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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狠抓路线教育 领导层层带头
长治市知识青年纷纷上山下乡
本报讯 在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指引下，中共长治市委、长治市革委会认真加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领导，深入进行路线教育，各级领导同志带头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乡下务农，有力地推动了全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长治市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十大文件，进一步提高了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伟大意义的认识。各级领导干部遵照毛主席关于“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的教导，努力防止“走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带头送子女上山下乡。
原地委副书记、晋东南军分区代司令员李英奎，带头教子务农。驻军某部政委阎祥在北京开会，听说市里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后两次挂长途电话给爱人虞青，叮嘱她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孩子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虞青在机关带头贴出决心书，表示要送子务农。她说：旧社会是“养儿防老”，新社会要“教子防修”。驻军某部副师长贾学怀、晋东南军分区副参谋长王常、中共长治市委副书记王志明等领导同志，也积极送自己的子女去农村。
在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中共长治市委坚持以批林整风为纲，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一伙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种种谬论。许多革命领导干部在学习中提高了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坚决支持子女上山下乡。市委副书记郭贵琳，一九六九年把大儿子送到乡下，今年，他多次组织全家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辉论述，狠批林彪散布的“变相劳改”等反动谬论，最近又把女儿送到农村。他说：“我们不能轻视农村，应该送他们到风口浪尖去锻炼。”他女儿也表示要同轻视农业劳动的旧传统观念决裂，在农村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当好革命接班人。
市委领导同志带头送子女下乡务农的行动，起到了表率作用。在他们的带动下，地直、市直机关和各大厂矿的四十多名主要领导干部，全部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了农村。他们的行动，又促进了各基层单位负责同志送子女务农的决心。
长治钢铁厂党委书记张培宪，亲自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当他发现有些干部，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送子女务农的行动不够坚决时，就和这些同志促膝谈心，有时谈到深夜，帮助他们弄通思想。同时，张培宪以身作则，送自己的女儿到农村去，使这个厂迅速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城区公社西街管区革委会主任李兴荣举办家庭学习班，鼓励自己的女儿在全管区第一个报名下乡。在他的带动下，街道干部也纷纷送子女到农村插队落户。现在，全市已有一百二十七名基层领导干部相继送子女下乡务农。
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送子女务农的行动，带动了广大知识青年家长。他们说：“领导走在前，我们也不落后。”纷纷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农村干革命。现在，长治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正在步步深入。下乡光荣的社会主义新风尚正在形成。今年以来，全市已有九百六十多名知识青年分批奔赴农村，投入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
（附图片）
知识青年到新家 郑书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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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家长要配合农村做好再教育工作
编辑同志：
自一九六八年以来，我们大队来了一些知识青年，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他们迅速成长起来，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五年的工作实践使我们体会到：要使知识青年健康成长，树立一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思想，我们农村的同志要做许多工作，同时，也要求知识青年家长密切配合。
我们大队有两名表现不同的下乡知识青年。一个，来了好几年，但一直不够安心。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效果不大。后来，通过调查，发现这个知识青年的家长存在着看不起农业劳动的错误认识，在给孩子来信时，总是让孩子想办法离开农村。并且想让大队党支部开“后门”，尽快把孩子调离农村。家长的这些做法，对这个青年起了不好的影响。
另一个知识青年，今年五月到我们大队。他的家长经常给党支部来信，询问孩子在农村的思想情况，把孩子的弱点告诉我们，让我们严格要求，耐心教育，并经常写信给孩子，鼓励他扎根农村。这个青年在贫下中农和家长的教育下，进步很快。他坚持联系实际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今年秋天，他家里本想让他回去取棉衣，顺便在家里休息几天。但当家长收到他的信，知道大队正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时，便把棉衣邮来。打井比较艰苦，这个知识青年坚决要求参加打井专业队。他来我们大队五个月，就参加集体劳动一百四十多天，深受干部和群众的好评。
从这两个青年的情况看来，家长把子女送到乡下，只是落实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示的第一步。而教育子女扎根农村，却是知识青年家长长期的任务。我们农村的同志，衷心地希望家长配合我们做好知识青年工作，尽快地把广大知识青年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河北康保县五星大队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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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寄信的故事
今年八月底的一天晚上，空军某飞行大队副大队长崔明忠跨进家门，看见爱人在缝包裹，桌上放着一封信。老崔明白，这是爱人寄给儿子的，便顺手拿起来。这时他爱人说：“咱文贵到西双版纳整整四年了。今天我写了封信，一并寄点东西去。你有什么话要嘱咐的，一块写上去吧！”老崔把目光落在信纸上：“文贵：……最近有没有到你们那里去招生、招工的？如果有，就积极报名，不要错过了机会……”
老崔看到这里，皱了一下眉头，想起了四年前的事。当时，文贵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要到云南边疆去。可孩子的妈妈担心文贵年纪小，到边疆吃不消。老崔便招呼全家人坐下来，讲述自己一家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哥哥十七岁那年因无钱治病，眼睁睁死在破庙里，九岁的妹妹卖给地主当佣人，被活活折磨死了。老崔说：“旧社会咱穷人的孩子象枯草，新社会咱们的孩子象新苗。咱们是把他养在温室里，还是让他经风雨见世面？”老崔的话，打动了文贵的妈妈。他们一致支持孩子去边疆。
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总时时侵袭人们的头脑。四年来，老崔和爱人在对待孩子问题上常常有争论。今天，老崔想到：必须用继续革命的思想教育孩子，影响孩子……这时，老崔的爱人又说：“文贵在边疆表现不错，已经受到了锻炼，今年又入了党。如果有机会，让孩子报名考大学或进工厂吧！”老崔把信撂在桌子上，坚定地说：“孩子表现得好，是党组织和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结果，不能把孩子的进步当作上大学、进工厂的资本。我们做父母的要鼓励孩子扎根边疆，而不能用消极思想影响孩子。”他从口袋里掏出十大文件，继续说：“党的十大号召我们要继续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咱们是党的干部，要带头落实十大精神。”老崔的话又一次触动了爱人的思想，她思索了片刻，点着头说：“你说得对。我这个脑瓜里旧思想多，确实没有你想得深，今后你还要多提醒啊！”说着，她将信纸撕碎，又从老崔手里接过十大文件放进包裹，边缝边说：“咱重新给文贵写封信，让他好好学习十大文件，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走。”
一封鼓励子女扎根边疆的信，飞往西双版纳……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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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谈写信及其他
闻甫
子女下乡了，做父母的有些话要讲，就写封信寄去。看来，这似乎是极平常，极细小的事儿。但起的作用说明：看似寻常却紧要。一封信，一件包裹，一次探亲，一次谈话，对在乡下的子女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日积月累，耳濡目染，子女的思想就会起变化。
有不少家长，通过写信等方式，向子女忆革命家史，讲革命传统，鼓励子女认真学习，好好劳动，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指导他们正确地进行阶级斗争，子女进步很快，贫下中农也欢迎。也有那么一些家长，子女下乡了，不考虑他们政治上的进步，也不问农村同志是怎样热情关怀知识青年，总是有无穷的忧虑，生怕孩子冷着、热着、渴着、饿着，甚至担心务农没前途，于是，写信要子女离开农村，拉他们的后腿。有些青年，受了这样的家长的影响，在农村不安心起来，给贫下中农再教育工作，增加了困难。家长写什么样的信，关系到知识青年下乡后，能否扎下根来，能否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走下去，岂不是大事？
由此可见，父母向子女写信、谈话，等等，不管是自觉不自觉，实际上都在向他们传播某种思想，不是传播无产阶级思想，就是传播地主资产阶级思想，二者必居其一。
如果说那个革命家长，不想自己下乡的孩子健康成长，他会觉得冤枉。而事实上，“想”让孩子健康成长，是一回事；孩子能否按照无产阶级的要求健康成长，又是一回事。
唐人柳宗元，写过一篇文章，叫《种树郭橐驼传》。郭橐驼是个很会种树的人，他种的树，成活率高，长得大，结果早。因为他让树根伸展开，把肥施均匀，把土捣细培牢，然后放心地让它生长。而那些不会植树的人，则与此相反，他们使树根弯曲起来，经常换土，施肥忽多忽少；有的人，还早晨去看看，晚上去摸摸，甚至用指甲划破树皮，看看是活了还是干了，摇摇树干，瞧瞧枝叶的疏密。这样子，树没有长好的。
柳宗元这篇文章，是耐人寻味的。我们城里的同志，要使自己下乡的子女成长得好，也要象郭橐驼种树那样，不要“爱之太恩，忧之太勤”，要通过写革命书信等活动，经常向他们灌输无产阶级的政治营养，使他们在农村的泥土中深深扎根，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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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广阔的天地里成长
山寨新农民
——记成都下乡知识青年梅耀蓉
（一）
一九六九年春，梅耀蓉在成都市高中毕业。当时，他是校革委会副主任。一天，他和大家来到金沙江畔，参观了两个公社：总发公社地处山麓，农田自流灌溉四季常青；前进公社位于山腰，水源奇缺，土地一片焦黄。回校以后，领导把他分配到总发公社去插队。梅耀蓉想：哪里最需要，我应当到哪里去。前进公社最需要我们知识青年去。他坚决要求换队上山。组织上看他年轻志高，同意他去前进公社阿暑达大队落户。
阿暑达，在海拔两千米的卓穆山腰，是彝、汉族杂居的一个山寨。过去，阿暑达的贫下中农，长期受封建势力压迫，过着刀耕火种、饥寒交迫的生活。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他们政治上翻了身，生产得到一定发展，生活也有了改善。但是，由于自然条件差，底子薄，还是吃粮靠返销，用钱靠贷款。
一九六九年三月，梅耀蓉和几个同学一道，满怀革命豪情，翻山越岭来到阿暑达。他仰望高耸入云的卓穆山峰，俯视浪击山岩的金沙江水，情不自禁地捏起一把土。他想：这里的山河多么壮丽啊！能让阿暑达这片石骨子地永远贫瘠下去吗？不！一定要同这里的贫下中农一道，改天换地，把阿暑达建成社会主义的新山村。
梅耀蓉落户以后，白天劳动，专拣重活干，不懂便问，不会就学。晚上访问贫下中农，仔细调查阿暑达的情况。平日，他一有空，就帮助困难户和五保户打柴、挑水、舂米。贫农柴大妈的孩子病了，他连夜背到山下医治；五保户韩大妈出门迷了路，他寻遍了几座大山，终于把老人找了回来；老贫农夜金从患病住院，生命垂危，他慷慨输血抢救。这一件件事情，贫下中农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彝族老贫农、大队党支部书记夜金顺更乐在心头，他常找小梅促膝谈心，帮助小梅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合计如何改变阿暑达的落后面貌。
（二）
一九六九年底，大队成立革委会，梅耀蓉被选为副主任。这以后，夜金顺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有关阶级斗争的教导。老支书告诉小梅说，阿暑达阶级斗争的特点，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同姓同族一家亲”的旧宗族观念，请客送礼，拉拉扯扯，千方百计拉拢、腐蚀干部，破坏革命团结，妄图篡权复辟。梅耀蓉很佩服老支书的分析，他说：“对，必须开展革命大批判，揭露阶级敌人的阴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在老支书的支持下，梅耀蓉挥笔写出了《是阶级亲还是宗族亲》的大字报。这一炮震动了全村，道出了贫下中农的心里话，都说：“这张大字报击中了敌人的要害，写得好！”可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却躲在阴暗角落里，胡说什么“他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一个书生，反倒教训起别人来了。别听他那一套。”有个坏家伙，竟然跑到老支书家里叫：“你们把知识青年抬得那么高，要他来压迫我们老百姓！”夜金顺义正词严地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他们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我们就是要坚决支持！”
油灯下，老支书召开了干部会，让小梅领大家学习党的基本路线，一起分析阶级斗争的动向，制定对敌斗争的方案。
在党支部的部署下，阿暑达燃起了革命大批判的熊熊烈火，梅耀蓉和贫下中农一道，狠批刘少奇散布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面对面地批斗兴风作浪的阶级敌人。
革命大批判的火焰映红了整个山寨，激发了彝、汉族贫下中农的战斗豪情，增强了团结。阿暑达大队一派革命景象。
在斗争的日子里，梅耀蓉更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逐步明白了党的基本路线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道理。他向党支部汇报自己的学习心得，并建议办政治夜校，组织干部和青年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批林整风。党支部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每到晚上，几十个人聚到梅耀蓉门前的院坝里，看书学习，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常常深夜了还舍不得离开。人们的觉悟一天天在提高。梅耀蓉的思想也一天天进步。一九七一年七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选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三）
卓穆山上有高大挺拔的参天树，阿暑达山寨有蕴藏着无穷力量的贫下中农。梅耀蓉寻思：好钢要使在刀刃上，群众的力量要用在社会主义上。他与夜金顺和老支委黄晋发商量如何发挥群众的伟力，改变山区面貌。夜金顺说：“阿暑达要改变面貌得有水。对这个问题，历来存在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接着，两位老人讲了一九五八年修瓦乌林水库的事。那时，群众积极性很高；但由于刘少奇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水库工程半途而废。结果还是年年守着几百亩“望天田”，吃返销粮。
支部总结了治水的经验教训。梅耀蓉归纳了大家的意见，提出了进行农田水利建设的计划，他说：“这里每年无四季之分，只有旱、雨两个季节。旱季，滴水贵如油，种不上禾苗；雨季，洪水遍地流，常常冲毁田土庄稼。如果利用山势多修水库、水塘，把水积蓄起来，既能起到防洪的作用，又能保证‘望天田’的栽插，不是可以变害为利吗？”干部和社员听了，连连点头，热烈议论。老贫农倪元珍一拍大腿说：“干！我们不能把手伸到国家的仓库里，要伸向山头！”
党支部派梅耀蓉带领四十多名青年，修复瓦乌林水库。同时组织力量，在四个生产队培修和兴建水塘，增加蓄水量。
瓦乌林工地上。大锤挥舞，锤声叮当。开山炮声震响山洼。青年突击队，象山鹰战斗在山洼。他们用树枝搭起工棚，吃住在工地上，挑土，运石，垒坝……梅耀蓉总是拣重活干。筑坝基的活最累，别人筑一天，他连筑五、六天。休息时，他为大伙送水，给大伙讲大寨贫下中农“三战狼窝掌”；还请村里的老人，回忆旧社会遭旱灾的苦难史。工地上斗志昂扬。
阿暑达大队社员群众苦干一个冬春，修复了水库，培修和新建了四个山塘，还挖水渠两千五百米。一九七○年雨季，全大队蓄水量增加了十二万方。第二年他们就扩大早稻种植面积一百一十五亩，当年粮食增产十二万斤。社员们第一次喜气洋洋挑着谷子，向国家交售了粮食。
生产发展了，队里的运输量增加了。但这里进出都得翻两座大山，要花费很多劳动力。梅耀蓉又领着五十多个青年和民兵，来到石头坚硬的“白岩子”安营扎寨，修筑公路。劳动中，他处处拣重活干，经常战斗在最危险的地方。青年们只用了十二天就修成一条全长三公里多的公路，把闭塞的阿暑达大队的“大门”打开了。
梅耀蓉和贫下中农一道奋战四年，阿暑达有了很大变化：山坳里马达轰鸣，山坡上牛羊成群，山沟旁果树成荫，家家用上了电灯。卓穆山的洪水驯服地流入水库和水塘，又沿着渠道，灌溉着全大队六百多亩稻田，粮食连年增产，去年亩产比一九六九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