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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中农学院党委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自觉性
充分发挥工农教师在教育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新华社武汉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四日电 华中农学院几年来聘请了一百四十三名工人、农民和革命技术人员，担任专职或兼职教师。他们和原有教师、工农兵学生一起，坚决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工农教师登上大学讲台以后，刻苦钻研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自觉地把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放在首位。农民教师林德金，担任华中农学院黄冈分院的教师党支部副书记。他坚定不移地把批林整风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革命大批判会上带头忆苦思甜，激发教师们的阶级感情，认真细致地发动党员和群众，把批林整风运动不断引向深入。许多工农教师还十分注意做好转变学生思想的工作。他们发现少数工农兵学生在“自来红”思想的影响下，出现重业务、轻政治的错误倾向，便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同这些学生一起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分析“自来红”思想是一种主观唯心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反映，帮助这些学生提高了在实践中不断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农学系植物保护专业农民兼职教师李延辉，是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一九七二年来校时，他把村史、家史、农村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有关资料都带到学校来，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讲工农兵上大学不易，讲贫下中农的殷切期望，鼓励学生为革命刻苦钻研农业科学知识，使学生们受到深刻教育。学生们赞扬说：“李老师既教政治，又教业务，既教人，又交心。”
这些工农教师认真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满腔热情地鼓励原有教师大胆实践，努力改造思想，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农学系作物栽培教研组有三位青年教师下乡蹲点时，担任这个教研组副组长的农民教师熊廷主动找他们个别谈心，鼓励他们走《五·七指示》的道路；以后，又经常到这三位教师蹲点的社队看望他们，帮助解决在生产实践中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现在，这三位青年教师不仅在业务上进步很快，而且思想觉悟也有很大提高。
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农教师，最能从实际出发组织教学。农学系农用微生物专业在制订教学计划时，农民教师积极提出意见，使教学内容更加切合实际需要。在研究棉花红蜘蛛的抗药性问题时，农民教师根据自己多年摸索红蜘蛛生活习性的经验，提出采用栽培管理措施为主的办法，使原有教师深受启发，他们带着教学大纲到农村去调查研究，学习和总结群众防治棉虫红蜘蛛的经验，丰富了教学内容。工农教师讲课时理论联系实际，通俗易懂。园林系兼职农民教师罗河山，登上大学讲台，把学生们带到一棵被天牛危害的柳树底下，进行现场教学。他用斧头准确、熟练地剥开树皮，取出一条天牛幼虫，讲解天牛从卵到成虫各个不同时期的变化规律、生活习性及其防治方法，并且亲自进行示范，使学生们学到了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真本领。
工农教师广泛参加教学活动，促进了教材的改革。几年来，华中农学院原有教师和工农教师一起，编写、修改、审查了十种新教材。水产系农民教师邹幼卿同原有教师一块编写的《家鱼池塘养殖学》教材，从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淡水养鱼的经验，受到有关部门的好评。
去年以来，华中农学院农作、园林两个专业还有十四名农民教师参加了有关水稻、棉花、油茶、果树、防浪林害虫防治等方面的十四项科学研究工作。有的科研项目已取得初步成果。
工农教师来到华中农学院后，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处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他们的优良作风和模范行动，为师生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华中农学院各级党组织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提高了对聘请工农教师重要意义的认识，积极加强了领导。学院每年都要制订聘请工农教师的计划。工农教师来校后，各级党组织有计划地组织他们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安排他们参加学校教育革命的领导工作。院、系领导每年定期召开工农教师座谈会，总结经验，听取意见和要求，多方面创造条件，让工农教师更好地发挥骨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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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教师李夫基
随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进行，我国高等学校的教师队伍中，逐渐出现了一大批工人、农民教师。他们登上大学讲台，朝气蓬勃地战斗在无产阶级教育革命阵地。安徽农学院的农民教师、共产党员李夫基，就是其中的一个。
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期间，广大革命师生要求工人、农民教师上讲台。李夫基就是在一九五九年从农村来到安徽农学院的。那时候，农民教师登上大学讲台是多么不容易啊！当李夫基被宣布为畜牧兽医系教师的时候，有人就说什么“李夫基文化程度低，不能上讲台”，“中兽医没有理论，不能开这门课”，等等。李夫基听到这些话并不气馁，而是决心在这里战斗下去，以实际行动来回答那些轻视工农、轻视实践的资产阶级偏见。
李夫基在解放前没有上过什么兽医学校，他懂得的中兽医知识是经过长期实践、摸索、总结出来的。他认为，只要认真学习理论，把长期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一定能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教学任务。从踏进安徽农学院的大门那天起，他就注意学习理论，认真阅读有关科学理论书籍，并且虚心向有这方面书本知识的老师们求教。一九六三年，党组织派他到安徽省中医学院进修。在两年进修时间里，每天他都比别人起得早，睡得迟。上课时认真记笔记，下课后与教师一起分析研究医学理论，用自己长期的实践经验来验证理论。由于认真钻研，勤学苦练，他的文化程度和医学理论水平都提高得很快。
为了使中兽医理论系统化、条理化，李夫基开始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他寒冬腊月呵着冻手写，三伏酷暑挥着热汗抄，陆续写出了三十万字的笔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学校党委的关怀和支持下，畜牧兽医系专门组成了“三结合”编写小组，帮助李夫基将这些笔记整理编成《中兽医诊疗》一书，出版后发行到全国，为广大兽医工作者提供了一本较好的参考书，也回击了所谓“中兽医没有理论”的谬论。
李夫基热情宣传祖国医学遗产的宝贵，鼓励学生们学好《中兽医》这门课。系里安排的教学时间不够用，他就利用晚上或者休息时间给学生们讲。为了提高教学效果，他总是认真备课，有时为了写好一份讲稿，一直工作到深夜。别人劝他休息，他常说：“课备不好，我也休息不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阶级占领教育革命阵地，许多工人、农民教师走上了大学讲台。李夫基也更加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决心在教育革命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他在教学中坚决抛弃那种理论脱离实际的方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如教过诊断和治疗的理论以后，他就把学生带到现场，对病畜进行检查、诊断，分析病情，提出治疗意见，并且引导大家在讨论中得出较好的治疗方案，然后进行治疗。教针灸课时，他把牲畜牵来，每讲一个穴位，就用墨笔在牲畜身上画一个穴位。让学生弄清楚牲畜穴位的分布情况后，就进行扎针。学生们反映，这样学用结合，好懂，学得快，记得牢，用得上。
安徽农学院从城市迁到农村，坚持开门办学以后，李夫基为此感到十分兴奋。他不仅在学校里为工农兵学生认真讲课，而且经常走出去，直接为农村培养畜牧兽医人材。一九六九年，他和几位教师到了宿县地区，看到畜牧兽医战线缺医少药的情况，决心为农村社队培训不脱产的畜牧兽医人员。贫下中农听说要办训练班，都很高兴，纷纷表示要给训练班弄家具，让房子。为了不给群众增添麻烦，李夫基和其他老师带领学员们把一间闲着的破牛屋打扫干净，垫上新土，铺上芦席，白天当教室，晚上作宿舍，就把一个短期训练班办了起来。几年来，他们通过办短期训练班，陆续为农村社队培训了一千多个不脱产的畜牧兽医人员。
“我们教师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首先自己就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李夫基同教师们谈心时，常常这样说，而且不断地作出榜样。有一次，他和一位教师出诊，医治一头患肠炎的病牛，那位教师开了一个处方，算了算药价不少，李夫基就同那位教师商量说：“这种病用中草药可以治好，可以让生产队少花钱。”可是中草药一时买不到，李夫基便找来饲养员，同他一道上山采了几种草药，回来立即熬水给牛灌了下去。这头牛只服了几剂中药，病就完全好了，生产队没有花一分钱。那位饲养员激动地说：“李老师不但技术好，还为俺们贫下中农想得周到。”在李夫基的带动下，轮流到这个学院附设兽医院工作的教师们，也处处注意为贫下中农着想。
李夫基不但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而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学生。有一年冬天，他和学生们在农村巡回医疗。早晨，大雪纷飞，得知有一个生产队的马患了重病，李夫基便带领几个学生冒雪赶路。当他们来到淮河岸边时，风刮得更大了。有位学生对他说：“过河有危险，等风停后再说吧！”李夫基把学生们叫到身边，亲切地对他们说：“白求恩大夫五十多岁，还不远万里来到我国，帮助我们的抗日战争。难道我们遇到点风雪，就怕渡河吗？我们应该向白求恩同志学习啊！”边说边带头走上渡船。学生们很受感动，都跟着他渡过了淮河，很快赶到了那个生产队，及时抢救了生产队的马。李夫基就是这样，常常把出诊的过程当作培养青年人学技术、练思想的过程。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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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拉姆总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新华社北京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四日讯 澳大利亚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今天上午在这里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他对中国的这次正式访问是富有成效的。
招待会上散发了关于惠特拉姆总理和夫人等澳大利亚贵宾访问中国的联合新闻公报。
惠特拉姆总理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进一步阐明了中澳两国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前景。他说，“现在，我们可以期待中澳两国之间有直接和实质性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我们这样的国家，即对这一地区，或者说对全世界，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所应该具有的。中澳两国之间富有成效的关系，将会使中国同这一地区的其它许多国家的关系富有成效，也将使澳大利亚同这一地区的其它许多国家的关系富有成效。”
惠特拉姆总理说，“我们本周对中国的访问取得的巨大成果就是使中断整整一代的接触顺利地恢复了。现在，我们两国的政府部长、官员和两国人民可以不受阻碍地交往了。”他指出，澳中两国政府部长和官员今后将经常进行互相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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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篮球、射击、网球等协会代表就双边友好往来和国际合作问题分别会谈并达成协议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四日讯 最近访问过日本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李梦华，今天对本社记者说，中国篮球协会、射击协会、网球协会的代表曾同日本篮球协会、步枪射击协会、网球协会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代表，就双边友好往来和国际合作问题分别举行了会谈，取得了一致意见，并达成了协议。
李梦华说，这些会谈是在中国体育代表团于十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五日访问日本期间进行的。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访问日本期间，受到了日本人民和体育界的热烈欢迎和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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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爱护熊猫之会”友好访华团离京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四日讯 以宿谷荣一为团长的日本“爱护熊猫之会”友好访华团，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上海、广州访问，然后回国。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负责人张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到机场送行。
十一月三日晚，“爱护熊猫之会”友好访华团举行了答谢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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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播电视代表团回到北京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四日讯 以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部副主任卢克勤为团长的中国广播电视代表团一行十人，结束在日本的访问于十一月三日回到北京。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戴征远等到机场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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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后
我国代表胡沙回到北京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日讯 我国代表胡沙在出席了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第九十三届执行局会议和第三届大会特别会议后，今天乘飞机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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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中贸易全国理事会代表团到京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四日讯 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邀请，由主席伯纳姆率领的美中贸易全国理事会代表团一行十九人，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
到机场迎接的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王耀庭、副主任李永亭等。美国驻中国联络处副主任霍尔德里奇等也到机场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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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第二十二届国际红十字大会
我政府代表团团员田进等离京前往德黑兰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四日讯 我国出席第二十二届国际红十字大会的政府代表团团员田进等一行，昨晚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德黑兰参加会议。代表团团长、我国驻伊朗大使陈辛仁已在国外。到机场送行的有有关方面负责人毕季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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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海运代表团离京回国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四日讯 由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运输部国际合作局局长季米特尔·木塔夫奇耶夫率领的保加利亚海运代表团，与我国交通部水运局就两国海运协定问题进行商谈后，于十一月四日乘飞机离京回国。交通部水运局局长王保善等到机场送行。保加利亚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塔巴科夫也到机场送行。
代表团是十月二十七日到达北京的。交通部副部长于眉曾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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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蒙国境铁路联运会议例会结束
新华社呼和浩特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四日电 中蒙国境铁路联运会议例会于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四日在呼和浩特市举行。双方经过协商，签订了新的议定书。以采伦诺洛夫为团长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铁路代表团于今天下午乘火车离开呼和浩特回国。我国铁路代表团团长任发庆和代表团成员到车站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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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蒋介石集团继续出卖民族利益大量引进外国资本 台湾经济进一步沦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附庸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四日讯 台北消息：在内外处境重重困难的情况下，蒋介石集团为了维持对台湾的统治，继续出卖民族利益，大量引进外国资本，使台湾经济进一步沦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附庸。
据台湾报纸报道，近几年来，蒋帮在继续向外国大量借款的同时，进一步出卖台湾经济权益，以各种优厚待遇，乞求外国资本在台湾直接投资设厂，使外国垄断资本大举侵入台湾。
不久前蒋帮出版的《台湾统计手册》供认，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二年，外国资本家在台湾设厂投资达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比过去十七年外国人在台湾设厂投资总额还多百分之十六点五。到今年五月底止，外国人在台湾开办的工厂已达七百三十七家，分布遍及台湾全岛。在高雄、台中等地一些规模较大的加工区，几乎全部是外国的企业。据报道，在台湾的这些外国企业，大都是外国的加工工业，即外国资本家从外地运来原料、零件，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加工成成品，再运到国际市场上去销售牟利。台湾的经济学者描述这种情况时说，所谓“台湾工业”，实际上是外国企业“加工生产线上的一个低级坯”，台湾当地只是为外国垄断资本提供榨取超额利润的廉价劳动力。广大劳动人民用血汗创造的财富，都源源不断地流进外国资本家的腰包。据台湾一些报刊报道，许多在台湾的外国工厂，当年获得的利润就超过了投资。有的外国工厂，在四年间获得的利润就相当于投资的八倍。一个在台北的外国商务官员得意地说，在台湾办工厂“真是前途似锦，我乐于说，我们正在象抽水机那样抽取大量美元”。
据报道，在台湾的外国工厂生产的产品，当地民族工业一般也都有所生产。但是，外国工厂受到蒋帮给予的减免关税等诸多优惠条件，产品成本很低，在市场上处处与台湾民族工业竞争，使台湾民族工业遭受沉重打击。台湾《经济日报》报道说，台湾民族工业资金本来就很微薄，在成本很低的外国企业产品的竞争下，不得不忍痛削价出售，资金愈加困难。许多中小型企业“在倒闭的边缘挣扎”。不少企业“自生自灭，无疾而终”。例如，在台湾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塑胶工业，大批工厂从去年以来长期被迫停工、减产。许多中小型人造纤维工厂，也因成本高昂，相继停工裁员。一名电器公司的总经理谈到这一情况时说，“市场上的剧烈竞争”，使他“战战兢兢，唯恐自己步入万劫不复之途”。
在外国资本大举入侵的情况下，台湾农业也受到很大摧残。据报道，由于这些外国工厂在台湾占用大批良田，加上蒋帮的苛捐杂税，造成台湾耕地逐年减少，生产成本不断增加，大批农民负债累累。蒋帮“台湾省农林厅”供认，近几年，台湾负债的农户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有一百万农民为生活所迫流入城市，成为廉价出卖劳力的后备军。
蒋介石集团极力吸引外国资本大搞殖民地经济，还进一步造成台湾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蒋帮“中央银行总裁”俞国华承认，台湾货币供应额，去年年底较前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三，今年以来增加更为迅速，特别是五、六月份比去年同期增加达百分之五十左右。台湾《经济日报》在七月五日社论中惊呼，台湾货币供应额的增加，远远超出一般正规，抑制通货膨胀已属刻不容缓。今年以来，台湾社会上游资充斥，到处泛滥，使不断上升的物价宛如脱缰之马。面临这种严重恶化的情况，蒋介石集团慌忙在今年六月发行十亿元台币储蓄券，接着又积极准备发行面额一万元到五十万元、一百万元台币的五种“国库券”。一些台湾报纸忧心忡忡地说，这不是治本之道，难以挽救台湾经济恶化的悲惨命运。
蒋介石集团企图依赖外国资本，在台湾扩大生产，制造虚假的“经济繁荣”，对外维持联系，对内安定人心，结果只能使台湾经济更加殖民地化，从而激起台湾人民更加强烈的愤懑和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