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
劲云戈
孔子死去已经有二千四百多年了。但是，历代反动派、北洋军阀、蒋介石反动派，都捧他为“圣人”。党内历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也都是尊孔的。五四运动时期曾经批判过尊孔思想的陈独秀，当他搞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以后，就叫嚣要“重新评定”孔子的“价值”，说什么孔子的“价值”在于“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吹捧孔孟是“士大夫”中的“优秀分子”。瞿秋白曾经搞过“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当他向蒋介石屈膝投降写《多余的话》时，就承认他自己“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有“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王明、刘少奇都是尊孔的。彭德怀也不绝口地宣扬孔子的“忠恕之道”。林彪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野心家、阴谋家，在背地里装模作样地谈论“忠恕”和“仁义”，甚至在阴谋炮制反革命政变计划时也不忘写上一句“不成功便成仁”。他们是信古好古、装潢门面吗？不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是“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他们抬出孔子的亡灵，借用孔子的名字、口号、语言和服装，是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的。
孔子是没落的贵族奴隶主的后代，生活在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末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的理论和实践，是为了阻止奴隶制度的崩溃和复辟西周贵族奴隶主的反动统治，妄图把社会拉向后退。现在我们正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了长期的武装斗争，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并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中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动我国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国革命，竭力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妄图把当代的中国社会拉向后退。因此，他们尊孔崇孔，利用孔子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精神武器，就是很自然的了。（一）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目标就是“复礼”。他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所谓“复礼”，就是要恢复西周贵族奴隶主阶级统治的一套政治制度和秩序。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制度已经出现以后，孔子以复辟西周贵族奴隶制度为自己的政治纲领，这无疑是反动的。孔子施行“仁”的方法是“忠恕”，而“仁”的标准和限度则是“中庸”。所谓“忠恕”，孔子曾简单地解释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所谓“中庸”，就是不要“过”和“不及”。孔子对“仁”，还有“爱人”、“泛爱众”等欺骗性解释，来掩盖其爱奴隶主贵族的阶级本质。孔子的这些反动论调，适应了隐藏在我们党内的历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需要，被他们吸收和发挥为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他们用以破坏中国革命和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在这方面，王明是突出的一个。
叛徒、卖国贼王明，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是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对孔子思想不进行阶级分析，反而跟在蒋介石屁股后边宣扬“孔孟之道”是什么“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他胡说孔子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在民族自卫战争中发扬为真正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这种用剥削阶级的思想、传统、道德来冒充全民族的思想、传统、道德，正是孔子掩盖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和搞阶级调和的反动伎俩。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掩盖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和搞阶级调和，在政治上必然走上投降主义道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王明竭力抹煞阶级矛盾和否认阶级斗争，反对划分左、中、右，混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阶级界限，提出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回到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上去。积极推行王明路线的彭德怀，很懂得王明这一套的来路，他在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中，却跳出来大讲孔子的“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彭德怀鼓吹这一套，就是不准中国人民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不准革命人民起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明奉苏修主子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反华旨意，配合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活动，又重新祭起“尊孔”的破旗。他恶毒咒骂秦始皇镇压奴隶主复辟的“焚书坑儒”的革命行动，充分表现了他仇恨一切进步措施的反动立场。（二）
孔子是春秋战国时期唯心论的先验论者。孔子要复辟西周贵族奴隶主的反动统治，主张从“克己”做起，即要奴隶主们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多少克制一下自己的欲望和行为。他又很相信“天命”，认为人的一切都是“天”赋予的。因此，孔子和他的学派特别强调“修养”和内省的工夫，即所谓“慎独”。他们要人们不去接触外界，只要关门修养就能使人从心灵深处体验出“天”所赋予的先验的知识和德性。这完全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的一套。为了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以适应地主资产阶级阻止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叛徒刘少奇把孔子及其学派的“修养”，搬到共产党内来。
刘少奇也是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早年被捕叛变，捧着反动军阀赏赐给他的“四书”，从敌人狗洞里钻出来又重新混进党内。他早就是一个尊孔派。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鼓吹说：“孔子思想在当时是反映了社会前进的倾向和要求的，到今天还有其合理的因素”，“对我们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就有用”，“应该充分利用它”。刘少奇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把反动说成
“进步”。他所指的所谓“合理因素”和“有用”的部分，并且要加以“利用”的，就是孔子及其学派的唯心主义的“修养”。一九三九年第一次出版的黑《修养》，就是刘少奇利用孔子思想破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杰作”。在这本黑书里，刘少奇根本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不谈武装夺取政权，而是大量引用孔子及其门徒关于“修养”方面的话，号召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向这些复辟奴隶制度的“圣贤”学习唯心主义的“修养”经。他要求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讲孔子的“忠恕之道”，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人着想，体贴人家，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要“忍受各种屈辱与虐待而无‘怨恨之心’”。在刘少奇看来，“逆来顺受”才算得上实行了孔子的“忠恕之道”，才算有了“修养”。在黑《修养》中，刘少奇妄图利用孔子思想，按照他自己对待敌人屈膝投降的叛徒面貌，来改造我们的党员。他妄想否定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所深刻阐明的唯物论的反映论，把毛主席所培育的战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改造成为实行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的机会主义政党，从而破坏中国的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刘少奇又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主张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要把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发展起来的人民武装力量，统统交给国民党，实行所谓“中国已经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指出：“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刘少奇要我们放弃武装斗争，就是妄图把我们党改造成象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那样只进行“议会”斗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把我们的党员改造成象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那样的不搞革命战争、不要武装夺取政权的“议会迷”。
一九四九年，我国无产阶级政权即将在全国建立的时候，刘少奇又一次修改出版了他的黑《修养》。一九六二年，我国处于暂时经济困难特别需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刘少奇再一次修改出版了他的黑《修养》。在这两个版本里，刘少奇继续发挥其尊孔思想，而在谈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权和为将来的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问题时，却连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也没有用。在引用列宁论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两段语录中，刘少奇也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及有关对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论述，都有意地删去了。对照他的另一些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行，其反对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用心，就一目了然。一九六二年，在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支持下，召开了一次疯狂吹捧孔子的黑会，竭力煽起尊孔的黑风。刘少奇在天津对共产党员和广大工人群众说，“要象孔夫子那样讲恕道”。他还要革命人民“要有很大的气量去容忍一切无理的事情，不要斤斤在意气上计较”。这实质上就是不许对地主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就是什么没有“气量”啦，什么在“意气上计较”啦，就是没有象孔夫子那样讲“恕道”了。总之，刘少奇就是要对地主资产阶级实行孔子的所谓“仁政”，彻底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黑《修养》的要害。
孔子有抹煞阶级矛盾和否认阶级斗争的“忠恕之道”，刘少奇就有“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党内和平论”；孔子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的主张，刘少奇就有“驯服工具论”和“群众落后论”；孔子有“学而优则仕”的谬论，刘少奇就有“入党做官论”和“公私溶化论”。
很难怪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刘少奇在他的黑《修养》中“杰出地完成了”把孔孟思想“重新塑造为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任务”。刘少奇就是妄图利用孔子思想腐蚀和毒害我们的党员，使我们党员越“养”越“修”，使我们马列主义党“和平演变”为修正主义党、法西斯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从而使整个党和国家都改变颜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叛徒集团，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和黑《修养》，批判了孔子的反动思想影响，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沉重打击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罪恶企图。（三）
孔子言必称周公、文王，说他们是天生的“圣人”，是“生而知之”的特殊天才，非常崇拜他们。至于他自己，有时虽然也说是“学而知之”者，但实际上他标榜自己也是象周公、文王那样的“天才”。他说：“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孔子梦想把当时社会拉回到西周天子的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中去，造成他所谓的“天下有道”的政治局面，“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议”。（《论语·季氏》）这就是要把一切大权都集中到承天命的奴隶主贵族的总头目手中。他又特别强调贵族奴隶主的等级制度，严格划分治人的“君子”和治于人的“小人”、“上知”和“下愚”的界限。为了造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即复辟西周贵族奴隶主的统治，孔子大力培养和训练了一批维护奴隶制度的人，形成一个以复辟奴隶制度为宗旨的学派或集团，并亲自率领他们周游列国，到处兜售他的反动政治主张，寻找一个可以把它付诸实践的机会，甚至支持并准备亲自参加被他视为有利于复辟奴隶制度和打击新兴地主势力的地方叛乱。由于孔子这种对抗社会发展规律的反动行径，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只能到处碰壁。当时就有人批判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是，孔子的这些反动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后来被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地主阶级吸收和发展为封建帝王的“天人合一”、“王权天授”的反动政治理论。
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也是尊孔派。他吹捧孔子的反动政治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疯狂地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正义措施，而为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派辩护。林彪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是来自孔子的“生而知之”、“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反动谬论。林彪混进革命队伍以后，顽固地坚持剥削阶级世界观，在革命的重要关头，总是犯右倾错误，又总是耍两面派，用假象欺骗党，欺骗人民。当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林彪同刘少奇一样，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为帝、修、反和地、富、反、坏、右效劳，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他在背地里攻击我们对被赶下台的反动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讲“忠恕”，是“做绝了”。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驳斥主张对敌人施“仁政”的孔孟之徒时指出：“‘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坚持了毛主席这一条原则，才保证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林彪的咒骂，只是暴露出他自己是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代理人。
林彪继承了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衣钵，大力宣扬从周朝以来的几千年的政变史，蓄谋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方法，在中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建立一个林家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林彪按照孔子唯心论的先验论，把他自己和他的儿子，打扮成什么“超天才”。他和他的死党利用各种形式“大树特树”林家父子的“绝对权威”，为建立林家父子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大造反革命舆论。林彪还网罗了一小撮反革命死党，结成一个阴谋集团，并建立武装特务组织。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林彪的指使下，这一小撮反革命死党又炮制了一个《“571工程”纪要》，精心策划了一个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的反革命武装政变。但是，林彪同历史上一切逆潮流而动的反动派一样，在人民群众中极其孤立，因而他们的阴谋计划必然遭到彻底失败。他们叫喊“不成功便成仁”，实际上是夜过坟场吹口哨，给自己几个死党壮胆，作垂死的挣扎罢了。林彪反党集团永远也
“成”不了“仁”，请出孔子的亡灵和主义，也无法挽救他们彻底败亡的命运，就因为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子的倒行逆施一样，都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
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在我们党内企图借用孔子的亡灵来达到破坏中国革命和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这更加清楚地说明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我们坚决响应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号召，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把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三年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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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退伍不褪色
在祖国宝岛海南，一批批复员战士听从党的安排，意气风发地奔赴农村。在这个广阔天地里，他们继续保持着人民解放军战士的本色，同人民群众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积极贡献力量。
朝气蓬勃 不减当年
狂风呼啸，地动山摇，强台风袭击海南岛。一队男女社员肩扛扁担，手拿镰刀，栉风沐雨，奔向田野，抢收庄稼。走在最前面的是定安县革委会委员、黄竹公社大河生产队队长、复员军人符福清。
符福清今年六十多岁了。他一九四○年参加革命队伍，在革命战争年代多次荣立战功，一九五二年和爱人王英一起复员回乡。二十年来，他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积极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又为人民立了新功。
符福清在战场上负过九次伤，右腿是二等残废，左臂和腰间还有弹片没有取出。他处处发挥共产党员、复员军人的模范带头作用，干起活来仍然象年青人那样生龙活虎。犁田的活累，他带头去干，牛走快了，他高一脚低一脚地小跑才能跟上，弄得一身汗水一身泥。大家见他腿不灵便，劝他干点轻活，可他总是乐呵呵地说：“枪林弹雨都不怕，这点困难算什么！”说着，又“吆喝”一声，赶着耕牛向前犁去。去年初春，寒风飕飕，水冷刺骨，他带头跳进烂泥田挥锄平地。在他的带动下，大家干得更加起劲，边整地边插秧，提前完成了早稻插秧任务。符福清坚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汗水换来谷满仓，粮食连年增产，由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
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符福清更是带头大干苦干。在修建一条引水渠时，要开凿一段隧道，符福清日夜奋战在工地，那里艰苦就出现在那里。在他的带动下，隧道很快打通了，大片旱地变成了水田。
艰苦创业的带头人
在海南岛，人们每逢提起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珊瑚礁上创高产的崖县六道大队，就热情称赞大队党支部书记、黎族退伍军人胡文举。
六道大队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一千零六十亩耕地全是珊瑚、海贝、沙土的冲积层，是个“堵水无门，引水无路”的穷地方，长年吃国家返销粮。
胡文举一九六二年退伍。本来领导上分配他到国家机关工作，但他想，机关需要我，农村更需要我，坚决要求参加农村改天换地的斗争。
一九六四年，胡文举担任了六道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和支委们一起，一面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面深入调查研究，决心大干苦干学大寨，改变山区生产落后面貌。这个大队的沟圯生产队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凿石打井，改善了灌溉条件，获得了丰收，在全大队第一个摘掉了吃返销粮的帽子。胡文举大力宣传沟圯生产队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接着，他组织五十多名党员和二十多名社员，在珊瑚礁上奋战了十二天，打出一口十米宽、八米深的大井，大大鼓舞了社员群众改天换地的斗志。全大队很快掀起了打井热潮。经过连续作战，在珊瑚礁上终于出现了三百五十多眼井。
一九七一年夏天，六道大队一鼓作气种下高粱、玉米一千亩。正当庄稼丰收在望的时候，突然遭到强台风的袭击，庄稼被水淹没，有的社员的房子倒塌了。胡文举和大队干部，风里来雨里去，边安排好社员生活，边组织大家抗灾，把倒下的玉米一棵棵扶起来，把冲毁的高粱改种上水稻，还组织三百多人上山开荒，扩种了大片高梁、玉米、番薯等作物，在大灾之年获得了水稻和杂粮双丰收，粮食亩产跨过了《纲要》。
维护革命团结的好“班长”
在屯昌县乌坡公社三级干部会上，一位身穿旧军装的青年登上讲台，介绍耐玖大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干部和广大社员群众，齐心协力改变后进面貌的经验。会场上不时发出热烈的掌声，人人称赞讲得好。
这个青年干部叫王圣春，是一九七○年退伍还乡，担任耐玖大队党支部书记的。
原来，耐玖大队在全公社是个有名的后进队。王圣春当选大队党支部书记以后，白天同社员一起劳动，晚上走村串户，到群众中调查访问。他通过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了解到几年来大队工作上不去，主要原因是领导班子不够团结，工作不协调。王圣春回忆起在部队时，老首长经常讲革命斗争史，使他懂得了只有团结战斗才能打胜仗的道理。他决心团结好“一班人”，依靠群众，改变大队的面貌。
为了使领导班子成员拧成一股绳，王圣春经常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教导，并且带头做团结的模范。耐玖大队人多地少，党支部决定发动群众垦荒。但是，个别干部担心劳力不足，不同意这样做。王圣春一边耐心地对这个干部说服教育，一边妥善安排劳力，领导群众劈山造地。他们苦战一个冬春，开出二百二十多亩地，及时种上了旱稻、番薯。第二年又修了一条四华里长的水渠，把旱地改成水田。王圣春用这些事迹教育那位干部，使他认识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那个干部很受感动，认真地检查了自己的缺点，焕发了革命精神，在改变大队面貌的斗争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在领导生产中，王圣春十分注意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去进行胜利的斗争。三年来，全大队的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心，并肩战斗，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粮食产量连年上升，成为屯昌县农业战线的先进单位。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