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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江两岸生机勃勃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镇江、扬州地区农村纪实
长江下游的江苏省镇江和扬州地区，一个在江南，一个在江北。这两个兄弟地区的一千万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鼓舞下，在批修整风的运动中，正在生机勃勃地并肩前进。
去年，江南秋意正浓的日子，我们来到镇江地区丹阳县的横塘公社。大路两旁，排列着密密层层的桑树、紫穗槐和杞柳，紧连着大片大片黄熟了的晚稻。
走进横塘大队的村子，社员们正在穿梭般地来回运输种麦子用的农家肥。房前屋后，桑田溪边，簇集着一群群小鸡。村里村外，充满了生气。
“鸡真多呵！”大家兴奋地说。当地的同志向我们说：“政策和养鸡，关系很大呵。我们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政策，允许和鼓励社员从事正当的家庭副业，同时，规定了合理的收购价格，小鸡一下就多了。鸡多了，鸡蛋也多了。”
横塘大队在江南来说，是一个中等的大队。这个大队有十五个生产队，四百零五户，一千八百多人，二千二百亩耕地，其中一千八百亩是粮田。解放前，这里虽然是江南平原，靠近长江边，但是只有一半耕地种稻子，每亩水稻产量只有二百斤左右。解放后，产量不断增长，特别是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横塘大队的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古老的水车消失了，全部农田实现了电力灌溉。大队有三部拖拉机，许多农活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近几年，复种指数大大增加，大部分农田都是一年三熟，亩产量早已过了千斤关。全大队集体和社员养猪一千多头，社员的口粮和收入都增加了。
在一九七一年丰收的基础上，横塘大队一九七二年的粮食又增产了。这个大队还注意发展多种经营。当地的同志领我们去看了集体经营的人工养珍珠的水塘，这是一项生产周期长，经济价值比较高的副业生产。他指着茂密的桑树林说：我们准备从发展蚕桑生产中，每年为集体收入五万元。他还告诉我们，一路上看到的那样多的紫穗槐和杞柳，是好东西呵，叶子可以作肥料，条子可以作编织材料。
横塘大队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镇江地区平原地带农村的缩影。文化大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镇江全区，一九七一年粮食增产幅度达到百分之二十以上，一九七二年，全区干部和群众以高昂的斗志，战胜了比较重的自然灾害，夺得了农业好收成，粮食产量仍然能基本保持一九七一年的水平。全区六百多万亩水稻，平均亩产量接近千斤。继续抓紧粮食的增产，进一步把多种经营搞上去，已经成了全地区干部和群众的重要课题。
从镇江乘小轮，横渡烟波浩渺的长江，到达北岸的六圩，就是扬州地区了。大江两岸，一派兴旺。
我们出扬州城，沿着平坦的沥青公路，过仙女庙（今日的江都县城）不远，就看见著名的江都排灌站的宏伟建筑。这个排灌站，以及附属于它的庞大的水利系统，是扬州地区两个时代的铁的见证。
旧社会，在上海、南京一带住过的人们，都常常听说“江北发大水”。随之而来的是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沪宁沿线的城市，餐风宿露，坐以待毙。所谓“江北”，就是指现在以兴化为中心的兴化、高邮、宝应以及江都、泰县北部的里下河地区。所谓“发大水”，主要是这片低洼地区，由于旧时代反动统治阶级根本不去治理，入海水系排不出积水，十年九涝，一涝成灾。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今天，里下河地区已从千百年的老灾区，变成了苏北的粮仓。如今，里下河南部地区遇到内涝，江都排灌站的三个大抽水站的马达一开，很短的时间就能排出积水。同时，这个排灌站又能北调长江水到大运河，使沿运河的几百万亩土地能灌上水。
由于能排能灌，里下河地区原来只能生产一季粮食的一百八十万亩沤田，已经改为稻麦两熟的稳产高产田。在文化大革命中，南通—扬州的新运河以南的杂谷地区（江都、泰县南部，泰兴县的全部）的广大群众，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在短短两年的时间中，就有效地把六十万亩旱地改种成水稻，大大提高了产量。
文化大革命激发了广大贫下中农的冲天干劲，泰兴县在一九七○年一年，开凿了三条大河、七十多条中沟，一九七○和一九七一年两年，电灌站从四百多个发展到一千多个。水利建设的大发展，使长期低产的泰兴县，在一九七一年超过了《纲要》。现在，扬州地区九百万亩农田中，稳产高产农田大幅度增加，一九七○、一九七一和一九七二年三年中，连续增产粮食共十七亿斤。
扬州地区在文化大革命和批修整风运动中，逐步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落实党的政策，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目前，从县到公社到大队，正在层层抓农田基本建设的具体规划，为进一步建设繁荣兴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开辟更宽广的道路。
在大江两岸的镇江和扬州地区的短暂访问，给我们一个十分鲜明的印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修整风和路线教育，成为一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强大的政治推动力，必将继续促使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农村面貌，有一个更大的变化。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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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大革命使他更加热爱劳动
——记彬县炭店公社乌苏大队党支部书记董双锁
陕西省彬县炭店公社乌苏大队的贫下中农，一谈起他们的党支部书记董双锁同志，都情不自禁地翘起大拇指说：“他?，一年三百六十天，总是跟我们在一起劳动，丢下杈把弄扫子，手不失闲！”
董双锁担任干部十多年来，一贯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他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更高了。从一九七○年以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他带领全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战天斗地，不断地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使一个“五沟六梁一面坡”的山村，改变了面貌，全队粮食产量连续两年超《纲要》。
铁要打 人要炼
董双锁经常学习毛主席关于“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的教导，时时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对自己的侵蚀。他认为，一个干部有时参加一点劳动，帮社员干一些打杂活，还比较容易，但要长期坚持就不那么容易。他常常深有感触地说：“我一天不劳动，就觉得和群众隔了一层。”鉴于这一点，他把会议总是安排在晚上；有些紧急会议，迫不得已放在白天开，他也是能短尽量短，会议一结束，就和干部下地去了。
谈到董双锁坚持参加集体劳动时，社员们提到这样一桩事：那是一九七二年六月下旬左右，董双锁刚刚带领社员战胜了一场特大的雹灾。由于日夜的苦战和操劳，他的身体有点不舒服，有几天还淌鼻血。干部、社员一看老董成了这个样子，都很焦急。三番五次地劝他休息，可是老董嘿嘿一笑说：“铁要打，人要炼，这点小病没关系。”当时正是龙口夺粮的当儿，他还是每天和社员一样出勤。有一天，县委书记叶年天来队上检查工作，一看老董的气色很不好，叮嘱他好好休息。可老董却一味谈工作，对自己的病闭口不提。后来叶年天和大队党支部的同志商量了一下，在当天晚上开了个党支部会，作出决议：支部工作暂由副支书李俊杰负责，董双锁去休息治病。第二天，董双锁回家才休息了多半天，再也躺不住了。偏巧，唰、唰、唰一阵箭杆白雨，老董一骨碌起来，往场里跑，和社员一起抢场。“啊，老董又来了！”老董说：
“五黄六月，正碾场，这老天又来捣乱，你们在窑背子上拚死拚活地干，我在窑洞里能坐得住吗？”大家对他奈何不得，也只好随他的便了。
身教重于言教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董双锁同志有个深切的体会：脱离劳动就是脱离群众的开始。因此，他不但自己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而且发现个别干部有脱离劳动的苗头时，就及时进行帮助和教育。“半晌子”的转变，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半晌子”真名叫李五子，原来是第二生产队的副队长。论出身，苗红根正；论年龄，血气方刚。但一度由于沾染了好逸恶劳的习气，干起活来挑肥拣瘦，虎头蛇尾，他领导社员干活，最多能好好干半晌，后半晌就寻个借口不去啦！时间一长，社员就送了他个外号：“半晌子”。
这个“半晌子”的外号一传开，董双锁坐立不安。他认为这不是个小事，必须及时帮助教育他。一九七一年冬季平地打埂时，整个工地热气腾腾。为了克服窝工现象，大队把劳力划分为十多个战斗小组，其中有一个打埂小组由李五子领导。别的小组，都是你争我抢地朝前扑，唯独李五子这个小组总是老牛拉破车，慢腾腾的，一天最多打埂三十米。这个情况很快被董双锁发现了，他便找李五子，问进度慢的原因。李五子一会儿说是土太干，一会儿又埋怨社员不争气。老董说，同是一块地，同是一样的土，偏你们这儿干？明天我就参加你们这个小组吧！咱们试试，是不是这儿土干？李五子也只好同意。
第二天，老董和李五子还有另外三个社员边劳动、边谈心，从从容容地打了一天，验收员量了一下，共四十二米。收工的时候，社员们议论开了，有的说：“不是土太干，是人的思想不过硬”。有的说：“干的好不好，关键是领导”。这一“军”可把李五子给“将”住了。后来，在一次和老董的谈心中，他才承认原来进度慢，主要是由于自己没有好好带头劳动。老董趁热打铁，连忙把话接过来，他说：“问题就出在这里，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的是干部。我们当干部的，最要紧的就是要给群众带出好思想、好作风来。”接着又给他讲了文化大革命前，有的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从而犯了错误的沉痛教训。一席话把李五子的眼圈都说红了。李五子沉痛地说：“今后看吧！”经过老董的耐心教育，这个人称“半晌子”的副队长终于转变过来了。
一九七二年，李五子遵照毛主席关于“担子拣重的挑”的教导，自告奋勇，带领了七个社员，到数十里外的百子沟煤矿劈矿柱。他们露宿风餐，艰苦战斗。李五子的吃苦耐劳和积极肯干的精神，博得了矿上干部和工人的好评。老董也很高兴，专程去矿上探望了一次，表扬了李五子的进步。
干革命就要有很大的干劲
一九七一年九月重阳前后，天高气爽，大雁南飞，乌苏塬头上的五百四十多亩高粱红艳艳，全熟透了。怎样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一片成熟的高粱收回来，成了乌苏大队的一件大事。因为当时还有一系列活路要干，还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董双锁连夜召集干部、社员开会，他提出鼓足干劲，三天抢收完五百四十多亩高粱。他的话一说完，有些人便说：“三天？简直是开玩笑！”还有的人说，已经试验过了，一个人一天才挖一亩多，顶多二亩。董双锁最后说：“好，那么咱们明天再实践一下”。第二天，董双锁按捺不住丰收的喜悦心情，抡起小镢头，开始抢收。他越挖劲头越大，一棵棵的高粱应声倒下，等到夕阳西下的时候，他用步子量了一下，不多不少，刚刚三亩九分。董双锁一天挖三亩九分高粱的事儿很快地传遍了全大队。老年人听了啧啧称赞说：“双锁真是好样的”，青年人听了吐舌头。
当天晚上又开了个会，这次老董有了发言权，他说，人的体力有强弱，不要求每一个人都挖三亩九，一般的壮劳力一天挖三亩，总是可以完成的吧，干社会主义就要有一股很大的干劲?！这一次，没等董双锁把话说完，几个青年人先嚷嚷开了：“书记能挖这么多，我们也能挖这么多”。“干！力争完成任务”。三亩九就象一个跳栏的横杆，每个人都决心跨过去。
就这样，三天的时间，六十多个劳力把五百多亩高粱全部放倒了。这样快的速度在炭店一带还是少见的，过路来往的人都夸奖董双锁和乌苏社员的干劲大。
一早百早。乌苏大队由于早收高粱争取了主动，秋粮入仓也跟着提前完成。这以后，他们很快地将劳力转入农田基建工地，在全公社打响了第一炮！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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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竹楼歌声
黄昏，夕阳辉映下的边寨显得更加恬静、美丽。忙碌了一整天的云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定公社下城大队傣族贫下中农社员，从四面八方涌向寨子中心，随着激动人心的鼓锣声后，一阵阵歌颂社会主义祖国繁荣富强，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的歌声，便立即从绿叶覆盖的竹楼里飘荡出来，传向四方。
过去，这里的傣族群众曾经有唱歌跳舞的传统习惯，由于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这种群众性的文娱活动一度停了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深入进行路线教育中，下城大队在解放军某部驻军帮助下，办了民间“赞哈”（傣语：歌手）学习班。歌手们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学习毛主席关于“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的教导，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破坏边防建设，破坏党的民族政策的罪行，充分激发了“赞哈”们的革命热情。他们放开歌喉，又重新引吭高歌了。
下城大队的民间“赞哈”，有的是在解放后才成长起来的年轻妇女，有的是年过六十的民间艺人。为了使唱傣歌的活动更好地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赞哈”们对很久以来就流传于群众中的傣歌傣调进行了整理和加工，有的还重新编写了新词，群众做什么，“赞哈”就唱什么。一次，公社革委会在本大队的第三生产队召开种油菜现场会，“赞哈”们就将种油菜的好处编成歌词，到现场宣传。“赞哈”们还将党在农村中的各项政策编成歌词，广泛地开展宣传活动，使党的政策家喻户晓，老幼皆知。一九七二年十月，大队党支部对全队社员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时，六十多岁的老“赞哈”布来珍就到这个大队的曼淌井寨子调查了解，将了解来的情况连夜编成《曼淌井的变化》，逐队宣传。傣族贫下中农社员从他自编自唱的傣歌中，受到了深刻的路线教育和阶级教育。
目前，“赞哈”们的革命歌声不仅响遍了本大队的十一个寨子，而且他们还应邀到附近的四个大队巡回歌唱。听他们歌唱的，有傣、佤族人民，还有来自祖国各地的军垦战士，每场近千人。“赞哈”们走到那里，那里就响起了他们嘹亮的歌声。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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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欣欣向荣
三访昌都
十多年不到昌都，进了昌都不认得昌都了。
一九五○年的昌都，市容污秽不堪，便溺满地，垃圾成堆，到处都是封建农奴制度留下的创伤。
一九五六年重访昌都。建筑工人们在澜沧江岸架起了帐篷。工地上一个技术员指着施工图纸告诉我们说：贸易公司新址的第一排十二间门市部，可以同时容纳一百多名顾客。按照初步制定的规划，这些建筑完成后，这里就将形成一个新的市区。这就是十七年前正在建设中的昌都。那时候，西藏的三大领主还没有彻底打倒，昌都的建设常常要遭到他们的阻挠和破坏，因而发展缓慢。
一九五九年，昌都的建设开始了新的一页。新市区的建设大大跨过了当年技术员在工地上指点的那张蓝图的规划。从云南坝进到四川坝，从昂曲河和杂曲河边，爬上山坡台地，顺着三道山谷伸向远方。昌都出现的新建筑，总面积至少有三十多万平方米，大约相当于旧昌都的六倍。新市区傍山临水，气势壮丽，粉墙青瓦，朴素明净。初到昌都旅行的人们，很难想象到这些地方十多年前还是黄羊和野兔出没的荒草坝。
旧市区的新建筑，大都围绕着旧昌都原有的小土屋和小土楼，构成了一条初具规模的环城大街。从前，这带地方，或者是暴尸埋人的乱葬岗，或者是横陈死狗死猫和死马的大小垃圾堆。今天出现了一座座新的建筑物——汽车客运站、兽疫防治总站、人民医院、粮店、供销社和可以容纳千多名学生的昌都学校。昌都县革命委员会也设在这里。一个旧市区，两种不同的建筑风格，两种不同的用场。那些小土楼，曾经是农奴主和投机商人盘踞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压榨过农奴们多少血汗。那一幢幢整齐明亮的新建筑，都是为翻身农奴们服务的。
一九五○年，昌都的三百一十四户居民，有一百多户是乞丐或无业游民。当时，解放昌都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入城后办的头一件大事，就是着手安排这些人的生活。现在要访问他们，只有到昌都的各工厂、机关和城关镇的几个人民公社里去，因为昌都早已没有游民和乞丐。今天，昌都几乎家家有人在企业事业部门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昌都贡献力量。在昌都印刷厂的印刷车间，我们找到了过去流浪街头的孤儿多吉，如今已长成五尺多高的小伙子。在汉族师傅的热心帮助下，他掌握了一套印刷技术。他和汉族工人一起，把原来脚踏的六台圆盘机，改加了自动装置，使工效提高了两倍。昌都解放时，刚满三岁的小奴隶多杰，在党的哺育下，成了优秀的运输工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他立场更加坚定，今年才二十六岁，现在是中共昌都地委的常委。
昌都创建的工业，主要分布在杂曲河和昂曲河岸。其中包括煤炭、发电、水泥、农具、制革、印刷、砖瓦、副食加工、供水等多种。在新昌都市郊，面粉加工厂、化肥厂、制糖厂，正在加紧施工修建，力争在一九七三年投入生产。在昌都远郊的马查拉等地，藏、汉族工人们正在创建两三座中、小型煤矿，开采原煤。随着现代工业的迅速发展，现代产业工人已有八千来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翻身农奴和奴隶。
一天下午，昌都地区的工业局局长史德胜和建筑工程队的负责人彭正德两同志，带领我们登上紧靠市区的佳阿塘山坡，通观新昌都的面貌。想不到，我们认为是市郊的山坡，也是新市区的组成部分。山坡上，昌都综合公司等四个新建单位，已建成和正在施工。一条盘山公路，从市区爬上了山坡。史德胜指着杂曲河对岸的一片大坝子说：那里是新昌都将来的文教卫生区，要修建一所近四百张病床的医院，一所中学和一所干部学校，还要修个电影院。他说，过几年你们再来，昌都又会是一番新面貌。
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