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普通委员
——沈阳桥梁厂党委书记徐东发扬民主的二三事
沈阳桥梁厂党委书记徐东，发扬我党传统的民主作风，正确处理书记和“一班人”的关系，把自己置于集体领导之下。人们称他为“普通委员”。在不同意见面前
一次，分管农场工作的党委委员向徐东提出：到农场劳动的职工，与家庭分开生活，开支增大，应该按照旅差标准，发给补助。徐东觉得这是关心群众生活，听说兄弟厂也有这样做的，就点头同意了。后来，其他常委知道了，认为这样做既违反财务制度，又不利于职工思想革命化。就在碰头会上批评徐东不经集体讨论，错误地决定问题。同志们的批评引起了他的重视，感到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就会形成“书记说了算，委员一旁看”的局面。他作了自我批评，收回了原来的错误意见。随后，他和大家一起研究了改善农场伙食，减轻职工负担的措施。
徐东对别人的正确意见，能虚心采纳；对不正确的意见，他也认真听取，看有没有值得吸取的东西，不轻易否定。
有一件事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机电车间的厂房是三十年代盖的老房子，结构陈旧，不能走天车，上级早就同意修新的。党委研究这个问题时，出现了两种意见。一部分同志说，一九五八年修建的生产钢丝绳的厂房，一直没有用上，只要把里面稍加整修，就能利用。另一部分同志却不同意，他们提出：第一，这栋厂房的柱子只能承受十三吨压力。天车自重十吨，再吊五吨活，柱子吃不消；第二，光线不好；第三，地面高低不平，不好安装车床。而且上级早已批准修新的，只要研究个方案干就是了。
徐东老早就想过这件事。开会之前，他还和生产组算了一笔账：另建厂房，要花四十多万元，并且要停产半年。把闲置了十多年的房子用上，既为国家节省了经费，又不影响生产。他感到，前一种意见符合毛主席关于“勤俭办工厂”的指示。可是，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完全正确？主张另建厂房那几个委员的意见中，有没有值得重视的地方？他认真分析了那几个委员提出的三个问题，觉得不攻破这几道难关，这栋房子也确实不好用。想到这里，他提议到群众中去作一番调查，再作决定。
会后，徐东和党委其他成员一起，来到机电车间和基建车间，召开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的调查会，听取群众的意见。群众提出：天车可以用无缝钢管代替角钢，减轻自重；光线暗，只要把所有的玻璃擦拭干净，就能够解决问题；地面不平，可以重新平整。许多老师傅还强调说：“当家一定要学会理财，我们既要从有利生产着眼，又要考虑节约问题，搁着闲厂房不用，另修新的，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难题解决了，这时，徐东再次召集党委会研究，大家一致同意利用闲置厂房作机电车间生产用。
没过多久，沉寂多年的厂房里，响起了欢快的机器转动声。
听到有出入的批评时
有一次，党委为了进一步搞好领导成员的思想革命化，召开了职工大会，发动群众向党委提意见。
会议一开始，人群中站起一位须发花白的老师傅，大声说道：“我先放一炮！旧党委办农场养奶牛，吃吃喝喝，搞修正主义。现在咱们农场又养了两头大奶牛，你们可要警惕走旧党委的老路啊！”
老师傅的意见引起了在场群众的纷纷议论。了解情况的人说：“这老头儿，不了解情况瞎放炮，农场养的是大牡牛，那来的大奶牛。”
这条意见虽然不符合事实，但徐东却听得很仔细。他想起毛主席关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教导，认为老师傅语重心长，举的事例错了，但出发点没有错，道理也很对。作为领导不应当计较别人错了的地方，而应当认真理解群众的心情。于是，他仔细分析了老师傅的意见，觉得可以从中得出两点启示：第一，工人不了解农场情况，是因为领导既没有跟群众商量过办农场的事，又没有向大家介绍过农场的情况，这说明党委发扬民主不充分。第二，老师傅的意见给党委敲了警钟，提醒我们不要搞特殊化。这个问题自己过去想得不多，一方面说明自己对思想改造的标准要求不高；同时，也说明自己缺乏领导经验。这就要求自己彻底丢掉骄傲自满等思想包袱，真正虚心地向老工人学习，从各方面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事后，徐东把老师傅的意见一直放在心上。在一次党委会上，他建议发动全厂群众参加农场管理，使大家都来关心农业生产；要求干部，特别是党委成员保持艰苦朴素本色，不搞特殊化。
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
为了响应上级革委会关于技术革新、改造锅炉的号召，前年入冬前，厂锅炉房的同志把原来的手烧式锅炉，改造成了振动炉排式锅炉。但大冷天，锅炉总出毛病，气烧不上来，影响取暖。大家反映新式锅炉省煤是省煤，就是不好掌握。徐东认为工人的反映有道理。他想，为了稳妥起见，应当用一台作试验，另一台还是用手烧。在一次党委扩大会上，徐东先把自己的想法和工人的反映说了一下，就让大家发表意见。负责改造锅炉的革委会副主任不同意。他说：“改造锅炉是件新事物，那有一帆风顺的？”大家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争来争去，大多数同志认为，只要放手发动群众，革新一定能够逐步完善，坚持两台锅炉都搞新式的。听了大家的发言，徐东感到把旧式锅炉改成新型的振动炉排式锅炉，上级有号召，兄弟单位有成功的经验，本厂虽然还没改成功，但最后结果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试验下去，需要通过实践才能验证。想到这些，他觉得多数同志的意见也有道理，自己的意见是否正确，也无绝对把握，就没有再说什么。最后，党委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了决定。
散会以后，徐东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他进一步认识到，书记是“班长”，不是家长。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不能光停留在组织上服从，而要在行动上带头执行。这是检验自己党的观念强不强的标志。想到这里，他立即换上工作服，到锅炉房同工人一块劳动。
徐东和工人同志一起奋战了一阵，使革新部位又有了新的改进，但仍然没有完全过关，毛病还是经常发生，不能保证取暖。事实证明，徐东原来的意见是比较正确的。这时，有的同志埋怨不该把两台锅炉都改了。徐东感到这种情绪对维护党委团结不利，他没有以“正确者”自居，而是耐心地解释：“一种新事物往往要经历多次失败才能成功，认识一件新事物也难免有反复，可不能遇到一点挫折就怪这怪那呀！”随后，他又召集党委会，重新研究，作出了一台手烧、一台试验的决定。
本报通讯员
第3版()
专栏：一事一议
决议形成之前
不久前，在河南省南阳县惠庄大队的一次党支部会上，有位支部委员提议，要大队购置一套价值六百元的扩音设备。他说，开个群众会，对着麦克风，响起高音喇叭，这才“象个样子”。并说，他已经和有关单位联系好了，希望支部“果断”一点，马上作出决议，说办就办。
这位支委的话音刚落，就立刻引起了一场争论。多数同志认为，要实行经济民主。六百元的开支，数字不算小，应先征求群众的意见，支部不要急于作决定。但也有些同志说，这几年队里粮、棉产量不断上升，经济收入越来越多，一套扩音设备买得起。再说现在是党的一元化领导，只要支部作出决议就可以买。两种意见相持不下。
这件事究竟该怎样处理？他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等教导，把购置扩音设备的事交给贫下中农代表、生产队干部讨论，并通过他们广泛征求群众意见。贫下中农说：这几年，我们大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集体经济虽有很大发展，但和先进单位比，仍有差距，应当始终坚持“勤俭办社”的原则，压缩一切非生产性开支，把钱用到发展集体生产最需要的地方去。有的还尖锐地批评说，不顾生产而求开会“象个样子”，是摆排场、讲阔气的大少爷作风，希望党支部发扬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党支部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决定不购置扩音设备，把资金用于生产建设，争取今年粮、棉更大丰收，为革命作出更大贡献。党支部的这个决议，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和干部的热烈拥护。
本报通讯员
第3版()
专栏：一事一议
办事要同群众商量
惠庄大队党支部，在讨论买不买扩音设备的问题时，两种意见争论不下。后来，他们把问题交给群众，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很快统一了认识，作出了正确的决议。这件事充分说明，党组织必须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深入调查研究，听取群众的意见，才能使自己的决议和号召符合人民的利益，符合党的路线和政策，实施正确的领导。
有事同群众商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基本领导方法和基本工作路线。可是，有的领导同志，当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取得了一些成绩的时候，就往往自以为高明，忽视同群众商量，凭想当然作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决定，违背党的政策和群众利益，挫伤群众的积极性。
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一切工作，我们的各项计划，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的。要使我们的任务提得恰当，工作中不犯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的错误，就不能光从主观愿望出发，而必须同人民群众保持经常的密切的联系，深入地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情绪，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自愿的原则之下，组织群众逐步地开展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斗争。
我们一定要在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反动的唯心史观的斗争中，不断肃清“领导高明论”的流毒，坚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遇事同群众商量，以争取少犯错误，做好工作。
第3版()
专栏：
“干革命就要胸怀普天下”
河南省林业战线的一面红旗——禹县余王大队，在党支部书记王松献带动下，经过十年艰苦奋战，把一千多亩荒沙滩改造成果园、材林。如今的余王林场，已是果树一行行，泡桐遮日月，白杨参天长。
余王林场是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为了使林场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地成长，王松献带领群众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断批判和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一次，正当木材成批间伐的时候，一个自称是“采购员”的人，想用高价套购木材，带着礼物来找王松献。王松献气愤地说：“你想拿这当介绍信？我不接洽！”有人劝他说：“为集体多赚点钱怕啥？钱不咬手！”松献说：“钱不咬手？资本主义的钱，不光咬手，它还吃人哩！路线不对，给个金马驹咱也不干！”王松献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不管是谁，都不能动摇这个原则。他姐姐家要盖房，想到林场弄两根檩条，松献说：“社会主义大厦需要木材多着哩，你缓两年，等咱家里的树长大了，你随意挑。”他舅舅家要盖房，想到林场弄架大梁，松献说：“我帮你打坯，垒成实山墙，省根大梁支援国家建设吧！”今年春上，他家里的人用了林场的两棵小树苗，他知道后，就按牌价向会计交钱。会计说：“经你手育的树苗有十几万，哪棵树上没有你的手印？拿两棵树苗还用掏钱？”王松献认真地说：“咱只有育苗的义务，没有乱用的权利，过日子要多为集体打算。”
王松献就是这样的人，他把自己的工作，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联系起来。余王大队办电后，外地有人听说他们建立电灌站需要电动机，就拿机器来换木材，说什么“互通有无，双方有利”。王松献说：“以物易物，破坏国家计划经济，共产党员决不能干！”把这些人顶了回去。他经常对干部、社员说，无论办什么事情，都不能光图对自己有利，要首先看对社会主义有没有利。今年春上，几个生产队干部，想盖几间会议室。他们说：“今天的余王不是过去了，盖几间会议室有啥？咱一不向国家伸手，二不叫社员摊派，自己种树自己盖。”王松献严肃地说：“现在我们的树成林，粮满仓，难道只是为了余王大队？不！要为整个社会主义祖国，还有支援世界革命哩！咱们在哪里不能开会！”王松献的话把大家的心说动了，他们自觉把木料交售给国家。如今开会，晴天还在树园里，雨天还在饲养室。
余王大队就是这样，辛勤栽树不乘凉，身在林场节约木材，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林场的人员增加了，没地方住，王松献就领着大家盖了两栋简易房。去年秋天，他们住的两个破窑洞塌了，王松献就领着大家又打了四个新窑洞。他们千方百计节约木材支援国家建设。贫下中农称赞说：“松献想的远。”王松献说：“干革命就要胸怀普天下！”
本报通讯员
第3版()
专栏：
飒爽英姿女电工
一天下午，广州钢铁厂第二炼钢车间电炉刚出完一炉钢水，一声哨音，天车徐徐吊起了装满钢水的钢包。突然“啪”的一声，大钩停止转动，钢包悬吊在空中，人们的心弦顿时绷紧了。这时，只见一个矫健的身影，敏捷地攀上天车，迅速地排除了故障。不一会，大钩又转动了，钢水包平稳地落在平板车上，向铸件场运去……
“真险！如果不是亚英姐及时抢修，整炉钢水就要报废了。”工人们抹去脸上的汗水，热烈地议论着。这位被人们热烈赞扬的“亚英姐”，就是共产党员、女电工曾伯英。
曾伯英是去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以来，她以共产党员的五个“必须做到”严格要求自己，以极端负责的精神，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她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原来上白班。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改为三班倒。为了保证安全生产，多炼钢，炼好钢，每天一上班，她就束好工具袋，在炼钢炉旁转来转去，认真巡查线路，维护电器设备，常常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有时生产中发生了突然事故，她勇敢地进行抢修。工人们都说：“亚英姐当班，我们就放心了。”
有一次，夺钢战斗正在紧张地进行着，炉顶电极臂固定螺丝发生故障，如不及时处理，就会严重影响生产。这时，带病上班的曾伯英迅速拉下电源开关，一个箭步冲上炉顶的铁架上进行抢修。灼热的高温烤得她皮肤发疼，工作服也“丝丝”直冒烟，但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早一分钟排除故障，就能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多作一分贡献。她顶着呛人的浓烟，忍着火烤的疼痛，把损坏的绝缘螺丝更换下来，又一一把电极臂螺丝拧紧，使电炉很快恢复了正常生产。又有一次，刚出完钢，天车大钩突然失灵，钢包直往下溜，钢水溅出来，有些地方着火了。曾伯英面对险情，毫无惧色，勇敢地和工人们一起爬上天车抢修。她就是以这样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待工作。
曾伯英不但出色地做好本职工作，还帮助白班电工绕制各种备用线圈和其它机件，修理各班组用坏了的风扇、电灯等。有人见她身体不大好，劝她说：“‘分外’的事情，你就少干一点吧。”她回答说：“干革命哪能分‘分内’‘分外’，革命工作都是分内的事。”
本报通讯员
第3版()
专栏：
人民解放军某部一连党支部，发扬党的联系群众的作风，遇事同群众商量。这是支部成员李传光和战士们一起，边劳动边了解情况。
本报通讯员摄