建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一九七○年初，北京天坛医院的部分医务工作者带着毛主席对陇东老区人民的关怀，来到庆阳地区安家落户后，组成了庆阳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他们自觉地向老区人民学习，经常请当地的老红军、老党员、老贫农讲家史、村史、革命斗争史，还经常和老区人民一起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传统，深厚的阶级感情，给了他们深刻的教育，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显著变化。骨科大夫汤正明，原来对工农感情淡薄；来到老区后，在医疗过程中，想贫下中农所想，急贫下中农所急，千方百计为老区人民解除病痛。一天，来了一位因小儿麻痹后遗症引起“马蹄内翻足”的病人，按常规，需要做脚整形手术。要是在过去，他根本不会考虑别的，就按常规办事。但这次，他了解到病人来自山区，如果做脚整形手术，恢复过程中碰到高低不平的路面就会引起很大的痛苦。为了减少病人的痛苦，汤正明决心打破常规，不怕麻烦地给病人做了肌腱移植术，手术后能适应不平的路面，收到良好的效果。
庆阳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坚持热心地、千方百计地为老区人民服务，认真负责地对待每一个病人，在医疗工作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三年来，他们为广大群众治疗各种疾病十七万一千多人次，施行各种手术三千四百多例，而且抢救了危重病人二百五十八人。
庆阳地区塬大沟深，交通不便。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指示，这些医务工作者还经常组织巡回医疗队，深入边远山区，为广大群众防病治病，把毛主席的关怀送到老区人民的心坎里。三年来，他们先后组成十个医疗队，到庆阳、华池、环县等六个县，十八个公社，五十五个大队，巡回医疗。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除了给群众治病以外，还和群众一起除杂草，清垃圾，修厕所，建猪圈，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为了摸清当地群众的发病规律，他们还先后两次对莲池公社十二个大队的一万八千多名社员作了普查，基本摸清了这个公社常见病、多发病和地方病的发病规律，并且积极展开了预防和治疗。
在巡回医疗过程中，这个医院的医务工作者特别注意帮助生产大队巩固合作医疗制度，帮助公社卫生院提高业务水平。一九七○年七月，巡回医疗队到庆阳县南庄公社永丰大队，发现这里合作医疗站不够健全，他们就在大队党支部的支持下，选拔和培训“赤脚医生”三名，卫生员五名，办起了“土药厂”一处，并且和“赤脚医生”一起采、种中草药。一九七二年六月，巡回医疗队来到环县洪德公社卫生院，了解到这里大部分医务人员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缺乏临床经验。为此，他们举办了各种专科学习班，用各种病例进行现场教学，使这个公社卫生院的医疗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
这些医务工作者，原来绝大多数是从事西医的。到庆阳后，他们在上山下乡巡回医疗中，经常遇到西医西药不适应群众需要的情况。为了更好地为广大群众防病治病，从一九七一年五月起，医院举办了“中西医学习班”。目前，这个医院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医务人员都学习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防病治病，并且比较熟练地掌握了针麻技术。医务人员还采集中草药三万两千多斤，加工炮制了二百二十七种，自制成药二百零四种，液体制剂三百六十多万毫升，既解决了治疗的需要，又减轻了贫下中农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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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需要我，我更需要农村”
——记从城市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医生袁永才
在吉林省怀德县农村里，有这么一位医生，他常常推着装有各种药品和手术器械的小车子，风里来，雨里去，走村串户，把手术做到社员家的炕头上。这位深受群众称赞的医生，就是在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指引下，由城市到农村安家落户的袁永才。
正是补我所短的极好机会
袁永才原来是吉林省四平市妇婴医院的副院长，在四平市是一位著名的妇科和外科医生。一九六九年，这个医院遵照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指示，深入进行了斗、批、改。袁永才当时想：自己是共产党员，又是医院的一个领导干部，在改变农村缺医少药面貌的斗争中，应当带头行动。于是，在这年十二月，他离开了生活三十多年的四平市，带领全家来到了怀德县比较偏远的玻璃城子公社安家落户，在公社卫生院当了医生。
勇于带头下农村，不等于一下子就安心在农村扎根了。袁永才刚到玻璃城子公社卫生院时，看到这里条件较差，外科手术器械不全，会“影响”自己发挥作用，另方面又必须百病都治，各科都干，就想：“在农村工作，岂不是要弃我所长，用我所短吗？”有了这个想法，工作劲头就小了。
一天，他正在新河大队巡诊，听说贫农社员伦永胜有病，就到这个社员家里去看。经检查，伦永胜是患巨大型疝气，疝囊又粗又长，别说干活，就连走路也十分困难。袁永才想，疝囊太大了，疝门能伸进一个拳头。要是在城市大医院里治这样的病还好说，在公社卫生院今天的设备条件下，动这样的手术就比较难，疝门不容易修补，还是别治了。正当他想往回走的时候，伦永胜拉住了他的手，一字一泪地诉说了自己的病史。
解放前，伦永胜患嵌顿疝，曾在四平一家医院动过手术。第一次没成功，又来第二次。还没等拆线，因为没有钱便被赶出了医院。解放后，他也到过大医院，找过好几个医生，可是得到的回答都是：“不能治了，还是回去自己养吧。”旧社会，地主资本家开的医院，认钱不认人。刘少奇那条修正主义卫生路线也不把贫下中农放在眼里。伦永胜说到这里，望着袁永才，激动地说：“袁医生，你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我们农村来的，我相信你一定能治好我的病。等我病好了，我得好好到队上干活，也为革命出把力呀！”
伦永胜对旧社会的控诉，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使袁永才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他意识到自己那种认为到农村来是“弃我所长，用我所短”的想法是大错特错了。回想自己在城市医院时，尽管医疗设备比农村好，但对于身患重病前来求医的贫下中农却缺乏无产阶级感情。一个人，能不能运用一技之长为人民服务，关键不在设备，关键在于自己头脑里有没有工农感情，有没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联系这一切，他想通了一个问题：到农村来并不是“弃我所长，用我所短”；恰恰相反，到农村来正是“用我所长”，为贫下中农服务，“补我所短”，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思想，提高路线斗争觉悟的一个极好机会。袁永才决心给伦永胜作手术。
现在，被重病缠身二十七年的伦永胜，已经恢复了健康，愉快地参加了队里的劳动，正朝气蓬勃地战斗在抓革命、促生产的第一线上。
帮我治好了思想上的毛病
医疗实践使袁永才体会到，从城市来到农村，要做到自觉地按照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办事，还必须认真改造世界观，不断解决“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一九七一年冬天，从玻璃城子大队送来了一位名叫张淑清的大流血患者。经检查，是植入性胎盘所致。根据化验来看，患者全身血液已流出三分之二，而且还在继续外流，她面色苍白，处在严重休克中，脉搏摸不清，血压测不到，高烧到摄氏四十度，生命受到了威胁。怎么办？是抢救，还是转送城市大医院？袁永才想，抢救虽然有一线希望，但是要担风险，病人很有可能经不起大手术的刺激，死在手术台上。转院呢，自己虽然可以避开风险，但是病人流血不止，加上路途颠簸，非得死在半道上不可。这时，袁永才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下不了决心，动不了手。患者张淑清的爱人看到他犹豫不决，就说：“袁医生，我们信得过你，你就放心地给她治吧。治过来更好，治不过来，也可以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以后再遇到这样的病人你就有办法了。”听了这番话，袁永才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他想，贫下中农眼看着自己的亲人重病垂危，还想着阶级弟兄，想着千百万人民。而自己一事当前，想的却是个人得失。这样怎么能做一个使贫下中农满意的医生呢？毛主席教导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抢救阶级姐妹的生命，还是为了自己不担风险，明哲保身，这就是一个原则的问题。想到这里，他下了决心为病人争取那一线的希望。根据病情，他决定给患者立即作子宫切除手术。没有手术室，就在办公室。没有手术台，就在办公桌。没有无影灯，就用手电筒。就这样，经过一小时的紧张战斗，顺利地切除了子宫，止住了流血，把这位生命垂危的阶级姐妹从死亡线上救了过来。手术后，他又精心护理，使她很快恢复了健康。
通过这件事，袁永才进一步认识到，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不彻底改造思想不行；要改造思想，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行。他说，我虽然给贫下中农治好了身上的疾病，但是贫下中农却帮我治好了思想上的毛病。
已经离不开贫下中农了
在农村安家落户三年多来，袁永才热情为群众服务，共为九百多名患者作了手术治疗，其中包括大、中手术一百二十多例，抢救垂危病人的手术六十多例。同时，还给很多病人进行药物治疗，使他们恢复健康，重返抓革命、促生产的战斗岗位。
袁永才满腔热忱地为群众诊治疾病，广大群众也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关怀着他。一次，袁永才从大队巡诊回来，得了重感冒。贫下中农知道后，纷纷前来探望。
老房身大队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娘，步行十多里路，也特意来看他，并拉着他的手说：“听人说你病了，我来看看你。”听了老大娘这简短纯朴的话语，袁永才的眼睛湿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想，过去在四平市妇婴医院当副院长的时候，为什么贫下中农对自己不亲？那是因为自己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治的是病，为的是名，首先对贫下中农缺乏阶级感情。今天贫下中农能把自己看成一家人，最根本的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自己有了一点自觉改造思想的表现，思想感情有了变化。想到这，他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决心更加坚定。
前些时候，有些好心的同志对袁永才说：“老袁啊，你下乡好几年了，也锻炼得差不多了，应该回城啦。”可是，袁永才坚定地回答说：“农村需要我；我变思想，变感情，更需要农村。我已经离不开贫下中农了。”
现在，袁永才已由玻璃城子公社卫生院调到杨大城子公社卫生院担任革委会副主任。他在成绩面前不骄傲，更加认真地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决心扎根农村，为贫下中农服务一辈子。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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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赤脚医生”苏成喜
在回族聚居的宁夏灵武县杜木桥公社榆木桥大队，人们常常赞扬“赤脚医生”苏成喜，说他不愧是毛主席为回族人民培养出来的好医生。
一九七○年六月，回乡知识青年苏成喜，经过公社卫生院半年培训，成了这一带第一批回族“赤脚医生”中的一个。他回到榆木桥大队后，便在大队党支部领导下，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勤俭地办起了医疗站。他除了把青少年组织起来大量采集中草药以外，还乘农活较少的寒冬，带着九名年轻力壮的男社员，背上干粮，顶着风沙，到八十里外的山里打麻黄。他们每天天不亮就干，天黑了在山里羊场过夜。他们整整干了八天，打下两千多斤麻黄，卖给收购站，用这笔钱买回医疗站急需的一批药品。
医疗站成立后，社员们高兴地说：这回可方便多了，不出大队就能看病。可是当时苏成喜只会看些小伤小病，远远满足不了群众需要，急需提高医疗技术。
一天，苏成喜给一个社员扎针，怎么也扎不到点子上，病人疼得直咬牙，他也急得满头汗。老贫农李生发看到这种情形，就有意让苏成喜给自己扎。苏成喜奇怪地问：“你不是看到我一拿起针来心就跳，手发抖，为什么还要让我扎呢？”李生发说：“怕什么，你就大胆地在我身上练着扎吧。扎错了有什么要紧，一回生两回熟嘛！”苏成喜听了十分感动。为了不辜负贫下中农的殷切期望，他一有空就记穴位，在自己身上试针，一连苦学苦练了一个多月，终于掌握了针灸技术。
队上的贫下中农代表马占山老汉，解放前就得了痔疮。那时他穷得连吃的都没有，哪里还治得起病！解放后，有一次他抱着很大的希望去治疗，一个大夫没有认真检查，就摇了摇头说：“不好治了。”多年来，他的病越来越重，肛门流血不止，脸色蜡黄，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为了替贫下中农解除痛苦，苏成喜决心拿起手术刀。夜深了，忙累了一天的苏成喜还在灯下不倦地学习。他把治疗痔疮的有关资料看了又看，不懂的问题就记下来，向有经验的人请教，一点一滴地弄清了痔疮形成的原因、临床表现和治疗方法。这时，他主动为马占山仔细作了检查。他发现病人患的是多发性内痔，可以进行手术治疗，就分两次作了切除。手术以后，效果良好。这位被疾病折磨了多年的回族老人不久就恢复健康，积极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
苏成喜在为群众治病的同时，很注意向群众学习民间的医疗经验。他收集了不少单方和验方，经过检验后用于医疗实践。一九七一年夏天，大队有几十户社员传染了痢疾，苏成喜不分昼夜，挨门挨户地打针送药，还不见效。后来他改用民间单方治疗，把黄瓜叶、大蓟根等熬成汤药，配以红糖等引子，给病人服用，同时动员病人家里搞好粪便消毒。这样，只用了七、八天时间，就把痢疾扑灭了。
两年多来，苏成喜结合医疗实践，刻苦钻研医术，不但已经能治一般的内科疾病，还成功地做过扁桃体摘除、痔疮割治、瘘管缝合、倒睫等手术。
苏成喜从小生长在农村，初中毕业后又回到农村，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受到锻炼，对贫下中农怀有深厚感情。当了“赤脚医生”以后，他时刻以白求恩同志为榜样，想贫下中农所想，急贫下中农所急，一心一意地为群众服务。一九七一年冬天一个夜晚，苏成喜从第九生产队贫农社员杨生义家出诊往回走，已是深夜两点钟了。在路上，正遇到一个社员急着找他，说城关公社利一大队贫农社员苏光伏胃病突然发作，疼得直打滚，又喊又叫。苏成喜想到病人的痛苦，转身就朝七、八里外的病人家走去。经过扎针、服药，病人的胃疼逐渐止住了，苏成喜才放心地离开。
平时，只要是对群众健康有益的事，苏成喜总是尽自己的努力去做。他看到医疗站需要的一些常用中药在当地购买不到，就从外县搞来药种，自己动手开地试种。一九七一年他试种了六种药材，因为没有经验，只成活了两种。他没有灰心，一九七二年在群众的帮助下，又试种了二十二种药材，经过精心培育，有十八种试种成功，已经用来为群众治病。从这些普普通通的药材里，人们又一次看到了苏成喜那颗为人民服务的火热的心。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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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高角大队自力更生办医药，巩固发展了合作医疗
重庆医药工业和商业部门积极增产和供应春夏季农村常用药品
据新华社太原一九七三年四月八日电 山西省武乡县韩北公社烧高角大队自力更生办医药，使合作医疗越办越好。
三年来，这个大队发动群众自采自种中草药，先后采药一百二十多种，四万九千多斤；集体种药七十多个品种，收获药材一万三千多斤；自制丸、散、膏、丹等药品一百五十多种。这不仅满足了群众的用药需要，还支援了国家建设，使集体和个人增加了收入。
发动群众采、种中草药，使大队合作医疗更加巩固和发展。现在，这个大队卫生所的资金已由一九六九年的两千元增加到六千元，大队办起了药材加工室、中药库、中草药标本展览室。各生产队除了原有不脱产的卫生员以外，还有不少群众学会防治小伤小病的技能。社员发病率显著下降。
这个大队在一九六九年办起合作医疗以后，大队党支部曾多次举办有贫下中农、干部和医务人员参加的学习班，学习毛主席有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导，发动群众采、种中草药。在采、种药材中，根据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讨论制定了具体规定，鼓励集体或个人采集、种植中草药，并给予合理报酬。这样，就调动了社员群众采、种中草药的积极性。每到采药季节，大队党支部都要广泛宣传，正确处理农业生产与采药的关系，集体采药和个人采药的关系，采药和保护药源的关系，使群众性的采药活动健康地发展。一九七二年，采集了大黄、连翘、苍术、远志、柴胡、桔梗、丹参、知母等一百二十多种，共二万多斤的干药材，并且尽量利用荒山秃岭、闲散土地，扩大了种药面积。
有了药材，就有了进一步办好合作医疗的资金和原料。这样，就大大促进了合作医疗的巩固和发展。
据新华社成都电 四川省重庆市医药工业和商业部门积极生产和调拨春夏季农村常用药品下乡，供应农村需要，保证广大社员身体健壮地投入生产。
重庆市各医药工厂的干部和职工，在批修整风中，通过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提高了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端正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他们从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就积极生产今年春夏季农村需用的药品，以便及时供应农村。重庆制药七厂派人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根据农村的需要，积极改进工艺，改进包装，把原来一些包装较大的药品改为小包装，既能避免用药浪费，又降低了价格，很受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的欢迎。今年这个厂生产的各种下乡成药，已达到全厂生产的药品品种百分之七十以上，一、二月份超额完成了生产计划。
重庆市医药商业部门职工，不仅促进各药厂为农村增产药品，而且提前组织药品下乡。今年以来由重庆调往农村的防暑药品和常用药品比去年同期上升百分之二十到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