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2月2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把看书学习同调查研究结合起来
中共山东省胶县委员会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总结了过去读书的经验教训,懂得了要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学会在实践中应用,必须把看书学习同调查研究结合起来。
怎样把看书学习和调查研究结合起来呢?
第一、我们在看书学习中,感到书的内容比较多,稍不注意,就容易漫无中心,泛泛学习,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了贯彻执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我们每读一本著作时,首先运用这本书阐述的基本原理,对照当前三大革命运动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调查。例如在学习《共产党宣言》时,为了做到有的放矢,我们围绕方向、路线问题,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通过调查发现:有些干部、群众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认识不清;有的同志对头脑中的私有观念缺乏正确的认识;有些基层单位在团结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情况在我们领导思想上有时也有反映。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学习《共产党宣言》的时候,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加深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强调实行两个“最彻底的决裂”,认真改造世界观,提高继续革命的自觉性;深刻领会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伟大思想,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抓住这三个重点,联系实际反复学习,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第二、我们县委常委的同志,经常在下面跑来跑去,占有大量的具体材料。我们从调查中取得的这些材料,虽然反映了客观外界的某些真实性,但还处在感性阶段,对事物的反映还是表面的、局部的、不完全的。为了防止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我们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这些材料,使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例如我们发现有的大队自行改变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还有一些队在分配上有平均主义和男女同工不同酬等现象。我们知道这是不符合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方针、政策的,所以作了纠正。但是,在目前情况下为什么必须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什么必须实行“按劳分配”?思想上并不很清楚。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通过学习,认识到现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按劳分配”等政策,是适合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觉悟程度的。我们明确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制订这些政策的理论根据,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
一年多来,我们努力把看书学习同调查研究相结合,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效果。
一是有效地批判了经验主义,提高了看书学习和调查研究的自觉性。有的同志过去总认为自己对全县的情况比较熟,又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这样就可以做好工作,因此,看书学习不刻苦,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够经常。通过学习和调查,大家认识到,客观情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原来比较熟悉的地方,比较熟悉的事情,由于客观过程的推移和发展,如果不及时进行新的调查,就会变得不熟悉了。同时,客观事物很复杂,人们对它的规律不可能一下子认识清楚。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就是占有一些材料,也不能上升为理性认识,抓不住事物的本质。大家在学习和调查中进一步认识了经验主义的危害,决心认真攻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反复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
二是初步地洗刷了唯心精神,促进了领导作风的转变。通过看书学习和调查研究,我们在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方面较前自觉了。平时注意深入基层,遇到问题注意具体分析,努力减少工作中的主观性、片面性。县委常委的同志,一般都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深入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总结典型经验,检查指导工作。有的同志近一、二年来走了全县的公社和大部分县直单位、生产大队。当工作中遇到有争论的问题时,他们不是凭“想当然”作结论,而是努力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按照实际情况去处理。由于我们注意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全县一些“老大难”单位的问题,现在有三十多个基本上得到解决。
三是从“必然”中争得“自由”,推动了三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胶县在发展农业生产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我们还认识不清楚,在实践中有时带有盲目性。经过学习和调查,我们初步摸到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例如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首要的是抓路线教育,抓阶级斗争,提高干部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改变人的精神面貌。还要抓好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改变自然面貌。根据胶县的实际情况,农田基本建设究竟以什么为主攻方向,一年要搞多少大寨田?经过一年多来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大体上摸出了底子,提出了比较切实可行的计划。这样,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感到方向明确,在革命、生产中逐渐取得了主动权,促进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去年虽然遭到旱、虫、风、雹等灾害,粮食亩产仍比前年增长百分之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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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断摸索经验让红薯高产
湖南省慈利县风洞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吴贤明
俺大队是个产红薯的地方。一九五八年,亩产鲜薯平均达到五千斤,得到上级机关的表扬。可是在这以后的十多年中,单产老是五六千斤。在党的
“九大”精神鼓舞下,大队领导班子开会分析红薯产量上不去的原因,我发现自己头脑里有骄傲自满情绪,总认为“红薯亩产六千斤,是猴子爬竹竿——到了顶”。一次,旱粮站有个农业技术员从外地参观回来说,华北地区有的地方红薯亩产七千斤以上,还在为革命继续研究高产措施。他的话对我的触动可大啦,心想:人家亩产七千多斤,还不满足,俺才六千斤,就说爬到了“顶”,这不是太可笑了吗?“到顶”的思想,是与毛主席关于继续革命的教导相违背的,是自己还不懂得客观事物的不断发展和认识真理无止境的道理造成的。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而是一个不断加深、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过程。我们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才会为革命种田,永不知足,永远前进。
毛主席教导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怎样才能实现这个改造呢?
记得在一九六九年,我听人家介绍广东等地种红薯的经验:“种薯没得巧,只要插得早。”心想,早点插不仅生长期长,而且还可充分利用本地四月、六月间多雨和适宜的气温条件,躲过七、八月的高温干旱,加速藤叶的生长,促进薯块的形成与膨大。我们在当地播早稻种时,就开始作窖种红薯试验。可是事与愿违,薯种老是不萌芽,有的还死掉了,只有背风向阳地方的稍强点。什么原因呢?我到旱粮站请教,发现他们窖的薯种萌芽快,原来是用了温床育苗法。就是说,种红薯与温度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广东等地气温高,而俺慈利山区的气温低,想早点插薯,却又按老法窖种,随便往地里一埋,薯种自然不会萌芽,甚至受冻烂掉。后来,我们用温床育苗、“双气”育苗(即利用火气和蒸气育苗)或火炕育苗,试验结果,薯苗的确长得既快又壮。
取得育苗的经验后,我进一步问自己:红薯在插苗后的各个生长阶段与温度有什么关系呢?为了取得这个认识,我把铺盖搬到试验地,花了五个来月,仔细观察温度在红薯增产中的作用。后来又翻阅有关技术资料,我才懂得了:温度过高,茎叶制造的养分消耗太大,不能满足薯块膨大的需要;温度太低,茎叶的光合作用相应减弱,薯块就得不到充足的养分。
掌握红薯这个生长规律后,我们在第二年的生产中加以运用和检验,果然很成功,亩产达到了七千多斤,比原来增长一千多斤。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无论是别人创造的或自己创造的经验,往往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运用这些经验时,必须因时、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决不能把经验绝对化,当作一成不变的公式到处套用。否则就会在实践中遭受失败。
对于种植农作物,俺庄稼人常这样说:在水利条件较好的情况下,“多收少收在于肥”。这话反映了种庄稼的一般规律。但怎样施肥,施多少,又得从实际出发。就拿一九六九年的红薯生产来讲吧,从开始整地起垄,我曾一个劲儿在一些地里增施各种肥料,谁知效果却不佳,尽管茎叶很旺,产量反而比别的地的低。一些老农帮我分析说:“红薯红薯,要的是‘薯’,不是要藤,插苗后马上大量施肥,光长藤有啥用。”后来通过反复比较,证明老农的观点是正确的。从插苗到收获,红薯的根、茎、叶长速很不一样,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各有其生长中心。有时需要多施肥,有时则要少施肥,有时甚至不要施肥。还因生长中心不同,施肥的种类也有区别。这就告诉我们:矛盾既有其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就是说,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因此,我们办事情决不能没有区别,而只能是“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不同质的矛盾。这样,才能正确认识事物,解决矛盾,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弄通这个道理后,一九七一年,在给红薯施肥时,我们就根据红薯各部分在各个生长时期的需要,采用了底肥足、窝肥早、果肥巧的“九字诀”,把肥料施到节骨眼,用到了“火候”上。这一年,其他措施也跟了上去,全队一百四十亩红薯,平均亩产八千多斤。我种的两亩试验田获得了亩产一万四千斤的好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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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洞”水库是怎样建成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县三合大队党支部
我们三合大队,位于半石山半丘陵地区,一千四百亩田地,绝大部分靠雨水耕种。由于水利条件差,生产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一九七○年初,在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中,群众建议在我们大队一个“深洞”的地方修建水库。这个建议得到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拥护,但也有一些人怀疑,说:“这里周围是石山,底下岩洞多,怎么能修水库呢?”
在岩洞多的地方,能不能修建水库呢?毛主席教导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实践是人的正确思想的唯一来源,又是检验人的认识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关于在“深洞”地方能不能修建水库的问题,只有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真实的情况以后,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我们几次到现场勘察,发现这样几种情况:一是每次涨洪时,都有大量的浮草从四面八方顺流而来,集聚在一个地方旋转,这说明,整个“深洞”可能只有一个消水洞;二是每当开始涨洪时,不少地方不断地冒出气泡,这说明,其余的地下岩洞可能不是消水洞,因而洪水涌进洞里,没有去路,把空气排挤上来,形成了气泡;三是每次遇到大雨,洪水都要好几天才能消完,这表明消水洞口不很大,容易堵塞。这些情况告诉我们,在“深洞”地方建造水库是可能的。
当然,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还必须有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为了验证在地面上勘察时获得的“深洞”情况是否可靠,大队干部同几个民兵,带着手电、火把,先后钻进二十多个地下岩洞,仔细进行勘察。党支部书记覃殿福带头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把两条长木绑接起来,插进三丈多深的地下岩洞,然后顺着长木滑到洞底,经过反复探索,终于找到了一个五尺见方的落水口。钻洞勘察也证明,其它的地下岩洞都没有落水口,全是藏水洞。
这时,是否就可以动工修建水库了呢?还不行。因为我们只弄清了“深洞”底部的情况,周围是否有漏洞,还没有弄清。于是,我们每遇下雨涨洪时,就分头到“深洞”四周进行观察,没有发现渗水现象。我们又到“深洞”附近的几个生产队召开老农座谈会,调查“深洞”内外的历史情况。群众的反映,又一次证实了我们关于“深洞”只有一个消水洞的判断。经过这样反复调查研究,我们终于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深洞”地方完全可以造水库。
一九七○年八月,由三十名青年组成了突击队,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把行李、工具带到工地,投入了堵洞拦洪的战斗。开始,我们按照平时在地上筑坝的办法,一边从上面把石头搬进洞底,一边砌石堵洞。由于洞里有一股常流水,一堵,水就聚成池,把尚未干硬的水泥冲掉,造成了渗漏。毛主席指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我们初次堵洞失败,就是由于我们的思想没有正确地反映客观情况。于是,我们就把边运石边砌坝的做法,改为搬进大批石头以后,轮班连续作战,一面戽水,一面抢砌抢堵。经过七天七夜的突击,砌成了三米多厚的水泥石坝,把那股常流水严严实实地堵住了。同时,广大社员也加紧渠道的整修工作。经过六个月的艰苦奋斗,就建成了一个容量三十万方的中型水库。一九七一年,尽管旱情严重,我们大队的粮食总产量达到七十二万多斤,比丰收的一九七○年增长百分之十四。一九七二年,这里遇到了更大的旱灾,但粮食产量仍达七十六万多斤。实践又一次证明:只有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做自然界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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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解决了造林中的一些矛盾
云南省腾冲县民振大队长坡林场
我们林场的二十名社员,都是从各个生产队调来的。说起造林,都是门外汉。开始我们想,造林和种庄稼差不多,种子撒下去,勤管勤照料,自然会出苗成林。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最初,我们在山上试验种秋木,几次都失败了。撒了三两杉木籽,一株也没有长出来。后来直播的果松,也被草坝鸡、黄老鼠扒出来吃了。一些有保守思想的人,在一旁说,你们这样搞绿化,白把种子、功夫浪费掉。问题究竟出在那里?
毛主席说:“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植树造林与种庄稼的规律是不同的。照搬种庄稼的经验来植树造林,就要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就要失败。种庄稼的经验,我们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植树造林的经验,我们也一定要从实践中总结出来。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使我们端正了认识,增强了信心,终于一个一个地攻克了秋木上山、果松造林和杉木育苗三道难关。
秋木是一种珍贵的特用材,国家建设十分需要。多年来的老经验认为,秋木只能种在房前屋后、村寨附近,究竟能不能上山?我们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做结论。我们进行了试验,最初几次都失败了,多数秋木长不起来,即使长起来的,也是叶黄枝小。失败以后,我们没有灰心。大家想,为什么秋木在房前屋后、村寨旁边能够茁壮成长,而在山上就失去生命力呢?为了找寻问题的症结,我们从山上回到村寨旁边,一棵一棵地观察秋木的生长情况,发现:房前屋后、村寨旁边土地肥沃,土质松软,水分充足。只要满足这三个条件,秋木在山上也一定能够长起来。我们根据观察、对比的结果,回到山上,选取了土质较好、保水性较强的地块和凹地进行种植,并采取勤施有机肥、勤浇水、勤松土等管理措施,秋木终于茁壮地成长起来了,成活率达百分之九十以上。以后我们就坚持年年育苗,年年造林。最初栽的秋木已高达十几米,直径二十多厘米,可以做柱料和电杆木了。
经过摸索,我们把果松直播造林,改为育苗移栽,有效地防止了鸟兽灾害,成活率也达到百分之九十。过去,在杉木育苗上,由于盖土过厚,水分太多,结果造成土地板结,种子霉烂,出苗率很低。总结这些教训后,我们注意了盖土不宜过厚,并盖上草帘,防止雨淋,终于使杉木育苗获得成功。
我们造林的长坡山,海拔二千米以上,山大草青,是一片天然的牧场,过去附近公社的牛马群经常在山上放牧,我们大队的牧群也常来山上。要造林,又要放牧,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开始,为了解决林牧矛盾,我们在树苗栽下去以后,就实行封山,牲畜践踏林木的现象基本杜绝了。这样一来,我们以为矛盾解决了,其实并没有解决。
毛主席说:“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由于山大岭长,我们几个人成天在山上勤锄,仍然赶不上草的生长,结果杂草越长越旺。这就带来了几个不利:一是不利于树苗生长,已经栽下去的树苗被捂在草丛里,有的幼树被苦果藤、无根藤缠住,遮住阳光,有的树干还生了虫。二是不利于雨季造林,而雨天又是造林的大好季节。由于雨多草深,给植树造林带来了一定困难,每天栽树回来,浑身上下,衣服全部湿透。三是不利于森林防火,特别是干冬季节,枝枯草黄,容易引起火灾。这三个不利,成了植树造林的障碍,它也说明我们原来对封山育林的认识还不全面。这些矛盾又是怎样解决的呢?
有一年夏季,一匹牲口乘放牧员不注意,闯进了秋木幼苗区。由于草深叶嫩,这个牲口只顾吃草,不去吃秋木树叶。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后来,我们又继续观察牲畜吃草的情况,发现了各种林区牲畜吃草的特点。例如,秋木幼林区春季发叶时,叶嫩,而四周的草也小,这时如果牲畜进来,就会把秋木叶吃掉;到了夏季,秋木长大了,但野草比秋木长得快、长得高,草也鲜嫩,牲畜只顾吃草,不吃秋木叶;秋季草老,秋木叶相对地比较嫩,牲畜上山会吃秋木叶;冬季草渐渐枯黄,但还有一部分冬季生长的杂草,而秋木已落叶,牲畜只能吃草。掌握了这些特点以后,我们就与附近社队的放牧员协商,规定春秋两季不准到秋木幼林区放牧,夏冬两季开山放牧。这样一来,就有效地解决了林牧矛盾,化三弊为三利:一利于树苗成长,杂草减少,阳光充足,牲畜的粪便增加了土壤的肥力;二利于植树,正好是栽树季节,牛把草吃了和踩了以后便于我们栽树;三利于防火,冬季容易发生火灾,恰好在这个时候,牲畜又把草啃一遍,便于防火,好断火路。这就变林牧矛盾为林牧互相促进。由于保证有足够的牧场,全大队畜牧业发展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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