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秦始皇是坚决打击奴隶主复辟的政治家
陕西师范大学写作组
秦始皇（公元前二五九——二一○年）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杰出政治家。在我国历史由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他支持革新，坚决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对推动我国历史向前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两千年来，对秦始皇的评价众说纷纭。在封建时代，大凡顽固守旧的，总是骂秦始皇变法革新。董仲舒就攻击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失败于变法（《汉书·食货志》）。大凡主张搞一些革新的，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秦始皇的变法。比如唐代的柳宗元和明末清初的王船山，就朦胧看出：秦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柳宗元：《封建论》）；秦的变革是“势之所趋”，“势相激而理随以易”（王船山：《读通鉴论·秦始皇》）。这就是说，秦始皇粉碎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建立和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是顺乎历史潮流的。
从对秦始皇的评价，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是赞成社会向前发展，还是主张历史开倒车？是肯定新兴的社会力量，还是为腐朽死亡的旧事物唱挽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还是用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来分析历史？这里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对立和斗争。
秦始皇出生在战国末期。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大变革时期。当秦始皇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封建制度虽然建立了，但不巩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仍很激烈。儒家与法家的斗争，就是这种阶级斗争在思想和政治战线上的表现。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奴隶主阶级，以儒家思想作为复辟的舆论工具，主张“法先王”，力图恢复奴隶主专政全盛时期——周公时代——的政治制度，复辟奴隶制社会。而代表新生产关系的新兴地主阶级，则以法家思想为武器，主张“法后王”，积极变法革新，坚持用新兴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秦始皇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用法家理论作为思想武器，采取一系列果断的措施，坚决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并进行统一六国的战争，使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成为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对我国历史的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当然，秦始皇毕竟是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所进行的事业总是靠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来实现的。他所建立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国家，一面有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积极作用，一面又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枷锁。但是，地主阶级在它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这个阶级的胜利和奴隶主阶级的失败，是当时历史前进的标志。因此，从历史的全局看，秦始皇对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坚决打击和所完成的封建统一，直接促进了以新代旧的转变，这是他的历史作用的主要方面。
粉碎以吕不韦为代表的奴隶主复辟势力
商鞅变法以后的秦国，封建改革虽然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但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奴隶主贵族的代理人，以各种面目混进封建政权内部，阴谋篡权复辟。尽管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屡打胜仗，但是胜利果实常被他们所窃取，用以恢复和扩大奴隶主贵族的世袭封地，破坏封建的统一事业（“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韩非子·定法篇》）。在秦始皇开始执政的时候，吕不韦就是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表。
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形式上以“杂家”面目出现，实际上却宣传儒家的奴隶主思想。这是他企图从上层建筑领域打开缺口，为复辟奴隶制制造舆论。在以法家思想立国的秦国，儒家势力本来比较薄弱。荀子说：秦国“无儒”（《荀子·强国》）。吕不韦以“杂家”出现，在理论上搞折衷主义的兼收并蓄，这是他阴险狡猾的反革命手法。在秦始皇主持政事的前一年，吕不韦将他的《吕氏春秋》发表了，宣称谁若能增损一字赏赐千金。这个政治奸商用千金不易来表示他的贵族奴隶主思想，应成为秦国的金科玉律，企图用这种思想俘掳秦始皇，使这位青年国王变成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以便复辟奴隶主阶级专政。
《吕氏春秋》的思想体系是言必称尧舜，法先王，重儒道，提倡礼治，主张裂土分封。吕不韦在这部书中说什么“观于上世，其封建〔注〕众者，其福长，其名彰”，主张“多建封，所以便其势也”（《慎势》），就是妄图阻挡当时秦国消灭诸侯割据的历史趋势。吕不韦还赞扬“禅让”，鼓吹君主应“以贤者为后”（《圜道》），就是他要把自己说成“贤者”，以实现他篡夺最高权力的野心。这同厚今薄古的法学家秦始皇的思想是根本不相容的。
秦始皇是充满胜利信心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他蔑视既往，认为“古之五帝三王”都是“法度不明”，“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奴隶制的夏商周三代是不足法的，而他进行的事业却是“上古以来未尝有”。他在政治上厉行中央集权。可见，秦始皇与吕不韦代表了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一条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把历史推向前进的法家政治路线；一条则是代表被打倒的奴隶主阶级把历史拉向后退的儒家政治路线。
吕不韦不仅存着复辟希望，而且极力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他原来就是一个奴隶主大商人，当上秦国的相国后，不仅利用职权把自己变成拥有奴隶达一万多人的大奴隶主，而且还积极扶植其他奴隶主。他干扰和破坏郡县制度的推行。他在当政期间，一面迫于形势不得不赞成在新占领的地区新设三个郡，一面却在新设的郡内极力恢复分封制度。例如：秦国刚建立了三川郡，他就把属三川郡管辖的河南洛阳十万户划为自己的封地。秦国刚建立了太原郡，他就把嫪毐（音“烙矮”）封为长信侯，并把太原郡改为嫪毐的封国。吕不韦生怕奴隶制绝了种，还极力推行孔子“兴灭国，继绝世”的反动主张，把已经推翻的奴隶主重新扶植起来。卫国是吕不韦的故国，早已被魏国灭亡。吕不韦在当政期间，竟将灭亡达十一年之久的卫国后裔迁到野王（今河南沁阳），重新复国。
在吕不韦的把持下，不仅条件成熟了的封建统一事业迟迟没有进展，而且奴隶主复辟的危机日益严重。是沿着吕不韦已经造成的政治局势逆转下去，丧失商鞅变法以来的封建改革的成果，使历史倒退，还是排除吕不韦集团的干扰，把消灭奴隶制的斗争进行到底，推动历史前进？这是秦始皇面临的严峻考验。秦始皇断然选择了后一条路。经过坚决的斗争，他彻底粉碎了吕不韦集团，给予奴隶主复辟势力以沉重打击，巩固了秦国的封建改革成果，进一步树立了法家思想的绝对优势，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为消灭六国建立封建统一国家做好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
完成封建统一，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进行改革
由于人民群众经过长期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创造了统一的历史条件，由于人民群众积极支持统一，秦始皇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适应了人民群众要求统一的愿望，用十年时间消灭了六国，完成了封建的统一事业。为了把反对奴隶主复辟的斗争进行到底，他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进行了封建改革。
在中国奴隶制的全盛时期，周公建立的周天子分封诸侯的制度，是奴隶主贵族世袭分封制。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在各诸侯国，虽然地主阶级掌握了政权，但是旧贵族势力仍然存在，他们往往利用世袭分封、诸侯割据这种政治统治形式进行复辟活动。秦统一后，彻底摧毁了六国残存的奴隶主贵族世袭分封制，进一步在全国确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在地方上普遍推行了郡县制的行政区划制度，各级官吏都不能世袭，由中央随时任免，必须执行中央统一的政令。这就结束了世袭分封、诸侯割据的奴隶主专政的政治统治形式，对于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统治及其经济基础，都有积极作用。
在战国末年，思想上政治上的剧烈斗争归根到底是围绕着土地所有制进行的。法家主张“废井田，开阡陌”，破坏奴隶主贵族世袭分封土地所有制。儒家则要恢复井田，重整“经界”（即方块“井田”之间的界限）。所以孟子骂法家破坏“经界”，是“暴君污吏”的行为。他鼓吹行“仁政”，首要措施就是正“经界”（“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滕文公上》）。秦统一后，颁布了“令黔首自实田”的法令，在全国范围用法令的形式把封建土地私有制固定化，从而把商鞅以来的法家主张推广到全国。这是春秋战国以来的一次最大的社会变革。这一变革铲除了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基础，为发展封建经济开辟了广阔道路，对以后的历史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措施。一是强迫十二万户“豪富”迁到首都咸阳，把他们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监督之下；二是大力实行扶植新兴地主阶级、打击奴隶主商人的“重农抑商”政策。秦始皇还统一了文字并且进行了改革，统一了货币、度量衡和交通道路。这对于消除奴隶制时代遗留下的分裂因素，维护国家统一，防止奴隶制复辟，强化地主阶级专政，都起了积极作用。
秦始皇充分发挥了新建立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这个上层建筑的威力，在各方面扶植新兴地主阶级，积极巩固和发展新的经济基础，采取一切办法打击奴隶主复辟势力，帮助新制度去战胜旧制度，铲除旧的经济基础。这就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巩固了封建的上层建筑。他的王朝尽管后来很快垮台了，但是他建立的适应当时历史发展的封建制度在中国延续下来，使奴隶制在全国范围的复辟永远不可能实现。
在思想上政治上对奴隶主阶级实行专政
被推翻的阶级总是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当他们丧失了政治、经济方面的阵地后，还要从思想文化领域伺机进攻。当秦始皇在全国雷厉风行地实行了封建的政治经济改革之后，奴隶主复辟势力又以儒家思想，从思想政治战线上发起了疯狂的反扑。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正是新兴地主阶级镇压奴隶主复辟的一场革命行动。
这场斗争是战国以来儒家与法家长期斗争的继续。是在全国推行发展地主阶级专政的中央集权，促进历史前进，还是恢复便利奴隶主复辟的世袭分封，把历史拉向后退？这是当时斗争的焦点。代表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儒生们，宣扬孔孟之道，要恢复夏商周三代的奴隶主专政，鼓吹今不如昔，“道古以害今”，拚命攻击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早在“焚书”事件之前，丞相王绾等人就曾经向秦的中央集权制度进行过挑战。后来，博士淳于越在宴会上公然反对革新，攻击新兴的郡县制，要求实行奴隶主分封制。他竟威胁说什么不恢复奴隶制，秦的统治就长不了（“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史记·秦始皇本纪》）。在咸阳的儒生们更是用“私学”来颂古非今，在街头巷尾造谣惑众，结成死党，诽谤朝政，他们恶毒地攻击秦始皇按法家政策对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打击是“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等等（《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为了打退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猖狂进攻，才采取了“焚书坑儒”的措施。除了《秦记》以外的各国史书和私家所藏的《诗》、《书》、百家语，一律烧毁。聚谈《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以古非今情节最严重的儒生四百六十余人被处死刑。焚书是销毁反动的儒家经典，坑儒是镇压奴隶主复辟势力。这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由于“焚书坑儒”是为了维护新建立的封建制度而对反动的奴隶主思想的沉重打击，是对那些搞“以古非今”的奴隶制复辟势力的严厉制裁，所以这在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
“焚书坑儒”的政治作用，连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也觉察到了。他认为“不燔六艺，不足以尊新王”（《秦献记》）。鲁迅说得好：“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华德焚书异同论》）这是完全正确的评论。
当时，法家是为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权而争鸣，儒家则是为被打倒的奴隶主复辟而争鸣。如不坚决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那就不能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专政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孔子为了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就删过六经，还杀过当时要求革新政治的少正卯。著名的法家商鞅，也是被车裂而死的。秦始皇用法家思想取代儒家思想，是新兴地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胜利，是顺应人心符合历史潮流的。这正是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如果离开了当时意识形态领域里激烈的阶级斗争看问题，那就绝不能正确评论“焚书坑儒”。
历史告诉我们：新事物总是在同旧事物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秦始皇的历史功绩正在于，当他处在进步的封建制代替腐朽的奴隶制的时期，他不是站在腐朽社会势力一边，顽固地保持旧制度的基地，而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对奴隶主复辟势力实行专政，彻底清除旧制度的基地。因此，他对于巩固、发展新兴的封建制，促进历史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国内外修正主义者从勃列日涅夫到林彪，竭力抹煞秦始皇在历史上的作用。他们咒骂秦始皇，不过是借此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妄图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但是，这只是痴心妄想。我们必须继续搞好批林整风，狠抓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识别和粉碎一切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利用古代反动派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进攻，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
〔注〕吕不韦所说的“封建”，是指的奴隶主贵族世袭
分封制，即周公实行的“封建诸侯，以藩屏周”，不
是我们一般指的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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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圣人”还是伪君子？
翁俊雄
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反动的统治阶级尊崇为“圣人”的孔子，其实是满嘴仁义道德，行动卑鄙无耻的伪君子。
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毛主席这一指示，对包括孔子在内的一切反动阶级假仁假义的行径也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孔子一生东奔西走，一心想做官，以维护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度。为此目的，他是无论什么恶劣的勾当都能干得出来的。
孔子平日常说什么：做人如果不讲信用，是不行的。（“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篇》）似乎他是很讲“信用”的了。可是有一次，孔子跟他的一些学生们经过蒲这个地方，正赶上卫国的公叔氏在蒲起兵，抗拒卫国。蒲人担心孔子把这边的机密泄露给卫国，曾把孔子一行扣留。后来，蒲人与孔子谈判，提出如果孔子不到卫国去，可以放他们走。孔子答应了这个条件。孔子一行刚出蒲的东门，孔子就下令到卫国去。他的学生子贡对他的老师如此背信弃义，也觉得太不象样，就质问孔子：“盟可负耶？”卫国的国君卫灵公听见孔子从蒲来，高兴得不得了，就到郊外迎接他。他见面就问孔子：“蒲可伐乎？”这显然是向孔子探听蒲的机密。孔子就无耻地把蒲内部存在着严重的矛盾泄露给他，说什么：那里的男子要同公叔氏拚命，而女子也不替他们卖命，我们要讨伐的只是掌握政权的少数几个人。（“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为什么如此背信弃义，把蒲的机密泄露给卫灵公呢？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叙述了上述事件之后，紧接着写道：“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苟有用我”四字，不仅把孔子来卫国的目的透露出来，而且把他泄露蒲的机密的目的也透露出来了。原来孔子把蒲的机密当作给卫灵公的见面礼，是想换个官做。所谓“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就是说，如果他有了权力，他对维护奴隶制是不遗余力的。可见孔子为了做官，以维护腐朽的奴隶制，可以把平日所说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之类漂亮话，抛到九霄云外。
孔子为了做官是不择手段的，而且一旦有了权力，他在实际的阶级利益面前，更完全剥下了“仁义道德”的伪装，露出一副穷凶极恶的真面目。
孔子平日是很提倡“德政”的。他大谈什么“为政”要“以德”（“子曰：‘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篇》），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所谓“德政”，只不过是一种进行反动统治的欺骗手法。孔子只对奴隶主阶级行所谓“德政”，而对奴隶却是非常残酷的。有一次，齐景公邀鲁定公在夹谷地方会见，孔子作为鲁定公的随从参加。齐国准备了戏剧在会见时演出。有一个演员演出了滑稽戏，孔子见了就急忙走上戏台说：这个演员是个奴隶，对诸侯如此不尊敬，应当处以死刑！请立即执行！（“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史记·孔子世家》）这个演员当场就被砍去了手脚。孔子为了维护奴隶制的“礼制”竟然如此狠毒地对待奴隶，这就戳穿了他所说的“为政以德”的骗人鬼话。
我们还可以举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进一步揭露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的虚伪性。有一次，鲁国的季康子向孔子请教政治，问道：如果把坏人杀掉来亲近好人，怎么样？孔子答道：您治理政治，为什么要杀人呢？只要您想把国家搞好，百姓自然都好起来。（“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篇》）孔子说这番话时并没有做官。在公元前四九七年，他当了鲁国的司寇，并代行宰相的职务。他上台七天，就把当时鲁国著名的革新派人士少正卯杀了。孔子在没有权力的时候侈谈什么“为政，焉用杀？”可是他一旦掌握了权力，就露出狰狞的刽子手的本来面目来了。
孔子在政治上是个伪君子，在生活问题上也是如此。
孔子平日常说什么：君子懂得的是义，小人懂得的是利。（“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篇》）孔子是不是不计较个人利益呢？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他是唯一能够聚精会神地听孔子讲反动理论的人。可是颜渊死了，这使孔子悲伤得很。他哭喊着说：咳！老天爷要我的命呀！老天爷要我的命呀！（“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篇》）颜渊的父亲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为了埋葬颜渊，他没有买外椁的钱，就请求孔子卖掉他的车子来替颜渊买外椁。孔子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我不能卖掉车子步行来替他买外椁，因为我忝居大夫之列，是不可以步行的。（“子曰：‘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论语·先进篇》）问题不在于应否给颜渊买外椁，而在于孔子拒绝颜路的请求的理由只是不能步行。孔子是口口声声说要“葬之以礼”（《论语·为政篇》）的，但是他就在最得意的学生死了的时候，还舍不得卖掉那辆车子。由此可见，孔子平日说什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完全是欺人之谈，他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见利忘义”的小人。
孔子历来被反动的统治阶级吹捧为“圣人”，实际上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他平日装得道貌岸然，满口伪善的言论，可是一到要实现他的反动目的和涉及他的个人利益时，他就不惜把伪装剥得一干二净。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为什么那样尊孔，我们从这里不是可以看出一点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