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从“灵感论”看林彪的反动面目
苏习
党的十大号召我们:“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要继续搞好文艺革命”。我国当前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运动,是在摧毁刘少奇、周扬的文艺黑线统治的斗争中兴起的,是在同林彪反党集团的破坏阴谋作斗争中深入的。刘少奇叛徒集团垮台,林彪反党集团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跳出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这种尖锐的阶级斗争,也在文艺领域里深刻地反映出来。文艺黑线土崩瓦解,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在“不要轻视文学”的叫嚷声中,抛出了“灵感,要抓住不放”的口号,想吓退工农兵向各个文化领域的进军,反对文艺革命,妄图救文艺黑线的命,续文艺黑线的脉。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必须继续深入地批判林彪在文艺领域散布的唯心主义和修正主义谬论,时时警惕资产阶级在新的形势下,以新的形式同我们争夺文艺思想阵地。
林彪起劲地鼓吹“灵感论”,是他的反党理论纲领“天才论”在文艺领域的具体表现。这是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世界观的一次鲜明暴露。他颠三倒四地说了一大堆神乎其神的话,概括起来,无非是这样几点:一、文艺作品是“灵感”的“雨丝”连接起来的,有“灵感”才有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灵感”是文艺创作的源泉;二、“灵感”是一种不可捉摸的怪物,“它如同电光石火,稍纵即逝”,创作要等待“灵感”突然“迸发”,“及时抓住不放”;三、捕捉了“灵感”,拼凑了“思想零件”,“比别人高一手”的作品就出来了;四、由上可见,文艺大门朝“天”开,没有“灵感”莫进来。林彪正是想用这种主观的、神秘的、庸俗的唯心论谎言,来建立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的理论支柱。我们必须批判“灵感论”,同时必须打破它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
文艺源于生活,还是源于“灵感”?这是唯物论的反映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在文艺领域长期斗争的一个基本问题。古今中外的唯心主义者,都把“灵感”当作一种神秘武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反动哲学家柏拉图,是“灵感论”的开山鼻祖。他从唯心的“理念哲学”出发,对文艺创作过程作了神秘的解释,说什么“灵感”是“神的诏语”,文艺作品是“神力凭附”的“灵感”的产物;“灵感”不应当让“随便什么人,而只应当让受过足够教育的优秀人物得到满足”。两千多年来,它一直成为历代剥削阶级唯心主义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林彪一伙也象他们的老祖宗一样,顽固地主张文艺来源于“灵感”。林彪说,文艺作品是靠“灵感”的“思丝”拉出来的。他的反党伙伴陈伯达则说,“才子”的“文章是茅厕里想出来的”。然而,为了掩盖这种赤裸裸的唯心主义,林彪有时也不得不喊几句:“不去体验生活,就不能产生灵感。”明明是唯心论的烂肉,却要包着唯物论的红纸,这正是反革命两面派在哲学上的丑恶表演。
且看怎么去“体验”。是深入工农兵,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吗?林彪说,不必,关起门来“聊天”就行了。这种“聊天”,能够“联想问题,发展思想”,比谁的亲身实践和调查研究都来的灵。只要几个“天才”蜷缩在沙发里那么一聊,“灵感”就会“象密集的雨丝一样,一滴一滴连成线”;再加上他们的脑瓜子里本来就有什么艺术的种子,现在又有了用“聊天”得来的点滴泉水,两者一“化合”,种子就发芽了,艺术形象就“蹦”出来了。
“灵感=源泉,聊天=生活”,这就是林彪在文艺源泉问题上的唯心论公式。很明显,这种“聊天”式的生活,决不是毛主席所讲的工农兵群众的火热斗争生活,也决不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革命的旋涡中心”,而只能是刘少奇所说的那种“坐在汽车上到处开”的“生活”,只能是散发着资产阶级臭味的一汪死水。林彪鼓吹用“聊天”去填补生活的空虚,是妄图把革命文艺工作者诱离工农兵的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诱离这个汹涌激荡的社会生活主流,以便切断社会主义文艺的生活之源。
林彪鼓吹用“聊天”去“联想问题”——触发“闪光”——“发展思想”——“织”出作品,画出了一条从精神到精神的认识路线,这不过是重弹“自我扩张论”的老调,重翻胡风反革命集团《主观论》的旧版,不过是要“发展”胡风式的“主观战斗精神”。
源于生活,还要高于生活。革命文艺中的艺术形象,是革命文艺工作者长期地深入生活,本质地认识生活,能动地反映生活的产物。可是,林彪却从他在文艺源泉问题上的唯心论命题出发,发展他的“灵感论”逻辑,把创作过程神秘化:你要塑造艺术形象吗,那么,你就象“顿悟成佛”那样,坐等天外飞来的“雨丝”和头脑自生的“电光”吧。一旦等到了,就“要抓住不放”。否则,“它稍纵即逝”,一去不返,你不但不能借以进入艺术天堂,而且要掉到“群氓”中去了。在这里,什么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创作,什么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去分析、选择、提炼、概括素材,林彪统统不要了,剩下的只是一种下意识、非理性的精神现象,鬼火般地一闪一灭,真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然而,装神作法骗得了谁?创作构思中常有的那种浮想联翩、豁然开朗现象,并不是什么神秘的“灵感”,而是认识深化过程的正常现象。没有源头活水,就没有滚滚波涛;没有人民生活的海洋,就没有作者思想飞跃的浪花。鲁迅要不是对于社会生活中的阿Q这类人物,经过长期“静观默察”而“烂熟于心”,就不可能“凝神结想”,很快就把阿Q这个典型形象生动地塑造出来。好的艺术构思,以至诗句、旋律、情节、画面在作者头脑中涌现,有时似乎是偶然的,其实是作者长期观察体验生活,反复分析研究素材的必然结果。它往往是由隐隐约约到躁动不已,到清晰地出现,而不是什么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物。作者在实践中掌握和分析感性的生活素材,提高到理性的生活认识,又把它化为感性的艺术形象,回到实践中去检验作品的社会效果,进入再生活、再认识、再表现,这不是完全合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规律的发展吗?林彪把文艺创作过程中的某些特殊性加以片面夸大,然后注进宗教神秘主义的毒汁,用以“发展”刘少奇、周扬的“特殊规律”、“特殊天才”谬论,这同柏拉图鼓吹诗人“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不能写诗”一样,同“梦境说”、“神灵说”一样,只能证明唯心主义的虚妄。
唯心论曾经长期地当过“神学的侍婢”。林彪一伙越是给“灵感论”穿上层层法衣,越要露出马脚。就拿他们这伙“高于历史,高于现实,高于实践,高于群众”的“天才”和“超天才”来说吧,可谓灵气冲天,神秘莫测,高不可攀了。但是,“高”得到历史里、现实里、实践里、群众里都找不到他们,可见是跌到最肮脏的地方去了。他们高超的不可知论,不是也见底了吗?
林彪的“灵感论”,不仅把文艺创作神秘化,而且把它庸俗化。他把艰苦复杂的创作过程视若一加一等于二,胡说把“灵感”爆发时产生的“思想零件”装配起来,就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东西”,“写出好作品”。这种创作方法不仅是唯心的,而且是形而上学的,正是列宁在《给阿尔曼德》的信中早就批判过的那种割裂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的杂凑法。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具体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艺术形象也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革命文艺工作者要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必须努力掌握共性和个性的联结,提高自己感受事物现象和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善于在创作过程中从全局上、本质上去把握人物形象的“这一个”,把艺术概括生动地体现为“这一个”;用个别去反映一般,揭示生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可是,林彪割裂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把文艺的典型化原则,歪曲为浮光掠影的片断印象的拼凑,横七竖八的“思想零件”的堆积。这种“灵感”杂凑法,和印象派把主观的瞬间印象作为艺术表现的根本内容,有什么不同?和贝克莱的“观念的集合”、马赫的“感觉的复合”,又有什么不同?
林彪鼓吹“灵感”杂凑法,不仅是贩卖旧社会那种《作文秘诀》之类的骗人东西,而且是贩卖西方资产阶级没落颓废的文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以为艺术是艺术家的‘灵感’的爆发,象鼻子发痒的人,只要打出喷嚏来就浑身舒服,一了百了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鲁迅语)到了今天,林彪却还要人们按照他的“打喷嚏”哲学去“摸出”创作的“路子”,何等丑恶可笑,又何等反动!
林彪鼓吹“灵感论”,当然有他的政治目的,是为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革命政治服务的。古今中外的“灵感论”者,都是“天才论”的狂热鼓吹者。十八世纪的德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把先验论和不可知论融为一体,也把“灵感”和“天才”融为一体。到了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尼采则用“灵感论”来为“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佐证,为垄断资产阶级的霸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辩护。他说,只有天赋达到顶峰的“超人”,才能获得“灵感”;只有“超人”才有资格夺取权力,张牙舞爪,奴役人民,征服弱者。林彪一伙在文艺领域叫嚷要抓住“灵感”不放,在政治领域狂吠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天才论”,也是为了自称“超人”,妄图借着称天才爬上台。当年的尼采说,“伟大的天才”的“灵感”来了,“思想就象闪电一样一刹那就亮了起来”,“力量和神性”便随之“突然爆发”。林彪一伙也把灵感捧上天,以为只要他们的“灵感”一“闪”,就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但是,蔑视辩证唯物论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正象当年的尼采在疯人院度末日一样,林彪一伙也只能落个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的下场。我们要从林彪反党集团这个反面教员身上,更加认清唯心主义是反动派的武器,反动派的宣传工具,从而更加深入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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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
梦阳
比较,是最好的事情。唯物辩证法的比较方法,是鲁迅后期杂文中经常运用的方法。
他在《华德焚书异同论》一文中,就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比较方法,揭开两种外表相同的烧书现象,暴露内部相异的本质,提出了新看法。
他说:“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希特拉先生们却不同了,他所烧的首先是‘非德国思想’的书”,“而可比于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之类的大事业,他们一点也做不到。”
秦始皇和希特勒同是统治阶级人物。而列宁说过无产阶级对统治阶级的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统治阶级人物“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责任。”要加以区别,就要善于进行比较,就烧书这一点上说,在当时历史环境中,秦始皇烧书是为了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代表了处于上升时期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历史发展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而希特勒的烧书,则是为了对新事物进行疯狂镇压,实行法西斯的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代表了垂死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他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对历史发展起到了彻头彻尾的反动作用。正如鲁迅曾经说过的:“优良的人物,有时候是要靠别种人来比较,衬托的,例如上等与下等,好与坏,雅与俗,小器与大度之类。没有别人,即无以显出这一面之优,所谓‘相反而实相成’者,就是这。”“相反而实相成”,就是对立统一法则,就是辩证法。客观事物内部矛盾着的对立面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所以离开比较,人们就不可能正确地思维,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事物。“有比较才能鉴别。”把秦始皇烧书和希特勒烧书拿来进行鲜明的比较,就清楚地看明了前者的进步性和后者的反动性,深刻揭示了两种烧书的质的区别。
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否定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孤立、静止地从表面现象上观察事物,不可能深入到内部矛盾中去进行对比,而只能停留在外部形式上来进行类比。这种比,结果只能被表面假象所惑,抹杀不同事物的质的区别,得出秦始皇烧书和希特勒烧书等同的历史唯心主义错误结论。唯物辩证法则认为,要从本质上鉴别事物,就必须深入到事物内部,抓住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其之间的异同进行科学的比较,从而找出区别,分清性质。鲁迅就是这样把秦始皇焚书的进步性质和希特勒焚书的反动实质拿来对比,透过表面相同的现象,发掘深处相异的本质,从而对秦始皇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评价。
“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比,才能拨开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抹杀不同事物质的区别的迷雾。比,才能揭示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比,才能根据不同的矛盾确定不同质的方针和政策,战胜错误路线,沿着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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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碎这块“敲门砖”
辛午
伟大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在一九三五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杂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篇光辉的讨孔檄文,深刻地剖析了孔子思想的本质,尖锐而又形象地指出:“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处在奴隶制度崩溃、封建制度兴起的时代的孔子,是一个搞复古、搞复辟的老祖宗。此人早在二千四百五十二年前,就呜乎哀哉,寿终正寝了。可是,孔老二的幽灵却一直未灭;那些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各种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拾起这块“敲门砖”,使用这块“敲门砖”。
这块“敲门砖”,虽然是由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材料做成的,然而,却有适应一切反动阶级需要的妙用。譬如,孔子标榜一个“仁”字。这个“仁”,就可以起着欺骗人民群众,巩固反动统治的作用。又如,孔子“信而好古”。这“信而好古”,对一切反对革新、主张复旧、要开历史倒车的腐朽势力来说,正是共同的信条。如此等等,无怪乎孔老二“砖运亨通”了!
二千多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这块“敲门砖”的制造者是一个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占有者和使用者则是各种反动的剥削阶级。他们都把孔子的学说,当作麻醉人民、毒害人民、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枷锁。
各种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所以要拿起这块“砖”,并非因为它是什么古董,可供鉴赏之用,而是正如鲁迅所揭露的,他们是为了“敲”开自己的“幸福之门”。远的不说,只说近几十年来的几个例子。袁世凯,就曾经胡诌什么“孔教之于中国犹空气之于人类”,亲率百官,三拜九叩,大行祭孔之礼,大演尊孔复古的丑剧,想用孔老二这块“敲门砖”敲开皇宫的大门,登上并坐稳皇帝的宝座。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也效法历代帝王,跑到曲阜去“朝圣”,大捧孔子为“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想用孔老二这块“敲门砖”敲开“一统天下”的大门,实现他的反革命政治野心。
林彪一类骗子,对孔老二这块“敲门砖”也奉为至宝。他们大肆吹捧孔老二这具僵尸,叫嚷什么孔子“不愧为宇宙之伟人”,给儒家学说贴上历史唯物主义的标签,宣扬什么“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提倡什么要“学习”孔子的“精神”,也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拾起这块“敲门砖”,敲开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幸福之门”——复辟资本主义之“门”。当他们在搞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的时候,还狂叫什么“不成功便成仁”,仍然念念不忘这块“敲门砖”。
一切拿起孔老二这块“敲门砖”——麻醉人民、毒害人民的精神工具的反动派,总以为可以用它来“敲”开他们的“幸福之门”。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由于各种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以至林彪一类骗子要“敲”开的“幸福之门”,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之“门”,所以,这个“门”终究是敲不开的。鲁迅在叙述袁世凯敲那“幸福之门”的结局时,这样写道:“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这不正是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妄图敲开反革命“幸福之门”的人们的必然下场吗!
十大的政治报告,号召我们“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所鼓吹的孔子思想,就是文化领域一项重要的战斗任务。以往想用孔老二这块“敲门砖”敲开剥削阶级“幸福之门”的人们,尽管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但是,今天的“孔夫子”们,诸如林彪一类骗子,由于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他们还是要坚持使用这块“敲门砖”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任务,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打碎孔老二这块“敲门砖”,堵死林彪一类骗子复辟资本主义的“幸福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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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此“成仁”
岑桦
林彪反党集团在阴谋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时候,惟恐其法西斯党徒卖命不力,曾经歇斯底里地叫嚷:“不成功便成仁”。并且规定:凡违犯他们的“纪律”而不肯舍生殉死者,将被“严厉制裁”,绝不宽贷。
林彪一伙在《“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计划中,明明白白写着将对一切革命者的反抗,给以“坚决严厉镇压”。他们一再扬言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以行使对人民群众的“镇压之权”。他们磨刀霍霍,杀气腾腾,哪里还有半点儿“仁”!假革命的画皮,已经撕得粉碎了。那末,他们要为之献身殉葬的“仁”,究竟是什么货色呢?
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扶植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对一小撮地富反坏右施以仁;而妄图谋害伟大领袖,要使千百万革命者人头落地,对人民施暴政。这就是他们所要成的“仁”。
变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祖国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投降苏修,寻求“核保护伞”,对帝、修、反讲仁政;而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妄图扑灭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烈火。这就是他们所要成的“仁”。
鲁迅曾经深刻地揭露过:反动阶级的每一页历史上写着“仁义道德”,其实“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林彪一伙要施反动派以仁政,施革命人民以暴政,就是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也就是要重新恢复被推翻了的“吃人”制度。
历史上常有这种现象: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召唤他们先辈的亡灵,借助他们的旗帜和口号,妄图阻挡革命的洪流。历史变革时期,尤其如此。林彪叫嚷的“不成功便成仁”,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也是从历史垃圾堆里拣出来的破烂武器。
早在二千多年前,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丘就鼓吹:“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提出为维护奴隶制而“杀身成仁”,来反对当时的社会变革。这个“仁”字是孔丘反动思想的核心,后来的没落阶级都利用它来抵制革命。
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到达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变革。而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总是打出孔丘的这面黑旗,当作救命的稻草。大刽子手曾国藩一身沾满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鲜血,高唱什么“取义成仁,舍生之极轨”,把为挽救封建制度的衰亡而死,当作所谓最高的典范。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战争的时候,要他的部属“不成功即成仁”,“做一个成仁取义的英灵”,去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而殉葬。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也把“杀身成仁”,作为“当然的事情”,以达到叛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恢复反动统治的目的。
从孔丘到林彪,一切反动人物呼号着“成仁”的哀鸣,终究为革命人民的汪洋大海所淹没。因为他们是反革命派,总是不能成功的。孔丘当时就感叹:“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正因为“仁”是奴隶主阶级的精神武器,所以奴隶们不仅不肯去“蹈仁而死”,并且还用自己的反抗斗争来埋葬奴隶制。而刘少奇、林彪一伙妄图逆时代潮流而复辟资本主义,终于成为人类不齿的狗屎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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