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靠群众落实政策，用政策团结群众
——中共晋城县委书记李德全蹲点纪实
中共山西晋城县委书记李德全，是一个做过二十多年地方领导工作的老干部。在批修整风运动中，为了推动革命和生产向前发展，他到西元庆大队蹲点，用党的路线和政策教育自己，教育干部，武装广大群众的头脑，依靠群众落实政策，使这个大队的各项工作，进一步纳入了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轨道。
三访老贫农
西元庆大队包括四个自然村，九个生产队。李德全来到这儿，先在社员房前屋后走了一遭，看到有些地方空闲着，没有栽树；到地里看了看，见到有的地方水从地边过，没有浇地。他感到，这个大队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大概还有不落实的地方。
一天晚上，老李来到老贫农马世珍家。马世珍十分高兴。他向老李详细地介绍了本大队的情况，指出由于执行政策上有问题，影响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的发展。马世珍语重心长地说：“这样下去，咱们的集体经济要受损失啊！”
李德全感觉到，老贫农对党的政策理解得比自己深，眼光比自己亮。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个大队的问题，他决定再去访问这个老贫农。这次，老李一进马世珍家门，就听里边有说有笑，热热闹闹的。原来，一些老贫农知道县委书记要来，都自动来这儿等他。大家见了他，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有的说：“这二、三年，要是落实好‘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咱大队的变化比现在要大得多。”有的说：“劳动得好不好，分配都一样，这不符合党的政策规定。”……
这次访问老贫农，使李德全进一步明确了这样一个道理：党的政策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政策代表了广大贫下中农的根本利益；只有老老实实按党的政策办事，才能做到真正为贫下中农服务。
为了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李德全第三次访问了老贫农。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群策群力，都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主动地解决前进道路上存在的问题。李德全同志受到启发，决心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大家一道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
“这次会开得好！”
老李了解到：多数干部积极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但是，也有个别同志不承认在落实党的政策的过程中，还有不落实的地方；有的干部虽承认有不落实的地方，但不主动承担责任，不积极解决问题，而是采取等待观望的消极态度。在做了比较充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李德全和大队党支部的同志们一起，开了一次支委会议，并邀请贫下中农代表参加。
在这个会上，李德全对大家说，你们大队在执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以及关于家庭副业、自留地等方面的政策上出现的一些问题，有的是因为我自己划不清政策界限、把关不严而引起的；有的是因为我没尽到责任、工作不细而造成的；还有的问题，是因为我调查研究不够、有“领导高明论”的思想作怪，所以没有及时解决。老李严肃地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危害，主动地承担了责任。支委会的同志们认真做了自我批评。贫下中农代表也提出了热情的批评和建议。
第二天，老李和支委会的同志们，在村子里，在地头，一边走，一边继续开会。他们走到一个社员的房子前边，站住了。这个社员房后有一块空地，因为林业政策落实得不好，一直空闲着。当场大家拿出政策文件，弄清楚了这块地方应归这户社员种树。他们又走到另一户社员房前。按政策规定，房边上一块地方应归这户社员使用；可是，大队前几年就已经在这个地方种了五六十棵树。如果把树给了社员，就损害了集体利益；这个地方集体使用，就伤害了社员利益。怎么办？大家征求了社员群众的意见，在房子另一边找了一块同样大小的地方，划归这户社员种树，已经种了树的这块地方归集体。……就这样，通过解决具体问题，说明怎样做才符合党的政策，使支委们划清了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无产阶级政策同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的修正主义的界限，有效地提高了政策水平和路线斗争觉悟。同志们反映：“这次会开得好。”
靠谁定调调？
在进一步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过程中，对于生产队的自主权，有些同志一时弄不清楚。有的同志说：“只要李书记说说，给俺定个调调，哪些归生产队管，哪些归大队管，问题就解决了。”老李说：“我个人的意见，不能代替党的政策，要靠大家按照党的政策定调调！”他和大家共同学习党的政策中有关的规定，并且联系本大队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地划分了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职权范围。
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努力，党的政策在西元庆大队进一步落实，干部、群众在党的路线和政策指引下进一步团结起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高涨起来。二十多年来，这个大队只有二亩水浇地；党的政策进一步落实后，只用了七天时间，第九队一个生产队就搞了三十亩水浇地。眼下虽是寒冬季节，但是西元庆大队却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战天斗地的繁忙景象。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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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创造性的经验”开花结果
广西壮族自治区岑溪县马路公社马路大队党支部，把发动社员提合理化建议作为实行民主办社的一项重要措施来抓。他们通过开展合理化建议，集中了群众的智慧，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发展。
马路大队的前身是莫寿全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五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为《岑溪县莫寿全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合理化建议的经验》一文写的按语指出：“这是一个创造性的经验，希望读者注意。”十七年来，这个大队党支部在毛主席的按语鼓舞下，坚持发扬民主办社的优良传统，在各项工作中经常发动社员提合理化建议。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以后，他们多方面创造条件，使这一传统经验进一步发扬光大。大队党支部和革委会每年都在社员代表大会上发动代表讨论农业学大寨中的重大问题，细心地听取代表们提出的各种建议。大队和各生产队还办起了合理化建议专栏，并且定期召开群众献计献策会，使社员有什么建议和批评，都能够随时在墙上贴、会上讲。大队党支部和革委会则定期开会，认真分析研究和处理社员提出的各种建议：可行的及时采纳；把握不大的组织试验；一时还不能办到的则加以说明，暂时不办；对不切合实际的建议也进行解释，作到件件有着落。
马路大队通过开展合理化建议，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新成就。这个大队的马路圩背后，有一片荒山坡，坡底下河床低，搞提水工程，用工多；从上游引水，中间又被一条深沟阻挡，难以通过。由于解决不了水的问题，这片荒山坡长期以来没有充分利用。一九七○年，社员吴福焕和林炳坤建议兴建倒虹管引水过沟，把水引上山坡。大队党支部书记莫寿全等大队干部和他们一起到现场作了详细观察，并组织有经验的老农进行“会诊”，大家都认为这个办法用工少，投资小，收效快，切实可行。于是党支部就把这个建议交给社员讨论。在讨论中，社员们发展了吴福焕和林炳坤的建议，主张修建这个引水工程和开挖渠道、垦坡造田齐头并进，以便做到“水到渠成、田成”。结果，他们只用了二千多个工，花了四百多元钱，就兴建成两条全长三百米的倒虹管，挖通了四里长的渠道，把坡下的河水引上高坡；新造的四十五亩保水田，头一年粮食就平均亩产八百斤。一九七一年有的社员根据“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建议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兴办小型纸浆厂。大队党支部采纳了这个建议，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领导各生产队合理安排劳力，兴办起小纸浆厂。一年多来，为国家提供纸浆板四十一万斤，集体增加收入两万八千多元。
马路大队党支部除了经常结合各项工作发动社员提合理化建议之外，每个领导成员还都在贫下中农中交了两个到三个知心朋友，经常上门和他们促膝谈心，征求意见。支部研究重要问题时，还把他们请来开“诸葛亮会”，认真地听取他们的建议。由于队干部发扬民主，坚持群众路线，有力地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全大队男女社员集体劳动出勤率经常保持在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以上，各项农活完成得又好又快。一九七一年，这个大队粮食平均亩产突破了千斤关。一九七二年在久旱的情况下，早稻总产量又比一九七一年增产一成二，二千多亩晚稻的收成也良好。
新华社记者（附图片）
广西田阳县田州公社三雷大队发动群众修建梯田。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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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和贫下中牧心连心
——记巴棋公社巴棋宝力格队党支部书记马日古赛
在内蒙古西乌珠穆沁草原上，在巴棋公社，人们一提到巴棋宝力格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马日古赛同志，都觉得特别亲切。
马日古赛同志担任巴棋宝力格生产队党支部书记已经八年多了。八年前，这个生产队是一个蜕化变质分子掌权，执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马日古赛发动群众，清除了混进领导班子里的坏人，推动了牧业学大寨运动。
在马日古赛的带领下，巴棋宝力格的贫下中牧大搞草原建设，迅速发展了集体生产。从一九六四年房无一间、井无一口、棚无一座，发展到现在大部分社员住上了新房，原先的“无水草场”上打了十几眼水井，盖了九座高质量的保暖棚圈。几年间牲畜增长了三倍多。平均每年卖给国家一千头（只）牲畜，近万斤绒毛。这个原先的落后队，已经变成了西乌珠穆沁草原上的一个先进队。
一次，在评议工分时，一部分社员没有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同其他社员发生了争执。有的社员批评党支部放弃领导，不注意掌握政策。马日古赛想：这说明群众的政策观念比我强；我自己没有在执行政策上起带头作用，影响了部分社员的积极性。他在支部会议上提出建议：队干部除了开会和有要紧事情以外，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社员群众一块儿评议工分。
一天，马日古赛和社员一起劳动，因下午要到公社开会，他上午提前半个小时下了工。评工分的时候，一个上午满勤应记五分，他自己报了四分。有些社员认为：马日古赛只少干了一会儿，应该记五分。他不同意，并说：“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原则，我当干部应带头遵守。”记工员只好给他记上四分。由于认真执行了“按劳分配”的政策，大大地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前几年，一小撮阶级敌人企图陷害他，他紧紧地和贫下中牧团结在一起，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阶级敌人硬的不行，又来软的。一个坏家伙给马日古赛送来了奶油和烙饼。马日古赛一眼看穿了敌人的花招，说：“狼披羊皮也装不象，给我滚！”他把这件事小会讲、大会说，增强了群众的阶级斗争观念。
对阶级敌人的恨，来源于对人民群众的爱。苦大仇深的马日古赛和贫下中牧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他帮助贫牧初依迁移放牧点，蒙古包刚装上车就下了雨。他们冒着风雨走了一天，到达目的地，冒雨架起了蒙古包。下雨天，羊群卧不住，马日古赛就让初依一家人休息，他承担雨天下夜看羊的任务。第二天早上，他手脚已冻得不听使唤了。初依看到马日古赛一天一夜遭雨淋没合眼，就说：“老马，到家换件衣服吧！”可是他想：风雨天，其它畜群怎么样？会不会有什么困难？便扬鞭策马，向其他放牧点奔去。
民兵副连长那木吉拉是个回乡知识青年，他虚心接受贫下中牧的再教育，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在秋季打草时，为了超额完成任务，喉炎发作不下火线。马日古赛想：是不是让那木吉拉立即休息呢？应该让青年人经受锻炼，首先要在政治上关心他。他找到那木吉拉，鼓励他：青年人就要不怕吃苦，热爱集体；希望他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改造世界观上下功夫。同时，找来医生给那木吉拉看了病，他自己给那木吉拉熬了药。那木吉拉在打草工作中，带领民兵发挥了突击队作用，胜利地完成了打草任务。
在马日古赛耐心帮助下，那木吉拉的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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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
——河南省西平县师灵公社朱庄大队党支部是怎样实行民主办社的
粮食亩产超过九百斤，皮棉亩产超过一百三十斤的朱庄大队，十多年前亩产粮食只有一、二百斤，亩产棉花不过几十斤。那时，群众怨干部“没本事”，干部怪群众“落后”。今日却不同了，群众夸干部有本事，干部赞群众觉悟高。是干部换了吗？不是！支部的主要成员还是那几位。人没换，却换了思想作风。他们在多年实践中越来越真切地懂得了：“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从“管群众”到“群众管”
土生土长的干部，遇事还要不要同群众商量？原来他们认为：谁家有几口人，那块地咋个样，闭着眼睛也一清二楚；商量不商量，还不是一个样？“干部嘛，就是管群众的，干部叫干啥群众就干啥呗！”
有一年，党支部研究了一个挖塘蓄水的计划。群众提意见说：“光靠雨水，不保险；还是打井好，靠地下水，旱了有保证。”支部领导成员不以为然，还是叫大家挖了几个塘。当年遇秋旱，地干塘也干。事实教育了他们，他们同意打井了。但是，在哪里打？怎么打？又没有和群众商量。一冬打了十多眼井，摆成一排，看来整齐划一，但没有对准地下水源，又失败了。
大队干部逐步觉悟到自己并不比群众高明。从此，凡是生产上的事，就比较注意发扬民主了。
可是其他事情呢？一些干部还是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每到秋收分配的时候，社员群众追着干部问：你们怎么确定分配比例的？我怎么分这么一点点？大队的公共积累咋用的？工分值咋计算的？有些干部不耐烦，说：“你当家还是我当家？”“我没有多吃多占，你不相信干部，去查账好了。”有时候甚至吵起嘴来。
事情引起了党支部的注意。支委会上集中讨论了这样的题目：群众该不该问？过问这些事是好事还是坏事？集体的事应该谁来当家？经过一番争论，大家一致认为：群众关心分配，要求了解本队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关系的情况，是正确的，是好事；群众有权监督干部执行党的政策，有权过问财务收支。凡是有关群众利益的大事，都要交给群众讨论。
机械化在发展，原来放农具的几间小土房放不下大型机械，怎么办？一九六八年，大队准备盖新瓦房做机器房和办公室。这个方案交给群众讨论，大家说：办事要分个缓急，应该先盖储备粮的仓库。因为粮食增产后各生产队的小仓库容纳不下，最好由大队建造大仓库统一保管，既节省人力，又减少消耗，是落实毛主席的备战备荒的伟大方针的当务之急。支部采纳了群众的意见。大队建造了大仓库，为各生产队代管储备粮六十万斤。机器房后来才盖。
靠说服，不靠压服
对待群众中的不正确意见又该怎样呢？
机械化发展了，两台胶轮拖拉机，三台履带拖拉机，一部载重汽车，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有人提议：抽出两台拖拉机和卡车出外专搞运输，一天就可赚钱三百元；还说：这是为集体赚钱积累资金，算不了搞资本主义。大队党支部认识到这是个方向、道路问题，交给干部群众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朱庄由穷变富是由于走了毛主席指引的组织起来、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大道；今日富裕了，有了机器，如果不用在扩大再生产上，不顾农业生产的需要而用农业机械去赚钱，就会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接着，支部发动大家出主意想办法，使农业机械在农业增产上充分发挥作用。他们发现，还有不少人工操作的农活可以改为机械操作，提高劳动生产率，腾出更多的劳动力用于精耕细作。现在，他们的拖拉机，除原来的服务项目外，还用于打畦、播种、中耕锄草、收割打场、平整土地、带动砖瓦机等，有时还支援兄弟队。
每到冬季，社员们忙着盖新房，常和搞农田基本建设闹矛盾。如何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支委会成员感到为难：不叫盖吧，生产发展了，社员要求改善居住条件的愿望是正当合理的；盖多了吧，与水利建设、平整土地争劳力，不利于来年增产。他们向群众提出：发展生产与改善生活的位置怎样摆得正？讨论来讨论去，大家逐步明确了：只有把生产放在首位，搞好了，才有条件逐步改善生活；如果片面地要求多分红、多盖房，水缺源，树无根，还谈什么对国家多贡献！社员思想通了，纷纷要求缓盖房，全力投入冬季生产。支委会的同志们认为完全不盖房也不对，便让社员按照需要的缓急，民主商定盖房的先后次序。过去是争着盖房，现在都是互相谦让了。
永远不可忘记群众路线
朱庄大队党支部在工作实践中，尝到了走群众路线的甜头，工作越来越顺利，经常听到群众的赞扬声，有的同志一度出现了忘乎所以的思想苗头。
制订一九七一年种植计划的时候，支委会有些同志提出小麦、玉米和棉花套种，由两千五百亩扩大到三千亩。理由是：一九七○年玉米、棉花套种获得了双丰收；外地的小麦、玉米、棉花套种也成功了。他们满以为很有把握。群众提意见说：劳力太紧张，摆弄不开。群众的这个意见，他们没有听进去。结果，那年虽然增加了五百亩套种面积，棉花却比一九七○年少收四万斤，粮食总产量只增加了几千斤。
这个教训对党支部的同志们触动很大。他们进一步认识到：有了小面积成功的经验不等于扩大了面积一定成功，有了外地的成功经验不等于用在本地一定成功。个人的认识往往是片面的，一旦忽视群众的智慧就要吃苦头，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群众路线。
一九七二年的套种计划和措施，又交给群众民主讨论了。全大队仍套种两千五百亩，皮棉却比一九七一年增产十万斤左右，粮食增产幅度也显著提高，夏季一季交售小麦五十万斤，超额完成了全年粮食征购任务。 本报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