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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努力发掘祖国医药学遗产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传染病取得成绩
据新华社武汉电 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务人员，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努力发掘和提高祖国医药学宝库中关于诊治急性传染病的经验，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传染病、抢救危重病人和改革中药剂型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几年来，这个医院用中医中药为主、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各种类型的流行性脑膜炎病人，治愈率逐步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比以往单独使用中药或西药的效果都要好。他们在中医辨证论治口服汤剂的基础上，逐步固定有效药方，用多味中药制成了“复方流脑静脉注射液”。这种注射液在临床上获得了几种抗菌素联合应用的效果，为改革中药剂型、提高中药疗效提供了较好的经验。他们还以中医中药为主治疗乙型脑炎病人，降低了病死率，减少了后遗症。这个医院以中医为主治疗急性细菌性痢疾和急性黄疸型肝炎，方法也多种多样。目前，他们正在开展针刺治疗急性黄疸型肝炎的研究工作。两年多来，用针刺治疗急性黄疸型肝炎病人共有一百二十五例，其中治愈的九十四人，症状改善的三十一人。大量的临床实践证明，以中医中药为主、中西医结合治疗上述急性传染病，不但疗效好，而且经济方便，副作用小，便于推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中医中药不受重视，有些人还认为中医不能治疗急性病。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务人员遵照毛主席关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伟大教导，决心通过临床实践，打开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传染病的局面。一九六五年冬和一九六六年春，这个医院就选择“流脑”作为突破口，开始了用中医中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医务人员首先收治一批轻型“流脑”病人，根据中医的理论和方法，将病人分为三种类型，用三个主要处方随症状变化加减，让病人口服汤剂。经过精心治疗，使收治的轻型病人全部恢复了健康。这些病人中，只有三分之一左右配合使用了西药，其余都是单独用中医中药治好的。
实践进一步坚定了医务人员用中医中药治疗“流脑”的信心。他们总结前一段的工作，制订了一个以“清热解毒”为主的十味中药方剂。固定处方后，将中药口服汤剂改制成了肌肉注射液和静脉注射液。由于静脉注射液有效成分大，浓度高，可以直接进入病人血液，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不但可以治疗轻型病人，而且可以不用抗菌药物，单独使用它来抢救危重病人。一九七一年二月，有一个病儿得了暴发型“流脑”，到医院时，全身布满出血点，已处于休克状态，生命危在旦夕。象这样的病人，如果用西药治疗，必须同时使用几种抗菌素。而他们只使用了中药复方流脑静脉注射液，配合输氧、强心、纠正酸中毒等方法，就把这个病儿抢救过来了。十五天后，病儿痊愈出院。
湖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务人员在中西医结合工作中，十分注意把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为了保证中药复方静脉注射液安全有效，这个医院和湖北省中医研究所共同组成了临床、科研、制药三结合的“攻关小组”，对药物进行反复提纯，并进行一系列动物试验和药理试验。制成的针剂，经证明确实安全有效，才应用到病人身上。用中医药治疗各类急性传染病时，他们都用现代医学的诊断方法进行确诊，又用现代医学的标准来检验和评价治疗效果。在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又力求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研究说明用中医中药治疗这些传染病的作用和原理。
目前，这个医院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急性传染病和其他常见病、多发病的工作正在蓬勃开展。卫生部和湖北省卫生局已分别在这个医院举办学习班，推广他们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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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金山县枫围公社新农大队赤脚医生、共青团员唐梁栋和其他医生一起，从办起合作医疗后，大力采用中草药和新针疗法，减少医药费用开支，使合作医疗不断巩固和发展，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拥护。这是唐梁栋正在打谷场上给社员治病。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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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宣武医院医务人员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用针刺麻醉做开颅手术效果良好
新华社讯 最近，北京宣武医院的医生用针刺麻醉为一位患脑瘤的老工人做了开颅手术。这已经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进行的第五百一十二次针麻开颅手术。手术后的第十一天，这位老工人就病愈出院。他赞扬说：“针刺麻醉做手术真是好，神智清楚，不觉得疼。”
这次手术，记者得到允许观看了它的全过程。当记者换好消毒衣走进手术室时，患者已经躺在手术台上，正和医生交谈。麻醉医生和护士根据手术的部位，在患者的耳、手、脚上选定穴位扎了银针，又把针上的导线联结在电麻仪上。电脉冲使银针微微震动。二十分钟后，手术开始。医生首先在病人头部右侧的颞顶部切开香烟盒大的刀口，同时问患者：“你觉得怎么样？”患者说：“我感到头上热呼呼的。”这时，手术医生拿起“电钻”在患者颅骨上钻洞。病人却很坦然。动作敏捷而准确的手术医生钻了四个洞后，又用线锯把患者的颅骨锯开。当医生用手术剪剪开脑膜，暴露出肿瘤时，患者连续咳嗽几声，并吐了痰。原来这位患者患有慢性气管炎。手术医生说，如果用药物麻醉，整个手术过程中病人处于昏睡状态，有痰吐不出来，很容易合并肺炎。应用针刺麻醉，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这是一个优点。
为了保护好患者脑内的神经，在剥离肿瘤时，医生和护士随时测量患者的脉搏、血压、呼吸和输血量。整个手术进行了三小时五十分，顺利地从患者头颅内取出了一个小柿子大的脑膜瘤。当场，患者看了这个瘤子，脸上露出了放心的微笑。手术医生高兴地告诉记者，针麻开颅，病人神智清楚，可以随时询问情况，而且当时就可以检查手术效果，这是针麻的又一优点。
这位老工人的脑膜瘤位于运动区。手术前，他左手拿不住东西，左腿行动不便，经常头疼，眼睛看东西发黑。手术后，患者情况良好，第二天就能坐起来拿筷子吃饭；第三天下床活动时，走路觉得左腿轻快；出院时眼睛看东西不发黑，头也不疼了，胳膊、腿都恢复了健康。
北京宣武医院在神经外科广泛使用针刺麻醉，是文化大革命中开始的。广大医务人员深入批判刘少奇推行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中西医结合的方针，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逐步解除了用针刺麻醉做开颅手术的一些疑虑，摸索出应用针麻作开颅手术的一些规律，在手法上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过去一次针麻开颅手术要用二、三十根银针，现在只用几根银针就能达到麻醉效果。过去用针麻，只能在颅部、颞部、顶部几个部位上做某些病种的手术，现在脑腔内除个别部位外都可以做针麻开颅手术。切除听神经瘤，是脑瘤手术中比较复杂的。因为它的部位紧挨人的生命中枢——脑干，脑神经、血管密布。现在也可以用针麻做这样复杂的开颅手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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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省军区某部卫生队深入大兴安岭地区
帮助鄂伦春人民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据新华社哈尔滨电 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军区某边防部队卫生队，在大兴安岭地区帮助鄂伦春族人民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受到鄂伦春族人民的热情赞扬。
居住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的鄂伦春族人民，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逐步改变了过去无医无药的悲惨状况。一九六九年春天，黑龙江省军区某边防部队卫生队又来到鄂伦春族人民聚居的十八站公社，进一步帮助鄂伦春族人民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卫生队的同志把防治当地的常见病、多发病当作自己的重要职责，他们深入鄂伦春族山村，挨家挨户地向群众介绍防病常识，并且帮助他们改善环境卫生，健全卫生制度。卫生队还长年累月地在鄂伦春族山寨巡回医疗，不但治好了不少常见病、多发病，还治好了一些疑难病症。
为了帮助鄂伦春族人民培养赤脚医生，卫生队在举办连队卫生员学习班时，吸收鄂伦春族青年参加学习。鄂伦春族女青年葛秀英学习针灸技术时，卫生队班长赵海凌手把手地教她扎针手法，并让她在自己身上试扎。在卫生队同志的热情帮助下，葛秀英进步很快，现在已熟练地掌握了针灸技术，并能处理一般疾病。八十三岁的鄂伦春族老人孟干德看到这些赤脚医生开始为社员群众治病时，激动地说：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不仅给我们治病，还为我们培养赤脚医生，解放军真是咱们鄂伦春族人民的亲人啊！
大兴安岭地区山高林密，野生药材资源极其丰富。卫生队发动当地社员群众大力采集中草药，并且自力更生办起了小药厂，制成各种成药，为鄂伦春族人民防病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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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赤脚医生”周红灯
浙江省浦江县周宅大队“赤脚医生”周红灯，热情为群众服务，刻苦钻研医疗技术，治病不忘劳动，受到了贫下中农的欢迎。
担任“赤脚医生”，经常碰到治病和劳动发生矛盾的困难。但是周红灯却做到了治病、劳动两不误。三年来，周红灯为社员治病一万二千多人次，还平均每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二百五十多天。
为了解决治病与劳动的矛盾，他与干部、群众商量后，建立了适应农村特点的一天三次“门诊制”和急诊随叫随到的制度。第一次门诊是早饭前后；第二次是中午收工后；第三次是晚上，这次门诊时间最长，许多病人是在这个时候看病的。这样既方便群众看病，又不影响参加劳动。
他不但在一般情况下坚持工余时间给社员治病，即使碰到医疗任务重的情况，也尽量做到不占用劳动时间。有一次公社医院布置给社员注射一次破伤风预防针。他就连夜做好准备，第二天背着药箱，同大家一起上山掘茶园，在休息时轮流给社员打针。这样，既没有影响劳动，又按时完成了任务。
严冬的一个深夜，周红灯看完了最后一个病人，离开医疗站回到了家。刚上床不久，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他惊醒，原来是女社员许香姣的胃病又犯了，叫他出诊。这时，经过一天紧张劳动和工作的周红灯，立即起床，背上药箱，顶着刺骨的北风赶到病人家里。看完病，回家刚睡下，社员周良文的儿子发烧很厉害，又来叫他出诊。他随即披上衣服，背着药箱又出门了。这天晚上，周红灯连续四次出诊，等最后一次出诊回来，天已亮了。第二天仍然坚持和社员一起出工。
周红灯通过参加劳动，串门登户，对社员中常发的几种主要慢性病和全大队四百多人的健康情况，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使自己心里有个“底”，然后，根据这个“底”，提前准备药物，主动进行治疗。
周红灯为革命刻苦钻研医疗业务，虚心向有经验的老医生请教，使医疗质量不断提高，医疗费用逐年下降，合作医疗越办越巩固。三年来，他收集了二百多个民间单方验方，采集了四百多种中草药。同时，还自制了各种剂、酊、丸、散三十多种成药。全大队每人每年平均医药费降低到三角五分。过去社员有病要上县、区、社医院治疗，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病可以在合作医疗站治疗，基本上做到治病不出队。由于加强了预防工作，这个大队疟疾、痢疾、感冒等流行性疾病已经大大减少，有效地增强了社员的体质，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社员高兴地说：有了“赤脚医生”，看病不出村，医药送上门，这都是毛主席领导得好啊！
新华社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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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文化送给农民
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某部十二连指战员发扬我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光荣传统，在执行铁路修建任务的同时，积极为驻地贫下中农办夜校。近六年来，他们先后在四处修路工地办了七所夜校，参加夜校学习的贫下中农达二百一十多人。
一九六七年初，十二连从乌蒙山区来到金沙江边执行修路任务。有三十多户彝族人民居住在群山里。旧社会，彝族人民受着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司头人的残酷压迫，谈不上入学读书。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文化教育事业有了一定发展，但旧社会出生的贫下中农社员很少有人识字。十二连指战员决心帮助彝族人民摆脱不识字的痛苦。共产党员李其权、王国华主动担任了义务教员。他们翻山越岭到家家户户进行动员。后来，在贫下中农的支持下，在彝族人民居住比较集中的山腰上，办起了夜校。从连队驻地到这里，除了下山上坡，还隔着天险——金沙江。他们每天吃过晚饭后，就乘坐小船渡过金沙江去帮助社员学习文化。彝族人民听不懂普通话，他俩就虚心学习当地群众的语言；有的社员年纪大，看书本上的字眼花，他俩就用墨笔把小字抄成方方正正的大字贴起来教；有的社员写字手抖，他俩就手把手的教大家写。就这样，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无论是酷暑盛夏，还是风雨严寒，他们都坚持教学不间断，使四十多名彝族社员群众摆脱了一字不识的痛苦，大多数都能看报，能读毛主席的著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一九六九年底，十二连到了某地洲河岸边。他们一到这里，党支部就派出干部战士主动与当地河市公社九大队联系，开办了文化夜校。不久，连队掀起了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热潮，他们又派出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共产党员杨通国、曹本立带着毛主席的哲学著作，爬山涉水帮助附近三个大队办起了三所“学哲学夜校”。在教学中，他们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认真向贫下中农请教。曹本立给河市公社七大队的社员群众讲“实践第一”的观点时，开始，贫下中农弄不懂，小曹就一边教学，一边参加贫下中农的劳动，调查贫下中农在生产斗争中取得的先进经验。这个大队的贫下中农通过反复试验，把单季水稻改为了双季水稻，使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他联系这件事给社员讲“实践第一”的观点，既好懂，又好记。贫下中农说：“毛主席的话说得就是透彻，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杨通国和曹本立不仅每天翻山越岭去讲课，有的社员缺了课他们还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及时上门补课。有一次，新隆大队有两个社员因事晚上没赶来，他们便利用休息时间跑到他们家里补课。
几年来，十二连做到了到那里执行施工任务，就把文化夜校办到那里。人民群众亲切地称呼他们是“铁路建设的突击队，深山文化的播种人”。
本报通讯员（附图片）
解放军某部炮兵分队来到凉山某地，和彝族人民一起歌唱伟大领袖毛主席。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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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的勤务员
“呜……”，从乌鲁木齐直达上海的七十六次快车驶进了开封车站。从车上下来一位解放军干部，只见他背着个大包袱，一只手提着个网兜，里边装着六个大哈密瓜；另一只手搀着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娘，吃力地朝出站口走去。他是回开封休假的某部连指导员张孝忠同志。
张指导员的爱人到站口来接他，看到拿了这么多东西，连忙接过来说：“买这么多的东西呀！”张指导员笑着说：“这是大娘的东西。大娘要去黄冈寺。我们先到汽车站去吧。”到汽车站一看，开往黄冈寺的汽车明早六点才开第一班。张指导员看了看手表，刚十一点半。在这里等，把大娘冻坏了怎么办？他对爱人说：“走，回家去！”
回到家里，张指导员的爱人连忙做了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放在了大娘的面前。老人激动地流出了热泪，对张指导员说：“看把你们麻烦的！自打你从郑州上车，又扫地，又打水。下车后，又这样照顾我，大娘心里过不去呀！”
原来，张指导员在郑州换乘车后，在车上便开始了繁忙而愉快的服务工作。旅客们热情地称他是“人民的勤务员”。他了解到，这位老人家住在开封黄冈寺，到新疆看望女儿。临回来时，女儿把亲手种的哈密瓜给老人家拿了六个，还有葡萄干等。说是让全村人尝尝她们的劳动果实。老人理解女儿的心情，就带了回来。可是，到快下车时，大娘很发愁，张指导员说：“大娘，不要紧，我家在开封市，离车站不远，送这些东西我包了。”
第二天一大早，张指导员和爱人一起，用手推车把大娘送上了汽车。车开了，大娘望着送她的亲人解放军，心里一直平静不下来。
本报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